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右派分子曾习之的档案材料——批判会记录和自我检查

　　<水利部第三机械工程总队>

## (1) 对曾习之的错误论点批判

　　参加人数：33人

　　会议时间：1958.5.8下午2时至4时35分

　　地点：岗南隧洞工区会议室

## 曾习之自我检查（第一次）批判我在总队党委座谈会上的错误论点

　　我认为产生三害是由于部队集体转业的原因，认为我们单位解决矛盾问题是要用大民主解决方法。

　　在近二年工作中，在模式口塌方我表现手束无策，连会也不愿意参加，在测量中不积极主动。

　　我对鸣放认识不足，认为整风是整党员，原来是党员，整风是整党员的，认为有什么说什么好，对國内阶级斗争无感觉，〔同意〕在报上刊出右派论点。

　　产生原因：

　　1.对部队转业。认为与部队一起碰钉子，感到不习惯。

　　2.愿意讲大道理，别人怎样说，我也怎样说。

　　3.在认识问题上习惯于抓一点看全面，定在感性上。

　　4.严重的官僚主义，对领导不满，愿跳出三总队，认为自己不是党员，〔在〕群众中没有威信。认为总队领导上对我不关心。

　　错在哪里：

　　1）产生三害是否部队集体转业呢？是否定的，三害产生是由于部份人员跟不上形势的发展需要，与三害是不相干的。

　　2）三害

　　3）营级当科长是否合理。

　　①干部应用德才兼备来衡量，部队同志是有斗争知识。

　　②营级等于科级是教条些的，是营级就是科级。

　　③因为过去得不到长期学习，说部队转业是崇拜〔宗派〕主义是站不住脚的。

　　④认为官僚主义总队严重。

　　⑤认为闹大民主办法解决问题，是把内部问题当敌我问题。

　　⑥部队是有纪律，组织性，我仇视，是极错误的。

　　错误严重性：

　　①同意右派言论。

　　②虽然我有部分言论是对的。

　　③损害团结。

　　④骄傲情绪影响团结，表现说话不注意方式方法，不能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⑤辜负了党对我的教养。

　　⑥我存有小资产阶级爱面子的观点

## 小组对曾习之的批判

　　施蓬：①这次检查仅仅是把鸣放会议上的论点讲了一讲，我认为应该把自己整个参加工作以后至现在所发过的一些论点都拿出来。

　　②主要问题，转业，干部政策，还有民主党派，反右斗争的错误论点未拿出来。

　　③分析仅仅是对三总队的认识作了批判，论点是一种原则问题，拿三总队否认全盘，如：外行不能领导内行，长期监督。

　　④除此外，还有一些具体言论未说出来，也是原则问题，未包括进去，应该全部拿出来。

　　⑤虽作了一些批判和分析，由于个人主义，骄傲自满情绪产生的是不够全面的。

　　我认为这次检查是有顾虑的，未涉及到阶级立场上去分析问题。

　　先拿大民主的问题来讲吧：“用了情绪激动，不是出于本心。”但这种字眼不是实事求是的，你过去说：

　　①集体转业。②党、团比例大。③组织纪律性强。这种说法思想上存在：①三总队守旧的很。②对党团员多不满。

　　我认为还应作一次全面检查。

　　沈晓：曾习之的本来面貌是想搞大民主，三总队三个原因本来是好东西，有了军队，打倒了八百万蒋军，因为部队有组织性纪律性才能□人，有了这些原因妨碍了曾主张的大民主。

　　在解决官僚主义我们认为不是党、三总队造成的，而是旧社会造成的，三总队是党的一部份，曾想在三总搞大民主。

　　会议多。会议多在八路军时打倒了蒋介石，现在对建设也有好处，曾提出：①罢会。②罢言。

　　他又讲话。模式口开会工人闹起来，未发生大民主，曾认为与部队转业有关，实质上是与我们挑战。

　　还说到要我提意见，像放留声机一样，解决不解决由你们，实质上是一种挑衅。

　　攻击部队。正是党依靠部队，因为部队是忠实于党的事业，打下了天下，建国起骨干作用，因此曾是憎恨，企图把战士和干部离开党的队伍，听你的话。

　　又攻击部队领导方法和管理：他说：①粗暴。②行政命令。③党决定。我党有勇气才反对了官僚主义，才把中国一把散沙扭成了一团，曾习之是一种无政府主义。他认为没有说服力，说明曾的阴险。

　　又说：反右派斗争、打击太早。这种目的，在一定时期内变成匈事件，我们认为不是太早，而是敌人正在疯狂的时期，开始斗争最好，曾不是关心我们，而是想造成匈事件。

　　谈民主问题。大民主是匈牙利那样的。民主的字眼，在那个阶级都可以来解释它的民主。我们的民主，是千百万人民翻身的、过好日子的民主，他所说的民主是虚伪的，毛主席说过：我们的民主是属于人民民主专政，对人民是民主,对敌人是专政。

　　曾习之是站在那个阶级立场上呢？是敌视社会主义制度，是敌视部队集体转业。

　　我们部队动员是向群众交清任务，而不是像在过去地主和资本家那样用鞭子解决奴隶的生产，我们工作不是靠领导，而是发动群众一起干。

　　张勉：曾习之在检查中认为错误论点是骄傲情绪，个人主义的说法是不全面的，而没有从阶级立场上分析。

　　我认为是有阶级立场的，其理由：

　　①你说：三总队应用大民主解决问题，你是接受了匈牙利事件的经验，想把三总队闹成匈事件。

　　我认为我们解决问题是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解决内部矛盾，苏书记亲自到工人舍居。

　　例如：模式口监督岗提出人多意见，领导马上接受了意见，这难道说领导不采纳意见吗？

　　②部队转业，党团员多，组织纪律性强都是事实，因为他受党的长期教育，有高度的阶级觉悟，经过了战斗环境的考验，他懂得为谁谋福利，他受过旧社会的苦处，因为这样才背起了枪杆子，把敌人赶出去，由此可见三总队的工人觉悟是高的。

　　③从三总队的领导上来说，都是经过党长期的培养。曾说：“三总队官僚很严重，已经够闹大民主了。”工人与领导有矛盾，有意见，但这是内部矛盾，可以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解决内部矛盾的。

　　常：我认为应该把思想深挖出来，然后找出根源，根源在于阶级立场，与家庭地主有关系。

　　陈百川：在检查思想根源中，不是说的心里话，（要）有什么说什么。与说把矛盾□大是矛盾的，说右派影响，为什么要影响，思想根未挖出来，未从国家利益与自己地主阶级利益结合起来。

　　你说：三总队有党团员多，有崇拜〔宗派〕主义，闹不起大民主，实质上是丑化和污蔑党团员，说三害已发展成用大民主解决又由什么理由呢？闹大民主能解决和达到你的个人主义呢？这不是内心的话，这里是有阶级仇恨的。

　　检查的范围：只说三总队搞的糟，认为一团漆黑的，这不是无意的，而是恶意的，自己没有说出反对这个，那么拥护什么呢？

　　认为由于留苏、入党问题而产生个人主义是不适当的，在官厅永定河□□运不出去，你认为要单独的运，周之根同志白天带动十几个铁道工人修起来，第二天变样了，你在家里不上工，应该从思想上去解决问题。

