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袁永熙的第一次书面检讨 　　编者按：在7月2日至5日的党委扩大会议揭发与批判袁永熙的反党罪行后的第三天，袁永熙把他的书面检讨送交党委会，要求将他这分报告随同党委会关於开除他的党籍的决定一起送交市委。在这分检讨中，他表面上也承认自己“在整风期间的言行，按其效果来看，确是一种反党行为。在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实际上起了配合的作用，从内部涣散了党的组织，损害了党组织的战斗力。”同时又竭力辩解自己主观上没有打垮领导的企图，和“取而代之”的想法，仅仅是“希望通过整风改善和南翔同志的关系”而已。但究竟他与蒋南翔同志间是什么关系?要如何改善？他却不加解释。袁永熙对同志们揭发他反党的重要言行故意避而不谈，对党委会开除他党籍的主要结论拐湾抹角地拒不同意，在很多关键问题上闪烁其词，实际上是为他翻案预留伏笔。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发表了关於他堕落成为党内右派分子的报道后，他还硬说报道失实，声称要给中央和市委写报告。 　　下面是他给蒋南翔同志的信和所谓“检讨”。 　　南翔同志： 　　现将我的初步检讨送给你，目前我心情很乱，觉悟又不高，检讨的极不深刻。 　　这次我犯了严重的错误，辜负党对我多年的培养和信任，也辜负你对我的关怀。不过希望本着治病救人的精神，给我以帮助。 　　49年我第一次受处分的时候，你的谈话对我帮助极大，这次也希望你能在适当的时候抽个时间和我谈次话。 　　此致 　　敬礼 　　 袁永熙7月8日 　　南翔同志并转各位副书记、党委委员： 　　这几天连着召开的扩大党委会，对我的教育意义极大。由於我还坚持着个人主义立场，还是考虑个人得失，不肯承担反党罪名，企图扣上严重的错误思想的帽子过关，因此在会上一直没有认真检讨自己的错误。在同志们严正的批评和揭发的一些事实的面前，经过这两天冷静的考虑，头脑多少清醒一些，深感自己在整风期间错误的性质是十分严重的，特别是我身为学校负责人之一，错误就更加严重。我在整风期间的言行，按其效果来看，确是一种反党行为。在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实际上起了配合作用，从内部涣散党的组织，损害了党组织的战斗力。 　　我对党犯了罪，完全辜负了党多年对我的培养和信任，仔细想来，十分痛心。我决心回到党的立场，丢掉个人考虑，重新检查一下过去的思想和言行，认真批判自己的错误。现在我将我的初步检讨交给你，虽然我已不是一个党员，希望你给我以帮助。 　　我在整风运动中所犯的错误： 　　(一)在我的思想中一直保留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王国。这一年还有所发展。整风开始，除了一般地了解整风意义，了解通过整风能够提高觉悟，加强团结，改进工作。我也夹杂着个人打算，希望通过整风改善和南翔同志的关系。我愿意在清华工作，认为南翔同志了解我，可是我知道我和南翔同志之间关系不好。因俞时模事件和党代会有了隔阂，南翔同志说，我们之间有原则分歧。我一直不能认识，我从个人主义立场看问题，就只能认为是否因为批评了南翔同志，就对我有意见，而自己只是能力不够，处理不当，看不到这两件事对学校所起的严重影响，而自己要负很大责任。现在想来，站在党的立场来看这问题，确是南翔同志的正确立场与我的错误立场的分歧，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应该自己改正错误，站在党的立场上来，这点不认识，总以为南翔同志有骄傲自满情绪，不肯接受意见。正因如此，所以整风开始，愿意强调运动发展基本健康，绝大多数意见是好的，强调虚心接受意见，边整边改。当右派分子开始向党进攻，却熟视无睹，仍然强调这些。这完全暴露我由於个人打算，站在个人立场，就不能看见形势的变化。 　　至於有的同志说我企图打垮领导，我仔细想，主观上是没有的。即使在右派分子进攻，群众右倾的时候，我也没有这种想法，因为当时我看不到这种形势，把群众觉悟估计过高，把校长对学生讲话的效果估计过高，并不认为局面已经很难收拾。