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右派分子邹维孝的档案材料

　　<武汉师范专科学校反右办公室>

## （一） 右派分子定案结论书

　　邹维孝，男，22岁，湖北监利人，家庭出身工商业，个人成份学生，武汉师专地理科一年级学生，一般右派，群众。

　　（一）鸣放前的右派言行：统购统销时说：“这样的稀饭和菜不是人吃的东西，是喂猪的。”漫骂学校行政和党团组织的领导干部是法西斯。当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时，他说：“公私合营不如私营好，经济也不如私营那样活跃。”并赞成其父不参加改造。常说：“现在的税收政策不好，从前国民党没有这么多税，现在的税又多，又重，把我家的钱都搞走了……”

　　（二）鸣放中的右派言行：

　　一、反对党的领导：“党不能领导高等学校，我完全同意取消党委制”。“共产党在1953年以前是一个艰苦朴素的党，但是呢？共产党在1953年后腐化堕落了，变了质。”“我校三个校长（党员）都是打游击出身的，在科学上无成就，无学术，所以我校科学研究工作搞不起来。”辱骂党员谭万统是流氓式的党员，什么都不行，还当上了宣传部长。“党团员都是特务，只会向上汇报。”

　　二、积极参加与组织反动小集团：邹维孝任反动“放鸣委员会”宣传部长，宣传“放鸣委员会”不要党团领导，是具有最高纲领，最低纲领的组织，并写反动标语，“打倒官僚主义省委”、“向省委开炮”，起草宣布放鸣委员会成立，是该反动组织的积极筹划者和组织者。

　　三、攻击团组织：“你们团组织篡夺了五四青年节的胜利成果，不许你们夺取我们的节日，夺取我们的荣誉。”

　　四、全面攻击我国各项政策：

　　1、“统购统销政策搞垮了，城市的人民和机关干部没有统到，仍然有好的吃，好的喝，而农民就苦得不得了，共产党搞来搞去还是农民受苦，干部享福。”

　　2、“教师地位低，是共产党各项政策造成的。”“等额选举不好，我们的选举是共产党耍的花招。”

　　3、“镇压反革命时杀了些好人，五反把我家搞垮了。”土地改革斗争地主时，他说：“土改太过火了”。

　　五、诬蔑苏联：“苏联驻军旅大是对中国的军事侵略，在中国占领军事基地，苏联帮助开发新疆石油公司是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掠夺中国的财产，中国人民生活不能提高，是由于钱给苏联了。”“苏联为他们的科学家大吹大擂，抬高自己的科学家，苏联人是俄国苔，做不了什么，美国科学发达，政府不翻译美国的书是怕同学有亲美的思想，这是政府的手段，苏联把些不懂事的工人也说成是专家、博士。”“希特勒有板眼，有才能。”

　　（三）斗争后的态度：态度极不老实，一直不承认自己是右派分子，装疯作颠，破坏学校制度，曾在校被单独的管制了数天，并要拿碗打破工人的头，态度反复无常，以后稍有改变，但无诚意。

　　（四）处理意见：

　　情节严重，态度恶劣，根据中央《关于高等学校中学生右派分子的处理》精神第一条，保留学籍，劳动察看。

　　 主任  杨在知（章）付主任  王功安（章）武汉师范专科学校反右办公室1958年3月19日党委意见：同意反右办公室的处理意见中国共产党武汉师范专科学校委员会（章）1958.3.22.

## （二）检举

　　我乡余埠街上邹维孝，上中农成份，个人出身读书，家里出身为商，被告家里在解放前一贯投机倒把，特别是在解放后经过长期教育不改反而对共产党仇视不满。

　　被告父亲邹祖南在1954年被洪水迁移荆门县，有资金壹仟余元，同年返乡被告父亲将资金货物隐瞒，并向公商干部呼苦连天，而趁机在自己门前摆一个小摊子，将货收在家里夹巷子后私售，被告父亲为了掩盖自己的阴谋，并向公商干部说不能维持生活，要求照顾税收，但因公商及税务所干部心中有底，而个别对被告父亲谈过数十次，任意抵抗，因而不可以挽救，经上级批准搜查，被告父亲由荆门县返乡套购大米452斤，箱子内光洋342元，夹巷子货物计币534元，被告父亲目的想隐瞒资金少投固定资金，因被政府揭露方才勉强入商店，自入店后又无病疾，不到店内营业，私自到外面搞付业，现同被告父亲在店内及在市场上影响极坏。现因有本店店员董时炎、龚桃安也要求退店后，被告为了个人的目的而欺上瞒下。现经了解情况是实，兹将情况分述如下：被告在1953年在沙市念书，因暑假返家，要求结婚。因被告年龄只有17岁，区公所不批准结婚，并对被告个别谈话，任意抵抗私自结婚，但因被告有意违反新婚姻法，并经政府处理，罚过大米悔过书。被告在1957年放假有20天左右没有返家，现据了解被告到原来在沙市同学一个女学生叫刘国宝俩人已恋爱，感情非常亲切，并照过几次像，因被告自己有爱人，还有两岁多一个男孩，今年放假后被告就到刘国宝那里去设计，因被告看假期将快到来就急忙跑回，要求离婚解决，当时父母亲不同意，因媳妇在家里很好，加之有一个小孩，被告向父母亲拼命，并比旧时代梁山伯、祝英台后果，如果不准许离婚死不回家乡，被告在以往假期返家时对爱人还好，但在今年返家，被告对自己爱人很歧视，吓唬，并对自己爱人说，你农村妇女只能在农村的，做〔粗〕活，被告说我读几年书是不会回农村种田的，我马上就会要毕业分配工作呀，因女方难舍小孩，还想挽回感情，因女方离婚同意，不带小孩，当时被告任气将小孩夺回，并对女方说，我以后要结学生才能跟着工作的，如果现在不离开也在将来的不久，因女方看到不可以挽救，俩人到乡里离婚，因乡里不大了解外面的一些例□情况，当时就准予离婚，但离婚后小孩未见母亲，白天晚上是长哭不止，因不到五天内小孩就拖起病来了，被告父亲无法设想，又请本街干部汤要堂、许作元向女方说小孩交给抚养经费，每月五元钱，因女方生活难维，被告父亲直到现在一文未给的。

　　但在旧社会父母包办婚姻是可以废除的，应该是离婚以后再找爱人，那才是正确的，如果是乡里了解被告的欺上瞒下手段决不会同意离婚的，乡里之所以相信，因为被告是一个高中生，经过党的培养好几年，估计是不会违反婚姻法的，现在当地群众对被告反映很大，如果上级要批准与刘国宝结婚，群众更加对党上级不满。

　　以上我们所检举情况属实，是有利于党和上级及他本人，希望本单位负责同志接此字后，给予处理，立即答复为盼。

　　 检举人  王先洪（章）　徐宜道（章）　吴庚清（章）  余乐新（章）

　　根据上述情况是实，希你们给他本人应得的处分并希告知家乡为要

## 监利县余埠乡人民委员会（章）

　　11.5.

## （三）关于一般右派分子邹维孝的材料

　　一、简历：邹维孝，男，24岁，湖北监利人，家庭出身工商业，个人成分学生，原我院地理科学生，群众，一般右派，现在我院生物系化肥厂劳动。

　　邹从1949年——1957年一直是读书，历史上没发现问题，1957——1960年10月，鸣放时攻击党被划为一般右派分子，于1958年3月送到鸭儿湖农场劳动，1959年元月返校。父邹祖兰曾参加过中国共产党，于1931年脱党做生意，现在表现一般，曾搞过合作社售货员工作，母余氏，思想落后，祖父年89岁，对政治不关心。

　　二、鸣放时的主要右派言行及反右斗争中的态度：

　　邹在鸣放前对党的统购统销政策不满，对工商业改造不满，攻击团组织，鸣放时反对党的领导，说“党不能领导高等学校，同意取消党委制”，积极参加组织小集团，并担任反动组织“鸣放委员会”的宣传部长，攻击团组织和党的统购统销，镇反等，叫农民生活苦，攻击苏联等。反右斗争开始态度极不老实，经斗争后稍有改变，但无诚意。情节严重，态度恶劣，受到保留学籍，劳动察看的处分。于58年3月送到鸭儿湖农场劳动，现在我院。

