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袁永熙在1957年7月2日- 5日党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

　　编者按：下面是袁永熙在1957年7月2日——5日党委扩大会上的三次发言。在很多同志揭发出来他的大量的反党罪行面前，他在发言中不仅毫无检查和交代，没有任何悔悟的表示，相反，对於自己所进行的各种反党的阴谋活动，却百般抵赖；对於确凿的事实，他也明目张胆地否认。他的发言从头到尾到处是“我不是这样”“不是那样”“我要考虑”“要调查清楚”等等，把自己说成只是有些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右倾情绪。不仅如此，他还公然捏造事实，说什么关於“党委制这一步跨大了”、不同意在学生中“强调阶级教育”、认为党委“没有放的决心”等等问题都与蒋南翔同志等谈过，企图借此混淆视听，表明他是“没有违反组织原则”(其实几年来他几乎从来没同蒋南翔同志开诚布公地详细讨论过什么问题)。他并且竭力把党委对他所进行的原则斗争，歪曲地描绘成是个人关系问题，彷彿他从来没有在党内散布流言蜚语，进行分裂活动；而相反倒是无端受到领导的不信任，很受委屈。最后他甚至恶毒地威胁别的同志，说他也掌握一些别人的材料，“也要把别人澈底清查一下”。他这种不但毫无自我检讨精神，而且反咬别人一口的恶劣做法，只能暴露他是多么的不觉悟和缺乏正视自己错误的勇气而已。

## 第一次发言

　　同意党委对我的处理。我在写检讨。我承认我有右倾机会主义，自由主义，检讨还没有写完，先不谈。我要解答一下大家提的意见，但这并不等於不检查。

　　照大家的揭发，我好象是反党，有阴谋，两面派，希望调查清楚。我是不是拼命“放”，想混水摸鱼，别有企图，我也希望调查清楚。

　　说毛主席受压力，是我听来的。他们也有自由主义，应该检查。但我决不是造谣，也不是说毛主席要收。

　　说彭真的报告是压工人，是不是我这样说过，希望能把事情经过的详细情况告诉我，特别是周寿昌同志应告诉我，好检查，我想我不会一整风就变了，对工人阶级的感情也变了。

　　周寿昌说我同意他的看法。我们在路上谈过整风问题。我说要抓紧处理问题，现在洗洗澡有好处。周说谈了半小时。总共不过走到饭厅那样远，才十几分钟，他的看法怎样能谈那么多。当然我的观点是右倾的。某些看法，例如对肃反问题的看法，是错误的。

　　说1955年方针有问题，这样的话我没说过。

　　我承认我负责的单位犯了错误，我要负责；但是要具体分析，我应该负担多少责任。象政治课过去思想是否混乱呢?我1956年9月接手，是联系，不是做支书，到1月7日就走了，今年4月20日回来教课备课。四个月来我要负责，我没有抓紧。整风中政治课冯玉中、吴万永来汇报过情况，我说给你们提几个题目，你们去讨论吧：

　　①四门课改三门；②领导关系；③理论联系实际；④培养方法问题。

　　关於贴阮铭大字报问题，当时吕森决定不了贴还是撕，找了我，我也决定不了，就说去找校长，不是去将校长的军，不是耍什么鬼。我说党员受压力，是否组织他们战斗。吕森说：我对他说过你为什么也和党委一致，我没有说过。当时(6月10日)人民日报已出三篇社论，校长找了周维坦谈话之后，我已看出做法要变，吕森只和我说要找校长谈谈，未说写信，也没有谈阶级斗争，可以查查信是什么时候写的，我想将来也应调查清楚。社论我已看了三遍，我怎么会说：“你怎么也和党委一致”的话？常委会通过我是领导小组成员，但后来没找我开会，我是有情绪的，但我绝不会幼稚到这地步，要把党委弄垮，也不会想把南翔同志轰走吧。

　　我是不是两面派，反党分子，要求调查清楚。我以后要停止组织生活，只有这个机会，所以我做一些解释。我一定要作深刻检讨。我对实验员、职工都讲过话，我究竟有多大错误，王震寰同志等可做证明。我关於肃反问题到顾永昌那里去参加过一次会，我讲了些什么，可以查查。我要求找顾永昌谈谈，是否我否定了肃反。对电机系、政治课我该负多少责任，要调查清楚。我个人有右倾，有错误，我都要检查。李致中问题我不是一直同情他的，我感到处理太重了，不给他找工作，何东昌也有同感。童诗白爱人和我同学，因周总理找留美生，童诗白等就因为李致中问题不去，他们约我去谈李致中问题，我说你们太同情他了。我们有法纪。谈得不愉快。在饭桌上我和瞿履谦说过要和李致中谈谈，也和他吵过。同桌的还有一位女同志也同意我的看法。我是坚持原则的，大家尽量揭发好了。我不是两面派，希望调查，我不会一下变得这样坏。我该有多大错误就承认，即使将来开除我的党籍也知道我的错误是什么。

