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慎之：思想旬报（第4号）

　　今天是1957年的除夕。晚上，看了半场《清宫外史》之后，我一个人坐在5个月来几乎夜夜厮守的办公室里，写今年最后的一次思想汇报。

　　再过两个钟头，1957年就要过去了。我还清楚地记得这一年对我是怎样开始的。去年此时，我在新德里，吃过年夜饭以后，也曾一个人坐在书房里，久久默坐，迎接新的一年的开始。

　　这不过是一个回想的线头。一年来的生活于我是太丰富了，变化是太剧烈了，教训是太深刻了，在我过去的三十几年中，没有任何一年给我的感受可以同这一年相比。

　　回忆首先是悲痛的、可耻的。堕落、犯罪、反党……想起这一切所带来的痛苦，常常使我不敢回头直视，然而这些却是铁的事实，它们已经永远地铸定在历史上了。

　　在回忆中，我再三地思索一个问题——这个不平凡，不可忘却的1957年于我到底是得呢，是失呢？我肯定，这应当认为是我大有所得的一年。

　　固然就我个人说，这回是栽了跟头了，随之而来的是失去了荣誉、面子、地位……，这些并非不时常刺痛我，然而从根本上说，我却是在这一年中受到了党的严峻的，因而也是最深刻的教育，我认识了自己根深蒂固的错误，我获得了新的可以充实生命的理想，认明了前进的正确的方向。这些我不能不认为是有所得，而且是大有所得。10月初，我同冷西同志谈话，他说“你这个人早摔跤比晚摔跤好”。“摔跤”了，然而“好”，我应当这样认识这一年来给我的教训，经过几个月来不断的思想斗争，我觉得我已经可以没有多大勉强地肯定这样一个结论。

　　“失”，当然是要失去一些，然而我过去所有的许多东西本来只是建筑在假象上，失去是应当。最近读到一本叫做《谈谈错误》的书，其中说：“一个人在犯错误以前，在他的身上已经存在有犯错误的思想根源，犯错误这件事情，只是在一定的时间和条件下，发展了这种错误思想，把这种错误思想暴露出来罢了。人基本上还是那个人，并没有因为他犯错误而发生根本的变化，只是在他犯错误前，别人对他缺少了解，以至于本人对自己也缺少了解，在犯错误之后，了解比较增加一些而已。”这本书上又说“从工作来说，把一个人的坏的思想根源暴露出来这点却有一个好处，因为这样就可以使自己和别人对自己有更加全面的了解，能够得到更好的使用和改造。”对工作来说，对党来说，揭露了我这样一个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的党员是一件好事。对我个人来说，揭露出自己错误的根源也同样是一件好事。一年来我并不是从无错误到有错误，而是从不知错误到知道错误，从纵容和发展错误到认识和纠正错误，这个过程只能认为是自己的收获。在这个过程中，自己受到了无情的揭露和严厉的批判，回想不免是痛苦的，然而那本书里也说“为了促使犯错误者的猛醒，批评有时有必要采取比较严厉的形式。这种严厉的批评，包括严厉的处分和工作的调动，挽救了不少的革命者”。党对我的严肃的斗争只能看做是深情的挽救。

　　这一年是怎么过来的？我长期不能有清楚认识，特别在7、8、9月间，我简直觉得如在梦中，许多自以为是正确的，而且自以为别人以至领导也认为是正确的东西，好像忽然都错了。无数的观念由对到错，由错到对，在我脑子里乱成一团，以至于我不断地自问“我是谁？我是什么人？”近几个月来，大是大非的界限是逐步清楚了，但是对这一年来形势的发展还是不能有深刻的明晰的理解。最近读了江华同志代表浙江省委所作的报告，使我得到了很大的启发。江华同志根据中央指示谈到了阶级斗争起伏的形势和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界限与交叉，特别对我有帮助。我的所以犯错误是有极深刻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的，是由于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长期没有改变而来的，但是触发我犯如此严重的错误的原因，都同苏共二十大以及十大关系传达以后，思想上夸大人民内部矛盾，抹煞阶级斗争有关，正是在这种思想认识的支配下，我思想上完全放松了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警惕，不以为它是丑恶的，反以为它是美好的而任其滋生泛滥，终至一发不可收拾。江华同志的报告指出了过去一年间阶级斗争形势的发展，总结了这种发展的规律，并且指出了将来可能有的发展。就使我对过去和将来都感到豁然开朗了。