　　三、劳动过程中的悔改表现：

　　1、对自己在鸣放中所犯错误的认识：

　　邹在将近三年的改造过程中对自己的错误认识得是比较好的，如邹说：“我犯错误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受到家庭的影响，因而使自己牢牢的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去维护本阶级的利益，与党的利益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因而仇视，走上了反党的道路，认识到过去我所反对党的政策方针是极端错误的，因为没有站在是否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观点上去看问题，这就是说，我过去所犯的错误无论就其观点立场上来说都是错的，而且错的非常很。”邹又说：“犯错误的第二个原因是不相信社会发展规律，认为两个敌对阵营差别不大，谁战胜谁还不能肯定。加之当时波匈事件发生后，由于阶级立场的反动，个人主义的人生观，就认为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有矛盾。因此对当时的右派言论非常感兴趣，”邹又说：“通过二年多的劳动，使我在人生观上得到了一些改造……初步树立了埋头苦干，好好劳动的生活目地，逐步抛弃了过去那种今天想当专家，明天又想当官，后天又想当财阀的资产阶级反动观点”。

　　2、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等党的方针政策的认识和态度：

　　邹在将近三年的改造过程中对自己的错误有比较好的认识，所以对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态度也是比较正确的。邹说：“我必须站起来，挺起胸，一心一意听党的话，永远跟着党走，用最锋利的刀，猛击一刀，斩断过去。”又说：“通过苏联火箭事业，我看出了社会主义阵营在科学事业方面是蓬勃领先了，又看到人民公社成立后，人人参加了集体劳动，个个组织纪律性大大增强了，改变了过去外国人认为我们是一盘散沙的看法，同时我国实现了全民皆兵，人人会放枪，个个会打仗，钢的产量日日上升，这一切都足以证明社会主义阵营不管在科学上、军事上、在工业生产上，力量非常雄厚，把帝国主义阵营远远抛在后面，另一方面古巴革命看出帝国主义后方不巩固了……现在我逐渐看清了社会主义深得世界人心，不久将来共产主义取得全球的胜利已是无可怀疑的事实了。”邹又说：“当我们用高迅速，很快的生产出一包一包的化肥之后，不禁欢心的说一句‘这真是大跃进万岁’，在我的劳动中对大跃进和大搞群众运动，技术革新，技术革命是体会较深，并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贯彻的。”邹说，“对于增产节约的号召，我在劳动过程中无时不在考虑如何提高工作效率，如何节约利用废物，尤其是在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以后。”事实上也是如此，从邹在劳动中的表现可以看出。

　　3、在劳动过程中的劳动表现：

　　邹在两三年的劳动过程中一贯表现是好的，如他说：“在化肥工作中对大跃进，‘高速高万岁’有了一些体会，譬如说当时我们生产磷矿粉开始是用手工操作，那样很费力，效果又不高，因此我就要变，结果变出了一个钢磨（找来的）但小钢磨既慢质量又不高，而且要用电。因此大家又想办法变，结果变出了一部粉碎机，现在我们并不满足，而且要向自动化进军。”在党号召攻关时邹说：“这时的决心很大，自己下决心努力改造自己，因而我当时想，今后无论在思想上、劳动上、生活上都要严格要求自己，这时正当第一批摘掉十个人的右派帽子，党号召攻关，于是热情充沛，干劲大，不顾一切的投入攻关的战役之中，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事实也是如此。邹在化肥厂的劳动中不怕脏，不怕累，尤其是能开动脑筋想办法所以使化肥厂从无到有，并且从手工操作到目前主要生产都是机械化，像制造粉碎机，冲眼机，盐水电焊等，现在是自己造机器自己用，坏了自己修理，特别是去年我院农场把粉碎机改造成切菜机的攻关战役中，邹与化肥厂，农场，铁木厂等几个人，日夜苦战，终于把机器造出来了，从此以后切猪草，就不用手拿菜刀去作，提高工效数十倍。在化肥厂烧脱氟磷肥的工作中也起了好的作用，由于他与包国庆能敢想，大胆试验，所以把生产磷矿粉的工效从以前一天一夜六人生产五吨，提高到现在二人一小时生产两吨，为国家生产了大量的财富。

　　邹维孝在依靠组织，经常向组织汇报工作的较突出，不但按月认真写好汇报，而且不定期的总结自己的思想改造情况，对待党所交给的任务能很好的去完成，对在改造中表现不好的赵熙文、赵声武、赵复辉等人的斗争上态度比较鲜明，尤其是对待时事政治的学习，有时不等领导布颁自己就自觉的去进行，并能把劳动与思想改造结合起来，所以在几次攻关战役中被评为二次攻关突击手，受到物质奖励，一贯被划为改造得比较好的类型。

　　4、存在突出问题：

　　个人主义较严重，患得患失，对自己有利的事情就非常热心的去干，对自己的缺点看的少优点看的多，虚荣性，对时事政策的学习还是不够经常，对坏人坏事的斗争上作得还不够经常。

　　四、结论意见：

　　邹维孝，出身于工商业家庭，从小就受到家庭影响，个人主义，自私自利特别严重，所以在鸣放前对党的统购统销，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税收等政策不满，鸣放开始后就认为时机已到，大肆攻击党的领导，攻击团组织和党的统购统销，镇反等政策，叫嚣农民生活苦，攻击苏联并积极参加反动组织“鸣放委员会”充当“宣传部长”反右斗争时态度恶劣，情节严重，受到保留学籍，劳动察看的处分。58年3月下放鸭儿湖农场劳动，1959年元月返校到目前为止在将近三年的改造过程中，邹能正视自己的错误，并有较深刻的认识批判，对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等各项方针政策有较正确的认识，并且在劳动中认真贯彻，在劳动过程中不怕脏不怕累，开动脑筋有发明创造，因而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很出色，也能对在改造中表现不好的其他右派分子开展面对面的斗争，尤其是在去年宣布摘掉一批右派分子帽子以后一年来的改造中进步很大，曾两次被评为突击手，受到物质奖励，一贯被划为改造得比较好的类型，从以上邹的表现来看，我们认为邹维孝，在两三年的改造中，思想感情和立场观点都有较好的转变，根据中央关于对确已改造好的右派分子取摘右派分子帽子的精神和标准规定我们认为可以摘掉右派分子帽子。

　　 中国共产党武汉师范学院委员会（章）1960年10月22日

## （四）关于一般右派分子邹维孝的材料

　　一、简历：邹维孝，男，24岁，湖北监利人，家庭出身工商业，个人成分学生，原我院地理科学生，群众，一般右派，现在我院生物系化肥厂劳动。

　　邹从1949年——1957年一直是读书，历史上没发现问题，1957——1960年10月，鸣放时攻击党被划为一般右派分子，于1958年3月送到鸭儿湖农场劳动，1959年元月返校，父邹祖兰曾参加过中国共产党，于31年脱党做生意，现在表现一般，曾搞过合作社售货员工作，母余氏，思想落后，祖父年89岁，对政治不关心。

　　二、鸣放时的主要右派言行及反右斗争中的态度：

　　邹在鸣放前对党的统购统销政策不满，对工商业改造不满，攻击团组织，鸣放时反对党的领导，说：“党不能领导高等学校，同意取消党委制”，积极参加组织小集团，并担任反动组织“放鸣委员会”的宣传部长，攻击团组织和党的统购统销，镇反等，叫农民生活苦，攻击苏联等。反右斗争开始态度极不老实，经斗争后稍有改变，但无诚意。情节严重，态度恶劣受到保留学籍，劳动察看的处分。于1958年3月送到鸭儿湖农场劳动，现在我院。

　　三、劳动过程中的悔改表现：

　　1、对自己在鸣放中所犯错误的认识：

　　邹在将近三年的改造过程中对自己的错误认识得是比较好的，如邹说：“我犯错误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受了家庭的影响，因而使自己牢牢的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去维护本阶级的利益，与党的利益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因而仇视，走上了反党的道路，认识到过去我所反对党的政策方针是极端错误的，因为没有站在是否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观点上去看问题，这说是说，我过去所犯的错误无论就其观点立场上来说都是错的，而且错的非常很。”邹又说：“犯错误的第二个原因是不相信社会发展规律，认为两个敌对阵营的差别不大，谁战胜谁还不能肯定。加之当时波匈事件发生后，由于阶级立场的反动，个人主义的人生观，就认为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有矛盾，因此对当时的右派言论非常感兴趣”邹又说：“通过二年多的劳动，使我在人生观上得到了一些改造……初步树立了埋头苦干、好好劳动的生活目地，逐步抛弃了过去那种今天想当专家、明天又想当官、后天又想当财阀的资产阶级反动观点。”

　　2、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等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认识和态度：

