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储安平交代: 在储的反动言论受到批评后　章伯钧安慰他为他安排退路

　　接着，储安平交代他和章伯钧的关系问题，他说，我和章伯钧的关系，比罗隆基要复杂一些。

　　去年１１月我在青岛，章伯钧给了我一封信，大意是谈各党派推我当光明日报的总编辑。希望我早日回京。

　　今年２月底我回到北京。３月间我去看章伯钧，当时正在举行政协全国委员会，他很忙，他说过几天约我和萨空了三个人谈一次。到了３月２０日，三个人见面说了，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是谈到光明日报的问题。当时初步谈了一下调整报纸的版面问题和取消一些增刊问题。

　　储安平说，在以后工作中，我是采取规规矩矩的态度向他汇报工作的。我于４月２１日、５月１９日、６月２日、６月８日一共向他汇报了四次工作。

　　章伯钧对于光明日报的意见有以下几点：

　　关于横排直排问题，他说恢复直排也可以。他又说也可以局部直排。后来与报馆中的同志谈过，因他们不赞成而未作正式意见提出。

　　他赞成报上多登一些人的新闻。他说“旧社会的报纸登载人的活动多，现在的报纸登得太少了”。他说了几句话，暴露了他的野心。记得是在我同他到报社的路上，他说“现在什么事都集中在几个人身上，报纸上只见到几个人的名字，这样国家怎能办得好呢？”他对于增加人的新闻很有兴趣，他指出要增民主党派负责人的新闻，实质上恐就是指他自己。这样的话，他和我说过两次。这一问题，在我所拟订的改进报纸方案中有反映。

　　关于国际新闻问题。他主张增加资本主义国家的电讯，如合众社、路透社的电讯。我在报上的国际新闻部分，反映了他的意见。

　　他对于我第一次向他汇报的报社工作，他表示同意，他说他支持我。

　　４月２１日后，我用信向他汇报工作一次，是谈到改版面，机构调整（人事不动）等。５月１９日，我到他家，因为人太多，没有讲。

　　６月２日，我的错误言论已经出来了，我因为报社的事去找他，他当时对我说：“你昨天的发言很好”。

　　我说：“要谈就谈大问题吧！不过放肆得很。”他说：“对，要谈就谈谈大问题，鸡毛蒜皮的问题就不要谈吧。”

　　第四次是６月８日去的。由于６月７日光明日报社内已贴大字报批评我，我当时还很迟钝以为这只是个人意见问题。到了６月８日人民日报已登出对我的批评，我看情况不能再工作下去了，不能不向章伯钧辞职，当时他同意留下了我的辞职信。

　　６月１２日（也可能是１１日）章伯钧来我家谈庆祝光明日报八周年问题，我已辞职，这些事本不要同我谈了。奇怪的是他说完了不走，我以为他是来安慰我，因为当时我的情绪很低。他问我说：“你的负担重不重？”我回答“不算重。”他说“有三种情况就困难，第一是身体不好，第二是名利心重了，第三是生活压迫。有这三种情况是非出来做事不可”。

　　当时我说，我的负担不重，孩子大了，名利心也不重。他说“你可以超脱一些，你年龄不大，可以多研究些思想工作。今天能够看到五十年以后的事的人还没有。”研究的题目是什么呢？章对储说：“现在中国共产党有几个困难问题，不能解决。１、农民问题；２、学生问题，很多学生不能升学；３、经济建设出了错误。他又谈到一千多万共产党员的安排问题，他说，原来是科员的，入了党要做科长，原来是科长的入了党要做处长（余类推），这个问题用教育也不能解决。

　　他又说，还有一件事，６月８日我向他辞职，是下午二时去的。当时他对我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人，有话可说。”

　　有次我听见他对别的人说：“那些假马列主义者、靠马列主义吃饭的人不行了，别人学会了马列主义了，他们反而不行了。”我体会是指民盟有些人。

　　关于光明日报的问题，储安平交代说：我４月１１日到报馆，当时思想里有十六个字，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以后又加上一个“放”字，鼓励大家讲话，鸣、放；其次是偏重独立自主，忘了党的领导；再次是全面改版，想办成个什么样的报纸呢？就是想要互相监督，对党、对政府批评，用旧民主的观点理解鸣、放。

　　这时，有人问储安平：在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稿，究竟那些人看过？储说：没有给谁看过，但是发言的内容和意思，我和罗隆基和钱伟长商量过。储安平还说，他认为他和章、罗之间的关系主要是思想有共鸣，是他到光明日报以后的一套做法刚好符合了他们同盟的野心。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7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