　　张蔼：我听说一句“知识份子与无产阶级利益上没有一点对抗。”这句话，怎么说呢？知识份子有些是旧知识份子，资本家出身（你说对党不起，那么党对你有些什么地方对不起你呢？未讲出来。）资产阶级的子弟培养出来是为谁服务呢？

## (2) 曾习之第二次检查

　　参加人员：15人，后补１人

　　会议时间：1958.5.12.下午3点11分至□□

　　地点：工会、团办公室

　　一、自我检查：

　　第一部份：总队党委座谈会议上的错误言论：

　　1. □□

　　2.当兵集体转业

　　3.转业思想不巩固

　　4.表现一系列矛盾

　　5.简单命令、缺乏群众基础

　　6.对干部

　　7.有些干部不称职

　　8.党委官僚主义，要大民主解决。

　　9.会议多，质量差。

　　10.转业最好不要集体

　　11.领导不重视群众意见，像开留声机一样，一遍又一遍。

　　第二部份：其他场合错误言论：

　　1. □□

　　2.讨论民主党派，说：只要参加共产党，也不会参加民主党派，慢慢的消灭。

　　3.在什么时候使用大民主，如测量队跑的很远，艰苦，干脆不干，就是大民主。

　　4.在模式口洞子。

　　5.在石市说丁付队长是事务主义改不了。

　　6.模砌工段，我们老聊明天，可是明天和今天一样。

　　7.对蔡文宪说。

　　8.三总队为什么没有上报呢？（反浪费中说的）

　　第三部份：

　　一、□□

　　二、认为自己不是党员，在群众中没有威信。

　　三、军工不好领导，就是调皮，有自私自利思想，爱占公家小便宜。

　　四、□□

　　五、怕苦，怕当头。

　　六、三总队党团员质量不高。

　　第四部分：工作态度

　　1. □□

　　2.怕苦、困难，模式口塌方表现手束无策。

　　3.不愿参加会议。

　　4.张段长要我写总结，我说：自己不了解情况，怎么写。

　　5.在测量队不积极主动。

　　6.在工作中不谈思想，一团和气。

　　7.和组织干部不团结，看不起他们，说张永极爱回家。

　　8.恶毒的攻击领导，说话粗暴。

　　9.在工作中不深入现场，表现官僚主义，动口不动手，请假。

　　10.在测量队，强调自己有病（其实没有），怕吃苦，坚决回石家庄。

　　第四部份：分析：

　　1.通过以上错误言论我认识到，是彻头彻尾小资产阶级的代理人。

　　2.歪曲党的干部政策，事实上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

　　3.党提出的长期共存，我认识与党相反。

　　4.对工作、领导、三总队不满。

　　5. □□

　　6.对部队党委、领导的看法，没有从客观上去看，而是看死了，认为党委是很糟，党团员思想落后。

　　7.从全面错误来看，是一套的，有体系的。

　　今后努力方向：

　　我的问题主要是阶级立场问题。

　　①要求参加劳动。

　　②经常□□

　　③努力学习马列主义。

　　※　　　　　　　※　　　　　　※

　　小组分析批驳

　　孙梅先：

　　我的看法：上次检查对问题认识不足，如：三害的根源，本来三害是资产阶级的产物，还有遗留下来，曾说：三害由于个别同志立场不稳，是不全面的，在过去说：三害是部队转业，有谈了心里话，反而犯了错误。另外——

　　①对于营科长作〔听〕报告睡觉了，〔说〕应该去休养去。

　　②不是帮党整风，而是有抵触情绪，认为三总队问题不好解决。

　　③发言时，要曾准备材料，认为记录都错了，要他整理认为无法整理。

　　④贴出大字报，三总队党委思想领导不满，二队出现这许多份子。

　　李金国：从阶级立场从问题分析是缺乏的，这次分析也不够深刻。现在和过去所说的在语气上有些不同和模糊，应该从思想上去深刻认识问题。对大民主问题和过去有些出入。过去说：“大民主是解决官僚主义的一种补充办法。”对整改，鸣放，当时说：像照明弹。认为：鸣放，打击右派，青年。怕别人不敢发言了。说党中央视察的多，以自己的口味。

　　施蓬：所摆事实还不深刻，当时怎么样说，现在也应该怎么说，才能更好的分析和同志们对你的帮助。

　　张勉：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在304说：有事找边队长，对苏政委、薛队长干不了这一行。另一个，在工作中积极表现骄傲，并打击积极分子，说乱碴碴，拍马屁。又说：一个家属死就死了，有什么了解□呢？在工作作风，部队上的同志水平底，不仅不帮助，而且带有指〔质〕问的现象。对部队转业的同志看不起，在304工地与陈德生闹的很不好，认为部队上的技术不懂。

　　沈晓：党委在整风中，座谈会上的纪录整理出来，叫曾习之签字，拒绝，不承认自己的发言，说：我发言仅是一个提纲。他说：在部队转业管理和技术不相适应，根源是与部队集体转业有关，部队转业了，思想作风不转业，说部队有古话，“简单明了100分”，说企业化思想不巩固，供给制思想未去掉，说现交待任务方法有三套，①行政命令。②大家认为可以。③组织决定。党委、支部决定，最后实在不行再来动员。又说：□光动员，动员未有说服力，也是部队带来的。

　　强调对科长以上教育：①能教育的采取教育，对不能信任的，应另找出路，举教育科长不能信任，大家意见很多，领导呢另眼看待，又说有病送去休息，没病干脆撤职或当个服务员，对能力不够又提一级，对营长一定是科级，不从实际出发，还谈到会议问题，会议多质量不高，与集体转业有关，是〔由〕八路军带过来呢，提出：会议多怎么办呢，办法有两：①罢会。②罢言。他又说现在模式口工人开会呼口号，为什么闹不起来呢？他说：由于部队转业。最后又谈到，军队转业□□起来了，一起不转业吃公粮好的多，集体转业没有优越性，建议国防部，三个五个的分散转业到企业中去。

　　华土俊：我认为曾习之对资产阶级的论点还抱着留恋。

　　1、对部队转业优越性不大，应该三、五个分散到企业中去，对整改说，鸣放是放照明弹。

　　2、闹不起大民主原因有三：①集体转业。②党团员多。③部队纪律性组织性强。还说，解决三总队的矛盾用大民主的办法解决得快有效，认为不用大民主矛盾解决不了。又说：要我提我就提，像放留声机一样的再放一遍。又如在鸣放中，对右派分子打击的太早，毛主席说：知识分子有20％是右派分子。现整早啦，等右派分子多了，一齐反击。又说：反右派是党有组织搞的，因为发言都在人民日报上。

