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向人民伏罪:费孝通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

　　<费孝通>

　　我向人民伏罪，继续揭露自己的罪行，也就是为揭露章罗联盟的阴谋作见证。

　　１、一九五五年下半年，我在中国民主同盟文教委员会工作。为了要发现知识分子问题，主张通过组织各种小型座谈会，邀请那些对党对社会主义心怀不满的盟员和所联系的知识分子，畅所欲谈，一吐衷曲，并采取不记名，不批评的工作方法。这项工作虽则反映了一些知识分子的黑暗面，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所起的危害性是极端严重的。①鼓励落后和反动思想在组织里露头，不加批判，得到滋长和蔓延。②影响中间分子。③很少邀请进步分子参加，隔离和孤立了进步势力。④不通过正规的组织生活来进行工作而采取直接由领导同志自由挑选名单，进行座谈，给野心分子利用合法组织，串联落后分子，搞阴谋活动的机会。⑤搜集了落后和反动意见，作为片面估计知识分子情况的根据，在盟的领导层中造成错觉，提供野心分子所需要的宣传资料，打动了他们利用这些知识分子作为他们政治资本的企图。

　　在这项工作的开始和进行中，曾多次在盟中央向章罗所把持的会议上汇报和请示，得到章罗的批准和支持，他们并且亲自参加了这种串联活动。在一九五六年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前一至二个月中，他们并指使要把这项工作作为经验推广到地方组织。我在这项工作中实际上执行了章罗联盟的“团结落后、争取中间、打击进步”的方针，并设计了实行这个方针的工作方法。

　　２、一九五五年年底，我到南京、苏州、杭州视察，了解知识分子问题，向这些地方的盟组织推广了上述的串联活动，发生了不良影响。

　　３、一九五六年政治协商会议中，为罗隆基那个挑拨党和知识分子关系的发言提供了资料和意见。

　　４、章罗指定我参加民盟第二届代表大会盟务报告的起草工作。这个报告虽则经过多次修改，但其中后来为右派分子所利用的几点，我当时是支持的：①首先列出“发挥潜力”作为盟的主要工作任务。“发挥潜力”就是提高业务水平，搞好岗位工作；而把“提高觉悟”，也就是思想改造，压在其次。②把联系群众作为任务提出，而且强调联系落后分子。③肯定了在各级组织的领导同志亲自参加下，开展对盟员和盟外知识分子的串联访问工作。④批评了不善于代表盟员和盟所联系的群众的正当利益和要求，提出意见和建议。以上几点在章罗的解释下成了以钻研业务代替政治学习，吸收落后分子扩大势力，上下串联进行组织活动，代表落后要求向党进攻。这些是在章罗指使和影响下写成的，把章罗的反动方针，隐蔽地渗入了民盟的正式文件，为他们的阴谋服务。

　　５、盟代表大会后，我去西南参加少数民族调查工作，国务院专家局要我到四川、云南顺便了解知识分子政策执行情况，盟中央也要我视察当地盟务。我把这两项任务结合了起来，通过盟员来了解成都、昆明若干高等学校关于知识分子政策执行情况。我又采取了上述工作方法，片面地反映了落后分子的意见。现在证明许多情况是不符合事实的。当时发言最多的那些人，现在大多已暴露是右派分子。这些人在那个时间受到了我的鼓动，开放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而且还影响了许多中间分子。我那段工作实质是为章罗阴谋埋下了火种，在落后分子中起了组织作用。

　　６、我在成都和昆明，在盟内宣传了我对于“互相监督”资产阶级本质的理解，并通过这两地盟组织进行了活动。当时我认为盟组织应当搜集盟员和所联系的知识分子的问题和要求，加以综合，分析和研究，提出具体建议向党和政府反映。在成都和昆明都这样做了，但采取内部汇报方式进行的。这种做法，在当时的条件下，就是盟内外都存在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且还有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对这些人所提出的意见不作批判，综合起来，其中必然具有落后和反动的要求，如果用盟的组织名义向社会公开或向党提出，那么盟不就成了一个代表这些落后和反动分子的政治组织了么？不就成了资产阶级政党了么？不是摆脱了党的领导了么？这不能看成是一个工作方法问题，而实在是一个政治路线问题。这种做法实质上是资产阶级在野党的做法。章罗看出了这个工作的本质，所以在今年五月里，不惜亲自动手，组织四个小组，采取这个方法的错误部分，来制定他们所需要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第一个科学纲领就是这样搞出来的，而且已经公开提出向党进攻。

　　７、从西南回到北京，今年二月，我在盟中央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表了极端荒谬的反党论调。这个发言的记录，我已在这次人代会小组会上自己揭发了。我当时认为知识分子问题主要是由于两个盖子没有揭开。这两个盖子实质上是：学术上没有开放唯心主义，政治上没有开放资产阶级民主。这完全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提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要求。这也说明了我对“百家争鸣”、“互相监督”两个方针的错误理解，暴露了我深藏心底，没有批判和改造的严重资产阶级思想，特别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和“民主”这两个问题，在进入社会主义的关头上，不但在思想上顽强曲折地表现出来，而且支配了我的活动。这些荒谬论调却为章罗所重视，反复宣传，并且加以发挥。

　　８、根据那个发言，我写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稿子曾经罗隆基看过，他怂恿我发表。这篇文章用了晦涩隐蔽的手法，传出了落后知识分子的心情，起了刺激和启导作用，把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情绪勾动了起来。更应当和章罗联盟的阴谋联系起来看，这篇文章确是一个开放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论向党进攻的信号。我接受并感谢李达、夏康农和杨东蒪等三位代表对我的批判和帮助。我应当进一步自己批判。

