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河南省委举行第九次全体会议(扩大)揭发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潘复生等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

## 根据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精神部署了今后工作

　　中共河南省委于6月6日到7月1日召开了第九次全体会议(扩大)，传达贯彻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决议。参加会议的除省委委员和候补委员以外，还有各地、市委书记，省委各部副部长，省直各党组、各党委负责同志共一百二十一人。会议首先由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同志传达了毛主席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和刘少奇、邓小平、谭震林同志的报告。在学习讨论“八大”二次会议文件的过程中，揭发批判了潘复生(原省委第一书记)、杨珏(省委书记处书记)、王庭栋(省委修补委员、省委副秘书长)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在铁的事实面前，潘复生、杨珏、王庭栋对自己的反党言行、阴谋活动作了初步交代。最后，会议讨论和部署了今后工作。

　　会议过程中，不断传来夏季作物空前大丰收和工业与财贸战线上新创造新发明的喜讯，对到会同志鼓舞很大，加强了贯彻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争取更大丰收的信心。

　　这次会议是一场尖锐的两条道路斗争的会议，是一次深刻的整风会议，也是一次增强党的团结的会议。

　　吴芝圃同志在传达“八大”二次会议决议的时候，首先就“八大”二次会议的伟大意义和会议解决的重大问题作了详尽说明。他说：“八大”二次会议是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次会议，也是有重大国际意义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所解决的问题，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有决定性的意义。接着，吴芝圃同志指出：这次会议制定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这是对马列主义的创造性的发展。总路线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纲领，是全党的总路线，也是全国人民的总路线。我们河南全党和全省人民应该团结起来，为实现这条总路线而斗争。接着，吴芝圃同志说：“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决议”，拥护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和六十四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所通过的两个宣言。吴芝圃同志进一步解释了东风继续压倒西风的国际形势，他说：当前国际上阶级斗争很激烈，很尖锐，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主义要想挽救他的命运，要想作垂死挣扎，除了制造国际紧张局势，做种种战争挑拨和准备以外，他的最主要的方法就是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找它的代理人，这个代理人，就是披着马列主义外衣的修正主义者，在社会主义力量在国际上占优势的时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大危险，就是修正主义。吴芝圃同志在谈到会议基本上通过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时说：这个纲要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上的一个最重大的措施。中国的情况，必须大力发展农业，然后才可以为迅速发展工业打下物质基础。要在中国多快好省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最后，吴芝圃同志说：“八大”二次会议，也是一次认真整风的会议，会议上揭露了潜伏在党内的右派分子、地方主义分子、民族主义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且和他们进行了严重的斗争，这是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胜利。这样，使全党对总路线的认识更加清楚了，使全党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和勇气更加坚强了。

　　吴芝圃同志在说明“八大”二次会议的重要意义之后，号召大家认真地学习会议的文件，认真地把党的决议变成我们全党的实际行动。接着就传达了毛主席的讲话，刘少奇、邓小平、谭震林同志的报告。到会同志十分兴奋鼓舞，一致表示热烈拥护“八大”二次会议的决议，并且坚决贯彻执行；一致认为“八大”二次会议所制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对于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决定的意义，并且有着重大的国际意义。到会同志在发言中，列举了从1956年以来河南“马鞍形”发展的事实，特别是今年夏季作物空前大丰收增产一倍以上的事实，充分地说明了党的总路线的正确性。根据河南的具体情况，大家还深切地体会到，必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和阶级路线，在贯彻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时，绝不能忽视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必须开展两条道路的斗争。学习了毛主席的讲话以后，大家更加明确了插红旗、辨风向、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是贯彻执行党的总路线的根本保证。大家一致表示今后应该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学习，尤其是要下苦工夫学习毛主席著作，使“八大”二次会议各项决议成为河南全党和全体人民的实际行动。

　　在讨论、学习“八大”二次会议文件的过程中，严肃地开展了对潘复生、杨珏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揭发和批判。

　　潘复生是一个披着马列主义外衣隐藏在党内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特别在1957年上半年，当资产阶级右派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阶级斗争十分尖锐的紧要关头，潘复生和杨珏、王庭栋勾结在一起，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里外呼应，煽风点火，向党猖狂进攻。他们否认阶级斗争，否认两条道路斗争，反对农业合作化，反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阻挠、破坏反右派斗争，打击省委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措施；坚持资本主义道路，完全和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相对抗，给党的事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 否认阶级斗争，否认两条道路斗争，制造阶级斗争熄灭论

　　1957年上半年，阶级斗争形势十分尖锐的时候，潘复生、杨珏等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大叫“敌我矛盾下降了，人民内部矛盾突出了，阶级斗争结束了”。他们歪曲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指示。1956年冬季，我省农村中曾经出现一股反社会主义逆流，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结合有严重资本主义思想的富裕中农，在若干地区煽动闹社事件。例如临汝县发生闹社事件后，省委分析了农村阶级斗争形势，认为两条道路斗争已经尖锐，并且提出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支持干部和群众打击反社会主义逆流。省委根据这一指导思想，处理了临汝闹社问题。可是潘复生恢复工作后，以阶级斗争熄灭论的观点，推翻了省委对临汝闹社事件的正确处理，坚持重新进行处理。他认为临汝事件纯粹是人民内部的是非问题，没有两条道路斗争。当时省委有的同志仍然坚持要以阶级分析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并在省委“关于重新处理临汝闹社问题向中央的报告”中增添了这样一段话：“当然，这并不是说可以放松对于阶级斗争的警惕，对于反动分子阴谋破坏活动的警惕，更不要误认为可以不要人民民主专政，而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认清当前的政治形势，分清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界限，分清是非界限，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地去处理问题。”而潘复生毫不考虑这种正确意见，擅自删掉这段话，并在几次干部大会上大加诬蔑这种阶级分析观点。1956年冬和1957年春，永城、夏邑、民权三个县的部分地区发生了闹社事件。当时地主、富农结合富裕中农闹得乌烟瘴气，打干部、拉牲口、分粮食、分农具，农村两条道路斗争极为尖锐；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广大农村干部、党团员和积极分子，纷纷起来保卫社会主义，开展宣传攻势，反击地主、富农和富裕中农的进攻。潘复生、杨珏却认为这个问题也纯粹是人民内部的是非问题，而不是两条道路斗争问题。他们不仅不支持干部和群众保卫社会主义和积极性，反而归罪于干部的作风不好，污蔑干部是“国民党作风”，“违法乱纪”，是全国的“坏典型”。因而大批地惩办了党员、干部和积极分子，并且声称要追查省委的责任。