　　施蓬：叫曾签字，当时对老蔡说：“你看……”意思认为是曲解了他的原意。

　　①在学习小组会上，王勗恩说三总队“党天下”问题，曾很同意王的说法，正级〔都〕是党员。

　　②对总队党委领导是什么态度呢？在测量时总队当时贴大字报，曾发出：领导叫我们提，就得提，领导不叫提你就少提，不要做傻子。

　　③贴大字说：要是在前一个月，不让你贴大字报。

　　刘培国：

　　在测量队上学习会上发言：

　　①讲在模式口工长好坏问题，说乔学文工作方法很坏，郭学才为什么好的呢？是被民工打了一顿后才好的。

　　②说刘家树第一次未评上，第二次评上，是领导上对一个同志的考验，考验起了提一级，经不起（考验）就不提级。

　　③还说：□□谈话□回复，在大伙房写是工区主任，现这里填表不好写。

　　④在模式口。对一台少年起重机，老曾说：“与高玉庭强奸妇女一样。”

　　⑤以机代□，改钻工去测量，好像是对农民一种剥削，因为拿了基本工资外，还拿八角一天。改钻工工作热情，曾说他们是为了八角钱而干的。

　　曾习之：同志们说的基本上都是事实，帮助了我解决了思想问题，我说话多也是客观存在，应该认识错误，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观点来看问题，有两点补充说明：

　　1.鸣放照明弹一样，是在鸣放最后说几句，是说：原意是说□□

　　2.家属流产。

　　3.对家属的问题，管家、管买菜等麻烦。

　　4.打扫、打菜饭的问题我记不起来了。

　　施蓬：

　　①关于谈总队人多，曾说：党委系统太多，二队党总支有三个，党委部长的部也多，旁的部门人员多不多我不说。

　　②我总队秘书是很多的，给队长打饭。

　　③对张文宾急病问题，对人事科说：人事科太厉害，张文宾小病硬啃下来。

　　④对干部举304姓张的干部，领导对他不关心，干部要求调动，科长说别理他。好像行政是硬一样。

　　⑤增产节约，马书记首先作检查，老曾不是无意的，说：领导上表面是〔说〕领导上负责，其（实）是狗屁。

　　⑥谈到王修恩塌方受处分问题时，曾说：工程上出问题还不是就是技术干部的事。

　　刘培国：

　　曾说：我们流动单位房子住不好，今后住的好不好，要看这次大字报贴的好不好。

　　樊松年：

　　①曾习之的顾虑还是存在的。

　　②是否还有其他的想法。

　　搞大帽子，应该解决思想问题。

　　丁保贞：应该挖思想根，说三总队歪曲干部政策的问题，闹大民主问题，如果不把三总队领导搞垮，又该怎么样呢？

## 批判我在鸣放座谈会上的错误言论

　　这篇检讨主要是批判我在鸣放座谈会上的错误言论，为了把问题搞得更清楚一些，在这里，也联系了一些旁的问题在此一并检讨，但是重点仍然放在批判我的错误言论。

　　去年七月总队党委召开了工程技术人员、医务人员、会计等非党干部的座谈会，会议的内容主要是在端正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揭露总队内部主要矛盾，帮助党除三害，我就在那样庄严的座谈会上，发表了一些极其荒谬的言论，检查我那次发言的主要论点是全盘抹杀了我们总队在转业以来的巨大成绩，相反的是牵强附会的硬凑成说今天我们所存在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是部队集体转业所造成的，这无异乎说：有部队集体转业之因，必然结三害之果，部队集体转业是产生三害的根源，进而根据这种诡辩的，似是而非的荒谬论点出发，主观的制造了一系列所谓“矛盾”来硬往部队集体转业身上涂黑，实质上也就是对党的恶毒攻击。比如说：领导与被领导之间，干部与工人之间，行政干部与技术干部之间，企业化与供给制思想之间等等的一些个别的、暂时的、甚至是已经改正了的或者是正在改正中的缺点，统统都夸大为严重地、难以克服的矛盾，又把这些矛盾硬拿到和部队集体转业联系起来，企图证实我的错误论点还是正确的。另一方面是歪曲了党的干部政策，说什么有些干部不称职，过去的营级干部现在一律是科长级就是不合理，是部队集体转业带来的宗派主义等等。另外我还谈到了闹大民主是解决官僚主义的补充办法，然而我们单位为什么没有闹呢？没有闹的原因可能是我们的官僚主义还没有严重到如此程度，也有可能正由于我们大部分同志是部队转业，成份好，阶级觉悟高，组织性、纪律性强，不管怎么样，这不都是好事么？而我却好像还感到有些遗憾，于是在这个问题上又在部队转业身上加上了一个污点，总的说来，是对部队转业不满，实质上是对转业的某些同志不满，对自己所在的单位有意见，凭空的捏造了一些莫须有的“罪名”，最后还假惺惺地装成好像只有我才抓住了问题的本质，只有我才找出了总队内部的主要矛盾，只有我才真正了解转业同志的特性，只有我的逻辑才是正确的，结果对于目前我所谓的“矛盾”还是没有提出解决的办法，只是说：假如以后还有部队转业的话，最好不要集体的转成一个单位，而是三个五个的分到每个企业单位中去，虽然在发言中我也说过什么：“我并不赞成使用大民主”，“大民主是不好的”，“肯定部队转业参加生产是适时的，英明的”，“虽然我们还存在一些缺点，但是成绩仍然是主要的，巨大的”等等，这样几句空洞的好话，在那样长篇大论的坏话中显然是暗淡无光、微不足道了，好像是人之常情，人们在说话时所常有的习惯词令，可耻！真可耻！这么一大堆谬论，不仅人们要问，连我自己也要问，这是什么话？说这种话的人是什么思想？什么立场？什么企图？

　　分析我当时为什么要说这些话，说这些话的动机何在？企图是什么？

　　另外在近两年的工作中，我还经常地表现为对抗领导，消极怠工，稍不遂意，就消极起来，不做工作，首先是在模式口时，遇到隧洞连续塌方，束手无策，害怕困难，同时也考虑了自己的级别，认为五级技术员领导不了五级技术员，因此要求辞去工务组组长职务，继而在讨论清底归开挖工段还是归衬砌工段时，因大家的意见与自己的意见不合，检查当时我是站在衬砌工段方面说话的，而没有顾及整个工作的便利，扭头就走，甚至连会也不愿意参加了，以及在明开工段和衬砌工段工作中，都表现得很不积极主动，到石家庄来以后，因为自己觉得修铁路不是我们的本行，要搞也搞不好，强调客观原因，说总队还没有决定让我们作，表现不愿意接收一队交来的图纸，在测量中也不积极主动，只是消极应付，当时身为工会付主席，而没有在测量队中建立起工会组织，搞工会工作，总之这些都是我的个人主义在对抗领导，消极怠工方面的具体表现，这些如果说是任性、个性强，工作从兴趣出发，还不如说是非组织观点，目无纪律。

　　根据当时的情况，我的确对党整风、组织鸣放的目的意义的认识是不明确的，党号召整风，我以为是光整党员、整顿党组织，像我这号人，没有什么。譬如当时我在第二工程队时，支部让刘培国（团员）担任整风学习组长，我想为什么不让施蓬、孙梅先当呢？啊！原来他们是党员，整风就是要整他们，还能让他们领导学习吗？其次是对如何帮助党整风，如何鸣放，也不知道该怎么搞才好，毛主席的六项标准，康生同志的报告，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那只是学习文件上的字句，与我的思想完全没有联系起来，当时只知道，有什么，说什么，越尖锐越好，由于这样一个指导思想支配，加以是临时在会场上凑上的一个提纲，情绪又是激动的，结果到嘴里越说就越走了样，最后是对于当时国内阶级斗争尖锐化了的形势毫无感觉，尽管有时在报上也看到了一些右派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但是反映到我的思想上毕竟还是模糊的，以上三点还只能说明当时在我思想上的客观情况，那么我当时为什么偏要说这些话，而想不到说其他的呢？很明显，说这些话是不无原因的，检查当时说这些话的原因有如下几点：