　　邹在将近三年的改造过程中对自己的错误有比较好的认识，所以对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态度也是比较正确的。邹说：“我必须站起来，挺起胸膛，一心一意听党的话，永远跟着党走，用最锋利的刀，猛击一刀，斩断过去。”又说：“通过苏联火箭事业，我看出了社会主义阵营在科学事业方面是蓬勃领先了，又看到人民公社成立后，人人参加了集体劳动，个个组织纪律性大大增强了，改变了过去外国人认为我们是一盘散沙的看法，同时我国实现了全民皆兵，人人会放枪，个个会打仗，钢的产量日日上升，这一切都足以证明社会主义阵营不管在科学上，军事上，在工业生产上，力量非常雄厚，把帝国主义阵营远远抛在后面，另一方从古巴革命看出帝国主义后方不巩固了……现在我逐步看清了社会主义深得世界人心，不久将来共产主义取得全球的胜利已是无可惑疑的事实了。”邹又说：“当我们用高速度，很快的生产出一包一包的化肥之后，不禁欢心的说一句“这真是大跃进万岁”在我的劳动中对大跃进和大搞群众运动、技术革新、技术革命是体会较深，并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贯彻的。”邹说：“对于增产节约的号召，我在劳动过程中无时不在考虑如何提高工作效率，如何节约利用废物，尤其是在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以后。”事实上也是如此，从邹在劳动中的表现可以看出。

　　3、在劳动过程中的劳动表现：

　　邹在两三年的劳动过程中一贯表现是好的，如他说：“在化肥厂工作中对大跃进、高速度万岁有了一些体会，譬如说当时我们生产磷矿粉开始是用手工操作那样很费力，效果又不高，因此我们就要变，结果变出了一个钢磨（找来的）但小钢磨既慢又质量不高，而且要用电。因此大家又想办法变，结果变出了一部粉碎机，现在我们并不满足，而且要向自动化进军。”在党号召攻关时邹说：“这时下的决心很大，自己下决心努力改造自己，因而我当时想，今后无论在思想上、劳动上、生活上都要严格要求自己，这时正当第一批摘掉十个人的右派帽子，党号召攻关，于是热情充沛，干劲大，不顾一切的投入到攻关战役之中，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事实也是如此，邹在化肥厂的劳动中不怕脏、不怕累，尤其是能开动脑筋想办法，所以使化肥厂从无到有，并且从手工操作到目前主要生产都是机械化，像制造粉碎机，冲眼机，盐水电焊等，现在是自己造机器自己用，坏了自己修理，特别是去年我院农场把粉碎机改造成砌菜机的攻关战役中，邹与化肥厂、农场铁木厂等几个人，日夜苦战，终于把机器造出来了，从此以后砌猪草，就不用手拿菜刀去作，提高工效数十倍。在化肥厂烧脱氟磷肥的工作中也起了好的作用，由于他与包国庆能敢想，大胆试验所以把生产磷矿粉的工效从以前一天一夜六人生产五吨，提高到现在二人一小时生产两吨为国家生产了大量的财富。

　　邹维孝在依靠组织，经常向组织汇报上作的较突出，不但按月认真写好汇报，而且不定期的总结自己的思想改造情况，对待党所交给的任务能很好的去完成，对在改造中表现不好的赵熙文、赵声武、赵复辉等人的斗争上态度比较鲜明，尤其是对待时事政治的学习，有时不等领导布置自己就自觉的去进行，并能把劳动与思想改造结合起来，所以在几次攻关战役中被评为二次攻关突击手，受到物质奖励，一贯被划为改造得比较好的类型。

　　4、存在突出问题：

　　个人主义较严重，患得患失，对自己有利的事情就非常热心地去干，对自己的缺点看的少，看优点多，虚荣性，对时事政策的学习还是不够经常，对坏人坏事的斗争上作得还不够经常。

　　四、结论意见：

　　邹维孝，出身于工商业家庭，从小就受到家庭影响，个人主义，自私自利特别严重，所以在鸣放前对党的统购统销、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税收政策等不满，鸣放开始后就认为时机已到大肆攻击党的领导，攻击团组织和党的统购统销，镇反等政策，叫嚣农民生活苦，攻击苏联并积极参加反动组织“放鸣委员会”充当“宣传部长”反右斗争时态度恶劣，情节严重，受到保留学籍、劳动察看的处分。1958年3月下鸭儿湖农场劳动，1959年元月返校到目前为止在将近三年的改造过程中，邹能正视自己的错误并有较深刻的认识批判，对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等各项方针政策有较正确的认识并且在劳动中认真贯彻执行，在劳动中不怕脏不怕累，开动脑筋，有发明创造，因而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很出色，也能对在改造中表现不好的其它右派分子展开面对面的斗争，尤其是在去年宣布摘掉一批右派分子帽子以后一年来的改造中进步大，曾两次被评为突击手，受到物质奖励，一贯被划为改造得比较好的类型，从以上邹的表现来看，我们认为邹维孝，在两三年的改造中，思想感情和立场观点都有较好的转变，根据中央关于对摘已改好了的右派分子取摘右派分子帽子的精神和标准规定，我们认为可以摘掉右派分子帽子。

　　 1960年10月22日

## （五）右派分子定案结论书

　　1957年10月16日

　　姓名　邹维孝　性别　男　年龄　22

　　家庭出身　工商业　本人成分　学生　文化程度　专科一年级　参加工作年月

　　籍贯　湖北省监利县  区　现任职务　现在地理科一年级学习

　　党派关系　年  月

　　家庭直系亲属政治面貌

　　父亲：邹祖南，过去参加过革命，因受不起考验变质脱党，解放前后一贯从事投机商业，我政府对私营工商业改造时隐瞒财产盗走资金，套购大米452斤，并经我政府批评和教育罚写悔过书。

　　母亲：余氏，思想很落后，还存有变天思想，曾阻止邹维孝申请入团。

　　本人历史上的主要问题及政治态度：其父参加过革命，受不起考验变质脱党从事商业，投机倒把，邹维孝受资产阶级腐蚀，好逸恶劳，一贯与团组织闹对立，打击进步同志和共青团员。

　　主要社会关系政治面貌

　　叔伯祖父：邹敬保，65岁，参加过一贯道。

　　叔伯哥哥：邹宣孝，38岁，在张家新部下当情报员，参加汉流，被我政府管制一年，土改时在区劳改一月，现在搞兽医。

　　姐夫哥：余大林35岁，过去不关心政治，解放后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在汉川县兵役局。

　　（结论）

　　（一）整风以前的主要表现：

　　1954年冬至1955年春学校响应党增产节约的号召，为了节约粮食，吃米混菜煮的饭，他不愿吃，且这样说：“这样的稀饭和饭不是人吃的东西，是喂猪的。”由于受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挥霍浪费金钱，乱搞男女关系（本人已结婚），对组织领导不忠实，谩骂学校行政和党团组织领导干部是法西斯，因此在反资产阶级为江陵中学典型。1955年底对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其父不愿参加改造，他认为是对的，并说：“公私合营不如私营好，经济也没有私营那样活跃。”他赞成其父不参加改造是对的，并经常说：“现在的税收政策不如从前，国民党没有这么多的税，现在的税又多又重，把我家的钱都搞走了。”

　　到我校后闹专业思想，吃喝玩是他的职业，好耍两面派，说党员谭万统是流氓式的党员，什么都不行，又对同学说：“我与谭立雄（右派分子）好，是因为他有热情，我就要利用他这一点为我服务。”在大鸣大放期间与右派分子谭立雄一起专门攻击班上团组织和干部，在一段时期里团群关系恶化，干部孤立，全班同学四分五裂不团结不信任，都是他干的事。

　　（二）鸣放当中主要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

　　1、反对党的领导，他说：“党不能领导高等学校，我完全同意取消党委制。”并且说：“共产党在1953年以前是一个艰苦朴素的党，但是呢？共产党在1953年后腐化堕落了，变了质。”党不能领导高等学校，并说明“我校三个党员校长都是打游击出身的，在科学上无成就无学说，所以我校科学研究工作展不开，由于党有宗派主义，所以入了党的人就不怕没有饭吃，党就包办介绍工作。”

　　2、1957.5.22.以孟趋庭为首，组织了反动的“放鸣委员会”，他们拟定了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最高纲领要取消党委制，最低纲领反迁校、争地位、要改院，他们扬言要搞大民主，要扣留省委，要占领广播站，控制电话网，打扮省委包车（用反动标语张贴包车）。邹维孝任该组织宣传部长，主席团成员之一，他们分工合作组织落后群众向党进攻，为了执行他的宣传工作，他被分配占领广播站（结果未实现）并拟了“打倒省委官僚主义”，“向省委开炮”等反动标语，（写出张贴的数字本人未交代），为了隐瞒他们的罪行，邹维孝又和孟趋庭密商写了所谓“放鸣委员会”介绍，以掩盖群众耳目，准备再进行暗地反党，后来由于群众的压力被迫解散。

