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共产党云南省委员会第六次全体(扩大)会议关于开除右派分子郑敦、王镜如党籍的决议（郑敦、王镜如）

## (一)

　　中国共产党云南省委员会第六次全体(扩大)会议，彻底揭露了以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长郑敦和组织部副部长王镜如为首的反党集团，批判了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这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个重大胜利。这个胜利对于纯洁党的组织，巩固党的团结统一，提高党的战斗力，使全省党员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央周围，密切地联系群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大的意义。

　　这个反党集团是一个有目的、有纲领、有组织的阴谋集团。他们一切阴谋活动的目的是篡夺党的领导，改变党的性质，为资产阶级复辟开辟道路。他们的纲领是宣扬资产阶级民主，修改党的全部原则，取消党的领导；实行地方主义、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这个反党集团以郑敦、王镜如为首，啸聚着一批已经揭发的如臧野农(省委组织部组织指导处处长)、袁用之(省建筑工程局处长)等骨干分子和一批党内右派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坏分子，有计划地向党举行进攻。

　　这个反党集团是在一九五六年初社会主义革命高潮时期形成的，这是广泛深刻的阶级斗争的反映，反党集团首脑之一郑敦，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入党后长期坚持其剥削阶级思想，在民族解放战争和反封建斗争中动摇消极，但却热衷于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对党讲价钱，离心离德。云南解放前他即怀着抢地盘，发展个人的野心，进行许多非法活动。解放后全省党的组织在中央领导下和培养个人势力的活动。被省委察觉并且严格批评之后，表面上暂时收敛，内心却更加仇视党，并且继续以更隐蔽的方式进行反党活动。反党集团另一首脑王镜如，是一个蜕化变质分子，入党以后长期不愿自觉地改造自己，一直保持、珍惜甚至欣赏他的顽固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经常恬不知耻地宣扬他“从来没有过个人主义”，“向来以抗上为荣”，目无组织，横行霸道。一九五五年底省委酝酿下届委员的选举中，郑敦怀着当省委书记的野心，王镜如怀着当组织部长的野心，进行非法活动。当他们的个人欲望得不到满足时，对党不满更加发展，在共同的思想、共同的目的、共同的活动、共同的密谋策划下结成集团，在全国社会主义革命进入高潮，阶级斗争剧烈尖锐，和国际上的修正主义思潮泛滥的严重关头，利用了某些干部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连续地向学发动恶毒的攻击。在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到一九五七年上半年，就有两次疯狂的总攻。

　　第一次总攻针对着一九五六年召开的县、市和省的党代表大会。他们一方面背着省委，违反省委“通过党代表大会，动员全党实现党的政治任务——总结合作化，反对右倾保守，鼓起干劲，贯彻执行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方针，鼓吹极端民主化，鼓吹各县党代表大会“中心是发扬民主”只字不谈生产，用诬蔑、丑化的手段打击以外来干部为主的土改以来长期斗争中形成的领导核心，分裂党的团结，企图按照他们的面目去改组县委。另一方面，他们在各县党代表大会已经制造了若干混乱思想之下，毒化省党代表大会的气氛，对省党代表大会实行突然袭击，进行非法活动，散布流言蜚语，企图操纵选举，以便从上面篡夺领导。在省委和各地、市、县委和大多数正直有觉悟的党员坚决维护党的团结的努力下，这次进攻虽然并未得逞，也确已造成党内一定时期的思想混乱。但他们并未甘心，省党代表大会后，他们以总结党代表大会为名，不理会省委的制止，发文件通报各地党的组织，以“不民主”和“反中央”的罪名继续向省委进攻。

　　匈牙利事件后，社会上的右派分子开始向党进攻，这个反党集团也就异常敏感地立即开始了他们对党的第二次总攻。他们到处搜罗和夸大农村的，“阴暗面”，把社会主义改造后的农村描画成“黑漆一团”，他们发动和支持党内外的不满分子、坏分子以至反革命分子喊冤，叫屈，翻案。上自省委下到基层，他们辱骂党是“特殊化”、“特权集团”，以至煽动学生和干部上大街打倒“共产党的官僚主义”。这次进攻的顶点是他们发动省委组织部的右派分子张贴攻击省委的反党大字报。

　　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郑敦、王镜如千方百计地进行阻挠和破坏，组织退却；为他们的骨干分子和组织部内的右派分子开脱，或者说“组织部没有右派”、“某某人不是右派”，或者以调下乡为名为他们回避、隐蔽。郑敦被下放到县后，他与王镜如之间还经常共同策划，分头执行，企图保存实力。