　　第一：我对部队转业的个别同志怀有一种荒谬龌龊的成见，自从1952年参加荆江分洪工程以来，绝大部分时间是和部队或转业的同志们打交道，在工作中的确也碰了一些钉子，所谓碰钉子，大致说也就是部队同志爽直、敢于提意见，朝气蓬勃，和我的骄气，不能批评和暮气沉沉之间的矛盾，在这种环境中，我不是正视自己的缺点，积极改正缺点，学习部队同志的优良品质，力求进步，反而抱怨在心，感到不习惯，一遇到机会或者是一碰到困难，就要讲点转业同志的坏话，这是像我这样一个地主阶级家庭出身，受过长期资产阶级教育而没有经过改造的知识份子的天然本色，也是我这次犯错误的主要原因，责任应该完全归于自己。

　　第二：我有旧知识分子的孤傲特点，说话、写文章都欢喜讲反面道理。记得有时在学习小组会上讨论一问题也常常和一些同志（顶扭），大家明明该这么讲的，我偏偏要那样讲，以求一鸣惊人，甚至企图嗨人听闻，自知理屈，还要说得途途是道，结果变成胡说八道，就认识问题的本质上讲是属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观点，比如在那次鸣放座谈会上，绝大部分的同志说：总队当前所存在的主要矛盾是：“根据国家形势发展，要求一支坚强的、体现好、快、省、安全的水利施工队伍与客观存在的技术水平与管理水平低，企业是年青的矛盾。”当时在我的思想上确也认为这种说法也很对，不过既然大家都这样说，我也这样说就没有意思了，所以反了一面来说，结果造成了我在那次发言中有许多地方是捏造根据与夸大事实的原因，话又得说回来，人们不禁要问：“你既然喜欢讲反面道理，那么当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又没有看见你姓曾的出来讲讲反驳的道理呢？”问题就在这里，归根结底仍旧是属于一个人的立场观点所限制，好像唱戏一样，有些演员演反派人物很像，演正面人物老是不像，即令装腔作势也不太自然。

　　第三：在认识问题上像我这样小资产阶级意识浓厚的知识份子，往往习惯于从片面看全面，从个别看整体，抓住一点，否定全盘，这样的认识法最容易、最简单，但是是属于唯心主义的，他不是像唯物者那样，认识一个问题，是从感觉到概念，从感性到理性，在实践中反复了多次，循序继进，全面观察，使用判断和推理的方法，最后才得出合乎论理的结论来，而我却不是这样，有时习惯停留在感性认识上，甚至连感性认识也不全，一知半解，主观的结论就马上出来了，对转业问题的认识也就是这样，从个别的人的个别现象去推断整体，否定全盘，正如瞎子摸象一样，摸了一只腿，就说象是一根粗柱子。

　　第四：严重的个人主义

　　*在入党留苏的问题上对领导不满，有离队思想，想调到其他单位工作，又由于个人主义的指使，也害怕调出三总队，在入党问题上我产生过严重的骄傲情绪和错误认识，我认为自己比老干部有文化，比新干部有能力，这是骄傲情绪，由于自己自参加工作以来多数是作的领导工作，自以为不是党员，在群众中就没有威信，组织不了群众，做不好工作，这是错误认识，这些思想在1956年发展得最为严重，甚至还向个别领导说过：“我在三总队是没有前途的。”当时领导上也曾进行过教育，叫我只要思想上入了党，组织问题很好解决，而我却认为自己没有什么思想问题，今天检查起来，思想问题不但有，而且还很多，很严重，首先在入党动机上包含了很大程度的个人主义，组织不接收我是正确的，让这样的人入党对党有损失，并且认识到共产党员在群众中的威信，不是党给的，而是由于他自己忠心耿耿，努力工作的结果，任何想坐享党的威信的人不但不光荣，而且是最可耻的，在留苏的问题上我不是从形势的发展、革命的需要来看问题，过多的考虑个人得失，而认为是总队领导上没有主动去争取，是对人对事没有负责任，实质上就是没有满足我的个人主义要求，这些问题我没有在思想上很好的检查自己，而对领导不满，对单位不满，甚至产生了离队思想，但又害怕调出三总队以后，我的这些个人主义愿望会更难实现。对单位不满，对领导不满也是促使我在鸣放座谈会上发表荒谬言论的原因之一，并且攻击了某些领导同志，如对丁付总队长的批评就不完全是善意的，其中含有报复思想，正如毛主席所说的：“这种报复主义，完全是从个人观点出发，不知有阶级的利益和整个党的利益，它的目标不在敌对阶级，而在自己队伍里的个别的人，这是一种削弱组织、削弱战斗力的销蚀剂。”

　　上面只是分析了一些个别的原因，但是我为什么会有这些偏激、不满、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呢？思想的老根在哪里？老根不挖，便无法改正既成的错误，也难免要产生更多更为严重的错误，挖得对不对，除开应在今后的实践中进行检验以外，还要请领导和同志们加以分析批判。

　　我是一个地主阶级家庭出身、受过长期资产阶级学校教育、以及有2/3的时间是生活在半封建和半殖民地的家庭和社会环境中，我虽然工作在新社会，但是我的思想仍然隶属于旧知识份子的思想类型，关于这种知识分子，我想引证考茨基对于某些知识份子的估计来说明我的情况，比我自己所想说的还要中肯，因此摘录一些片断在下面，他说：“……他们（指旧知识份子）是以资本主义社会为立脚点……这个阶级是与无产阶级有相当对抗的……这种对抗与劳资对抗不同，知识份子并不是资本家，虽然他的生活水准是资产阶级式的……同时他又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产物，并且往往要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他往往遭受资本家方面的剥削和某种社会贱视。（这些当然是指在旧社会）所以，知识份子与无产阶级在经济上是没有什么对抗的，但它的生活状况和劳动条件却是非无产阶级的，因此在心理方面和思想方面也就有相当的对抗……无产者在他还是一种孤立的个体时是没有什么力量的，他的全部力量，他走向进步的全部能力，他的一切希望和愿望，都是从组织中、从他与同志们的有计划的共同活动中汲取的、当他组成为伟大而强有力的机体一部份时，它就觉得自己是伟大而强有力的了。在他看来，这个机体就是一切，而单独的个体与这个机体相较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无产者以最大的自我牺牲精神，以无名大众的细胞资格——毫不计较个人利益，毫不图谋个人荣誉——进行着斗争，他在所被指定的任何岗位上都履行着自己的职责，自愿服从那浸透其全部感觉，浸透其全部思维的纪律……知识份子却完全不是如此，他并不是以这样或那样运用实力来进行斗争，而是利用论据来进行斗争的。”