　　准此来检查自己。那么过去的一年，正是党在政治上、思想上要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年，正是阶级斗争最激烈的一年，我不去服从党的这个要求，向资产阶级的进攻进行斗争，反而在党的内部，向党的背后射了一箭，就这一点说，实在是最卑鄙的行为，最严重的犯罪。

　　我也曾想自己“不过”是向往资产阶级式的民主，可还没有主张直接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政策，自己无恨于党，无爱于资产阶级，好像也不是那样直接地有意识的助资灭无。但是我现在想，即使把自己看得最好，把自己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看得最“超然”、最“中立”，自己的形象也不过是一个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劝打架的人，而自己形式上还站在无产阶级的营垒里，挂着共产党员的牌号，这个形象实在正是最可鄙可恨的形象。

　　让过去一年的种种在我脑子里一一展现，结论只能越来越清楚：自己是犯下了决不可饶恕的反党大罪！

　　犯罪的一年现在是过去了，迎面而来的是新的一年，我不知道等待着我的是什么，虽然我希望能到农村中去参加劳动。但是有一点我却必须砥砺我自己。拿自己今后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实际行动来赎自己的罪过。

　　回头看一年的形势发展得多么快！一年以前，我满脑袋装满了苏共二十大以后各色各样的修正主义思想，以为“苏维埃民主失败了”，社会主义国家今后不“革新”是“不得了”了，自作多情地怀着一副“忧国忧党”的心肠想这想那。曾几何时，历史证明“不得了”的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帝国主义国家。这不仅是在反右派斗争中以理论证明了的，而且是历史以事实证明了的。首先是苏联发射人造卫星的成功，改变了世界上许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是观感。我过去对苏联科学的理论水平（这特别是在知道苏联的“控制论”和电子学由于教条主义影响而落后以后）与技术的“精密程度”（根据我自己和一些到过苏联的人的狭隘的“观察”）是没有足够的评价的，然而斯普特尼克的上天与先锋的落地都完全否定了这种武断。不久以前，看到苏联作家协会书记苏尔科夫的文章说，有一位意大利作家告诉他，他本来相信《不仅仅是为了面包》里写的是事实，而现在人造卫星发射成功却使他认为那不是事实。今年年初，我在莫斯科，李楠同志告诉我，苏联党和批评界说这部小说写的不是事实，但是“读者”却“人人”以为是真情。我从自己的反党立场出发，虽然连这本书的内容详情也不知道，却也一个劲儿地相信，这些“读者”的反映。现在事实否定了我的荒谬臆测。我深感羞愧的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不能以自己对共产主义的坚定的信仰和透彻的理解来判断事物的真伪，却也要像那位意大利作家一样，要靠人造卫星来改变自己的看法。

　　其次是社会主义民主，我长久惴惴然以为这是没有解决的问题，然而现在历史证明它不但是早已在根本上解决了，而且又在中国的整风运动中得到了新的发展。由于我目前的特殊处境，我对于整改参加得较少，了解得也较少，然而在我认为最根本的一点我还是看到了，感受到了。在目前的大鸣大放中，一方面，群众并不是像我所想像的那样天然就有“暴民心理”，而是明大理识大体完全可以与正确的领导取得一致的。现在国际部的领导上的整改报告基本上得到群众的拥护就是明证。另一方面，领导要脱去群众的监督也是不可能的，群众在国际部整改中提出几百条意见，条条都得到答复而且必须得到答复就是明证。9月初，在对我的斗争开始的前夕，我在反省中开始悟到，社会主义政治生活的基本特点是人民的根本利益相一致。而现在我已经不仅在理论上推知，而且在事实中觉到了这一点。就我们目前的政治生活来说，实际上已经达到了民主理想的最高标准。而我所设想的“民主”实际上只可能是一种不堪设想的混乱。我觉得主席在莫斯科庆祝大会上特地提出我们的整风经验实际上是提供了一种对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与创造，虽然目前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还没有看到这种形式的民主生活，然而近一年来在苏联思想界所发生的许多事情也证明了社会主义的民主是在发展。一年以前，我实际上也有帝国主义者所叫嚣的“社会主义遭到危机”的想法，而现在全世界都能看到，社会主义并没有什么危机，只是帝国主义才遭到了危机。给我留下了永远的惨痛的教训是，我那份自以为是“忧党忧国”的“好心好意”，不过是一个不坚定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前进途中遭到暂时的困难与挫折的时候表现出动摇与恐惧，软弱与投降这种可耻的政治品质而已。