　　3、诬蔑和反对我党各项政策，他说：“统购统销搞坏了，城市的人民和机关干部没有统到，仍然有好的吃，好的喝，农民就苦得不得了，共产党搞来搞去，还是农民受苦，干部享福。”又说：“婚姻法不好，结婚没有年龄限止，老头子的大干部可娶18—20岁的姑娘，这就使共产党员腐化了，因此要修改婚姻法。”又说：现在教师地位低是共产党各项政策造成的，旧社会有天地君亲师之说，现在取消了，打教师骂教师薪资少都是事实。

　　4、他说：“等额选举不好，选来选去是些人在搞。”肃反运动搞糟了，他说：“镇压反革命时期杀了一些好人。”

　　5、攻击苏联，他说：“苏联驻军旅大是对中国进行军事侵略，在中国占领军事基地，苏联帮助中国开发新疆石油公司是对中国经济侵略，掠夺中国的财产。”又恶毒地说：“中国人民生活不能提高，是由于钱给苏联了。”

　　（三）反右斗争中的表现态度和认识：

　　右派分子邹维孝在七月九日被斗后，态度仍然非常顽抗，要他写检讨马虎了事，对自己的罪恶活动不肯交代，在七月中旬对右派分子陈文起说：“我不是右派分子，是他们故意来整我的，因为我能发表创造性的意见，他们就对我不满。”暑假回家到处写信和我班同学称兄道弟，争取群众，8月23日在沙市手工业管理局业余学校，又被干部斗争，他说：“我校反右斗争已结束，他不是右派分子，学校已给他做了结论……”本期到了学校不遵守学校制度，逃避考试，反右高潮到了，群众又揭发他一批新的材料，他却来了一套可耻的花招，在10月5日不请假外出，晚上一点钟归，反右核心小组向他进行教育，问明原因，他骂段辉廷（共青团员、班长）有问题，想向上爬，想入党，布置我写检讨，要我写他的优点，是抱个人成见来整我的，并高喊：“我要革命，要为革命流出最后一滴血。”同学问他革什么命，他说为共产主义革命，又问：“那你就不要反党反社会主义？”他说：“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我不是右派分子，材料是你们乱搞的。”企图翻案。

　　10月12日—13日他撕毁了我们的标语，装疯不上课，说他神经错乱，肺部也烂了，到处乱跑，并在宿舍里整理行装要回家，要自杀，学校为了挽救他，杨校长、团委书记、科秘书分别找他谈了话，他若无其事装疯卖傻，两脚乱蹦，冷笑，乱叫，同学批评他的态度不好，这样对他没好处，他说：“你是谁呀，认都认不得你，你来管我，你们幼稚得很，懂得什么？”并向我们同学挑战，拿起石头要打黄光富同学，基于这种情况，学校要他反省，他却唱着：“美丽的姑娘，正月里结婚，孙悟空要打8万人，我起码要打几个人。”并指着看守的工人说：“你管制我，我要揍你，我要把饭碗打破你的脑袋。”横眉瞪眼，把群众看的一钱不值，一讲就要打。

　　他的态度这样横蛮，前后开了七次斗争会，他的转变仍然很差，虽然写了几次检讨，承认了揭发的材料是事实，并揭发了右派分子谭立雄、金光华和“放鸣委员会”一些罪恶事实，看样子也有悔过的倾向，但由于他是被迫投降，无诚意接受群众的监督来改过自新，因此，现在既不上课也不学习，成天睡觉看小说，要休学，从他一系列的行动证明，他的态度是不老实的，仍然站在反动的立场，与人民为敌。

　　根据其材料和坦白的事实为一般右派分子，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原因，是受资产阶级腐蚀，对现实不满，认为现在没有钱用，生活“苦”因此留恋他父亲原来做投机生意有钱用“生活好”的日子。

　　（四）对右派分子邹维孝的处理意见：

　　我们认为右派分子邹维孝反党反社会主义是一贯的，从中学读书起就对我党各项政策不满（见材料6.7.8页邱昌葳、邓光灿、童文彬、谭万统等人揭发的材料）并进行诬蔑和诽谤，同时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是极其毒辣的，从党组织到党员都进行了丑化，对我党各项有历史意义的基本政策进行了攻击，妄想从根本上来推翻我党的领导，使资产阶级复辟。

　　邹为我校反动的“放鸣委员会”宣传部长，在反动的“放鸣委员会”的组织里起了一定的骨干作用，如扣留省委、占领广播站，拟定“打倒省委官僚主义”、“向省委开炮”等反动标语，都是他提出的。被斗争被迫投降，但悔改很差，态度极不老实，装疯卖傻，无故旷课，严重破坏我校考试制度和学校纪律，对班干部和反右核心小组的警告置若罔闻，仍然与人民为敌，基于上述情况，我们认为邹维孝的言行是较严重的，虽经七次斗争会，但无悔改之意，因此我们决定把他开除学籍。

　　（湖北师专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办公室）

　　 中共武汉市湖北师范专科学校总支织委员会（代章）1957.11.25.

## （六）右派分子邹维孝的系统材料

## 目录

　　1、历史和其它有关情况………………………………1－2

　　2、整风以前的表现……………………………………2－3

　　3、在鸣放中的具体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3－11

　　4、反右斗争中的表现态度和认识……………………11－13

　　（一）历史和其它有关情况：

　　邹维孝，男，现年22岁，湖北监利县人，汉族，家庭出身工商业，个人成分学生，一般群众，文化程度专科一年级，现在湖北师专地理科一年级学习。

　　1、家庭情况：

　　邹的家庭在解放前有一段时间是比较穷的，1931年父亲因受不起考验变质脱党，脱党后一直从事投机商业，有资金300多元（其数不确）解放后仍然从事商业，我政府对市场实行管理，对私营工商业实行限止改造，其父邹祖南投机倒把，有资金1000余元，54年遭洪水将资金货物隐瞒，借水灾逃难，向我政府叫苦，回乡后又从事商业经营，说资金少，不能维持生活，抗拒税收，并套购大米452斤，经当地政府批准进行搜查，有光洋348元，人民币300余元，计货物折合币534元，基于这种情况，给其父批评教育，并罚写了悔过书，55年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加入了合作商店，其父任售货员，母亲从事家务，现在有田14亩，以薪资和田产收入来维持父母、祖母、弟弟和他儿子的生活。

　　2、主要学历和经历：

　　1949—1950年上半年在余家埠完全小学读书。

　　1950—1951年上半年在郝穴江三中学读书。

　　1951—1952年上半年在监利县中学学习。

　　1952—1953年上半年在洪湖县中学学习。

　　1953—1956年上半年在江陵中学学习。

　　1956年9月考入本校地理科肄业

　　3、主要社会关系：

　　叔伯祖父：邹敬保65岁，现不能劳动，参加过一惯道。

　　叔伯哥哥：邹宣孝38岁，在张家部下当情报员，参加汉流，被我政府管制一年，土改时区政府劳改一个月，现在职业搞兽医。

　　舅舅：余文录40岁，参加过汉流，现在种田。

　　姐夫：余大林35岁，过去不关心政治，解放后参加过人民解放军，现在汉川县兵役局工作。

　　（二）整风的前后表现：

　　1954年冬至1955年春学校响应党增产节约的号召，学校为了节约粮食用米混菜煮的饭他不愿吃，而且这样说：“这样的稀饭和饭不是人吃的东西，是喂猪的。”由于家庭的影响存在非常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的作风，挥霍浪费金钱，乱搞男女关系（本人已结婚），对组织领导不忠诚，谩骂学校行政领导干部和党团的组织干部是法西斯。

　　在反资产阶级思想时是江陵中学的典型，1955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其父不愿参加改造，他认为是对的，认为“公私合营不如私营好，经济也没有私营那样活跃”。他赞成不参加改造，并说，“现在的税收不如从前，国民党没有这么多的税，现在的税收又多又重，把我家的钱都搞走了。”