## 第二次发言

　　我同意党委决议和南翔同志的分析。大家提的批判和材料对我是个帮助，有些将来还应核对，对我的批评有些我还想不通，因我现在只是认识到这个程度。离开党以后，我还要严格要求自己，拿党员标准要求自己，还能作些事情，甚至作些体力劳动工作。

　　整风中我有严重右倾，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对党委是不信任的。至於说我违抗党中央，有目的破坏党，搞小圈子，搞党，我还要考虑。我的思想活动，长时间来受个人主义支配。1949年受处分后，常为自己的问题考虑，对自己错误开始不认识，以后逐渐有了些认识，后来让我重新入党，我感到党是宽大的，以后还是努力作了些工作。到清华后比以前更开朗了。是否我在主观上要搞垮清华党和有意跟南翔同志对立，不是的。我个人主义考虑是从党代会不做党委书记以后，个人考虑更多些，我想搞学问，想一方面做校长助理，一方面讲课。党不要我作书记，我是接受的。到了整党之后，大家已揭了一些材料。但我是否有组织、有目的在破坏，大家还可再拿些材料来证实。我是想解决和南翔同志的关系问题，但不是想把他轰下去。在方针上说我和南翔同志是两条路线，我还没有想通，党代会的报告代表我对工作的看法。当时我愿留在清华，但我对南翔同志有意见，我感到南翔同志对我不信任，现在看这种看法是不对的。从俞时模问题到党代会，感到问题一尖锐就是我和南翔同志的关系问题，感到南翔对我是有很大意见，因此产生不愿留在清华，但自己又考虑能有个安适环境，念念书，行政上也有个名义。整风开始时，我以为大家都检查一下思想，以后团结会好些。对整风我也是怕放乱的，我感到一个是放透，一个是放稳。从我个人主义上说，是否要把南翔同志弄走，钱上台我就满意了呢？我不是这样的想法，大家不相信可以。我也担心放了后怎样能和风细雨。南翔同志提粗风暴雨时我想找南翔同志谈，没找到就和何东昌谈了。这样看我是否是两面派呢。同学贴了大字报后我是否兴致很高？看了北大大字报，我的情绪并非这样，我认为过一个时期收集些材料好整风。南翔同志报告后同学们感到满意，我很高兴。当时我对党委是不够信任的，每次开会，汇报之后就完了，我是有意见的，我说开会到夜里两点，是说汇报后研究工作到两点，而不是给党委提意见到两点。当时我不是不理解中央政策，而是片面，我以为南翔同志不愿放，我也和南翔同志谈过，后来南翔同志报告还是主张放了。到后来几个书记开会，我没有参加，我摸不到底，我有意见，当时我有敏感，是否对我不信任，这段时间我更谨慎，我有顾虑。宣传部整风前后去的多些，我是否要抓个新清华和宣传部，不是的。上吕森那里去过几次也不是很多，只是说现在要谨慎点。这个时期我比较沉闷。和周寿昌那天是偶然碰上。我是否是个白脸，在搞反党活动，大家可以想想。我后来又有一种敏感：是否要故意“放”乱，然后说“放”是不对了，是否说过要搞名单我记不得了。对实验员开控诉会我不同意，南翔同志也同意这一点。对实验员我绝没有点火，我是希望他们平息下来。我听说工会要开会，我问李恩元，后来南翔同志说揭发人事问题，你也去，后来胡健同志也去了。会后李欧问我你看会开的怎样，我说不太好，是在煽动情绪，我还说你可别贴我的大字报啊。我只说这样不解决问题。政治课乱的问题我和艾知生谈过，艾知生还可以想想。我强调边整边改，算不算点火?等人民日报社论出来后，直到彭真同志报告，我逐渐明确了。事前对彭真同志第一次报告我体会片面，当时也并未提出阶级斗争问题，大家还可以揭发更多的材料，看看我是否是点火。我对整风领导是有意见的，有情绪的，这些意见我承认对郭道晖和吕森有影响，我这段接触的人并不很多，只有郭道晖(整风前后)和吕森，再就是周维垣和周寿昌。我和郭道晖以前关系不密切，在写党代会报告时和郭一起搞。后来管政治课和郭接触较多。政治课和宣传部关系不好，我处理是采取调和态度的，我认为郭、艾支持宣传部。那时宣传部并不和我看法一致，我劝郭道晖对宣传部同志谈谈。“再论”学习时宣传部要我讲讲学生提出的问题，我说我没学好。后来我到颐和园学习去了，有时回来到宣传部谈谈，讲过少奇同志外出讲的话。