虽然我主观上没有这样想法，可是现在看来，在那样紧急时候，在领导困难的时候，还压领导，这实际上就是向领导进攻，就是反党行为。 　　是否我企图乘机再负责党的工作，我认为在思想上是没有的。市委决定我不做书记以后，我认为再做党的工作不可能了，即使将来可能，发展也不大。今后我只有搞理论工作有前途(完全是个人打算)。在这一年教书过程又培养了这方面的兴趣和信心。刘冰同志这段工作，我的看法和了解同志们的反映都认为比我抓得紧，魄力大，学生贴出大字报着重在政治辅导员制度和肃反问题，而这些我要负责的。所谓黑名单，汇报思想的做法过去也有，不能说是什么缺点。至於贴出几张攻击刘冰的大字报，我虽然有个人主义的思想，可是的确没有使我产生“取而代之”的想法。 　　我承认当听到有群众夸我一两句，我是高兴的，以为自己过去工作还不错。这也反映我有立场问题，看不清这是受右派影响的群众，这是右派向党进攻的一种手法。 　　我回忆整风这段时间，个人打算的思想活动，就是这些。至於乘党之危，幸灾乐祸的心情，我愿继续挖掘，目前我还分析不出。至於我是否已成为个人野心家，我还没有想通。 　　(二)违背中央整风方针。这表现在右派分子已然开始向党进攻，中间群众开始右倾，由於自己没有站在党的立场，也就看不清当时阶级斗争的形势，当时承认有反动言论，可是强调“清华大字报比北大政治性少得多”，同时又着重提出边整边改、处理问题、研究问题、领导报告，这样实际上也就是认为清华不必强调反驳错误言论，削弱党对右派的战斗力。特别是5月20日听了彭真报告，由於自己的思想问题，只着重体会整风的必要、内外夹攻、放的不够、狂风暴雨转和风细雨这几部分。而对报告中提出的有右派观点，领导党员齐放争鸣，至於一般党员认为正确的，就可自由发表，最后特别讲了反对修正主义，反对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对这些就没有体会。直到6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出来，6月12日彭真报告以后我才明确认识，右派猖狂进攻，阶级斗争的形势。我不是一个普通党员，这样不敏感，不能用一般右倾思想来解释，只能说是丧失阶级立场，这错误是严重的。 　　还表现在6月初领导着重放，目的在放出右派，聚而歼之，当时我却责怪领导放松领导，怀疑是否要搞乱，怀疑领导不着重整党而要整错误思想。这时我反而怕乱，反对开肃反控诉会，甚至向李欧(当时不认识他是右派)说他组织的控诉人事室“三害”的自由论坛的方式不好，认为只能煽动群众情绪，可以有意见交工会。虽然当时我不知道这个阴谋，直到6月中旬看到“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才了解。可能陆定一同志来学校时曾讲“要放乱”自己没有体会。这也是违背中央整风方针。 　　(三)对学校领导不信任，学校领导一直坚决贯彻中央整风方针，由於自己违背这方针，所以总怀疑领导“放”的决心不够，没有直接向领导提出，却在背后向郭道晖、吕森、周寿昌谈过，在我不参加领导核心，我向郭、吕露出过不满情绪，虽然谈的人不多，也许只说几句，可是由於我在学校所处的地位，所起的破坏作用就很大。当时党内充满对领导不信任的空气，与我这种态度多少有关系的。 　　原来我认为这是一般自由主义的错误，现在认识这是损害党内团结的错误，在运动中尤其是一个不能宽恕的罪过。 　　(四)我所联系的政治课支部瓦解了，开始我以为离开三个月去学习，整风时刚接过来就大鸣大放，以为自己责任不大，可是现在想来，没有及时组织党员向错误言论战斗，没有阻止他们出向领导进攻的大字报，只以为怨气发出，引向讨论问题，即可扭转他们对领导的不满。这样领导是十分错误的，所以我承认这个支部的瓦解我还是要负主要责任。 　　我所联系的电机系总支有浓厚的右倾思想，吕森固然要负责，而我放松领导，没有和他具体地研究工作，又带给他一些右倾思想影响，所以我也有很大责任。 　　(五)在运动中我和郭道晖接触较多，有时在饭桌上谈，有时在饭后到他屋里去，大约三四次。他没有来找过我。记得除了一次只有我们二人外，其他几次都是有宣传部同志或何介人，都是漫谈式，记得谈过政治课教研组的情况，北大大字报整风情况等。我所讲的那些话郭所揭发的大体属实。我给他一定的影响，至少巩固了他的一些错误看法。虽然从没有对宣传工作或“新清华”发表过意见，但他管宣传部，这就影响了宣传工作。 　　