　　到我校后闹专业思想，认为地理学起来无味，除上专业课外共修课经常缺席，吃喝玩是他的职业。在小组内勾□是非，破坏团结，无中生有。在宿舍里称霸王，打击进步同学，造谣生事，如看到某女同学和某一男同学谈话时就说他们干什么勾当，并给本组女同学排队，谁配谁，若有一位女同学和一位男同学稍好时，就对这位女同学进行孤立，讽刺嘲笑打击，同学反对他的意见时，他说“你们是同类的人”，不仅如此，且好耍两面派手法，对同学说：“我与谭立雄好是因为他有热情，我就要利用他这一点来为我服务。”但谭立雄（右派分子）伪装要求进步申请入团时，他对同学说：“这样的人全不估计自己就想申请入团，其实自己没有一点板眼，还想搞这一套。谭立雄这样的人没有一点用。”这样就影响了全组同学四分五裂，互不团结，互不信任。

　　（三）在鸣放中具体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

　　一、反对党的领导、丑化党员

　　1、从报上看到党委制在高等学校是否需要问题的讨论他说：“党不能领导高等学校，我完全同意取消党委制。”别的同学提出反对时，他说“你放屁，你看了报没有？”在小组讨论时说：“共产党在1953年前是一个艰苦朴素的党，革命的党，但是呢？共产党在1953年后腐化堕落了变了质.”（1957.5月中旬在小组会上的发言，见证人邓先灿、童文彬揭发材料，本人已承认）

　　2、他说：党不能领导高等学校，并说我校三位校长（党员）都是打游击出身的，在科学上无成就、无学术，所以我校科学研究工作搞不起来。由于党有宗派主义，所以入了党的人就不怕没有饭吃，党可以包办介绍工作。”（1957.5月中旬在小组会上的发言，见证人邱昌葳、童文彬、邓先灿、鲁荣刚等揭发材料，本人已承认）（见P12，第3页）

　　3、丑化党员，他说：“党员谭万统是流氓式的党员，什么都不行，还当上了宣传部长。”（1957.5月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检举人，邓先灿等人，本人已承认）（见P12）

　　4、他说：“现在边鸣边放边改，我们学校改正过屁，党的宗派主义仍然很严重，体专打我校的人，黄校长不作声，现在沈德祖打人，黄校长作报告了，有人说沈德祖打袁亚东（党员），但袁亚东没有看到伤，袁亚东没有打人，沈德祖的衣服扯破了，这问题还不很明显吗？”（1957.6月中旬，沈德祖打袁亚东在寝室里讲的，证明人和揭发人邱昌葳、童文彬等，本人已承认）（见P12，第3页）

　　5、他说：“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友谊是互不信任，人心惟惟，党团员都是些特务，只会向上级汇报，做事又不会，只知道向上爬。”并说：“今天人可分为四等，第一是共产党员，第二是团员，第三是干部，第四是人民。”（1957.10.17.同案人谭立雄检举，本人在斗争会上已全部承认）（见P16第1、2页）

　　二 、在反动的“放鸣委员会”的具体活动：

　　1、积极宣传“放鸣委员会”的反动行动：邹维孝任反动的“放鸣委员会”宣传部长，对工作非常积极，由于他竭力宣传，喉咙也讲哑了，他在宿舍对同学进行宣传“放鸣委员会”成立了，以及鸣放在“放鸣委员会”的领导下，不要学委会领导，也不要团委会领导，我们现在决定占领广播站，控制电话网，打扮省委包车，和省委坐下来谈判，如果省委不答应我们的问题，我们就把他扣留下来，把电话机搬到大礼堂去，由他向省委联系，不解决问题就不准省委走，礼堂由我们来布置，要布置得杀气腾腾，如果省委吞吞吐吐不好答应，我们就呼口号，并拟定了“打倒官僚主义省委，向省委开炮！”等反动标语条文（1957.5.下旬在寝室里宣传，揭发和证明人邱昌葳、童文彬等）（见P12.第三页）

　　在一、二小组联席会上又这样宣传，他说：“放鸣委员会是合法的组织，它有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有宗旨，有行动，是领导同学们大胆的放，大胆的鸣，是帮助党整风的组织，谁说是不合法的组织，谁就是来压制同学们放（1957.6月上旬在第七教室一、二组联席会上的发言，揭发和证明人邱昌葳等人）（见P.12.，第三页及P.17.）

　　2、在“放鸣委员会”所提的反动主张：他说：“若省委不答应我们的要求，就把他扣下来，并给他安排房子住，和弄饭吃。”并与黎民芳共同起草了宣布放鸣委员会成立的稿件，稿件内容：“该组织不是在党团的领导下的，是同学们自己的组织”，在主席团会议时，“他坚持主张该组织继续成立”，并说：“我们地理科完全支持，这由我负责……”主张与省委的座谈会包下来，并说：“若省委在会场上不解决问题，就把他留下来。”有同学反对说：“省委是集体领导，他一个人怎能决定一切问题呢？”他说：“我们把电话机搬到礼堂去，他要商量就在电话里商量……”同意黎民芳占领广播室，他说：“若广播室掌握就一切稿件都可广播了。”（1957.5.21.在教学大楼2楼三教室说的，检举和证明人佘盛柏）（见P.21.原始材料）。

　　3、拟定反动标语和口号：拟定了“打倒官僚主义省委，要民主、要自由……”开座谈会后他又和黎民芳商谈，继续煽动同学罢考，来达到改院，并说若不抓紧时间，他科（地理科）同学并于师院就搞不成了。（1957.5.下旬揭发和证明人“放鸣委员会”主席孟趋庭）（见P.22.第7.10条）

　　4、“放鸣委员会”被迫解散后，他同黎民芳起草通告，并说明原因，以挽回威信，并商议今后如何同各科联系，他分工动员本科同学加以合法宣传。（57.6.上旬在体协办公室孟趋庭揭发）（见P22.第5条）

　　三、恶毒的攻击团组织、打击团干部

　　1、看不起团员，说团员不行，“你们团员看问题不全面，都是说主观片面看问题，如申请入团的人，只要和支书一人搞得来，支书对他的印象好，他个人同意批准入团就可以，其他的人不能提意见，现在你们团把谭立雄（右派分子）同学抛弃不管了，这是你们团做的事。”同学提出解释，他大拍桌子说：“你们团员包庇，还不承认错误。”（1957.5月下旬在小组会上放的，邱昌葳等人揭发，本人承认属实）（见P12.第一页）

　　2、打击团干部，他说：“团干部是小脚女人，谩骂恐吓马辉廷（团支部付书记），监视他的活动，剥夺他的自由，并找宪法准备写信给党中央说，湖北师专团组织监视“鸣放”工作。（1957.5月下旬在小组会上放的，揭发人和证明人，邱昌葳、童文彬、余信武等六人，本人承认属实）（见P12，第一页）

　　3、在庐山纪念5.4青年节时，团总支开会纪念，号召欢迎同学参加，他不参加，到校后大发脾气说：“你们团篡夺了5.4青年节的胜利成果，5.4青年节不许你们夺取我们的节日，夺取我们的荣誉。”同学提出反对时，他说：“这就是你们团群关系恶化的原因。”（1957.5月下旬小组会上放的，揭发人邓先灿等六人，本人承认属实）（见P12第一二页）

　　4、对“红”与“专”发表谬论，他说：“我们只要有地位、有学术、有板眼那就红了，有板眼就吃得开，到那里也不怕，共产党是最乖的，你有板眼就会叫你入党入团，现在我们不必入党，到那时我有板眼做个民主人士，在社会上的地位将来比党员还要高，所以要专，红不红没有什么？”因此就提出不要谭立雄申请入团，挑拨团员与群众的关系。（1957.10.17检举人谭立雄，本人承认）（见P16页一页）

　　三、歪曲事实诬蔑我国机关工作人员并恶毒攻击我党各项政策

　　1、他说：“统购统销政策搞坏了，城市的人民和机关干部没有统到，仍然有好的吃好的喝，而农民就苦得不得了，共产党搞来搞去还是农民受苦，干部享福。”在中学吃那米混菜煮的饭他非常不满他说：“这不是人吃的东西，是狗子、猪子吃的。”（1957.5月末小组讨论会上的发言，揭发人邱昌葳、谭万统、邓先灿等）（见P12第二页）

　　2、婚姻法不好，结婚时没有年龄限制，老头子的大干部可娶19—20岁的姑娘，这就使共产党员腐化了，因此要修改婚姻法。（1957.5月末小组会上的发言，检举人邱昌葳、鲁荣刚、童文彬、邓先灿。本人承认）（见P12第二页）

