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必须解决为谁服务的问题

　　<清华大学水利系付主任　夏震寰>

　　为了能使大家更好的帮助我，分析我的思想状况，我想把我近期的一些思想活动暴露出来。因为我还来不及分析和批判，所以下面的一些思想活动，可能是杂琐一些。这点还请大家原谅。

　　从院系调整到55年秋出国以前，在教研组的工作里和同党员秘书的合作方面，基本上是正常的。在从52年院系调整到55年初短短的两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党对我表示了很大的关怀，给了我很多鼓励和信任。我除了负责水力学教研组外，也担任过工会水利系部门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基层委员会委员，后来又担任了水利系付主任职，最后还派我去苏联进修。在民主党派里我也参加了九三支社的领导工作。这种种说明党对我的信任和培养，使我感激，使我努力想把工作做好。记得有一次在我担任了付主任后不久，大概是和惠遇甲谈话，我诚心的表示，认为最近一次调整薪水，我加得多了些，因此使我和李丕济教授间的报酬，相差较多。这可能对发挥李先生的积极性，起一种不良的作用。我那时的确愿意减低一些自己的薪水，以便更好的团结李先生及发挥李先生的作用。在我听到党和学校要派我去苏联进修后，我也很感动。记得有一次晚上，从胜因院出来，在路上一个人想，党太重视我了，我深深的感到，我必须一心一意，老老实实做些工作，才对得起党对我的关怀和培养。

　　但是在另外一些时候和场合，我对党也有些猜疑，在思想上把自己放在党的外面。记得在工会部门委员会主席的工作上，我觉得情况了解不多，很难出主意，所以当付主席周定邦和我谈工作时，我觉得被动，没什么意见。因此我曾想过，是不是周定邦作风有问题，和我交换情况太少。要不然，可能工会工作性质不一样，党抓得紧，我只能做这些。我没有想到应该检查一下自己是否对工作负起责任，是否主动的来做工作。不是自己全心全意的投入工作，而是等待着，看别人怎样的来对待我。这就是三心二意，斤斤计较“自己是不是被重视”的问题。

　　关於入党问题，思想上也有过这念头。但一则觉得出身不好，社会关系也复杂，希望少。申请入党而不准有失体面，所以勇气不足。同时，也想到自己入党的动机未必是全部为共产事业而奋斗的决心。里面还有个人的打算，怕这样入了党，受不起考验。因此一直未提。

　　54年冬我参加了系的工作。因为我个人考虑较多，与张先生的共事关系中，我不是从工作出发，而是考虑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如我太主动，可能会引起张先生的顾虑(院系调整前，我在土木系的工作里，有人曾向我提过一个意见，说我锋芒太露，因此很敏感)，所以在系的工作里，有点缩手缩脚。李恩元同志也曾和我谈过这事，叫我不必顾虑，应积极的把工作做起来。我当时在思想上没有完全解决，我想搞坏了关系不是使工作不好做吗?所以那次谈话作用不太大，这也反映了我当时是如何的来对待党组织的意见的。并没有一心一意为党而工作。个人考虑重於一切。另一方面，不久后我即全时学习俄文，暂时不做系的工作。

　　57年七月中旬，我从苏联回到了清华，那时全国正在反右高潮。从个人出发，在这种形势下，主观上也愿意积极投入战斗。但会虽参加了，发言不多。不是不想发言，总觉得没什么可说的。我也查新清华，进行准备，但总来不及准备一套，临时看人家都能谈一套，自己就不想发言了。当时我原谅自己，说我不了解过去的情形，因此难以批判。其实，当时我是站在个人主义立场来反右，觉得在热火潮天的政治运动，我不积极参加，那岂不是自甘落后吗?因此主观上是要参加的，但思想上没有真正认识到右派的可恨，在感情上没有反右的感情。所以要批判也只能是表面的理论上的。自己的理论水平也不高，所以面对着右派言论，却提不出一套反驳的言词，假使有反右的思想感情，就凭感情也能说几句。

　　回国后，思想活动较多的是关於系的工作。现在想来，当时我是处在这样一个矛盾之中：一方面我认识做工作要积极，从个人出发，也愿意做一些系的工作。但另一方面，自己从苏联回来，而张光斗先生也参加了系的工作，他也已入了党，我面临着一种新的局面，我就就不自觉的首先摸一摸党组织以及别人怎样来对待我的。把我放在怎样一个地位。比如我回校不久当解沛基同志要我去武汉办理招考事情，我就找张光斗和李恩元同志商量(当时张任先生因病在休养)，李恩元同志即把这事交给了张光斗同志处理。我当时很注意这点。我把这种举动作为党组织把我摆在什么地位的一种表示。因为有这种思想，我的工作当然缩手缩脚，有等待一下，不积极表示自己意见的做法。当张任先生回校后，我又多了个顾虑，是不是张先生对我不大放手。而张先生在有些地方，也引起了我这种猜疑。总的说来，我是处在这样一种矛盾之中，因此思想上有包袱。有时也和张光斗同志谈起，系工作不好做，张光斗同志也曾错误地附和过我。说：“有时很不好做，但自张先生生病后，我一把抓”。我当时就想：“我不能和你比”，这意思是指他入了党，我没有入党。这反映了我对党有错误的看法。实际上不是党员享受特别的工作上的权利，而是工作积极性高。但当时我是没有理解这点的。

