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第三次扩大会议的复查报告

　　1958年5月26日至8月5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总工会党组第三次扩大会议，对当时的领导人赖若愚、董昕等同志进行了批判斗争。全总党组向中央作了报告，刘澜涛同志代表中央在会议上作了发言，会议通过了决议。这三个文件由中共中央批发全党。《报告》、《发言》和《决议》都认为赖若愚、董昕等同志都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报告》还认定赖若愚、董昕等同志的错误属于“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性质”。除了赖若愚同志因病故未予处分外，董昕等同志都受到处分。

　　全总党组第三次扩大会议的三个文件，列举了赖若愚、董昕等同志的许多“错误事例”。现经复查，其中的主要问题实际情况如下：

## （一）关于反对党对工会的领导问题

　　《发言》、《决议》指出：右倾机会主义者却认为党只包括工人阶级的先进部分，但是它并不是因而也不能代表工人阶级“本队”；而工会却几乎包括了工人阶级的全体成员，只有它才是也才能代表工人阶级的“本队”。他们先把党置于工人阶级“本队”之外，然后把党的领导和所谓的工人阶级的领导分割、对立起来，恶意地提出：“不能说党可以领导，工人阶级不能领导的”。按照他们的说法，党的领导不能算是工人阶级的领导。很明显，他们所谓的工人阶级就是工会，所谓的工人阶级领导就是工会的领导。他们这些谬论的实质是：根本否定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由它来领导一切，指挥一切；至少也是要把工会变成同党分庭抗礼的组织形式。这就是他们进行一切反党活动的理论武器。

　　经查证：1957年11月26日赖若愚同志在《关于工会的作用与地位》一文稿中说：“工会和党虽然都是工人阶级的组织，但是两者是有区别的。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它只包括工人阶级的先进部分。它是工人阶级的领导力量，但是它并不是工人阶级的‘本队’。而工会却是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它几乎包括了工人阶级的全体成员，也就是说它是工人阶级的‘本队’。工会组织把工人阶级的先进部分和落后部分连接在一起，成为党团结本阶级和团结全体劳动人民的一个重要的纽带。”赖若愚同志的观点是正确的。1957年10月30日赖若愚同志的《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和领导责任》一文（未发表）中说：“工人阶级的领导，是通过它的政党共产党来体现的。我们可以说：党对国家的领导，实质上就是工人阶级对国家的领导，但是不能说：党可以领导，工人阶级不能领导。所以从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本队的关系来说，先锋队（党）领导着本队；从工人阶级和其他阶级的关系来说，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赖若愚同志既强调工人阶级是通过党来实现阶级的领导作用，同时又强调了工人阶级对其他阶级的领导地位。这个基本观点是正确的。《发言》、《决议》断章取义地把赖若愚同志的两篇文章中的片言只语凑在一起，歪曲了原意，并诬之为“反党活动的理论武器”，即所谓的“本队论”，是没有根据的，是错误的。

　　《发言》、《决议》指出：右倾机会主义者十分强调：党只从政治思想方面领导工会，党必须“保持工会在组织上的独立性，让它独立地开展活动”；“党不能直接向群众发出号召指示，党的各种主张都应通过党的组织和党员在工会组织中的活动来实现”。他们不是要工会中的共产党员也同其他方面的共产党员一样，绝对地服从党的领导，而是强调工会中的党员必须绝对地听从工会的指挥，服从工会的决议；如果党员不同意党委决议的时候，就应该“在党内开展争论，保留自己的意见”，并且“把这一情况向上级工会反映”。这样，他们实际上是要完全斩断党同群众的直接联系，从根本上否定党的领导。

