# 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杨林党籍的决定

　　<(杨林)>

　　右派分手杨林原系本校普通班第十八支部学员。在本校反右派斗争中，第十八支部的同志们揭发了杨林的很多极为严重的错误，经过支部大会的批判和全校学员的批判、讨论，业已彻底揭露杨林的右派面目，第十八支部根据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和杨林的错误性质，已于支部大会通过决定将他划为右派分子并开除出党。党委会经过严肃慎重的研究之后，同意第十八支部的决定。这一决定已报请中央审批，中央征求了陕西省委的意见，得到了陕西省委的赞同，最后中央也已批准这一决定。

## 附：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普通班第十八支部关于右派分子杨林的政治结论

##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 (一) 简历

　　杨林，陕西省子长县人，现年四十九岁。文化程度高小毕业，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分学生。一九三零年二月参加工作，同年四月入党。历任陕甘红军支队中队长，县苏维埃政府副主席，边保司令部供给部长，盐务总局局长，旅供给部长，旅政委，一野后勤供给部政委等职。来校前任西北工程管理总局党委书记。在高级党校学习时期，任普通班第十八支部书记。

## (二) 主要错误事实

　　(1)恶毒地攻击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诬蔑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1、诬蔑一九四七年的土改运动，攻击党中央对运动的正确领导。他说：“一九四七年土改三查时搞得太过火了”，“群众要咋办就咋办”，“把不该斗的也斗了，农村中发生惨死现象”。他还说：“当时所用形形色色的刑法，就是桀纣时代也没有这些”。他又说：“东北土改发生偏差和少奇同志在土地会议讲话有关，听说高岗为此问题对少奇同志还有意见”。他还责备中央没有总结，未“向全党作个交代”，“在八大也未提”，借此来追究中央和少奇同志的“责任”。

　　2、为叛徒高岗抱不平，否定中央对高岗问题的正确处理。他认为：“高饶问题应该公布”。在核对事实和检讨中他承认说：“自以为高岗反对的是少奇，而少奇主持四中全会处理高岗问题，对高的错误估得重了，帽子大了，逼得紧了”。使高岗“回不过头来，不敢承认错误，以致自杀叛党”。他还认为“高岗的错误，中央负有一定责任”。同时，他又说：“高岗过去有功”，对其处理应“将功折罪”，因而认为中央处理是“太过火了”，企图为高岗翻案。

　　3、诬蔑中央基建方针“冒进了”，中央领导“一阵风”，有忽左忽右的现象。他说：“中央一冒，影响我们各个方面都冒了”。他又说：“一件事一下急起来，马上公布动员搞，过去又放松了”。如一九五五年要降低工程标准和造价，……陈云同志过去算过账，窝工费由建筑部门拿还是合算，“过几个月降低标准的劲又松了，结果造成了浪费”。他又说：“现在少奇说要动员家属回乡(家)，过去刘部长(刘秀峰同志)对我说过，少奇同志说：你调上海工人应该把家属搬来，盖一条象上海式的街房，他们就习惯了，都是你(指少奇同志)说的，我们怎么执行”。在工资问题上他认为：“也是‘一阵风’，也就是忽左忽右的现象”。他还攻击说：“周总理说上半年增加工资是对的，下半年国家穷了，不该增加工资了”。

　　4、埋怨中央布置任务太多，把自己工作中问题的责任归咎于党中央和国务院，他说：“我们搞建筑是主要的，可是中央给下边任务太多，中心太多，如增产节约、肃反、审干齐头前进，都是中央来的”。“自己忙的要死，还要受上级批评，下级也埋怨我们，我们是挨头子、受气工作，不是监察部门来找麻烦，就是报社来找麻烦”。他还说：“李富春、薄一波同志今春在西安又要反对‘大少爷’作风，我看首先要反对他们自己，这些事都是他们决定的”。在查对事实时杨说：“浪费这股风是从中央刮下去的，是上行下效”。他还说：“我们单位是矛盾的集中点”。“各部门互相扯皮，除由于本位主义外，就是各有各的制度，互不统一，这些制度大都是国务院批准的”。“这是政出多门，朝令夕改，各搞一套”。“国务院和国务院打架”。