　　3、我国按劳取酬工资制度不好，他说：“现在还不是凭资格，资格好的人工资高，没有资格工资低，可怜得很，我们读了13年书还是43元5角，我有一个姐姐，高小毕业在纺织厂工作，现在60多元，我们读了这样多书拿得不如一个高小毕业生，这种工资确定不合理，这也说明共产党对知识分子不重视。”（1957.5月底在小组会上放的，本人承认，童文彬等人揭发）（见P12第二页）

　　4、教师地位低是共产党的各项政策造成的，旧社会有天地君亲师之说，现在取消了，打教师骂教师工资低都是事实。（1957.6月讨论教师地位小组会上的发言，邱昌葳等人揭发，本人已承认）（见P12第七页）

　　5、对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其父不愿意参加改造，他认为是对的。认为公私合营不好，经济也没有私营那样活跃，他赞成不参加改造。（1957.12在中学说的，谭万统揭发，本人承认属实）（见P12第五页）

　　6、攻击税收政策说：“从前国民党没有这样多税，现在的税又多又重，把我家的钱都搞走了。”（1957.7.被斗后在小组上自己交待的）（见P17）

　　7、邹说等额选举不好，我们的选举是共产党耍的花招，候选人都是他们提的名单，选来选去都是他们的人，即使是选到别的人（民主党派）也只不过是一个傀儡（谭立雄检举，1957.6.大放大鸣时，讲的本人已承认）（见P16第二页）

　　8、诬蔑我们的肃反运动说：“镇压反革命时杀了些好人，五反也不好，把我家搞垮了。”他说：“土改时斗争地主太过火了。”反对教师的思想改造。（1957.10.谭立雄检举，本人承认一部分）（见P16第二页）

　　四、反对苏联，诬蔑苏联

　　1、说“苏联驻军旅大是对中国的军事侵略，在中国占领军事基地，苏联帮助开发新疆石油公司是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掠夺中国的财产。”又恶地说：“中国人民生活不能提高是由于钱给苏联了。”（鸣放前也说过1957.6月“放”过，检举人邓先灿、黄光富、童文彬、鲁荣刚等人，本人已承认）（见P12第4页）

　　2、把社会主义苏联说得一钱不值，对美国科学很感兴趣，不相信苏联科学家的发明，说：“苏联为他们的科学家大吹大擂，抬高自己的科学家，苏联人为俄国苔，做不了什么，美国科学发达，政府不翻译美国的书，怕同学有亲美思想，这是政府的手段，苏联把些不懂事的工人，也说成是专家，博士。”并说：“希特勒有板眼，有才能。”（鸣放前经常说，证明人谭立雄。）（见P16，第一页）

　　（四）反右斗争中的表现态度和认识

　　右派分子邹维孝在1957年7月9日被斗后，态度很不老实，要他写检讨，就马虎了事，对自己的罪恶活动，不肯交待，说他反党反社会主义是客观原因造成的，在七月中旬对右派分子陈文起（当时未被揭发出来）说：“我不是右派分子，是他们故意来搞我的，因为我能发表创造性的意见，他们就对我不满。”暑假回家后，到处写信和我班同学称兄道弟，拉拢群众。8月23日在沙市手工业管理处业余学校，又被干部斗争，他说：“我校反右斗争已经结束，我不是右派分子，学校已给我作了结论……”（1957.9.王怀英证明，见P23）

　　本学期到校后，不遵守学校制度，逃避考试，在反右斗争高潮期间，群众又揭发他一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材料，他不但不检查，反而来了一套可耻的花招，装疯行凶，无故外出，妄想畏罪潜逃，这一套花招，经班反右核心小组发觉后，报请学校行政给邹的教育，使其认识自己的罪行，并指出只要他坦白悔过自新，仍然有前途，但邹却恰恰相反，始终站在反动立场与人民为敌。在10月5日不经请假外出，至晚一点多钟，在操场溜达，我们叫他睡觉，他气势凶凶的说：“别的寝室还有灯，我要欣赏月景。”我们把理由向他说明白，他说我不跟你们（邱昌葳、段辉廷）两个谈，我要和谭万统以及科秘书谈，只有他两人是代表党的利益，并扬言骂段辉廷有问题，想向上爬，想入党，布置我写检讨，要我写他的优点，他是抱着个人目的和成见来整我的……”并高喊，“我要革命！”“要为革命流出最后一滴血。”唐天达问他革什么命，他说：“为共产主义革命！”又问：“为共产主义革命就必须认识错误，就不要反党反社会主义。”他说：“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我不是右派分子，材料是你们自己搞的……”到寝室后，他又与同学大闹，企图翻案。

　　我们一致指出，右派分子外出，必须经核心小组批准，否则不能外出，他说：“向你们请假没有意思，我不向你们请假，并辱骂胡光祖同学，你有什么资格发言，你是班长？你是核心小组的？你又不是干部……”10月7日撕毁了我们的标语，装疯不上课，说他神经错乱，肺部也烂了，学校看到他这种鬼像，就要工友把他送到湖北医院去，他又说：“没有病。”右派分子邹维孝一套把戏，都给群众识破了，照理说应该守法，规规矩矩的学习了，但他顽抗的心始终不死，仍然装疯卖傻，在10月12日，他更猖狂了，因为他姐姐把他的丑事证实无遗，他却以卑鄙的手段欺哄同学，妄想逃走，并在宿室里整理行装，企图找一洞穴潜溜，学校领导为了挽救这一顽固的右派分子，杨校长、团委书记韩志平、科秘书分别和他谈话，他若无其事，装疯冷笑，毫不理采，假装没听到，两脚乱蹦，好似一条疯狗乱叫乱咬，同学帮助他，他带着轻视的态度说：“你是谁呀？认都不认识你，你来管我，你们幼稚得很，懂得什么？”更使人感到可恨的是他要向我们同学挑战，拿起石头要打黄光富同学，这种凶残的行为，激起了我们同学们的愤慨，学校仍然坚持挽救他的原则，把他放在单人宿舍里，要他好好的反省，他却唱：“美丽的姑娘，正月里结婚……”并说孙悟空要打八万人，我起码要打几个人，并指着看守的工人说：“你管制我，我要揍你，我要把饭碗打破你的脑袋。”横眉竖眼，把群众看得一钱不值，一讲就打。（1957.10.10.邱昌葳、唐天达、段辉廷等揭发）（见P20）

　　他的态度这样横蛮，前后开了七次斗争会，他的转变丝毫没有，在群众的压力下虽然写了几次检讨书，承认了揭发的材料是事实，并揭发了右派分子谭立雄、金光华以及“放鸣委员会”的一些罪恶事实，看样子已有悔改的倾向，但由于他是被迫投降，无诚意来接受群众的监督，来改过自新，因此既不上课，也不学习，成天睡觉，看小说，要休学，从他一系列的行动证明，他的态度是不老实的，仍然站在反动的立场与人民为敌。

　　 地理科核心小组组长张武炎（章）　正主任　杨在知（章）武汉师专分部反右办公室付主任　王功安（章）武汉师范专科学校（章）1958.3.20.

　　（【附】）

## 武汉师范专科学校：《反动组织放鸣委员会的情况》

## 前言

　　1957年5月22日，我校右派分子孟趋庭、黎民芳，看到全国其他右派分子组织了什么“社”，什么“党”来攻击共产党，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时候。也组织起来了的“放鸣委员会”向党发出了猖狂的进攻，该会存在的时间形式上虽然只有一天的寿命，但活动不少，仅大小会议就有七次之多。其性质是有纲领、有计划、有口号的一个反动透顶的组织。而且解散后还有暗地的阴谋活动。在当时的确拉拢威胁一批落后群众。与党所领导的团委会、学生会、学委会等合法组织坚决对立，闹得乌烟障气。使党的整风工作不能继续下去。

　　“放鸣委员会”的黑幕种种。1957年10月24日我校《学习小报》揭露得非常详细，为着该会成员中的右派分子有关“放鸣委员会”的材料统一起见，我们作了重新整理作为附件。

　　（一）“放鸣委员会”的组织形式及主要成员的情况：

　　“放鸣委员会”设有主席、付主席、组织部、宣传部、秘书等组织形式。下有代表团，支持者。其主要成员的情况是：

　　主席：孟趋庭，群众，男，22岁，湖北□□县人，家庭恶霸地主，化学科二年级学生，极右分子；其父亲孟晓岚，解放后被镇压，家庭被人民清算。本人在小学教书时，也闹过反对乡党支部的领导，并说：“母亲生活太苦……”常为其恶霸家庭诉苦，对我党极端仇恨。