　　经查证：赖若愚同志在1957年9月5日全总党组第二次扩大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当前工会工作的若干问题》的报告中说：“关于工会与党的关系问题”……“肯定指出工会必须接受党的统一领导，这里并没有否定了要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开展自己的独立活动。难道接受党的统一领导，就一定要否定工会组织上的独立性吗？工会的独立活动（或者组织上的独立性），只有当它在党的领导下的时候才有意义，离开了党的领导来讲工会的独立活动，那就是‘独立论’、‘中立论’，必须坚决反对。”这里说的工会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工会组织的独立活动，是没有什么错误的。关于“在党内开展争论”这段话，是赖若愚在谈到一个共产党员的工会干部碰到党委的意见与群众的意见不一致时说的。他的原话是：“在一般情况下，这情况是很少的。可是在个别党的组织中也难免没有错误。遇到这种现象，……在工会中工作的党员，一方面不能不服从党的决议，一方面又不能不支持群众合理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工会干部，特别是作为一个党员干部，更需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坚持原则的精神。属于党内的意见不一致，应该在党的组织争论，可是争论的结果仍然必须根据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服从和执行党的决议。当自己认为群众的要求是合理的和可行的，而党的决议是错误的时候，应该在党内充分申诉自己的意见，一直到党的上级领导机关和党中央，同时应该把这些情况向工会组织反映，……”这个意见是符合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没有错误的。

　　《发言》里指责赖等“右倾机会主义者大喊工会工作‘危机’，连续在工人日报发表《工会怎样对待人民内部矛盾》、《八千里走马观花记》、《西行纪要》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谈话和文章，不断给右派分子提供向党向人民进攻的武器”。

　　经查证：《八千里走马观花记》是李修仁同志随同刘少奇沿京汉线视察了十来个城市后向新华社记者的谈话。《工会怎样对待人民内部矛盾》是工人日报发表的对赖若愚同志答工人日报问。《西行纪要》是陈用文同志随赖若愚同志去西北视察后写的。主要内容是记述了赖若愚同志的一些讲话。这几篇文章都是反映了当时在提出正确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前后，工会工作和职工群众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意见。即使这些意见中有不确切、不全面的提法，也不应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根据。

　　关于“大喊工会工作危机”的伺题，是指工人日报上曾经展开过的“工会工作危机的根本原因何在?”的讨论。经查证，这一讨论是由于5月9日登了《八千里走马观花记》一文引起的。这篇文章中说：……当工人和行政领导方面的矛盾尖锐化以致用偏激的方法解决问题时，工人就把工会撇在一边去，工会失去了群众。工会脱离群众到这种程度，不是工会工作的危机吗？从5月28日起工人日报用“工会工作危机的原因何在”专栏，共登过9次通讯员的来稿，都是各抒己见，探讨形成“危机”的根本原因何在。比较集中的意见，是工会工作要关心保护职工经济利益和民生权利，担心工会脱离群众。这些意见是探讨工会如何密切联系群众的问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发言》认定这些文章和谈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给右派分子提供向党向人民进攻的武器，属于无限上纲，应于否定。

　　《发言》、《决议》指出：在1954年，他们脱离了当时党中央所提出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总路线总任务，不切实际地、自以为是地提出劳动竞赛的新阶段技术革新的口号，并且说这是工业生产中的‘个总要求和总方向。后来中央决定取消这个口号，他们初则多方狡辩，反对取消，后来又违背中央所指示的采取谨慎步骤、不泼冷水、以后不再提这个口号、逐渐使这个口号自然消失的精神，突然用广播形式

　　向全国宣布取消，有意制造混乱，阴谋激起群众对中央的不满。

　　经查证：技术革新口号的提出，是在吸取鞍钢搞技术革新的经验的基础上报告中央批准后提出的。《发言》、《决议》指责他竹)不切实际地、自以为是地提出口号，这是不实之词。后来中央负责同志指出这个口号不确切、不完善，决定取消这个口号。赖若愚、董昕等同志开始提出过不同意见，后来接受了中央的指示，在全总七届执委主席团六次会议上作出停止使用这个口号的决定，并由报纸和电台作了报导。但在取消这一口号之前，没有给省、市、自治区工会打个招呼，给地方工作带来一些被动和影响，这是工作中的缺点，这也不能证明是有意制造混乱，阴谋激起群众对中央不满！