　　1957年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人说来，都是愉快的，思想上获得大丰收的一年，而对我来说则是悲痛的、耻辱的一年，然而我决不能长此自溺于悲痛与耻辱中，人民的欢乐与收获应当也成为我的欢乐与收获。透过一切的悲痛与耻辱，我也应该看到自己的收获与欢乐。我决心在1958年脱弃自己过去的错误而走上一条全新的道路，有党的帮助与指引，我是有信心的。

　　这十天来参加的集体活动比较多了一些，个人独处的时间相对地少了一些。在王飞同志在第二次整改报告中宣布精简机构下放干部的阶段即将开始以后，我不知为什么就产生了一种似乎很快就可以“下乡上山”的预感，心情因而多少有些浮动起来。我第一件想到要做的事情，就是彻底地清理了一下我在办公室和宿舍里多年以来积存的文件、资料、信札、书籍，把它们或退还，或清除，或销毁，剩下的就一一分类包扎储存。这花费了我好几个下午和晚上，到现在已大体整理就绪，自己感到可以说走就走，好像了却了一桩心事了。此外，张贻上星期因为风湿性关节炎发作，整整在家里躺了三天。为了照料她，也分去了我一部分时间。我原来准备在1957年的最后几天读一遍政治经济学，然后从1958年开始按照中宣部的规定，精读即将出版的社会主义教育文件，这个打算因为时间未能集中而没有做到。

　　张贻的病倒使我有了机会同她谈一谈。上周中有一个下午，因为办公室有人开会，我整整在家陪了她一下午，作了两个月来少有的一次谈话。在我目前的极度孤寂中，她每同我谈一点，都使我感到在思想上得到一分力量。她知道我这个时期来思想上最大的痛苦是想回到人民的队伍里来，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与同志们以同志相处，然而却又不能不处处意识到自己是“人民的敌人”，因而时时感到孤立，感到自卑，感到心情无法完全正常。她指出我尽管犯了严重的错误，尽管完全失掉了立场，但是在认识错误以后，仍然自以为“被认为是敌人”多少是一种“自外于人民”的感觉，她勉励我只要自己时时处处从人民的利益，从党的立场出发，对待一切，人们是会渐渐地把你看成是自己人的，关键不在别人而在自己，过去成为人民的敌人也不是人家而是自己造成的，现在要重新成为人民的一分子也不是人家，而是自己决定的。这些话给了我很大的温暖。

　　张贻对于我这一个时期来的思想上的反省检讨，也提出了孔子所说“言寡尤，行寡悔”，两句话来勉励我说到做到，这确是我必须牢记，必须力行的。

　　政治经济学没有读成。但是也读了杨来荣的《何物自由主义》和伯京的《谈谈错误》两本小册子，因为是小册子倒曾多读了两遍。第二本书给我的帮助特别大，我认为这是一本好书，在我犯了错误的1957年将终之时来读它，无异替自己这一时期的思想做了一番清理总结。我愿意以它的这一段话来永远自励：“对革命事业的发展最为重要的，并不在是否曾经犯过错误，甚至并不在是否曾经犯了重大的错误，而是能否改正错误，能否不再继续，不再重复或扩大已经犯过的错误。”一个多月前，我曾看过“仇恨的旋风”捷尔任斯基那句“如果我犯了错误，我是决不会原谅自己的”话给了我极深的印象。前两天又读到方志敏同志的《狱中纪实》。他也犯了错误，然而他不惟没有丝毫逃避掩饰之心，反而一心一意想向党检讨，受党的批评。我不敢把自己所犯的错误同方志敏同志的错误相比，因为在性质上，它们是根本不同的，但是我认为在决心革命下去，要求改正错误，要求靠拢党的这一方面，方志敏同志的态度是给我树立了一个崇高的榜样。坚决地正视自己的错误，改正自己的错误，无论如何也要把自己放在党的领导下，监督下，跟党走到底，在新的一年，我应当做到这一点。

　　 续成于1958年1月1日

　　· 来源：

　　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