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共产党监察部党组关于右派分子王翰的处理决定

　　<(王翰)>

　　王翰，原名陈延庆，男，四十六岁，江苏省盐城县梁垛乡人(现划归建湖县)，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分学生，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三年春由于上海南市的组织破坏，动摇脱党回家，一九三四年春在上海复旦大为恢复关系。曾任中共湖北省秘书长，中共鄂西北区党委书记，新四军第五师政治部副主任，中央城工部组长，中南人民监察委员会副主任、主任，前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监察部副部长(七级)、党组副书记，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八大”代表。

　　王翰是监察部右派反党集团首领，极右分子，他的主要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如下：

　　一、经常散布反党反马列主义的谬论，散布取消阶级斗争的观点。他说三大改造以后，过渡时期就结束了。意思就是阶级斗争就息灭了。他诋毁党所领导的历次政治运动，说“每次运动开始都是反右，以后反左，最后搞不出什么名堂来”。他指责土改时对地主斗争过火，主张温和一些。他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说，以反对唯成份论为借口，在发展党员时，要吸收所谓有文化有才能的知识分子，并把一些政治历史未考查清楚的人吸收到党内来。他反对党内思想斗争，诬蔑列宁对托洛茨基等叛徒只讲团结，没有斗争，诬蔑刘少奇同志的“论党内斗争”是“论党内妥协”。他造谣说“马克思规定的一些原则是为了给别人遵守的，马克思自己并不遵守”，“马克思只会写文章，不懂得什么科学”。他还诬蔑“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并散布毛主席这一报告中有“修正主义”。

　　二、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宣传社会主义制度有阴暗面的荒谬观点。他否定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说“国务院所属各部门的工作是一塌糊涂，经不起检查”；攻击我国发展国民经济计划不是“冒进”就是“冒退”；认为现在的大学教育和建筑工程都不如解放以前；对黄绍竑的反社会主义言论十分赞赏，到处替黄绍竑吹嘘。他为了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经常在干部中宣扬资本主义的厂矿企业经营管理完善和产品优美，美国的托拉斯形式好，他认为苏联改变工业体制，是学习美国的托拉斯形式。他坚持要用美国资产阶级学者杜威的“图书十进分类法”来整理监察机关的档案，反对国家档案局关于整理国家机关档案的规定。

　　三、王翰在监察工作的重大问题上，反对中央和监察部党组的指示和决议，企图贯彻他的反党主张。他认为监察机关与其他业务部门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他坚持监察机关的任务应该是经常地、系统地、前后啣接地检查生产、经济、财务活动，不仅要全面地检查国家计划、财务预算的执行和总结，而且要检查国家计划、财务预算的制定。说只有这样作，才能抓住“有头等意义的大问题，打中要害”。主张“要多搞些头头”，才能解决“上梁不正下梁歪”的问题，企图把矛头指向各级党政领导机关。他反对监察机关检查案件及处理公民控诉工作，说这些工作是“鸡毛蒜皮，意义不大”。甚至主张对严重违法乱纪分子要“爱人以德”。在监察工作的作法上，他坚决主张“事先监督”，反对中央关于事后检查的指示；坚持监察机关要保留对财经部门行使停止支付权力；反对监察机关依靠各级党政领导进行工作；诬蔑党的群众路线是“抽象的”，监察机关走群众路线不解决问题。在体制问题上，他坚持要搞垂直领导，坚持要有管理各级监察干部的权限；反对中央关于监察部门体制改为双重领导的决定。王翰还一贯以学习业务为幌子，反对加强监察机关的政治思想领导，反对监察干部训练班教政治课，说什么“业务就是政治，没有业务那有政治”。

　　四、王翰为了实现他的一套反党主张，在监察都工作中和右派分子彭达、陈达之等勾结起来，形成以他为首的反党集团。他在工作中采取阳奉阴违的两面手法，对中央和党组的指示和决议，当面同意，背后反对，经常和党组闹对立，并多次乘党组多数成员不在时，擅自改变党组决定。第六次全国监察工作会议前后，王翰竟策动他的反党集团分子彭达等大肆活动，反对中央关于监察机关实行双重领导的决定和第六次全国监察工作会议的决议。这一阴谋未能得逞，他们就在部内外散布流言蜚语，诬蔑第六次全国监察工作会议没有解决问题。