　　《发言》、《决议》指出：在1957年12月工会召开八次大会的前夕由于他们主持起草的工会工作报告和修改工会章程的报告，完全脱离当时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势，完全脱离中央关于全民整风的方针，……中央做了根本性的修改。赖若愚等右倾机会主义者对此极为不满，认为工会的工作报告不能谈整风，……更为严重的是，当中央政治局为了加强地方各级党委对工会工作的领导，决定将工会的组织原则改为产业和地区相结合的原则之后，虽经中央负责同志对

　　（他们进行了多次说服教育，但他们仍然顽强抗拒，至死不变，并且在工会的会议上，公开警告大家，要谨慎不要轻易变动。这样，他们反党活动就发展到了顶峰。）

　　经查证：1957年12月工会“八大”工作报告草稿报送中央审查，当时中央个别负责人审稿时指出报告对整风运动写得不突出，后来作了修改补充，加强了整风问题。说工会“八大”工作报告完全脱离中央的整风方针，不是事实。关于工会章程中工会的组织原则问题，中央提出“产业与地区相结合”的原则，赖若愚同志开始思想不通，提出过不同意见。在中央明确决定后，他还是把产业和地区相结合的原则写进工会“八大”章程中去了。我们认为，对中央指示反映情况和提出不同的建议和意见，即使意见有错误，也是党内正常民主生活所容许的，不应视为反对党的领导。

　　综上所述，赖若愚等同志在工会和党的关系上发表过的一些言论，不是反对党对工会的领导。赖若愚同志对中央对工会“工作”的某些指示也有过不同意见，如技术革新口号、产业和地区相结合的组织原则问题，在一段时间内坚持自己的意见，但中央做出决定后他还是执行了。因此，不应把这些视为反对党对工会的领导。

## （二）关于向政府争夺权力、诋毁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发言》、《决议》指出：右倾机会主义者认为：在工人阶级执掌政权之后，工会就会有许多权利，而且它不可避免地要参与并且执行国家机关的某些职务，……工会的这种机能有日益增强的趋势。他们从这个谬论出发，在为工会“八大”起草工会章程的时候，曾经把听取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工作报告，规定为各级工会代表大会的一种权利，企图把工会变成为带有国家性质的权力机关，凌驾于政府之上。

　　经查证：赖若愚同志这段话是在党的八大发言中讲的，原文是：在工人阶级执掌政权以后，工会就会有很多权利，而且它不可避免地要参与并且执行国家机关的某些职务，如：制定工资标准、规定劳动定额、办理劳动保险事业、监督生产中的安全卫生状况等。工会的这种机能有日益增强的趋势。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工会参预制定工资标准、规定劳动定额、办理劳动保险事业、监督生产中的安全卫生状况等工作，这些都是必要的、正确的。在为工会“八大”起草工会章程的时候，对各级工会代表大会的职权的提法中，有个别地方不够恰当，经中央指出后，即做了修改。《决议》说赖若愚同志企图把工会变成带有国家性质的权力机关，凌驾于政府之上，是向政府争夺权力、诋毁无产阶级专政是没有根据的。

　　《发言》、《决议》指出：右倾机会主义者认为，必须特别强调工会同行政的“差别性”，否则，就是“一鼻孔出气”，就是否认工会还有存在的必要。……右倾机会主义者特别强调工会同行政的差别性，显然是为了扩大工会的“权威”，以利于增强其反党反政府的资本。

　　经查证：赖若愚同志在党的“八大”发言中说：在社会主义企业里，企业行政和工会组织的根本任务是一致的，这就是完成国家计划。决不可以认为行政仅仅是代表国家利益的，工会仅仅是代表职工个人利益的，这样的看法是不对的，可是由于工会和行政工作性质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因而在许多问题的看法上也常常有所不同。抹杀了二者之间的差别或矛盾也是不对的。赖对这个问题的阐述是符合实际情况、符合辩证唯物主义。不应当由此而推论出：承认工会与行政有差别性，就是为了扩大工会的“权威”，增强反党反政府的资本。

