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检查、决心

　　<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　陈梁生>

　　在过去几天，系主任、付主任、党支书、教研组内外同志以及同学们给我很多批评。这些批评击中了我的要害，给我极大的帮助。现在根据大家的批评，作出初步检查，并表示决心。想到自己种种缺点，使工作蒙受损失，感到无限惭愧痛心，想到在大家的监督下、经过不断努力，总有一天可以改造成为真正的、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用自己的工作补偿过去的过失，心中有无限力量。

## 一

　　同志们的批评可以归纳为下列几点：①教研组科研方向严重地脱离了生产。②工作保守。③对待同志们采取自由主义和虚伪的、过份谦虚的态度。④主观。⑤阔气。⑥思想右倾、留恋资产阶级生活、追求名利。

　　同志们的批评是正确的、合乎事实的，对这些批评我简单地表白我的认识如后。

　　1．根据我的主张，教研组的科研题目多数没有实际工程对象，只是一般性质的理论和试验研究。而且我恰恰对密切结合生产的刘家峡黄土地基的研究并不热衷，而对其他题目更感兴趣。这说明我在思想上爱好理论和一般性的实验研究而轻视生产。科研应当为生产服务，同时，教研组同志(包括我自己)非常缺乏生产知识，要提高教学水平就首先要丰富生产知识，教研组的科研方向是与此背驰的。

　　2．我对待工作有严重的保守思想，习惯於慢吞吞的、绣花式的工作方法，唯恐教研组同志们提出改进工作的大量倡议，提出先进的工作指标。我总怕完成不了“任务”，怕“冐进”。试验室同志们在前一阶段工作中，已经用事实说明他们能够完成比过去多几倍的工作量。但是，在事前，我不是去鼓舞他们完成更多的工作，而是劝他们放“稳”一些。在下放干部时，我总是要求少放几个。

　　在教学工作中，我也没有鼓舞大家去改进。在我自己所担任的教学工作中，几年以来很少改进。在讲课中，既没有引用生动的工程实例，也没有介绍先进的科学理论，十足地表现“墨守成规、固步自封。”事实上，在过去几年中我没有努力去接触实际工程，也没有经常阅读新的书刊，因此造成知识贫乏，在学术上停滞不前。

　　在领导工作中，偏於过分细致的事务，阻碍了教研组同志们的主动性，也妨碍了自己更多地考虑重要的工作。

　　3．我对待同志们采取“予人方便、自己方便”的自由主义态度。这是由於自己对社会主义建设，对人民事业责任心不强，温情浓厚，对自己要求不高，因而对别人也不敢要求高的缘故。过度谦虚甚至於有些虚伪和有时用急躁的态度对待批评，都是这种“心虚怕人”的表现。这种态度阻碍了自己，也阻碍周围同志进步。

　　4．我工作比较主观。除了认识片面以外，这是由於重视面子，不肯改口，在年青同志面前，不肯放下领导架子。主观的工作作风，妨害了接受同志的正确意见，使工作蒙受损失。

　　5．我有阔气。土力学试验室和工程地质实习室积压浪费严重，说明我不是精打细算地使用公家钱，有求大求全思想。我还常有一种思想，觉得自己时间很宝贵(但是我有时间搞翻译!)，不必要在用钱上多花脑筋。这是对公家财产极不负责的态度。

　　6．我一贯思想右倾，留恋资产阶级生活，追求名利。几年来我走的是资产阶级学者少劳动、名利双收的道路。我并没有做好校内工作，而在校外兼任了许多工作，拿了不少兼薪。当我接受这些职务时都是考虑过个人名利的。按理说，既然担任了这许多职务，就应当加倍努力。但是，我强调休息，只怕累坏。而且，我还抽出时间进行翻译，取得优厚的稿费。在编课本上，是剥削了陈仲颐同志和陈致忠同志的劳动的。这样的作风，不但阻碍自己进步，也严重地影响年青同志的思想。

　　我一贯思想右倾，感觉在新社会中受很大束缚，整风期间我犯了不少错误，对“歌德”谬论起过共鸣，对系领导毕业设计主张有过错误的看法，认为系重视的是维持威信，并且对某些党员同志有过错误的看法。这些错误，说明自己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看不见右派分子向党进攻。

　　同志们所提出的批评意见是互相联系的，检查起来，种种错误的根源可以归结为资产阶级立场、观点、方法和个人主义思想。

## 二

　　我是盟员，曾经申请入党。照理说，我应当在政治上，在业务上严格地要求自己，应当一心一意地跟着党走。但是，我过去对党是三心二意的，时而怀疑党，时而怀疑自己，反右斗争和双反运动再一次教育了我。我现在认识到党是完完全全为六亿人民的利益服务的，我应当老老实实地在党的领导下工作，愿意在新的认识水平上提出我的决心。

　　1．全心全意跟共产党走，在实际行动中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

　　2．争取又红又专，更红更专，积极参加劳动锻炼，树立劳动观点，老老实实向农民工人学习，要求在最短期间达到可以入党的水平。

　　3．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努力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和科学技术。

　　4．团结教研组全体同志做好工作，把知识和所有力量无保留地交给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不计较个人名誉地位，一切工作服从组织分配。

　　 教授  陈梁生　3.23

　　 来源：　《清华大学双反运动大字报选辑(第十辑)》，中共清华大学委员会办公室，1958年6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