　　列宁也说过：“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的特点正是个人主义而不能接受纪律和组织，这也就是这个社会阶层弱于无产阶级的一种特征；这就是知识分子意志萎靡，动摇而使无产阶级常受其害的一种原因，知识界的这种特性是与其通常生活条件，即与其非常接近于小资产阶级生存条件的谋生条件（单独作工或在很小的集体内工作等等）密切相连的。”他所用的武器就是他个人的知识，他个人的能力，他个人的信念……因此，在他看来，表现本人个性的完全自由乃是顺利工作的首要条件，他作为某个整体的附属部分资格服从这个整体是很勉强的，是迫于必要而不是出于本人意愿来服从的。他认为纪律只有群众才需要去遵守，而上等人物则是不必遵守纪律的。至于他自己，那他当然是把自己列入上等人物的……”虽然列宁和考茨基所指的是当时俄国的一种普通知识份子，但也准确的说明了我昨天的思想状况。以上所分析的就是我的错误思想的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

　　另外，我不能说我在解放以后没有学习的机会，学习得不够，以致完全没有一点马列主义，解放这许多年来的知识份子，马列主义是有一点的，但是像我这样的人，学习不是结合自己的思想，不是真正为了改造自己的肮脏东西，那么，口头上是马列主义，骨子里是个人主义，对别人是马列主义，对自己是自由主义。

　　最后，我认为与所处的环境也有一定的关系，老实讲，整风运动以前，在我周围的恶劣情绪是相当浓厚的，发牢骚，讲怪话，消极怠工，敷衍塞责，那时反映在我的思想上只是一片阴暗，整风以后，我的思想才逐渐明朗起来，形势在跃进，总队在跃进，周围的人也在跃进，整个事业展现了一付光辉灿烂的前景，当然过去环境对我有感染，而自己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我在鸣放座谈会上说的那些话对不对？我说：“错了。”还是错得很，错在哪里？现在分下面几个问题来检讨：

　　第一：三害是不是部队转业带来的？现在的答复是否定的，三害绝对不是部队转业带来的，有如下几点反驳理由：

　　1.去年四月，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中明确指出：“……现在我们的国家已经从革命的时期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正处在一个新的、剧烈的伟大的变革中……但是，党内有许多同志，并不了解或者不很了解这种新情况和党的新任务，同时又因为党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处在执政的地位，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有许多同志就容易采取单纯的行政命令的办法去处理问题，而有一部分立场不坚定的分子，就容易沾染旧社会国民党作风的残余，形成一种特权思想，甚至用打击压迫的方法对待群众，几年以来，在我们党内，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了新的滋长……”很明显三害产生的原因是由于有一部分人的思想跟不上形势的发展，或者是立场不坚定思想腐化所致。

　　2.共产党的部队是人民的军队，打仗是为了赶走反动派，推翻剥削者，解放受苦的人，保障人民的幸福生活，转业也是及时适应形势的需要，建设人民幸福的家园，打仗是为了人民，转业还是为了人民，正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具体表现，与三害是完全不相干的。相反，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能够更紧密的联系群众，为人民办更多的事，中央当时让部分军队转业从事建设，从消灭三害的角度上看，倒是一项有效措施。

　　3.中央提出全党全民性的整风运动，除三害，全国有许多单位，他们也不是部队转业，然而他们的三害有些比我们还要严重得多，那又作何解释呢？所以说：三害是部队转业带来的荒谬言论是绝对错误，不值一驳的。

　　第二：是不是有些干部不称职？什么叫称职？到底谁称职？营级干部当科长是不是不合理？是不是一律都是科长？当科长是不是宗派主义？就现在认识到的分以下几点来进行驳斥：

　　1.所谓一个干部称职不称职的问题应该有一个标准来衡量，我们的干部政策一贯是以“德才兼备”为标准，按照季米特洛夫论干部政策中所举出的四条干部标准就说得更加明确，即“无限忠心，联系群众有独立工作能力，遵守纪律”。根据上述标准看来，到底是经过长期革命锻炼、有丰富的工作和斗争经验的老干部称职呢？还是没有经过改造、满脑袋资产阶级思想的年青臭知识份子称职呢？是非不难分辨，是前者称职，后者不称职，当然现在要求完全称职的干部是为数不多的，不过比较起来，还是前者比较的称职，后者就差得远了。

　　2.营级干部当科长在我当时的认识是属于教条主义性质的，即营级＝科级，这样的认识是不全面的，营级也好，科级也好，不管什么级吧，反正是所有干部的级别，它不是一个抽象的名词，而是包含了许多具体内容，而是人民根据他的德才，通过干部标准的衡量以后而给予的一定称号，过去的营级干部一不是自封的，也不是某个人给的，而是由于他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心，能联系群众，有一定的工作能力，遵守纪律等等换来的光荣称号，那么只要他不是退步了，走到那里，人民还是要给予他一定的称号和交付一定的职务。另外，事实上也不是一律都是科长，有些同志因为过去长期得不到学习的机会，现在出学习去了，也有些人回家参加农业生产，红军老团长方和明同志就是一个光辉的实例，显然，部队转业带来了宗派主义的无耻烂言是站不住脚的。

　　第三，关于闹大民主的问题。记得我当时是这样说的：“在我们单位有没有闹大民主的倾向呢？我认为是有的，并举出去年四五月份在模式口为了处理两个工人犯错误时，在当时会场上，有的工人因为对在前犯错误的俞守荣的处理方式不满，当场带领群众吆喝，我认为这就是想闹大民主的倾向。”接着说，“为什么没有闹呢？这可能是我们的官僚主义还没有严重到如此程度，也有可能由于我们大部分同志是部队转业、成份好，阶级觉悟高，组织纪律性强。”当时我举出这个例子，提出两个可能，企图说明我们单位的官僚主义也很严重，不信，你看不是也有想闹大民主的倾向吗？另外是替我的“三害是部队转业带来的”错误论点找根据，我想：三害既然是部队转业带来的，而连闹大民主也成为不可能了，似有婉惜，言外之意，就是不择手段的，甚至希望有闹大民主的方式来解决我们总队的“官僚主义”。这是极端错误的想法，大民主是对付敌人的，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只能用也必须用和风细雨的小小民主的方式才能解决，这是一种敌我不分，阶级立场模糊的想法，并且当时工人吆喝也不是什么想搞大民主，而是领导上对问题没有交待清楚，缺乏教育，一时在工人中所引起的冲动情绪。

　　第四：今后部队转业是集体的好，还是三个五个的分到每个企业中去好，这是由于当时的错误认识而得出来的错误结论，部队是经过战斗考验用鲜血凝成的一个光辉集体，组织性、纪律性特强，阶级觉悟很高，这些都是很宝贵的东西，不但战斗需要它，建设也离不了它，想都想不到的，好好的，现存的东西不好，为什么要拆散呢？远的我不知道，光说从薄山扛木头，盖房子起，大战切水槽、输水道前堵口，官厅的厂房和隧洞，一直到300、三家店、模式口工程，这许许多多的丰功伟绩，从无到有，从小变大，我们技术的迅速提高，我们队伍的迅速壮大，这些难道没有军工的组织性、纪律性强，觉悟高，在短短的六七年里能成吗？可耻的荒谬言论！错误呀！永远也无法填补！

