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新观察”杂志社支部党员大会关于开除戈扬党籍的决议

　　<(戈扬)>

　　戈扬，女，四十一岁，江苏省江都县人。个人成分学生，家庭出身地主。一九四一年六月参加革命，同年八月入党。曾任新华社苏北分社、山东大众日报、山东潍坊日报、新华社华东总分社、解放日报北京办事处主任、采访部主任等职。一九五○年任新观察杂志社主编。

　　近年来，戈扬参加过多次政治运动，但每次她都以“左”开始，以“右”结束。她的机会主义思想是严重的。一九五六年肃反总结时，她的右派思想已很明显，到一九五七年整风运动中，戈扬就更进一步堕落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反右派斗争中，新观察编辑部前后开过十—次会议，对她的反党言行进行了严肃的斗争，根据所揭露并查对属实的材料，戈扬的主要反党事实如下：

　　五六年十月肃反总结时，戈扬附合右派分子黄沙、张凤珠等人对肃反的攻击，否定肃反的成绩，认为肃反不应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她说：“如果苏共二十次党代会早开半年，我们可能不用这种方式搞肃反运动了。”又说：“民主人士曾对我们的肃反提过意见，中央没接受，出了偏差，现在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口号，是党的自我批评。”不仅如此，肃反总结会上，正当作肃反工作的同志遭到恶毒的攻击之后，她还诬蔑说：“党员过去拿政治唬人，今后可不行了。”

　　整风运动中，正当社内外右派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戈扬显得很活跃，曾经有一次在编辑部的很多人面前说：“过去历次运动，我都是战战兢兢怕犯错误，唯有这次反教条主义，我是心情愉快的。”又说：“教条主义束缚人，过去作一个党员，不是当疯子，就是当死人，心里话只能在自己房里讲讲，进办公室后就不同啦!”右派分子黄沙说：“思想改造是科学问题，现在却动不动就查祖宗三代。……”戈扬立刻拍拍地主家庭出身的谢光昭(亲属中有人在一九五一年镇反时被镇压)的肩膀说：“咱们这些地主出身的人，体会就更深刻。”这里不难看出：戈扬坚持自己剥削阶级立场，抗拒党的思想改造是多么剧烈；她所谓的“教条主义”，实际就是马列主义，就是党。这一点从她的另外一些反党言论里可以得到证实：她在反教条主义的同时，一再表示她自己过去就是一个严重的教条主义者，原因是她参加革命的二十年，正是斯大林当政的二十年。她还对黄沙说：“文化界有三害，就是周扬、钱俊瑞、陈克寒。”

　　她认为官僚主义是产生于社会主义制度，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也是产生于社会主义制度。她说她自己就是一个官僚主义者，但是另外的人处在他的地位，也不免要犯官僚主义，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从制度上改变。黄沙说：“资本主义有一套完整的机构，把什么人按上都不会犯官僚主义。”戈扬对这话很赞赏。黄沙说，有人说内务部本身就是官僚主义机构。戈扬也很称赞，胡考要黄沙把它写成文章，戈也同意。

　　戈扬站在她的反党立场，把反党美其名为“有独立思考”，诬蔑执行党的政策，坚持党的原则的同志为“没有独立见解的人。”她说：“我过去净作听话的党员，今后对谁的话也要独立思考一番，就是对中央负责人的话也不例外，因为党也是会犯错误的。”

　　由于戈扬已堕落成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同时她又担任着“新观察”主编这样重要的职务，因此，在工作中对党起的破坏作用也是严重的。从五六年十月肃反总结以后，她就公开在群众中打击那些坚持党的原则的党内外老组长，说他们是“教条主义者”，是“老狗拦路”，使他们难以进行工作，后来就更进一步借故把他们从工作岗位上调开，使他们无职无权，或干脆调出去。而另一方面，她又大力扶植右派分子黄沙、龚之方、张凤珠和有右派思想的朱行、卢盛法等，说他们是“先进派”是“新生力量”。就这样，新观察的右派在她的支持与鼓励下，在编辑部形成了一股有力的反党逆流，便刊物向右倒，越倒越深，发表的毒草越来越多。戈扬还利用职权，派人各处调查，专门揭露所谓社会“黑暗面”。在党内戈扬也打击好同志，扶植右派，她曾提议张凤珠作支委，理由是她可以代表一批人(即代表黄沙、朱行、龚之方、卢盛法等)。总之，戈扬在篡改新观察的政治方向上，起了重要作用；在新观察的右派向党进攻中，她充当了组织者与指挥者。至于由她组织和经她手发出的毒草，那就不必一一例举了。

　　右派头子费孝通，通过他的学生黄沙入新观察以后散布了不少反党论调，戈扬都接受了，费孝通说新观察还没“解冻”，戈扬立即召开编辑部会议，研究如何“解冻”，并且自己还写了两篇短文“春风及其他”(五七年九、十期)，宣传费的“春寒”论点。费孝通写的歪曲农业合作化的“重访江村”一文，她认为很好，而且给加了按语，发表在刊物的重要版面上。

　　五七年五月底六月初，戈扬的反党已达到疯狂地步，那时刊物已经放出很多毒草，可是戈扬还嫌“鸣放”得不够，又一次召开了编辑部会议，决定“大鸣大放”，采用本刊记者向编辑部汇报的方式发表文章。于是调兵遣将，分头到教育界、文学界、戏剧界、美术界采访。结果又写出了一批更加有毒的文章，那就是黄沙和朱行合写的“北大学生是不是在闹事？”李今写的“为什么放得不够?”和朱叔和写的“工艺美术界的风波”。戈扬自己又亲手写了一篇批评“人民日报”标题的短文，认为“人民日报”六月四日将李维汉同志在中央统战部报告中所说的“有相当一部分意见是错误的”作为标题，是没有贯彻“鸣放”方针。当决定黄沙等去写煽动学生闹事的“北大”文章时，费孝通曾怀疑戈扬“抗不住”，黄沙向戈扬转达了费对她的怀疑，她却坚决回答：“我要拿党籍来干!”文章写成以后，戈扬大加赞扬，说“这是有高度马列主义思想的文章。”“北大”文章在付印后(六月八号)，戈扬已经看到中央关于不准报道学生大字报的指示文件，她不立即执行中央指示，反而把这份中央文件(电报)拿给群众看。作协党组决定抽掉“北大”文章那天，费孝通在她家，为另补文章的事，费孝通在旁边对她说要给写一篇“言者无罪”，她未加反对，但因费写上要去开会不能写。接着费又向她建议：“你发一张美丽的照片，叫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被开了天窗了!”果然，就在刊物的头一版登了一张堂·吉柯德的画。她写的批评“人民日报”标题的文章，被“人民日报”同志发觉后，再三劝她抽下来，而她最后还是顽强地把它的内容稍加修改，又加在李今写的“为什么放得不够？”一文中。

　　此外，戈扬与文艺界一些反党集团——丁、陈反党集团、江丰反党集团、吴祖光的二流堂等，都有一些关系，对他们的反党言行，寄予了不同程度的同情与支持。

　　以上事实说明，戈扬的反党罪行是严重的，她已经堕落成为向党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根据三中全会处理党内右派分子的原则，为了严肃党纪，纯洁党的队伍，维护党的团结与统一，经中共新观察支部全体党员大会以十一票一致通过开除戈扬的党籍。并建议行政撤销其新观察主编的职务，降低级别三级(由行政十一级降为十四级)，另行分配工作。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四日通过

　　· 来源：

　　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