　　从一九五四年以来，省委对郑敦、王镜如这两个野心家的阴谋活动从未放松过警惕，曾经和他们进行过无数次的斗争，对他们提出过严重的警告，并且无数次地企图使他们悔改转变，直到最后揭露斗争之前，还不放松这种努力。但他们从资产阶级的本能出发，利令智昏，坚持反党到底。每遇到一次打击，他们的两面派手法就更加隐蔽和阴险。在党的组织和会议面前，他们把自己的真正面貌掩盖起来，把自己装饰做党的路线的拥护者，背着省委，他们又欺骗下级，假借省委的名义，歪曲党的方针、原则，贩卖与省委的决定完全针锋相对的反党私货。资产阶级右派的尾巴终究是不能长期掩盖得住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年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尖锐起来的时期，社会上刮起了妖风，他们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与党内外右派分子一起向党发动了疯狂的进攻，终于原形毕露。

## (二)

　　郑敦、王镜如反党集团，根据他们的反动纲领，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

　　一、为了篡党，他们把党所委托他们管理的部门、事业和党的干部霸为私产。他们控制省委组织部为基地，到处扩张势力，安设据点。自一九五三年起，郑敦即在省委组织部组织反党力量，打击排斥部内忠实于党的干部。王镜如加入反党集团后，二人即共同策划、狼狈为奸，收罗、拉拢或欺骗一批品质恶劣的分子以至坏分子、阶级异己分子，或者未经改造意志薄弱的干部，培养私人势力；同时，更为狠毒地打击和排斥忠于党的干部，特别是经过考验的老干部。组织部在肃反和整风运动中已经清查出来的四个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八个右派分子，几乎都是他们亲自培养提拔起来的亲信。他们依托这个阵地，与省委分庭抗礼，采取下乡巡视，派工作组试点，开业务会，训练班，打电话，发通报等方式，歪曲省委的指示，贩卖反党私货，非法地越权发布与省委决定针锋相对的指示，干涉各级党委的工作。他们利用组织部的有利地位，欺骗省委，在他们所可能钻空子的地方安插重用亲信和可以被利用的分子。只是由于省委严格控制和不断警惕，不断打破了他们到处扎钉子的阴谋。他们顽强固守的基地，最后也不得不被粉碎。

　　二、他们从根本上反对党挑选干部的德才兼备的政策，干部团结的政策，“有经验的老党员、老干部和带着新鲜血液富有朝气的新党员、新干部相互协力”(毛泽东选集卷二“共产党人”发刊词)的政策。他们利用地方主义的遗留影响，恶毒地挑拨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团结，挑拨新老干部的团结，挑拨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的团结。他们针对着我省地下斗争时期建党路线错误与和平起义所带来的干部成分复杂，有经验的老干部非常少，因而外来老干部特别重要的特点，他们就特别着重打击、排斥陷害老干部，在基层则极力排斥工农出身的基层干部，辱骂老干部“没有文化，已经完成了历史任务”，应该“退休”、“进博物馆”，要对老干部实行“赎买”政策，甚至假审干之机无中生有地中伤陷害若干主要领导干部。这种毒辣的摧毁党的骨干的阴谋，目的是要从根本上断送党的命脉。党从来珍贵老干部，因为他们是革命事业的保证；同时也珍贵经过斗争锻炼的新的工农干部和经过改造的新的知识分子干部，而且把培养大批新干部作为自己的重大责任。但是，郑敦、王镜如反党集团吹捧一些未经改造的知识分子和有着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人“能说会写”、“有才能”，加以提拔重用，并且要他们摆开老骨干的带领和帮助，目的无非是为了培养自己的反党势力。他们甚至不惜用封官许愿、纵容煽动以至请客吃饭等卑鄙手段，收罗一些犯有严重错误毫无悔改、蜕化变质、对党不满的分子，甚至异己分子和坏分子，扩充反党势力，以实现他们的政治野心。在某些场合，他们也曾利用某些人的地方民族主义思想，在民族干部中进行非法活动。所有这些，充分暴露郑敦、王镜如反党集团是从根本上反对党的干部政策，实行着彻底的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阴谋家的干部政策。