　　我的错误的严重性：

　　第一：在鸣放座谈会上直接支持了资产阶级右派，作了右派份子的应声虫，特别当右派分子孙启轩发言之后不久，我也随声附合，借题发挥，攻击教育科的领导，说什么身体不行，无法工作啦，不称职等，促长了右派分子的嚣张气焰，向党猖狂进攻。

　　第二：首先没有看到我们工作的全盘成绩，即令在我的发言中有个别的意见是正确的，那也只是指责了我们工作中的个别缺点，这些缺点是在新形势下，在新问题面前，在担负艰巨的任务的时候所难免的，不说工作的成绩，只攻击它的个别缺点，也就是支持了资产阶级。

　　第三：伤了同志间的感情，有害于军职工的团结：很明显，当时我完全歪曲了事实，把过都加在转业军人身上，把整风鸣放座谈会当成了无理取闹的场所。

　　第四：我的骄傲情绪，自由主义、严重的影响了一部份技术干部，我到三总队来的较早，认识的人比较多，因此在联系工作时也比较的方便，并且在过去干部缺乏的情况下，由于领导的信任，担负了许多超出我能力所及的工作，这些对我来说，不是正确地估价自己与客观形势的相互关系，兢兢业业的做好工作，加强锻炼，相反地促长了骄傲情绪，表现为好像什么事都司空见惯，满不在乎，以为领导和同志们都了解我，说话在许多地方不注意方式方法，特别是在比较熟悉的技术干部中间，只是吃吃喝喝、拉拉扯扯，从不开展思想斗争，没有批评和自我批评，明知不对，也讲求无原则的一团和气，因为我经常都是担负组或段的领导，特别是技术干部的领导工作，他们在和我的日常接触中，一定也发现了我的许多缺点和错误，但是由于我的骄傲情绪和自由主义作风，他们有时也就不便于提了，这样反而在工作中造成团结涣散，关系松懈，工作消极，意见分歧，对工作非常不利，不仅影响了同志也阻碍了自己的进步。

　　第五：伤了慈母的心，辜负了组织的培养和期望：我是1953年来到本单位，1954年成为党的发展对象，1956年还准备送我去苏联学习，年底由支部大会通过入党，后因整风停止发展，未被上级批准，在工作中也获得领导的无限信任和百般照顾，只望我能够思想进步，更好的为人民服务，而我呢？多么对不起党呀！

　　最后，我自认是抱着无限的忠诚来作此检讨，警惕了怕暴露思想，企图掩盖错误，存在面子观点的小资产阶级情绪，但是限于水平，一定还有许多不妥之处，甚至是更为严重的地方，恳求领导和同志们展开严厉的批评，我保证虚心接受，力求改正，不改变立场、观点，不红透专深，死不干休，此外我还要在这里向丁付总队长、戴玉飞同志、尹付科长等个人表示公开的道歉。

　　 曾习之1958.4.25.于回舍

## (3) 检讨书

　　I．我的错误事实（这些错误是很难分的，为方便起见，硬性的把它分成如下四类）：

　　一、在去年七月总队党委召开的鸣放座谈会上，我发表了如下的几点谬论：

　　1.说话一开头就讲，“当兵的作风仍然是我们今天的主流，当兵的作风是简单、明了，100分。”

　　2.当兵的集体转业在我们总队是产生三害的根源。

　　3.转业是表示一个突变，在新事物面前，不熟悉业务，特别是在1956年以前，还包含一个严重的转业思想不巩固，对业务在主观上不努力钻研。

　　4.表现了一系列的矛盾：领导与被领导之间，干部与工人之间，行政干部与技术干部之间，企业化与供给制思想之间。

　　5.粗率、简单、盲目的处理新鲜事物，习惯于上级一声喊，下级就提保证，在这里谈了1956年在模式口保证五一通水，七一完工是缺乏基础和事实根据的。并举出在右派分子孙启轩说的：“教育科有语文、算术、自然三门课，而只开算术、自然两门课，科长说是边队长说的，这是什么先进经验。”我认为这就是简单，粗率、盲目的布置上级的任务。

　　6.对干部交待工作有三套：第一行政命令；第二群众愿望；第三组织决定。在1956年以后也有一些说服动员，但是还是没有说服力的动员。（说这句话时当时没有举例，但是在思想是联系了生产会议那一类。）

　　7.有些干部不称职的问题：举出了尹福祥科长，说他身体不好，据说连开会都打瞌睡，这又怎么做工作呢？应该让他去休养，又说戴玉飞的群众关系不好，也不称职。总之，过去的营级干部现在一律都是科长级就是不合理，是部队集体转业带来的宗派主义。

　　8.大民主是解决官僚主义的补充办法，在我们单位有没有大民主的倾向呢？我认为是有的，并举出去年四五月份在模式口为了处理两个工人犯错误时，有的工人因为对在前犯错误的俞守荣的处理方式不满，当场带动群众吆喝，我认为这就是想闹大民主的倾向。为什么没有闹呢？这可能是我们的官僚主义还没有严重到如此程度，也有可能由于我们大部分同志是部队转业成份好，阶级觉悟高，组织性，纪律性强。

　　9.会议多，质量差，一开就是半天，现在有的人就采取了两种办法，一种是逃会，譬如明明知道下午两点钟要开调度会了，到时候往工地一溜，一种是罢言，就是到会上不发言，少扯点问题。会议多也是部队转业带来的，过去就有人说“八路军的会多”。

　　10.假如以后还有部队转业的话，最好不要集体的转成一个单位，而是三个五个的分到每个企业单位中去。

　　11.领导听取群众意见问题：说领导不大重视群众的意见。实际上就是说不够民主，当时好像还举出了56年领导上主观接收模式口三家店工程，和关于模式口的干部配备问题。有时群众提出意见，领导也不大听取，所以后来叫我提意见，我就提，像开留声机一样，开一遍又一遍，解决不解决就由领导了。

　　以上是我在鸣放座谈会上所发表的大堆谬论，主要论点是全盘抹杀了我们总队在转业以来的巨大成绩，相反的说，三害是部队集体转业所造成的，歪曲了党的干部政策，丑化了部队同志的形象。

　　二．在其它场合下的错误言论：

　　1.去年七八月间在整风学习小组会上我说过：反右派似乎早了一点，这样会限制了一部份人的鸣放。

　　2.也是在学习小组会上我谈过：“一个人假如能参加共产党的话，他一定不会愿意参加民主党派，尤其是现在，即令入不了党，也很少有人参加民主党派，慢慢的，民主党派就会日形消灭。”

　　3.去年九月份在测量队时，也是大家讨论到底在什么情况下才适合闹大民主，记得我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就像我们这样一个测量队吧！离总队很远很远，在一个偏僻的山沟里，交通很不方便，队里偏偏碰上一个非常官僚的队长，甚至连饭也没有吃了他也不管，还要出去测量，这时跑总队也来不及，那就干脆不干了。”当时就有人反驳说：“光不干也解决不了问题。”另外好像是在模式口的一次学习会上分析过三总队没有闹大民主的原因是党团员多。