　　付主席：佘盛柏，群众，男，36岁，湖北恩施人，家庭出身富农，个人成分学生，物理科二年级学生；一般右派分子，解放前，1949年8月——1949年11月自愿参加宋匪希廉军团的军政干校教导队受训。随军逃窜四川峨嵋山被我军解放回家，50年清匪反霸时，佘为疏散财产与藏枪的嫌疑被捕过，也判过刑——劳改一年，并曾参加过流氓组织——“汉流”，其母崔道辛曾为破坏统购统销，判处管制一年。

　　组织部长：姚础生，群众，男，21岁，湖北建始人，家庭出身恶霸地主，个人成分学生，数学科二年级学生，一般右派分子；其父亲姚金堂（早死）系奸商，又是恶霸，二姐逃往台湾，姚自小就仇视工农子弟，有小恶霸之称，对新社会极为不满。

　　宣传部第一部长：黎民芳，女，共青团员，22岁，湖北光化人，家庭出身是官僚地主，个人成分学生， 物理科二年级学生，极右分子；父亲黎墨林曾任过国民党多年的连长、营长、团长等反动军官职务，于1951年被镇压，母亲在土改时被农民斗争过，并坐过牢，黎曾对其母亲说：“我一定给你报仇。”

　　宣传部第二部长：邹维孝，群众，男，湖北监利人，家庭出身工商业，个人成分学生，地理科一年级学生（留级），一般右派分子；公私合营时，其父亲邹祖南隐瞒财产，邹认为做得“很对”。

　　支持者王言纶，群众，男，62岁，浙江永康人，家庭出身小土地出租，个人成分教员，文化程度大学毕业，现在武汉师专数学科讲师、科主任，好吸鸦片，极右分子，大儿子王国曾任巴东县伪警察局局长，系反革命分子，被捕后经武汉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年，病死于沙洋劳改农场。王积极为其辩护，除口头申辩外，并写了控诉书，向中央中南、湖北省等有关机关控告武汉市人民法院，为反革命儿子打翻案，鸣放时主张反对“外行领导”、反对“迁校”，并写出《四哭师专》的大字报。煽动教工和学生猖狂向党进攻。

　　（二）“放鸣委员会”的纲领

　　最高纲领是：取消党委制，组织同学上街游行，最低纲领是：改师专为师院，反对迁校。

　　（三）行动计划

　　1、占领广播站，通过广播站指挥调度和发布决定；

　　2、控制电话室；

　　3、控制交通工具，争取司机，以便与校外联系；

　　4、要求停课。不停课就罢课，把小座谈会变成大座谈会；

　　5、组织学生夹道欢迎省委，呼口号；

　　6、要省委在校门口下车，步行入校，看看我们的大字报和标语；

　　7、确立以“反迁校”、“争取改院”、“为师专争地位”等三个问题作为座谈的主要内容；

　　8、各科代表团推出中心发言人，准备参加省委座谈。座谈以前要审查各科代表团的发言提纲，删去“细微末节”。把内容集中到主要问题上来；

　　9、在座谈会进行时，各科代表团和委员要加强联系，各科代表团按划定的地点入座，放鸣委员会的主席团也要坐在一起，以便随时碰头，如孟省长不解决问题，就好研究在会上放他，如果会场形成僵局，立即宣布暂时休会，经各科代表团长碰头后再复会。

　　10、座谈会开完后，主席团立即开会作出估价，看那些问题解决了，那些问题没有解决，如问题没有解决完，就要领导同学继续放。

　　（四）反动口号

　　1、坚决打倒省委老爷。

　　2、我们要斗争到底。

　　3、冲破黎明前的黑暗。

　　4、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

　　5、向官僚主义省委开火。

　　6、要民主，要自由，要平等，要时间，要饭吃，要衣穿，要地位。

　　7、坚决与马房山共存亡。

　　8、迎春接福迎接省委老爷。

　　9、钦差大臣就此步行入校。

　　10、老爷们听听我们的呼声。

　　（五）“放鸣委员会”的活动情况：

　　1、“放鸣委员会”是怎样组织起来的：

　　在该会成立以前，孟趋庭就对化学科黄锦珍同学说：“我们要组织一个非党非团领导的学生会，因为它能代表我们的利益”，继而又盗用化学科团总支、班委会的名义，宣称“我科反迁校委员会在团总支、班委会的领导下正式成立，希各科响应……”（实际上化学科团总支、班委会不知道。）与此同时，对数学科一年级刘荣普同学说：“我科反迁校委员会已经成立，你们赶快选代表成立反迁校委员会。”此后，为了达到反党目的，到处奔走，游说煽动。

　　黎民芳早已打下如意算盘——成立“全校性的组织”，为此曾几次向物理科团总支书记单智钧同志征求意见，要他以团总支的名义支持她成立一个“全校性的组织”，遭到拒绝以后，狡猾的狐狸黎民芳就利用机会，进行集体煽动，于5月22日上午在第一教室趁物理科同学课间休息时间向全科一年级同学进行煽动性的演说：“同学们，我们现在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我们停课……”后来她又向物理科秘书周忠信同志提出她要组织一个全校性的组织碰壁后，向数学科一年级同学周雪梅同学说：“成立一个全校性的放鸣委员会你的看法怎样？”周问：“怎样成立一个放鸣委员会，我们还不知道？”黎解释说：“每班选4个代表。组织放鸣委员会。”

　　孟、黎目的一致，步调统一，作好了个别煽动之后，很快就结合起来了，在饭厅门口进行了简短的会谈，当即商定各科串连，召集各科代表团成立全校的组织……

　　2、“第一次代表大会”——从“反迁校委员会代表团”到“放鸣委员会”。

　　当省委来我校开座谈会的前一天（5月22日）经各科自发选出代表参加与省委座谈的代表时，孟、黎到处招兵买马，当日下午孟以代表的身分召开了各科班代表会议擅自宣布“各科代表团为反迁校委员会代表团”。

　　黎民芳首先在会上说：“同学们！我们成立一个全校性的组织，这个组织既不属于党团的领导也不属于学生会的领导，是我们同学自己的组织，是一个自发的组织，但是我们要把它变成自觉（？）的组织，以便更好的领导大家放……”接着孟趋庭进行疯狂的煽动“春风吹到马房山，我们不能再沉默，我们要吐苦水……我们再不能受省委、校长老爷们的任意摆布和蹂躏，我们为了生存（？）、为了师专的悲惨的命运（？），我们要一致行动起来，坚决反对迁校……”要是校长老爷们不答应我们的合理要求——明天（即省委来校座谈的那天23日）停课，要不让全校教工与同学参加与省委座谈，那么，我们就采取我们必要的行动——坚决罢课，我们为了步调一致，行动一致，我们应成立我们的独立组织，不受学校任何领导，因为学校不能领导我们放。为了更好的放，向省委进攻，这是完全必要的。”在孟、黎操纵之下，通过了成立“大学生放鸣委员会”的“决议”。孟趋庭在黎民芳的推荐下，被抬上了主席的宝座。为了更好的狼狈为奸，孟趋庭任命黎民芳为宣传部长。黎民芳提出成立放鸣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自此以后，他们就以“放鸣委员会”的名义，打着帮助党整风的旗帜，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的进攻，他们为了虚张声势，写出大小标语到处乱贴。

　　3、“放鸣委员会”成立后的活动情况：

　　“放鸣委员会”成立以后，干了一系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

　　蒙混群众：

　　“放鸣委员会”成立之后，当即在吃晚饭前，黎民芳、邹维孝匆匆忙忙起草了一个《通告》进行广播，以便迷惑群众，《通告》说：“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放鸣委员会已经成立了，它不属学委会和团委会的领导，它是我们自己的组织，希望大家在这个组织的领导下，要大胆地放。更大胆地鸣，有什么问题向这个组织提出来……”

　　密谋策划：

　　在5月22日晚上，全校师生都集中到饭厅听黄校长的报告去了（报告内容传达省委决定不迁校及宣布次日举行全校座谈会），以孟、黎为首的骨干分子居然不顾校纪，不去听报告，秘密地召集了他们自己的委员会会议，同时又派出4个联络通讯员，去探听黄校长报告些什么，以便传达。

　　没结果的“第二次代表会议”：

　　接着委员会会议之后，孟、黎听了联络员的汇报后，研究了“第二次代表会”的内容，确定委员佩带的符号，制定在孟老座谈会呼口号等，然后当天晚上召集了“第二次代表会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孟趋庭对黄校长进行了恶毒的谩骂：“黄先是很狡猾的。”他提出不迁校的理由完全是耍花招，“我们应准备充足的□□驳理由。驳倒学校与省委事先想好的理由。”他还着重谈到了放鸣委员会的性质，“是一个独立的组织不受学校任何领导。”并煽动地说：“我们坚决要求改院，师专两年学不到什么东西，分到乡村中学，待遇低，生活又苦……”