　　９、今年三月，民盟中央工作会议上，我提出了盟今后工作应当着重帮助盟员提高业务水平，通过业务进行思想改造的主张。实质上，是要以强调业务来抗拒或削弱改造，这是章罗联盟的一个基本方针。但这时，这种主张已不能满足章罗的要求，没有被会议所接受。章罗那时所提出的方针其实就是一个“放”字。他们要利用盟的组织到处点火。后来他们确是这样做了。我在这次会议的小组会上发言，主张盟应当发生“组织监督”作用，就是在政协或人民代表会议上，盟员应当代表知识分子发言，以盟的组织名义实行对党的互相监督。事实上，我是要求盟组织利用一切公开场合提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要求，影响社会舆论，离间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我曾支持罗隆基在上次政治协商会上代表知识分子发言，正是一个具体例子，说明了我这种主张本质是什么。我还供给罗隆基一部分资料和意见，虽则我有许多地方不同意他的发言的。我在苏州也用同样的主张影响了当地盟的组织。

　　１０、在上海文汇报，在中共所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在争鸣月刊，我一再反对取消资产阶级社会科学，要求予以恢复，并且要求及早安排那些改行了的旧社会科学工作者归队。这是资产阶级复辟思想的反映，而且已进入活动。以我个人来说，恢复社会学的主张是被文汇报发动起来的。

　　１１、在江苏视察时期，我进行了短期的农村调查，我从资产阶级立场和方法提出问题和建议，实质上起了反对和怀疑社会主义的作用。在所写的报道中，不但没有阶级分析，而且以强调缺点来掩盖党在农村工作中的成就。在某些建议中，更起了挑拨党和农民关系的恶劣影响。我还企图用这些资料，另行写成对外宣传作品，如果这样做了，可能引起的危害性必然更大。我的农村调查可以证明，不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是不可能正确反映社会实际的。因此资产阶级社会科学也是不可能成为科学的，我提出恢复旧社会科学的要求实质上是一种反动的政治要求。

　　１２、我在视察期间还在苏州和无锡两地盟员座谈会上提倡“大放大鸣”，鼓动他们大胆开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为章罗阴谋在这些地方点火。

　　１３、六月初刚从江苏回到北京，虽则只有几天工夫，我积极参加了章罗联盟的反社会主义纲领的讨论和起草。我并不是科学体制问题小组的成员，但参加了讨论，而且还为这个小组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这个纲领在光明日报发表时所附的短论，虽则并不是我所写的，但是我应当承认，我当时是具有这种看法的。我又参加了学校党委制问题小组的讨论，提出了削弱党的领导的主张。六月六日我和文汇报记者谈话中（并未发表）甚至这样说：“这次整风能不能解决这样一个问题：怎样创造一个条件，让大家都来挑起国家这个担子，把它挑到社会主义去？”这是要篡夺党的领导权的话，和储安平的“党天下”异曲而同工。这也说出了章罗联盟最终的目的，只是并不是挑到社会主义去，而是退回到殖民地的地位去。这揭露了资产阶级复辟的阴谋。

　　１４、我既然思想上、行动上已经成了章罗联盟中的核心分子，当右派分子利用党的整风猖狂向党进攻的高潮中，我刚回到北京，就参加了章罗联盟的重要活动。六月五日找到章伯钧门上，六月六日参加了文化俱乐部的会议，发表了时局紧张，对党不信任，同情肃反分子等言论和严重的反党情绪。这个会议为章伯钧这个野心家提供了错误的分析，使他得意忘形，跃跃欲试，觉得天下即将大乱，党已陷入困境，民主党派大有可为了。六月八日我又附和了章伯钧对人民日报社论完全荒谬的谰言。他把我说服之后，要我在和统战部谈话中转达他可以帮助党来收拾局面的话。我甘心地这样做了。事实了，我被他用来送了一封向党讹诈的口信。还不止此。六月十日我又被章伯钧叫去，他听到我说“言者无罪”的话，坚持要我去盟中央座谈会上发言，还想最后用我作他退却的掩护。我的罪行已达到了最高峰。我已站在章罗联盟向党进攻的最前线，我犯下了弥天大罪，叛国的大罪。如果不是党及时一棒子把我打醒，我不知道还会做出什么罪大恶极的事来。党拯救了我。

　　我这两年来究竟搞些什么？究竟为了谁？现在我已明白，我是为章罗这两个野心家服务，我是为资产阶级，那个已经死亡的阶级的阴魂服务。我危害了党，危害了人民。我是在章罗联盟的指使和影响下，利用民盟的组织，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走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路线，做下了一系列危害党，危害人民的罪行。

　　为什么我会犯下这样大罪？我现在还在深刻反省，主要是我自己没有放弃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抗拒党的教育，没有进行应有的改造，以致跌入资产阶级右派的泥坑，参加了章罗联盟的阴谋活动。

　　我痛恨自己的过去，我必须转变立场；我痛恨章罗联盟，我一定要和他们划清界限，一刀两断。我感激党为我们犯了错误的人，跌在右派泥坑里的人，敞开着翻改的大门，而且仁至义尽地教育我们。让我勇敢地投入这个门，走上生路，彻底改造自己，创造向人民赎罪的机会。

　　我清醒还不久，认识还不深，对于我的罪行和我的思想还要详细交代，深入检讨。今天只能向大会继续揭露我的罪行，为揭露章罗联盟的阴谋作证，向人民伏罪。我将继续反省，参加反右派斗争；在斗争中学习，改造自己，我决心接受党的教育，在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

　　 ---- 原载1957年7月14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