　　4.也是在测量队讨论总队如何精减人员时，我说“在模式口洞子里一班三四个工长太多，是浪费，应该多精减这类的非生产人员”。

　　5.在石家庄，二队的办公室里，诽谤领导，说，“丁付总队长就是事务主义，永远也改不了。”

　　6.在模式口衬砌工段时，有一天躺在床上，还发过这样的悲观情调，说什么“我们老盼望着明天，可是明天和今天一样”。

　　7.在1955年当二总队拆散合并到三总队和其它单位时，在自由市场上谈过。（记得好像是模式口散步时说的，一同走的好像有蔡文宪，也是和他说的）总局拆散二总队还不如拆散三总队合并到其它的单位好。

　　8.1956年在模式口衬砌工段的办公室里，那时正是全国反保守的高潮，报上经常刊登一些保守思想，官僚主义的典型事例，我说三总队为什么没有上报呢？当时在我思想上的确认为三总队是很糟的。

　　三、错误思想，错误认识：

　　1.在入党动机上是不纯的，其中也掺杂有个人名誉地位的观念，另外我积极的要求入党，是因为我在三总队的时间长，组织和同志们都比较的了解我，害怕一旦调出三总队以后，组织问题的解决就会更困难一些，这的确是一种投机的想法。另外自以为自己不是党员，在群众中就没有威信，组织不了群众，做不好工作。

　　2.在留苏问题上认为是领导上没有主动争取，是对人对事没有负责任，不去了，强调没有把不去的原因告诉我，还猜疑是因为我回家去结了婚，所以不叫我去了。

　　3.过去在我思想上认为军工就是不好领导，喜欢跳皮，认为部队同志并不像我想象中的好，认为部队同志喜欢占公家小便宜，假公济私，公私不分，如有些同志乱拿公家东西，张永祥同志假到北京开会回家，陈立胂同志霸占公家自行车等等。这些都是一些片面的错误的认识。

　　4.我有严重的个人主义思想，想向上爬，骄傲自大，别人叫我工程师，我沾沾自喜，去年三月在总队开生产会议时，人家说我在会场上的发言好，我也很高兴。

　　5.自参加工作以来，尽管我一直是在施工，但是我不大喜欢施工，嫌苦怕脏，总想作点研究工作。

　　6.同意过右派份子姜天泰的言论，说三总队犯错误的也有党团员，因此认为三总队的党团员的质量不高。

　　四、在工作中的错误表现：主要表现为自以为是，坚持个人意见，对抗领导，消极怠工，稍不如意，就消极起来，不做工作，自由主义清闲思想不开展思想斗争，讲求无原则的一团和气。

　　1.在官厅时，为了出碴线路采用圈道好还是岔道好的问题，和张付总工程师，周立本同志“顶扭”过，虽然经过工区好几次会议的讨论，当时在我的思想上还是没有完全通。

　　2.在模式口时，遭到隧洞连续塌方，束手无策，害怕困难，强调技术水平低，领导原来答应从大伙房一总队调来的工程师也不来了，同时也计较了自己的级别，认为五级技术员领导不了五级技术员，因此，坚决要求辞去工务组组长的职务。

　　3.讨论隧洞清底归开挖工段还是归衬砌工段时，因大家的意见与自己的意见不合，当场和刘培国拍桌子，扭头就走，甚至连会也不愿意参加了，后来还是丁主任跑来叫我才去。

　　4.在模式口的衬砌工段时，因为张段长让我写总结，我说我不了解全面情况，不能写，他说了一句：“你不也是工程师吗？”这么一句话就使我很久不痛快，工作也不起劲，还采取了报覆的行动，如何报覆的下面有事例。

　　5.来石家庄以后，因为自己认为修铁路不是我们的本行，要搞也搞不好，强调客观原因，说总队还没有决定让我们作，不愿意保管一队交来的图纸，在测量中也不积极主动，只是消极应付，当时身为工会付主席，而没有在测量队中建立起工会组织，搞工会工作，没有听党的话，施蓬说建立，王勗恩说不建立。

　　6.在日常生活中，在同志中间，从不开展思想斗争，不谈心，不谈思想，没有批评和自我批评，只是吃吃喝喝，拉拉扯扯，打打扑克，开开玩笑，有时明知不对，也讲求无原则的一团和气，甚至迎风转舵，互相迁就。

　　7.和同级干部之间，斤斤计较别人的缺点，看不起同志，表现出不团结的现象，如在304工段时对陈立胂同志说他骑自行车办私事等等。（在会议上）在衬砌工段时说张永祥同志爱回家，在明开工段，说汪传汉同志不顾生产，请假回家办私事（非组织的乱说）等等。可见在我的脑海深处，存在丑恶思想的，而我又没有什么（本）事。

　　8.我一方面在恶毒攻击领导上的粗率、简单、盲目，而自己在认识上，行为上却真正的表现出粗暴、简单、盲目的地方，如对李贤湜犯错误的问题，个人的意见是偏激的，表现为惩办主义，说什么领导上提出处理意见后，我们才好帮助他。在薄山时，因为工地电线布置问题和王培炎吵了一架。对袁特光的态度不好（晚上把闹钟放在他床上）。对夏光曙的批评是过火的（说他忽视了工地安全，说他这样搞以后会吃亏的），以致使他哭了。

　　9.在工作中不深入现场，不亲自动手，表现了很大的官僚架子，老坐在办公室里贪图清闲，不下工地，如在官厅、304、模式口都是这样，又如在模式口尾工期间，光是布置一下上级的任务，动口不动手，同志们都忙着整理、总结、抄写、刻印，而我连办公室也不去，只是坐在屋里看书。最典型的是当时孙梅先已经怀孕好几个月了，行走也不方便，让她当值和教书。

　　10.在测量队决定第二次返回测桥涵时，强调自己有病，当时病是有一点，主要是思想问题，不能吃苦，不想搞测量，坚决请假回石家庄。

　　II、分析批判：

　　（一）从以上揭露的错误言行看，我完全承认我是彻头彻尾的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来认识问题，而且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作了资产阶级的义务宣传员，特别突出的是关于对大民主的看法和言论，说明我是非常热衷于大民主，企图有用大民主的方式来整掉三总队的官僚主义。什么人希望在无产阶级内部，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面搞大民主呢？那就是资产阶级。一旦有用大民主的方式，不但不能整掉三总队的官僚主义，可能一下就全部整垮了，也许还要造成匈牙利事件，对部队转业问题的认识，对部队同志和领导的看法也是这样，谁在歪曲事实对我们加以恶毒攻击呢？是谁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这里是缺点，那也是错误，领导不了经济建设呢，那也就只有资产阶级。

　　（二）歪典党的干部政策，说这个不称职，那个不合理，实际上就是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企图削弱或者摆脱党的领导，说“反右派似乎早了一点”实质上就是在掩护资产阶级右派向党猖狂进攻。

　　（三）对民主党派的看法与党所提出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恰恰相反，也就是对共产党的错误认识，也说明自己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看问题。