　　综上所述，说赖若愚、董昕等同志向政府争夺权力、诋毁无产阶级专政，是没有根据的。

## （三）关于修正工会的任务和作用的问题

　　《发言》、《决议》指出：右倾机会主义者却一再散布工会工作“今不如昔”，工会严重脱离群众，工会发生“危机”的论调，并认为造成这一结果的重要原因，是由于我们只管生产、不关心工人生活。因此他们提出：在工人阶级取得政权后，发展生产，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并不是工会独特的任务，……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工会的作用，就在于联合和团结全体工人阶级，保护职工群众的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大肆宣扬工会的“保护作用”。其目的是为了把他们自己标榜为群众利益的唯一代表者，而把党和国家诬蔑成官僚主义的化身。右倾机会主义者还认为，当职工群众同党、人民政府和企业行政发生矛盾的时候，工会就要代表职工群众，到处“奔走呼号”，不惜“碰得头破血流”，向“官僚主义”进行斗争，发挥所谓“调节作用”。按照他们的说法，向“官僚主义”进行斗争，实际上就是向党向政府斗争。……

　　其实质是借发挥“调节作用”之名，把工会凌驾于党和政府之上，同党和政府对抗。

　　经查证：赖若愚同志在党的“八大”发言讲到工会的独特任务的原文是：

　　工人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最根本的任务是努力发展生产，不断地提高生产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几年以来，广大的职工群众以国家的主人翁的负责态度对待了这个伟大的事业，高度地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正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能够以比较快的速度向前发展的基本因素。在这期间工会做了许多工作，起了重大作用。可是，我们可以这样提出问题：在工人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发展生产，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并不是工会的独特任务，而是所有党的组织、国家机关、经济机关和全体人民的共同任务。那么在实现这个共同任务的斗争中工会究竟有什么作用呢?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工会的作用，就在于联合和团结全体工人阶级，保护职工群众的物质利益和民生权利，并且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影响、教育广大的职工群众，使广大群众和自己的先锋队紧紧地联系起来。在群众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日益提高的基础上，发扬中国工人阶级艰苦奋斗、克勤克俭的传统，以创造性的劳动和负责精神，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生活。这样的工会，才称得起是共产主义的学校。

　　赖若愚同志的这些观点是正确的。断章取义地予以批判，是错误的。赖若愚同志在讲到工人同党、政府、企业行政发。生矛盾时，是强调工会要“关心群众的疾苦”，要反对官僚主义，对群众的正当意见和要求，应当及时地向有关方面反映，并求得及时地合理地解决。“强调工会不要脱离群众”，以免群众在闹事时把工会撇开，使工会不起作用。但与此同时，赖若愚同志也反复强调，群众意见并不一定经常正确，或者完全正确。对群众不正确的意见，工会应当说服。“强调”工会在任何时候，都应当加强对群众的政治教育工作，……要教育群众，使他们认识到今天搞生产是为了社会主义，……一举一动，都要对生产有利，不要妨碍生产。要教育职工遵守劳动纪律，……有问题应该采取商量的办法来解决……所以把赖若愚同志这些言论当成是要把工会凌驾于党和政府之上，同党和政府对抗是错误的。

## （四）关于歪曲党的群众路线，崇拜自发的工人运动问题

　　《发言》、《决议》指出：他们认为，工人根据党的路线、政策来进行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就是“运动工人”；工人离开党的路线、政策而根据自己的意愿来自由行动，才是“工人运动”。十分明显，他们把党的路线政策同广大群众的要求对立起来，只要自下而上，不要自上而下；只要民主，不要集中，从而根本否定了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离开了共产党的领导，哪里还会有群众路线呢。

