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党组关于右派分子郑北辰的处理结论 　　<(郑北辰)> 　　郑北辰，男，四十七岁，四川苍溪县人，中农出身，学生成份，一九三三年入伍(一九三八年五月重新入党)，现任广东省检察院副检察长。 ## (一) 个人主要经历和政治历史情况 　　一九三三至一九四九年在红四方面军任书记、教员、审讯、侦查、保卫等工作。抗大校干事、科长。十三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军区后勤部政委。张家口军管会政治委员、东北呼伦贝尔保安司令。地工委书记、公安局长、十五兵团保卫部长等职。 　　一九五○年至一九五四年住广州公安局秘书长、广州市检察署副检察长。 　　一九五五年任广东省检察院副检察长。 　　一九三二年因西路军失败曾被俘失掉组织关系。经抗大二分校党委会审查，认为被俘期间无问题。 ## (二)主要反动言行 　　一、大肆攻击省委 　　郑在高级党校学习时，乘“鸣放”之机，从各方面恶毒攻击省委，说省委“领导上求形式，不踏实，不实在，有表功思想，功越高越好，成绩越大越好”。并污蔑省委的工作成绩是“上面主观确定一个数字，要下边承认，喜欢高的，不喜欢低的，下面不求实际，就吊打逼死人”而得来的。他攻击省委在领导粮食生产上所取得的成绩，说：“下面假报数字，上面就说增产”。污蔑省委的干部政策是“工作积极的犯错误，消极的都提拔，提意见的吃不开”。还说：“省委不仅不改正错误，而且是有意掩盖错误，如粤西茂名龙首乡，因灾饿死不少人，还说不缺粮”。他认为省委“老谈地方、外来，是有宗派主义情绪”，“这些都是宗派主义的表现，都是形而上学的，放弃了原则，没有坚持党的原则”。他说对“这些问题不能含糊谅解了，应算算账”。还污蔑说：“省委整风是否能改？中央光明，有的地方照不到，有阴暗的角落”，并叫嚣说：“中央应该管”，“中央组织部应主持公道”。 　　二、恶毒攻击镇压反革命运动 　　在“鸣放”期间他说：“社会镇压反革命中，有很多不踏实的地方，表现在数字上有不少主观要求，下面找不到就扣一个新滋长的反革命的帽子。”污蔑公安人员“有抓人比赛的现象，抓不到张三，就抓一个王五”，还说：“数字追加，多抓人这是大问题，镇反是越镇越少，为什么越镇越多”，这都是“公安厅报功，邹瑜同志限期要抓多少人”的结果，还说：“省委不应该让邹瑜搞镇反，邹年青冒失，嘴上没毛办事不牢，以致造成错误，省委要负责、政法都要负责。” 　　三、一贯反抗党对检察机关的领导 　　他搞检察工作以来，一贯反抗党的领导，早在1952年他就想见毛主席告各级党委不重视检察工作，并制造不少反党谬论，说：“党委不懂业务”，“党委不按法律办事”，“党委不解决问题”，并对干部说：“不要对党委太老实，党委说什么就做什么”。他极力强调“垂直领导”骂市检察院“你是省检察院领导的，还是市委领导的?”“你是听省检察院的，还是听市委的?”并说：“法律是中央制定的，服从法律就是服从党委，执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指示就是执行中央的指示”。他在广州市检察院时污蔑“市委对问题看法有偏向”，说：“市委这样解决问题的观点和原则今后检察机关如何进行工作”。一九五六年五月省检察会议时，拒不执行省委、政法部文部长对侦查工作的指示，坚持把侦查工作列为重点，说：“文部长不懂业务”。并在八月全省侦查工作会议上谩骂省委对侦查工作的指示是“错误的，片面的，严重右倾保守的具体表现，是违反宪法、组织法的”。 　　四、企图篡改检察机关的性质 　　他极力强调搞一般监督，说“市检察院是搞一般监督起家的”，将专政矛头指向我内部，对干部思想作风上的毛病，坚持要逮捕，市委不同意，则说：“市委包庇犯罪”，强调监督公安、法院，说：“公安部门处处都是左的，天天讲镇压惩办，不讲宽大，不讲法律”，破坏公安，法院的威信，把不讲政策和粗暴的事都叫做“公安观点”。早在一九五一年市法院办错一案，郑即召集机关代表、报社几十人的会议要法院院长在会上检讨，并称：“检察院就是监督法院、公安的。”在镇反时他拒不执行中央和省委要成立联合办公室的指示，说：“成立联合办公室是拉倒车，不合法，搞乱了检察院的组织”，并把检察干部搞内部肃反说成是：“不务正业”’。他反对党委委员兼任检察长，认为“兼职是人家的，专职才是我们的”。 ## (三)斗争中的态度 　　态度一般还较好，基本上交代和承认了反党言行。 ## (四)一贯表现 　　郑一贯居功骄傲，狂妄自大，摆老资格，要名要利，对党不满，抱有“人不为已，天诛地灭”的反动思想，在工作中实行家长制领导，随便开支公款，谩骂干部，引起群众极大愤恨，当他离职学习去，群众高兴的说：“这可解放了”。 ## (五)结论与处理意见 　　郑在“鸣放”期间，恶毒的攻击省委，攻击镇反运动，并一贯有反党言行，情节严重恶劣，应划为极右分子，开除党籍，撤销原有职务，另行分配较低工作。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七日 　　· 来源： 　　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