　　5、为寒假路费问题攻击财政部。他几次向同志们散布说：“我们工资里没有包括路费的因素”，曾和个别同志说：“要不发路费就向中央闹，给中央写信，派代表请愿”。他见到财政部在报上公开检讨给高级党校发路费问题时，不满意地说：“这还不是耍手腕，这就是给关上门了”。在向中央和学校提意见时，他提出了应该发路费的八条理由来攻击财政部是“单纯财政观点”，甚至他还诬蔑李先念同志说：“他是老干部，当上副总理忘了老干部的苦处”。

　　(2)对党和国家的几个重大政策有严重的抵触情绪。

　　关于统购统销政策，他认为：“在执行中有过死过严的情形，西安市有的学生饿跑了，工地工人饿的睡不着觉，剧团演员下台后没有吃的哭鼻子，国家并不是没有粮食，却不让百姓吃饱，铁路沿线粮堆霉烂”。

　　他对中央规定的三反、肃反运动控制数字不满。他说：“中央规定要老虎数字，我有意见”，“肃反中也有指标，我不反对数字，但应有较大的伸缩性。我们局内肃反搞到的多数是历史反革命”。

　　他认为：“我们很多计划是按照苏联的办法搬来的”。并说：“你们铁道部(指同组铁道部的同志)、财政部多是硬搬苏联的一套”。

　　(3)对陕西省委“八大”代表选举不满。

　　他认为“陕西省委选举‘八大’代表时‘民主精神不够’”，并说：“我们这么大单位，省委也不照顾一下，代表候选名单是由主席团指定的，我们只是划个圈。”“我是组织服从，思想不通”。

　　(4)对中央决定留校整风，公开表示对抗。

　　学校传达中央指示留校整风时，杨在支委会上气愤地说：“提早结束是邓小平一个人决定的，留校整风也是邓小平一个人决定的，都是邓小平一个人决定!”他还说：“党中央和学校动员我们给中央提意见，提了意见回来就留下来整我们”。当学校发下整风参考资料时，杨表现了很大的抵触，曾两次提出要看学校给中央所作的原报告。他从整风反右派斗争以来一直抱消极态度，放松对支部工作的领导。

　　此外，他在一次小组会上还说：“三反时首先带头作检讨，新三反又要检讨官僚主义，反保守检讨右倾、保守，反冒进又得检讨盲目冒进。老干部总得挨整”。

　　(5)革命意志衰退。

　　在小组闲谈中他说：“我现在四十九岁了，盼望再活二十岁，最小的孩子二十一岁了，不管卖苦力、蹬三轮，也能谋生了”。在查对材料时他说：“我干了将近二十八年，象老骡子一样，力量出尽了，该让位了。现在学不进去，上进心不强了，有浓厚的暮气。但要求保持中灶待遇，走路不背铺盖”。

　　此外，他还说：“在评军衔时，我曾想到：自己转业了，不值钱了”。

## (三) 错误的根源

　　杨林在鸣放期间，表现了上述一系列的反党反中央的错误言论，是有其思想根源和社会历史根源的。

　　杨林虽然二十八年来，在党的长期培养教育下，为党作了不少工作；但是，由于他严重的个人主义思想没有得到根本的改造，把工作中的成绩归功于自己，认为党亏待了他。因而，他的居功自傲和名位思想就日益滋长和发展起来，常常表现了狂妄自大，以老卖老，自以为是，不是把自己置于党的领导和群众监督之下，而是把自己与党平列起来，甚至同党对抗。以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观点看待党的组织。早在一九五四年陕西省学习四中全会决议时，他所作的打油诗中，就有为高岗丑表功的内容，并受到过批判。他虽在形式上作了检讨，但思想上并未解决问题，反而认为中央对高岗的处理是从宗派和成见出发，这就完全走上了与党相对立的道路。

## (四) 对错误的态度

　　杨林对其错误的认识，虽然经过了一些反复，但从整个检查批判过程来看，他的态度还是比较好的，对土改和高岗问题作了基本的交代，承认了自己是党内的右派分子。值得指出的是杨林对其错误的彻底检查和认识还是不够的。

## (五) 结论

　　根据以上事实，杨林由于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发展，在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时，就完全站在右派立场上，在重大的政治问题和一系列的方针、政策性问题上，对党中央、国家领导人员进行了诬蔑和攻击。因此，我们认为，他是党内的右派分子。

　　为了巩固党的组织，纯洁党的队伍，根据党中央处理党内右派分子的原则，第十八支部支部大会全体同志一致通过，开除杨林的党籍。

　　 原载《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四)》，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