我和吕森接触如他所交待的，参加他们总支会一次，讲了几句话，吕森已谈过。他讲告诉我要写信给南翔我毫无印象，只记得他说要找南翔同志谈谈，不知道信的内容，所以我不会说你怎么和他们一致了。吕森的右倾思想，我对他多少有些影响。我告诉他要少说话，实际也就散布了对领导不信任。 　　和周寿昌只谈过那一次话，内容见6月5日周寿昌发言记录最后一段(原话有出入)。只是他讲我说彭真报告压工人，我一直想不起我讲过。他受我影响很小，那次谈话可能巩固了他的一些错误看法。 　　和周维垣因住楼上楼下，在整风中接触比较多，我曾向南翔同志谈过他思想看法是混乱的，有时左有时右，他并没有接受我的影响。 　　这是我在整风运动中主要接触的一些人，我认为不能说形成了宗派，可是由於散布对运动的错误看法，又散布了不利於团结的话，所以也可以叫宗派性活动。 　　以上我列举了我在整风中的几项主要错误。我没有补充交待什么事实，因为同志们揭发我的言行已经很多，我一时想不起更多的。对所揭发我的一些话，有些我认为与事实不符，可是就能成立的，也足以补充说明我错误的性质。总之，在运动中我所犯的错误是十分严重的，给党带来很大的损失，尤其对负责干部应该要求严格，党委决定给我最严厉的处分是完全正确的。 　　这次犯错误不是偶然的，有它的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 　　主要是思想上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当党的利益和个人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个人主义思想就暴露出来。47年被捕犯了自首的严重错误，民主革命的关没有过去，究其思想根源，也是个人主义思想作祟。49年党对我所犯错误的处理是十分宽大的。可是自己从个人主义立场看问题，总觉得有些委曲，因此没有从处分中取得应有的教训。去年不做党委书记也是如此。这一年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有发展，这次整风运动中充分暴露出来。这说明我曾做了这么久的党员，资产阶级思想没有很好改造，和党不是一条心。 　　由於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经常患得患失，个人打算，在不如意的时候容易产生不满情绪。在49年受处分以后没有从中吸取教训，个人主义思想又表现为另一形式，缩手缩脚，敏感多疑，怕再犯错误。逃避矛盾，害怕斗争，因此对自己见解一方面自以为是，要求表现，一方面又害怕拿出来与别人争论，於是造成缺乏原则性，组织上自由主义的错误。 　　这种态度使领导不容易了解自己，在领导对自己有意见时，又敏感多疑，产生不满情绪，这样就经常和领导关系搞不好。 　　对这次错误当中，我深感有个人主义思想，又对领导有不满情绪，再不暴露，当阶级斗争尖锐的紧要关头，没有不跌大跤子的。 　　关於政治上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问题，我准备以后再仔细检查。我承认在各种问题看法上我经常偏右，如果领导抓紧，还不致出大毛病，如果自己独立作战，右倾毛病就容易暴露出来。苏共二十大以后，我一方面思想比从前活泼一些，一方面却也滋长我修正主义的思想。从这一年政治经济学讲课中在理论上这毛病还不显著，可是在民主问题上，我感到有些滋长。 　　在学校各项工作中我有右的倾向，是否已成为一条路线，我还要仔细检查。 　　以上是我的初步检讨。这检讨还是极不深刻。我承认我的错误严重，思想恶劣，可是有时自己又想，是否我已坏到这个地步，是否也有许多事实说明我也有好的地方，经过几天剧烈的思想斗争，我认识如果不消除这样想法，检讨就很难深刻，这还是没有站在党的立场，以个人主义的立场对待自己的错误。一个党员思想好工作好是应该的，而对错误绝不能姑息，尤其是自己的错误相当严重，根源相当深厚，不猛烈一击，很难觉醒，我感谢党给我的处分，这样才能痛改前非，将来再为社会主义贡献一点力量。过些天我还要再深入检查自己的思想，务必从这次错误中接受教训，不蹈过去覆辙，不再有委曲情绪，坚决肃清自己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重新回到党的立场上来。