　　黎民芳再三强调：“我们不能受骗，我们要针对省委放，主要集中在反迁校，争取改院，师专地位等三个问题上。”

　　在这次会议上，孟、黎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愈加暴露，部分代表愈加识破了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本质，于是提出反对，首先有物理科代表提出退出放鸣委员会的意见，由于意见分歧，会一直开到深夜12点，以无结果而告终。

　　紧急骨干会议和主席会议——企图挽回大势已去的局面：

　　决心与人民为敌的右派分子孟趋庭、黎民芳并不甘心罢休，企图挽回大势已去的局面，于是赶忙召开了紧急的骨干会议，商讨对策，怎样对待这样的局面。

　　在骨干会议的基础上，当晚下半夜，又召开了一个主席团会议，长时间的讨论了放鸣委员会解散还是继续存在的问题，孟、黎二人等首脑骨干分子，顽固地坚持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立场，气势凶凶对委员们进行威胁，煽动无所不致，黎说：“明天省委来我校，斗争形势紧张，他们头脑太不冷静，难道还怕事吗？这有什么可怕的？”并又激将式的说：“要解散就解散。”但又“诚恳”地说：“我看还是不解散的好。”孟趋庭则恼恨万分的说：“今天才成立，今晚又解散，这起什么作用？这不是在群众中造成一种不好的印象吗？”

　　由于孟、黎的坚持，解散与否没有得到结论。便决定明天召集各代表团团长会议来决定。接着便拟定第二天的工作计划，有的委员强调指出要接受党的领导，孟趋庭虽然在口头上假装让步，但却又狂妄的主张把孟付省长来校座谈会包下来，由“放鸣委员会”来掌握。从而将党总支和学委会抛在门外，但他们的野心不仅如此，孟趋庭又提出省委来时要夹道“欢迎”，要省委在校门口下车，步行入校，并且黎、孟、邹三人共同主张：“在省委不解决问题时，把省委的包车扣留下来，不让他回省委去，罢课，打毁包车。”黎民芳又提出占领广播室，控制交通工具，争取司机，以便与校外联系，制定口号等。

　　这个会议一直开到清晨4点钟，第二天一早，黎民芳公然去占广播室，幸被学生会早有准备，阴谋未得逞。

　　土崩瓦解，可耻失败

　　根据主席团会议的决定，23日早最开了代表团团长会议，黄校长也被邀出席，在这个会上，右派分子孟趋庭、黎民芳摇身一变，把他们原来的姿态换了一付“帮助党整风”的正面孔，居然拿出捏造的假的《决议》给黄校长看，并且再度虚伪地要求党总支来领导他们那个非法的组织，以便把他们那暗地里策划的一系列的阴谋鬼计和违法行为说成是在党的领导下的合法行动。

　　在会上，多数代表团团长提出要解散或退出“放鸣委员会”，黄校长也指出：已有学委会、学生会的领导，加上放鸣委员会不是多头领导吗？是不是要闹对立？

　　于是这个明明是藏污纳垢的唯恐天下不乱的反动组织——“放鸣委员会”，在广大群众反对声中，在正义力量强大的压力下，终于宣告可耻的失败。

　　4、放鸣委员会解散后的活动情况：

　　反动组织放鸣委员会虽然解散了，但是孟、黎等并未死心，并不因反动组织的解散而放弃活动，接着以孟、黎为核心的反动集团，却继续活动着。其采取的方法是：首先“掩护退却”，从有组织形式的进攻转到无组织形式的进攻罢了，为此，孟黎集团，赶忙补写了一个5月22日深夜的主席团会决议，在这个决议中颠倒黑白地说，他们的活动是合法的，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的，把这个决议送给党总支，以此来掩护其反动本质。

　　第二步是争取群众，骗取同情，为放鸣委员会找合法的理由和根据，用口头，大字报等方式向群众大肆宣传放鸣委员会是合法的，是代表同学们的志愿的，起了推动鸣放的作用等谬论。并策划写“简介”，把“放鸣委员会”涂上一层脂粉，将原来的反动面目隐藏不提，要其他的委员汇报工作，姚础生曾二次向孟趋庭、佘盛柏汇报过工作。

　　在省委来我校开座谈会前，孟黎集团还曾强迫化学科同学搬木箱、木板，沿校门大路两旁搭起一道木墙，贴上各种诽谤性的标语，在这种□积极的布置中，孟趋庭完全担任了“指挥”者和“命令”的角色，如有同学不愿去或不听从调遣就破口大骂。

　　在5月23日化学科的一个班会上，孟趋庭冲进会场，大肆叫嚣，“……我们要提高警惕，黄校长亲自掌握这个运动，我们没有民主，我们没有自由，发言的提纲要交学生科检查，我们不能在这里开会，开会没有用，现在情况变了……”又说：“我们应该这样作。打毁省委的包车，应该打，打得对，因为这是对官僚主义的一个狠狠的打击，如果省委不答应我们的要求，我们要采取紧急措施……”

　　5月23日晚，在孟付省长与我校开大座谈会上，这个集团采取各种方式破坏会场的秩序和程序，企图在暗中控制会场，把会场拉向他们原订的目标，孟黎等骨干在会场上奔走往来，威风凛凛，不断地写了许多纸条递给大会主席，恶毒的指责孟付省长不虚心，没有记笔记等。

　　当会议进行的中途（夜10时左右）时，孟黎邹张等人，忽然异口同心的诿称身体“疲倦”去寝室睡觉而退出会场，在这时从空中传出了喊打的声音（在下午的会中也有听见喊打的声音），同时在外面路上还发现了大石块拦路。

　　（六）“放鸣委员会”的支持者王言纶：

　　物以类聚，右派分子王言纶和放鸣委员会的首脑孟趋庭素不相识，但由于反动立场相同，反党目的一致，所以在大鸣大放中一拍即合，一见如故，就相互勾结起来。

　　当王言纶的大字报——《四哭师专》贴出以后，立即引起孟趋庭的无限钦佩，认为这个“老师”很有“板眼”，一定是一个理想的支持者，于是孟三次去找王言纶征询有关放鸣委员会的工作意见。

　　在5月21日（即鸣放委员会成立的前一天）在大饭厅前，孟向王道：“学校的大字报都贴满了，你们老师怎么办呢？”王说：“这个问题要有理由，你们学生可以闹，对学校闹，对省委闹，我科已提出延长学习时间，对你们是有利的，应把这个作为你们的行动纲领。”果然第二天（22日）成立“放鸣委员会”时，孟就把“要求改院”这一条列入了最低纲领。王言纶觉得这些话还不足以鼓动孟趋庭的反党热情，接着又说：“我们学校都是党员领导，那一个校长能真正领导大学呢？他们不懂业务，如果我是校长，马上答复你们的要求。在解放前大学毕业就是失业，那时政府要好的，而现在却是凭政治吃饭，不管学问的好坏。”

　　又在5月23日（即孟老来校座谈那天），也是在饭厅前，这时“放鸣委员会”的反动组织虽已瓦解，但孟黎等还在“坚持工作”，以图贯彻他们的纲领，孟又问王言纶：“改院能不能改呢？”王答：“你看我们教工提出三要，三不要（指数学科教工的对联）你们学生放错了也不要紧……”

　　第三次在5月27日，孟带着绝望的口气问王言纶：“改院问题眼看是不成了？”王用斩钉切铁的口气说：“条件是够的，数学科半个教师都不差。”孟说：“我们学校校长不领导我们搞，财经学院校长领导学生上北京请愿。我们学校校长是不管的。”王说：“外行（指共产党）清一色领导。”

　　马房山上这两条毒蛇——王言纶、孟趋庭互相结识以后，真是情投意合，相见恨晚，王言纶甚至得意忘形的说：“我能够领导数学科和化学科的鸣放。”他们俩一个在教工中点火，一个在学生中造反，上下串连，互相呼应，满以为顷刻之间，湖北师专便会大乱，然后他们好来收拾残局，然而好景不常，人民的铁拳很快就使这些牛鬼蛇神的妖术不灵了。他们那种美梦仅仅在数日之内，就昙花一现似的幻灭了。

　　 武汉师专反右办公室主任  杨在知（章）付主任  王功安（章）武汉师范专科学校（章）1958.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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