　　三、这个反党集团煽动极端民主化，从各个方面根本修改党的全部组织原则。他们反对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几年来一直鼓吹“部门分工”、“党政分工”、“党社分工”，要求党委部门应有决策权利，反对党委“包办”和“干涉”政府工作，反对支部“干涉”合作社的工作，非法通知规定乡人民委员会和合作社管理委员会中党员只应占三分之一。一切阴谋在于企图取消党的领导，把党变成资产阶级议会党团。他们反对党的民主集中制，鼓吹“无限制的民主”、“不拘形式的发扬民主”，目的是企图在党内制造混乱，便于他们混水摸鱼。他们反对集体领导与个人作用的统一，集中地反对各级党委第一书记的作用，捏造“书记十大罪状”、“委员十大苦闷”，诬蔑书记“专断”、“不民主”、“是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的罪恶渊源”，目的在于削弱党委的领导核心，使党的各级组织陷于瘫痪，而便于野心家的篡夺。他们反对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鼓吹下级“顶”上级、部门“顶”党委，鼓动部门向党委要“独立权力”，目的在于使部门各自成为独立王国，使党委成为资产阶级的行业公会。在他们的基地组织部内部，他们就是利用极端民主化使坚持原则忠实于党的干部无可作为，使他们的党羽横行霸道；在他们所煽动的许多县、市的以及厂矿、学校的党代表大会上，这种邪恶的修正主义倾向曾使得这些党组织内发生一度的思想混乱。

　　四、这个反党集团和所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一样，几年来坚持不懈地和党争夺农村阵地，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地进行党的农村组织，反对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当土地结束急需在农村建党，以便巩固土改的成果和立即领导农民进入社会主义改造的关头，他们对农村的建党工作实行怠工。农村支部普遍建立以后，省委适应当时的政治任务和组织状况，提出改变农村组织形式和领导方式，加强支部的领导作用，逐步撤销工作队，加强县委对支部的直接领导，培养支部的工作能力。他们却歪曲省委的方针，辱骂工作队和老干部，诬蔑他们不懂党的组织原则，是“包办代替、强迫命令的老祖宗”，下令强调立即撤销工作队，其目的在于割断以老干部为核心的工作队与新建立起来的支部的联系，同时他们强调县级机关“正规化”，以反对“县委五个部门上了五把锁”为名，反对县级机关深入基层领导生产合作。这都是为了便于他们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去改造党的农村基层组织。一九五五年秋天，省委根据中央指示，布置了为肯定和发扬积极性迎接社会主义改造高潮而整党。他们却把农村支部说成是黑漆一团。诬蔑农村党员“普遍有退坡思想，划不清敌我界限，百分之四十至七十不想干”，企图以此来证明“农民不赞成社会主义”、“支部不能领导合作化运动”，反对社会主义高潮。一九五六年春，农村基本上完成合作化之后，他们又强调“党社分工”，要合作社实行“一长制”，要支部不抓生产，企图使支部从根本上脱离群众，使合作社自生自灭以致解体。一九五七年右派分子和农村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向党进攻时期，他们配合右派分子的进攻把农村说成是黑漆一团，捏造“十大矛盾”、“十大紧张”，是社会主义改造太快的结果；他们还散布“无敌论”，歪曲说：农村的基本矛盾是基层干部与群众的矛盾，也即是“党与群众的矛盾”，把农村支部诬蔑成一个脱离群众的特殊化的集团。因此，在右派猖狂进攻中他们坚持要整党，要反支部的特殊化，和社会上的右派分子里应外合地向党进攻，企图把支部完全整垮。很明显他们知道农村战线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决战场，他们的目的是反对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反对农村社会主义生产大跃进，取消工农联盟，取消党对农村的领导，取消农村的人民民主专政，为资产阶级复辟开辟道路。

　　几年来，不论在会议上、在实际工作中，或个别谈话中，郑敦、王镜如反党集团在对待农村问题上的阴谋，每次都被省委识破和严厉地驳斥，但是他们始终不甘心，顽强地一贯地坚持与省委对立。

　　五、郑敦、王镜如反党集团为了根本反对社会主义，他们曾经违背省委肯定成绩、保护与发挥干部和群众的会主义积极性的方针，在农村叫嚣反“冒进”，到处寻找和夸大黑暗面，以证明“合作化太快”，“合作社一团糟”，证明社会主义不能前进。恶毒地攻击一九五六年大姚县党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的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和三年基本上实现水利化的决议，为“盲目冒进”，为“强制通过”、“不民主”。直至今年大跃进中，他们还制止干部和群众兴修水利、改水田，强令粮食退库。这是属于我们与一切资产阶级右派的要不要社会主义的斗争。这个斗争与党内和劳动人民内部在建设社会主义上先进和落后、快和慢的分歧，有着本质的区别。

　　一系列的事实说明：我们与郑敦、王镜如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你死我活的斗争。郑敦、王镜如已经沦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会议一致决议：开除郑敦、王镜如的党籍，撤销他们在党内的一切职务，并且建议有关方面撤销郑敦在党外的一切职务。