今后还要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我将深深记住你在会上的发言：“对待这次处分，不要考虑个人，抛开个人得失，服从社会主义利益，希望想通这问题，不要有衰退现象，来日方长，采积极态度战斗起来”。 　　如果你认为必要，我希望这份报告随着党委会关於开除我的党籍的决定一起送交市委。 　　此致 　　敬礼 　　 袁永熙一九五七年七月八日 ## ×　　　　×　　　　×　　　　× 　　我和钱伟长在整风期间接触过三次(上次会上已谈起)，现再根据我的回忆，把谈话内容写在下面： 　　（第一次：在整风开始，党委听取各系教授意见，在召开的无线电系教授座谈会以后，晚十一点钟我走出工字厅，他走过来，一直和他走到他家门口，在他家门口又谈了一会，大约谈了半个钟头。） 　　谈话内容：开始我问他座谈会怎么来晚了，他讲参加宴会欢送缅甸议长(？)，问到孟昭英的讲话，我简述一遍，以后话题转到“党委制”、“教授治校”的问题，他表示他不赞成“教授治校”，可是谈到旧清华的做法，说当时设了许多委员会，每个教授参加一个委员会，我问他有那些?他列举几个，我表示这很困难，教授那有那么多时间。他表示可少设几个。我说：这些问题以后再研究，现在整风，我们先听大家意见。 　　这时他问起，你们对整风的看法一致吗?我回答他一致。他又问你们党内团结吗？我回答他团结。过去有个俞时模，不安心工作，闹情绪，现在很团结。 　　这里我犯了错误，我应当根本不回答这问题或质问他，虽然当时我还不知道钱伟长是右派分子，可是这也说明我缺乏阶组警惕性，立场有问题。虽然俞时模的事校长在校务行政会议讲过，可是在整风期间提这事也是很大的错误。 　　只谈这几句以后就岔开，记得他又发表一通知识分子就是要尊重他们的知识，他们要求能传授知识。 ## 最后他谈到对齐小军爱人要转学清华附中，孔祥瑛(他的爱人)很有意见，今天下午职工座谈会她有病还要去，他劝阻了她，我告诉她下午座谈会上已听到附中同志谈起，我们可以了解一下。 　　时间很晚我要走，他看来兴致还高，说明天一早四点就要到飞机场，反正今晚睡不了了，再谈谈，我表示太晚了，和他分手。 　　第二次：校长和他开完会，匆忙走到党委会，钱在工字厅门口遇上我问校长做什么？我告诉他要去广播支持出大字报。他说：让学生出。我说已然出了一张，北大在贴，清华也会贴的。他表示这样那就贴吧。以后就谈起北大大字报，他问我看过没有?有些什么？我说看过，有些政治性问题。简单说了一两张大字报。他讲这我知道。以后他就谈到收到几封反动信，说：有一封是清华老同学写的，这人很有问题。蒋校长也知道。他送过黑名单，我是代表同学去狱里看被捕同学，有个看狱的露出来的，这人没有抓起来，现在人民银行，现在忽然写信给我，要和我谈谈，你是否通过党委调查一下这人情况，他要来我好对付。 　　由工字厅走到他家，他把三封信交给我(我已转交给何介人)，他说：这封信(指人民银行那个人)希望快办，从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谈话，我看有人要钻空子，以前也有交给何东昌了。他要我坐坐，因为中午要吃饭，我拿信走了。由工字厅门口一起走到他家，大约谈了不到十分钟。 　　第三次：确实日期已记不起，可能在周寿昌6月5日发言已在会上发出以后。一天中午我在校长办公室看公文，周寿昌和钱一起进来，周不久就走了，一进来钱就提到教师要做学生工作，我表示应该做。我说过去也做了，一、二年级都有班主任。他说老教师亦应该做，我说教授有没有时间是否愿做。以后他说，你将来就管行政工作，管不管学生工作，我告诉他以后还想念念书，下学期想听听周华章先生的运筹学。这和经济学有些关系。他说这需要数学，我说有时间也听听数学。后又谈到看古书，他介绍要研究经济学要看盐铁论等等。 　　最后他说，我总开会，兼职太多，以后也要多做科学研究。他要我向上面反映一下；是否去掉一些兼职，他说第一步已退掉三个，“新建设”杂志的编委，青联副秘书长，还有一个我已记不起。这次没有谈到整风问题，和他一起走出工字厅分手。 　　和他在整风期间接触三次就是如此。 　　 袁永熙1957年7月15日 　　（来源：原载《关于揭露和批判右派分子袁永熙的材料》，“新清华”编辑出版委员会，1959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