　　经查证：1957年5月24日赖若愚考察太原、西安、兰州的工会工作后向中央的报告说：工会很少根据群众的意见和要求进行工作，解决群众迫切要求的问题，而是单纯地依照行政和党委布置的工作向群众“贯彻”。不错，行政和党委布置的工作，也是需要贯彻的，但是如果把群众的要求漠然置之，群众对自上而下贯彻的工作就不会感兴趣，群众就不会把工会看做是自己的组织。陈用文同志写的经过赖若愚同志审阅并修改过的《西行纪要》中说：现在基层中的工作，从上而下的贯彻、保证的多，而把群众的意见、要求集中起来的少。……根据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办事，又由群众中涌现的积极分子去办，这是群众运动；相反的，不按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办事，只是自上而下的要求贯彻什么，保证什么，那就成了运动群众。十分明显，赖若愚同志的这些观点，同毛主席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教导是一致的，是符合我党历来的群众路线的精神的。赖若愚等同志针对有些工会干部忽视群众路线的现象，强调工会要注意深入群众，自下而上地做好工作，是正确的。不应把这说成是歪曲党的群众路线，崇拜自发的工人运动。

## （五）关于进行严重的宗派主义活动，破坏党的团结和统一的问题

　　《发言》、《决议》指出：他们为了实现要当“工人领袖”的卑鄙欲望，就采取了许多狡诈的权术和阴险的手法，进行严重的宗派活动，破坏党的集体领导原则。他们在工人中，横行霸道，无法五天，许多重要问题不经党组讨论就擅自决定，自立山头，自成体系，……他们在干部政策上，不是以党的原则为标准，用人唯亲，讲究深交，顺我者重用，逆我者排斥打击。右倾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者有自己的“五虎上将”，有各种各样的所谓“专家”和“能手”。更严重的是，他们对于一些反革命分子、自首变节分子、右派分子以及其他坏分子，长期引为知己，包庇袒护。像陈用文、秦达远这样的坏人，却被右倾机会主义者认为是有理论、有文化、能写能干，当作知己心腹，长期委以重任，放纵他们肆意进行反党的破坏活动。

　　经查证：赖若愚同志在主持全国总工会工作期间，每年工作计划、工作总结，召开大型工作会议和一切重大工作问题，都经过党组讨论做出决定，并及时向党中央请示报告。赖若愚、董昕等同志没有结帮拉派的反党宗派活动。现已查明，陈用文同志不是右派分子，秦达远同志不是反革命分子。因此，所谓包庇坏人重用坏人也是不存在的。

　　《发言》、《决议》还着重指出：赖若愚等右倾机会主义者不只在政治上抗拒党中央的领导，在组织上也是极端的无组织无纪律。……他们散布各种各样的流言飞语，恶毒地诽谤党的领袖和中央的许多负责同志。

　　经查证：这方面的问题，主要是根据个别同志揭发赖若愚同志的材料，后来揭发人多次提出申诉和检查，说明这是在强大压力下揭发的，许多材料不是事实。因此，不应作反党的根据。

　　1978年10月11日，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中国工会第九次代表大会的致词中说：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中，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直占主导地位。六次劳大和工会七大、八大所规定的工人运动的路线、方针、任务是正确的。全国总工会和各级工会组织在党的领导下做了许多很好的工作，对全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纵观赖若愚、董昕等同志在全总工作期间的情况，他们是努力按照毛主席的工运路线努力工作的，主流是好的。工作过程中赖若愚、董昕等同志提出了一些探讨性的主张和意见，多数是对的；有些意见不确切、不完善，这是前进过程中缺乏经验，很难避免的。但有时在出现不同意见时，与有关部门和地方同志商量不够，也有对中央负责同志自由议论的缺点和错误；但所有这些都不足以构成严重右倾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错误。全总党组第三次扩大会议所做的这些结论是错误的，是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受到批判斗争和处分的同志应予以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第三次扩大会议问题复查小组1979年6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