## (三)

　　会议认为：由于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全省各级党的组织、各级干部和各族人民团结努力，我省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已经取得巨大成绩。在省委坚决执行中央的路线和不断地对郑敦、王镜如反党集团的阴谋活动进行斗争之下，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恶活动，并未能阻挠我们胜利前进。但是，由于他们窃踞了省委组织部这个重要部门，进行两面派的活动，在他们活动过的地方党和人民遭受到一定的损失，对个别单位或个别地区，甚至已经受到了严重的危害。必须吸取教训，充分揭露和批判他们的罪恶活动。肃清其影响，以教育全党，提高党的战斗力，巩固党的团结。特别重要的是：

　　第一、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我们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将是长期的斗争，社会上“兴无灭资”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因此，巩固党的团结和统一，及时地揭露阶级异己分子腐蚀党和反党的活动，也将是一个长时期的斗争。每一个党员必须提高革命嗅觉和革命警惕性，必须努力提高自己的马列主义水平，站稳无产阶级的立场，要善于正确地区别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肃清一切“无敌论”的谬论，及时地揭露和打击一切危害党、危害社会主义事业的罪恶活动，保卫党的团结，保卫人民民主专政，以保障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

　　第二、肃清一切修正主义倾向，反对资产阶级民主；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坚持放手发动群众，充分发扬群众路线的党的光荣传统，发扬无产阶级的民主。必须充分揭发资产阶级“民主”的欺骗性和反动性，必须充分揭发“极端民主化的危险，在于损伤以至完全破坏党的组织，削弱以至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使党担负不起斗争责任，由此造成革命的失败”(毛泽东选集卷一“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必须揭破：民主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不是为资产阶级复辟服务的资产阶级民主，就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促进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民主。每个党员必须提高觉悟，提高识别能力，不要作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的花言巧语的俘虏。我们主张领导与群众相结合，从上而下与从下而上相结合，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这种社会主义的民主，无产阶级的民主，正是消灭了资产阶级民主的结果。这个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我们必须发扬这种社会主义的民主，以抵制任何修正主义倾向。

　　第三、地方主义是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混血儿，必须彻底肃清。解放后，地方主义曾经成为土地改革的阻碍力量。省委执行了中央的正确路线，经过整党克服地方主义，从思想上团结了大多数，形成以外来干部为主的领导核心，使土地改革得以顺利完成，大多数地方干部也得到提高。而且经过八年斗争中联系群众，极大多数外来干部也已经本地化，成为党在云南的革命事业的可靠支柱。但是由于过去的整党是在民主改革的条件下进行的，思想上有一定的局限性，因而地方主义的遗留影响仍然存在，以致郑敦能够利用这个影响来作为反党的重要工具。全体党员应该从这次斗争中吸取教训，彻底肃清地方主义的遗留影响。(42)要在党内和群众中深入宣传共产主义的原则，使每个人都认识地方主义是同共产主义不相容的。民族主义、宗派主义都是资产阶级倾向，也是与共产主义不相容的，也必须加以批判。党的干部政策的最高原则不是地方化，而首先是共产主义化。每个干部都应该提高自己的共产主义觉悟，密切联系群众，和群众一道建设社会主义义。每个党员都应该积极维护党的领导核心，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

　　第四、必须克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确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凡有个人主义而又不能自觉地进行斗争的人，都念念不忘个人的名誉地位，向党伸手。当他们无止境的个人欲望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就必然对党不满，以至于一步一步地陷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每个党员都应该从与郑敦、王镜如反党集团作斗争中吸取教训，加强党性锻炼，提高共产主义觉悟，加强自我思想改造，坚决克服一切争名誉、争地位、争待遇，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培养大公无私、勤勤恳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质。

　　最后，必须把“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作为建设社会主义中照耀一切的灯塔。各级党的组织，每个干部，每个党员都要把组织性与创造性，革命干劲与深入的钻劲结合起来，对组织要时刻老老实实，在工作上要永远生龙活虎，又红又专，永远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革命派、促进派。对于来自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右派反对社会主义的任何诬蔑和攻击，要敏锐地给以反击。对于同志中思想迷惑，消极畏缩，劲头不足，官气、暮气等等保守倾向，要坚持“团结——批评——团结”加以批判和克服，发扬积极性，正确地维护与坚持党的路线。

　　省委第六次全体(扩大)会议完全相信：在揭露和粉碎郑敦、王镜如反党集团的胜利基础上，全省党员只要能够认真地接受深刻的教育，提高觉悟，我们一定能够紧密地团结在完全可以信赖的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周围，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大跃进创造新的伟大的胜利。

　　 (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一日通过)

　　· 来源：

　　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