　　因为我处於这样一种矛盾中，我觉得系主任间明确分工是解决，至少是缓和这种矛盾的方法。因此我一再提出分工问题。有一天上午我又向张先生提了分工问题，那天下午两位张先生即找我去，张先生即拿出一张分工单子来，我当时很反感。我想要分工，一共三个人为什么不一起商量，而要分两次做，即先由两位张先生商量，然后找我。这种反感使我当时对所分的工表示一种不满，采取了一种故意为难的态度。但当时我也发现这种态度不对，自己克制了自己。这件事情上也反映了我很敏感人家是怎样来对待我的。我觉得这样就是有点“见外”，有点不信任我。其实，恰恰反映了我不是一心一意为党为人民而工作，对党不够信任，却在计较地位信任。

　　虽则分了工，系的工作并没有太多的开展。有时我仍旧向张先生表示我的“浮在上面”的状态。记得有一次，张任先生也说了一句，意思是他在系工作了五、六年，也是浮在上面。这句话给我一个安慰，想张先生多年做系主任的工作，尚且如此，何况我呢？

　　矛盾未能解决，思想上的负担有加重趋势。当有一次张先生的做法使我以为张先生有顾虑，怕我插手太多。我就去找李恩元同志谈话。李恩元同志告诉我不要在人事关系去猜疑，应从工作出发，积极工作。这次谈话，对我帮助很大。此后我思想上有进展，比较开朗，不再怀疑张先生。思想上的包袱算是丢掉了一部份。此后我也不再提分工，和张先生的合作关系中也不再敏感。同时我也体会到张先生的做法也有改进。虽则在系的工作中我还没有完全抛弃个人考虑，但比前是有了不少改进。

　　其次，在教研组的工作中，我也表现出个人考虑比较严重。从苏联回来，教研组情形改变不少，成员增加了不少，李丕济先生也负责了两年。所以我仍是有摸一摸人家怎样对待我的态度。我对整个形势还掌握不住，每一件事情，自己心中没有一个估计。因此怕出了主意，行不通，或者行了而不成功，都有损自己的威望，怕负这样一个责任。所以总是想先听听别人的意见，比较有把握了再说。这种考虑仍是从个人出发，而不是从工作出发。同时我比较注意教研组中同志们怎样来对待我的话的。比如，在考试期间，科学秘书余常昭说比较空，我一连三次向他说，要他开始准备一下教学大辩论的工作，余常昭同志当面不反对，但却不动。我心里就想：我在教研组里要推动一件工作也有不少困难。又如黄河下游河床演变的研究项目，我心里虽也想参加，但想这问题比较接近我的专业，为了避嫌疑自己不便先说我们应该参加。其次，这工作可能有些困难，怕负责，所以也不先说，想先听听李先生及科学秘书的意见，一看大家不反对才说出自己意见。这种考虑都不是从工作出发，而是从个人出发。希望把自己扮成一个，比客观存在的我尽可能好一些。

　　从苏联回来后，自己感到思想上一直没有完全跟上，有点被动。在双反开始以前，有较充足的思想准备。我决心要赶上形势，站在运动的前头，做个促进派。因此在运动开始时，表现得比较积极。心情舒畅。但当两位张先生及两位科学秘书的大字报出来后，一方面看到教师中很少有人向两位张先生出大字报，另外一方面在当晚的第一次教授座谈会上，两位张先生缺乏自我批评的精神，我的思想起了波动。我自己也知道我所顾虑的是：这样做法会在系内造成一种形势，即两位张先生是缺点很少，其余的教授都有毛病。我的心里不大甘心。我自知这种情绪不对，也作了思想斗争。有时是克服了这种情绪，但有时又会冒出来。我也理解到这种情绪也反映出我对党不是一心一意的。我虽没有肯定这种做法是党组织的意思，有时我也确是希望这种局面会被纠正。但如果我完全的相信党，我不会因这么一点小事而有情绪。如我认为这种做法不对，我自己也可出大字报。但我不是这样，这说明我受不起一点点的考验。由於在第二天的谈心会上改变了这种局面，使我感到党的正确和伟大，我很惭愧，我还不是党的一个忠实拥护者。这件事情给我一个很大的教育。

　　以上的一些杂琐情形，我虽没有来得及进行分析和批判，但总的已使我认识到我的一个根本问题是为谁服务的问题。我处处都从个人出发来进行工作。没有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当自己觉得满意时，也能跟着党走，也能表现得比较积极。但情况有变动时，我就首先要摸摸党怎样待我，信任我到什么地步。而不能毫无保留的为社会主义建设而贡献出我的一切。通过这次双反运动，我看见了自己的本来面目，我已下定决心，以后一定要澈底破除个人主义，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永远一心一意的跟着党走!

　　 付系主任　夏震寰

　　 来源：《清华大学双反运动大字报(第十辑)》，1958年6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