　　王翰还和他的反党集团分子互相吹捧，经常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破坏党组威信。他们诬蔑党组成员这个不行，那个也不行，“不懂业务，”“没有常识”，扬言“党组成员中唯有王翰熟悉业务，监察部离开王翰不行”，暗示王翰应该当监察部长，甚至吹嘘王翰应该选为中央委员。

　　王翰还在干部中拉拢一些人，打击一些人，培植亲信，封官许愿，企图扩大他的反党集团，并企图以整调机构和领导分工来控制监察部的全盘工作。

　　五、在日常工作中，王翰一贯目无组织，独断专行。他决定的许多重大问题，既不向党组请示报告，也不倾听下面的意见。当他的反党主张受到抵制或别人的意见不合他的心意时，他就利用各种机会，发牢骚，散布不满情绪，或者刁难打击、辱骂训斥干部。甚至故意制造混乱，拨弄是非，他常常在公文上胡写乱划，挖苦讽刺，定些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批语。或者答非所问、张冠李戴。他经常用诡辩的方法来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为他的反党活动进行辩护。如他为了坚持“事先监督”，就说“事先就是事后，事先事后没有绝对区别”。为了坚持实行垂直领导，就说“双重、垂直各有利弊，双重好，还是垂直好，很难说”。他还散布“越抽象就越具体，越具体就越抽象”、“什么都不管，也就什么都管了”、“不解决问题，问题也就解决了”等谬论，以此在干部中制造混乱。

　　王翰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也反映在他的日常生活上。他在生活上极力地追求享受，严重地铺张浪费。

　　六、整风开始，王翰积极煽风点火，篡改党组的整风计划，大肆向党进攻，企图利用整风，搞垮党组，夺取监察部的领导权，以便实现他的一套反党主张。反右派斗争开始，王翰抱着抗拒态度，邓小平同志传达中央的报告他不去听，部里召开的各种反右派斗争会议也极少参加，并积极为党内几个右派分子辩护。当二司批判彭达的反社会主义言论时，王翰千方百计地加以包庇。当部整风领导小组确定彭达为右派分子后，王翰立即向彭达通风报信，并订立攻守同盟。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三日党组扩大会议讨论毛主席“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和布置本部反右派斗争的部署时，王翰竟愤然离开会场，公开宣布以后不参加党组会议，当晚又给党组写信，进行威胁。

　　七、王翰反党反领导是由来已久的。他在上海作地下党工作时，即曾反对过区委的领导同志。一九三九年他在担任鄂西北区党委书记期间，不执行中共中央中原局关于鄂西北准备游击战争，支援鄂中游击战争的指示；又违反党的秘密工作原则，进行党员登记，并把在李宗仁军队工作的许多党员高级干部也进行登记，后来把这些党员登记表连同中央的绝密文件一起失落到国民党特务手中，事后不按照领导同志的指示和同志的建议组织干部撤退，结果使鄂西北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造成重大损失。他在新四军第五师政治部任副主任时，一直主张和强调军队政治工作在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性，不服从鄂豫区党委的领导，并千方百计的打击工农老干部，进行反党反领导的宗派活动。他在中央城工部工作期间，也对领导不满，背地进行诽谤，并诬蔑组织“不把人当人”。一九五一年王翰调到中南监察委员会工作以后，强调国家监察工作的独立性，公开反对前政务院关于各级监委应受同级政法委员会指导的指示，不出席中南政法委员会党组会议。他认为中共中央中南局的工作检查不得，尽是毛病，与他们无法共事，诬蔑李先念同志“无能”，任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不称职，并造说中央对李先念同志不信任，才叫李雪峰同志兼任一个副主席。他还把中南行政委员会和中南监委的领导和被领导关系当成是“要人、要钱、要编制的关系”。

　　王翰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有其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的。王翰出身于大地主家庭，长期受到资产阶级的教育。他虽然早就参加了党，但始终对党不忠诚。入党不久，又一度动摇脱党。他一贯追求个人权位，狂妄自大，不服从党的领导，拒绝党的教育和同志们的批评，拒绝进行自我改造。这些情况说明，王翰是一个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他之所以成为右派分子不是偶然的。

　　几个月以来，王翰对自己的反党罪行不老实检讨交代，曾以自杀(未遂)与党对抗。经过多次大小会议斗争以后，才表示低头认罪，写了九份“检讨”和“交代”，但对他的许多严重罪行，仍避重就轻，进行狡辩，企图蒙混过关。

　　根据王翰的上述罪行和斗争中的表现，决定开除其党籍，行政上撤销其一切职务，留用察看，降低原有待遇。

　　 原载《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一)》，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195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