　　（四）对领导不满，对工作不满，对三总队有意见，甚至发出“我们老盼望着明天，可是明天和今天一样”的悲观情调，虽然当时的意思是盼望着我们总队的情况会有些改进，为什么老没有一点改的现象呢？但是也可以作成下面的两种解释：1.把问题看死了，永远也改不了。2.旧社会和新社会一样。当然，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说，不但一样，而且在某些地方还不如了，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的欲望在新社会根本就找不到满足的地方，也根本无法满足，这些虽然开始是属于对工作不满，对单位有些意见，但它会慢慢地发展成为如上面所说的对整个社会制度不满，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反动透顶的情绪。对待民主的问题，说领导不够民主，热衷于大民主，实际上就是向往资本主义那一套虚伪的民主，违反了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原则。

　　（五）在工作中所表现的自以为是，对抗领导，消极怠工，和自由主义清闲思想是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混合。首先它在事实上对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只举在模式口要求辞职一事来说，当时工程正处于紧张阶段，新来的同志还不大熟悉情况，得摸索几天，其余的人也因为我的辞职在情绪上多少存些波动，以致使工务组的工作几乎陷于停顿，这样对工程当然会有影响，同时还可以从这件事看出我的人生观问题到底为谁服务，如何服务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我是在为谁服务，向谁辞职？辞了又准备到哪里去？这些在口头上背得滚瓜烂熟的“为人民服务”的口号一碰到具体问题就是搞不清楚。所以说：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果不彻底改变立场观点，转到工人阶级方面来，树立起真正牢固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那么，他除开犯错误以外，别无一事可成，光专不红是废品。而且对于人民革命事业会带来更多的危害。

　　（六）对部队同志，对领导，对单位的看法，不仅是一种错误荒谬的成见，也是一种把个别当整体的片面认识，如说丁付总队长的事务主义，就是永远也改不了，说我们单位上没有一点改的现象，这就是一种把问题看死了，不是从发展上看问题的错误荒谬成见，有这种认识的人，看不见前途，制造思想苦闷，悲观失望，发展到极端，结论就是说：拆散二总队还不如拆散三总队好。另外对部队个别同志的个别行为当成整个部队转业同志都是这样的。因此认为“我们单位很糟，我们单位的党团员质量不高，当兵的集体转业是产生三害的根源”，现在认识到这样的认识问题是错误的，任何人任何集体，任何最好的地方，也不免有些个别现象，如刘少奇同志所说的“共产党也不是天生的”。并且对同志的批评也是一种吹毛求疵，谨小慎微的伪君子气。

　　（七）从前面的错误言行看来，我的错误不是个别的、随便说的、无意的，而是一系列的、成套的，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上，在思想深处有着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在支配着，在部队集体转业，对单位不满等问题上，我违反了毛主席在论六项是非标准中最重要的两条，即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因此说我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我的问题因为已经在言行上造成了政治后果，应该是属于政治问题，过去我和人民之间所存在的矛盾也应该属于敌我矛盾，如果不彻底肃清资产阶级思想，不改变立场观点，这种矛盾是无法统一的，以后和工人阶级的冲突仍然是不可避免的。

　　III、今后努力方向：

　　我考虑我的问题主要是立场观点问题，因此我想从下面几个方面来改变我的立场观点以求红透专深。

　　（一）首先要求领导让我到劳动生产中去锻炼，改造思想。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而没有经过体力劳动的知识分子，必须通过亲身劳动才能体验出真正的生活，培养出真正的工农感情。

　　（二）经常进行思想斗争，继续彻底的清算我的资产阶级思想，贯彻红专计划，保证每月向组织写一篇思想汇报，并注意争取同志们的帮助。

　　（三）接触思想，努力钻研马列主义，改造思想，鼓起革命干劲，在思想上，工作上力争上游，不改变立场观点，不红透专深，死不干休。

　　（四）如果工作需要，还不能整天参加体力劳动的话，我的初步计划如下：

　　1.每天坚持10小时的工作时间。

　　2.在不影响工作的情况下，每周抽出六小时学习政治理论。暂定选读社会主义教育课程中的有关文件，并作出学习心得。

　　3.根据工作需要，每周抽出六小时，钻研有关的技术理论并作出学习笔记。

　　4.每周坚持四小时的体力劳动，另外抽出四小时作清洁卫生整理。

　　 曾习之1958.5.12

　　曾习之同志：发言中主要谈了总队所产生的一些问题，归根结底是由于部队集体转业，他列举以下事实：现在管理水平技术水平与工程任务不适应，其根源与部队集体转业有关。他说：现在总队的思想主流是部队思想，简单明了一百分了。现在转业干部仍有这种情绪，不钻业务，转业五年了对业务还不熟悉。企业化思想不巩固，供给制思想存在，也是由部队带来的。现在管理方法是简单粗暴，交待任务的办法是①行政命令。②群众说你能行，大家认为你可以。③组织决定，党委支部的决定。除了这三套以外，再来说服动员，但没有说服力，这也是部队带来的作用。

　　在谈到对干部的教育时，他说：应加强对科以上干部的教育，对能用思想教育的干部就进行教育，对那些不能胜任的、加强教育也不能解决问题的，可以另找出路。如教育科科长不能胜任，大家意见很大。这样的干部送去休养（因为身体不好），再就是撤下来，保持原薪，让他做比较轻的工作。再如戴玉飞工作能力不大，但领导上另眼看待，评级时又提了一级，过去部里正营级干部一来是什么科长，一是要提什么级，这不是从工作出发。在人事工作上集体转业带来了宗派主义。

　　他还谈到会议多的问题，他说：会议多质量不高也与部队集体转业有关，过去八路军就是多开会。开会多怎么办，他说方法有二，一是罢会不参加，二是罢言，开会时不发言。另外曾习之同志还谈到在模式口一次开会时，工人呼口号情绪很激动，为什么闹不起事来呢？他说：这也与部队集体转业有关，由于集体转业，大民主这种解决官僚主义的补充办法，在我们单位都不能实行。

　　最后他谈到，在1955年时部队集体转业时没有多大优越性，集体转业必然带来些部队思想，优越性不大，应该三个五个的分散到各个企业去。

　　任信良在八月十三号拿着350元国民党出的蒋币，票子上有蒋介石像，叫队长陈诚仁看，并说这钱有多么好，我希望明天就能用，如过下午能用我更高兴。我卖〔买〕辆车子还不用请你□□。别人说这票子有什么好的，他说“你们说它那地方不好？”等话。

　　他在鸣放中贴出大字报，标题是《挤牙膏》的反动大字报。

　　朱荣生在发放布票时曾这样说：今年发12尺布票够用吗，如果棉花不出口保险够用，现在还不如旧社会哩。为什么不叫帝国主义到中国来卖布，过去可以随便卖布，现在就不行了。又问，“周总理12尺布能够用吗？可能毛主席和周总理自己能穿上就行了。”

　　在增产节约时曾给队长提过这样的意见，“队长你今后在接受任务时不要这样坚决，得考虑考虑接受，不的话我们就不干了，你不能和在军队当排（长）时，现在和那不一样了。”

　　王小文在鸣放曾这样说：别看现在都写，将来可能有倒霉的，他并替反动的《挤牙膏》申冤。又如他在大字报里写了这么一句，“现在干部与工人的关系比鸿沟还深”，扩大事实。

　　三种人物划分

　　二队总干部数105

　　其中党员28

　　其中团员29

　　左派5人

　　中间派38

　　中间偏右1

　　右派4（团员一名）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