康生同志的报告是在党校看到的，是否是和“我的忧虑和呼吁。”一个心情可以研究。我是有自由主义，我没有讲过中央有分歧。周寿昌讲南翔同志有一条路线，而我还有一条路线，我认为有材料可以揭发。整风开始我是和郭道晖常谈谈，有时还有何介人，我绝没有什么密谈。我散布过一些对党委不满，也谈过政治课的问题，我发觉我们有共同的地方，但并不是想通过郭抓住宣传部和新清华，我连新清华都没有订。至於其他一些话如鸣放委员会，党员应该参加，开辅导员会让他们提意见，这些思想我都有。关於查清一些人的历史不算肃反成绩这句话我没说过。我对郭道晖有影响，但我是否有密谋，抓住郭道晖搞宗派活动还要研究；我发现好多思想上有右倾的如陈英、周寿昌等，但我没找他们，这怎么说是宗派活动。在常委中我只抓住了个别人就能反党吗?说我破坏党我还要想想。我对整风的领导有意见，散布过，但是否就是要把清华党搞垮，呼应钱伟长，这应再考虑。我有取得南翔同志信任的想法，我有病态的敏感，我希望南翔同志信任我。有一次我和刘冰谈的很激动，我想如果南翔同志真想搞我，我要战斗，后来很后悔，作过解释，我一直希望南翔同志能支持我，我病态性敏感很强。刘冰来后我不作书记不是对刘有意见，感到党的工作不能作了，我并不忌妒他，并不想把他搞垮我再来，我一直认为刘冰抓的很好，就是后来在学生工作上强调阶级斗争，我有不同看法，我不是到处散布而是和南翔，艾知生讲过。定一同志来我提了几点意见，这不是想搞垮党，绝不是。关於钱伟长围剿问题，我说有点。我和南翔同志讲过党委制这一步跨的大了，在学生工作上我和刘冰有不同看法，现在看我错了。建筑系那里贴了我一张大字报说我为啥不当党委书记，是否鼓励了我的野心，我不是这样，当然我心里高兴，但没有想到群众能拥我当党委书记。党代会时我并不是推卸责任，我还是说成绩是主要的，我很同意党内搞一次自由主义问题的坦白交待(周维垣说的)，使好多人把包袱卸下来，我知道很多同志说了些无原则的话，我掌握一些材料，我暂时不想讲。我犯了错误，思想蜕化，开除党籍我接受，开除我对清华党有好处，但也要把别人澈底清查一下，没有我的活动，清华也会有右派的进攻和党内的动摇，我认为不是开除我一个人就能解决问题的。我在民主革命时没过关，在监狱里没经得起考验，这次又犯了错误，但时间是长的，会过去的。党委决定我同意，南翔同志的分析我同意。至於小圈子、宗派活动、有目的有组织搞垮党，如写在决议上我保留。拿北大的材料压毛主席我没讲过，说彭真报告压工人我没讲过，彭真对工人的报告我连内容都不知道怎能说彭真压工人。说我是反党分子，两面派，大家可以揭发，是否就是这样我还要想想。关於俞时模问题，说我没摸，何东昌可证明当时是怎样情况。在运动中对领导不信任，错误是严重的，个人主义是严重的，开除是可以的。开除党后情绪会坏一段，但慢慢会克服的。几次会上我讲了一些，很不深刻。我的检讨和声明还是要写的。

## 第三次发言

　　我和钱伟长在整风期间接触过三次。第一次在整风开始，在党委召开的无线电系教授座谈会以后，我和他一直走到他家门口，谈过“党委制”。他表示不赞成“教授治校”，可是谈到旧清华的做法，他说当时设了许多委员会，每个教授参加一个。我说这些问题以后再研究。他又问起，你们对整风的看法一致吗？我回答他一致。他又问起，你们党内团结吗？我回答他团结。第二次是在南翔同志要去向同学广播支持出大字报时，他说：让学生出吧。以后谈起北大大字报。他还谈到他收到了几封反动信，并交给了我三封信(我已交给何介人)。第三次是在校长办公室，钱向我表示老教师应做学生工作。他还问我将来是否管行政工作，管不管学生工作，我说以后还想念念书。大致情况即如此。另外我的问题是个人主义严重，没有阶级感情；严重丧失立场，基本上帮助了资产阶级，将来我自己要尽量的澈底改。但我是否有目的策划搞党，大家还可考虑。我要求离开党或调工作前有问题想不通的时候有人帮助我。当然有些严重的问题大家还可揭发。

　　 来源：《关于揭露和批判右派分子袁永熙的材料》，“新清华”编辑出版委员会，1958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