　　在这个期间，潘复生、杨珏、王庭栋编造了一系列的所谓人民内部矛盾，根本否认阶级矛盾和敌我矛盾。他们一再强调农村的主要矛盾是粮食问题，而粮食问题又主要表现在领导与被领导方面。他们罗列了河南十大矛盾：第一是粮食和柴草的供应问题；第二、自然灾害和争取丰收的矛盾；第三、水利纠纷；第四、畜力不足，人拉犁拉耙；第五、自由市场和国家统购统销矛盾；第六、中小学毕业生和升学就业矛盾；第七、城乡关系和供求关系；第八、少数民族矛盾，很多回民要求退社；第九、党与非党，特别是和民主党派、知识分子的矛盾；第十、体制上的矛盾，集权与分权，条条与块块，中心工作与部门工作的矛盾。更为严重的是，去年夏季，当全国反右派斗争进行一个多月，农村资本主义势力乘机大肆活动的时候，中共荥阳县委于7月9日发出了“关于发动群众彻底揭露和打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指示”，号召全县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批判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和有严重资本主义思想的富裕中农的进攻。很显然，这个文件是完全正确的，同阶级斗争熄灭论是针锋相对的。因此，潘复生、杨珏和王庭栋非常反对荥阳县委的指示，他们不经过省委常委讨论，于去年7月13日擅自以省委名义向各级党委发出极端错误的指示，严厉地斥责了荥阳县委。指示中说：“广大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所谓思想战线上两条道路的斗争胜负问题还没有解决，就是说：在五百万知识分子中间两条道路的斗争胜负问题没有解决。荥阳县委在所发指示中，笼统地说思想战线上两条道路的斗争胜负问题还未解决，是不妥当的。那就会打击了富裕中农，在农村造成人为的紧张形势，也会助长了强迫命令作风的发展。”指示中还说：“绝不能采取荥阳县委那样划出半个月的时间来进行反击右派以及结合本地本社地主、富农、被管制分子的反动言行，进行大力揭发和批驳的作法。”这样，他们就完全否定了阶级斗争，否定了两条道路斗争，公然地支持了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富裕中农的反动气焰，大大挫伤了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至于他们所说在五百万知识分子中间两条道路斗争胜负问题还未解决，只不过是一种遁词而已。

## 反对合作化，反对粮食统购统销，制造河南特殊论、生产悲观论

　　潘复生、杨珏制造河南特殊论和生产悲观论，把河南形势说成漆黑一团，他们在多次报告中唉声叹气地说，河南的基本形势是“人多地少，地瘠民贫，耕作粗糙，连年灾荒”，“农民生产情绪不高”，“不如1957年”，我们如“坐在火山上”，“农民要造反，可以不要共产党领导。”他们还说，十年也解决不了粮食问题，“合作社能增产是个谜，十年二十年也机械化不了”，“牲口五年也不能恢复原状”。

　　当1956年高级合作化高潮时，潘复生、杨珏竭力加以阻挠。高级合作化实现后，人民欢欣鼓舞，迅速掀起了生产高潮，但是他们到处叫嚣合作化搞糟了，“遗留问题很多”，需要“擦屁股”，当时潘复生正在养病，他却坚持篡改省委向第一届党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工作报告，把原来是反右倾保守精神的文件，修改成为反急躁冒进，并且宣布合作化的六大“罪状”：“一、铺张浪费，买汽车，八根旗杆，收音机……。二、经济死滞……。三、注意了粮棉，忽视了其他经济作物，开封西瓜。四、强调集体多，照顾个人少，发动投资过分，甚至扒墓、要首饰，搞的农民有意见，紧张。五、灾区……不搞生产救灾，只搞高级化……人民流离失所……社会主义没饭吃。六、打井死人，儿童伤亡。”他就是这样恶毒地咒骂合作化，丑化社会主义制度。

　　事情并没有也不可能按照潘复生、杨珏的愿望发展。实现高级合作化后，群众依靠合作化的优越性，战胜了1956年的特大自然灾害，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应该在事实面前承认错误了吧？但是潘复生、杨珏，目的是反对集体所有制，反对合作化，不达目的他们怎么能够甘休呢！于是去年趁党整风之机，就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地向党进攻，潘复生说：“我们河南地少人多，水旱灾害不断出现……现在就是因为集体所有制有很多问题，过去觉得没有事，现在就闹出事来了。”他把宣传合作化优越性说成是“卖狗皮膏药”，说“农民退社不是不走社会主义道路”，远在1956年就质问过史向生同志：“你说，合作化有什么优越性”？史向生同志说了几条，他立即反驳：“不对，粮食不够吃，牲口死亡，没有增产……有什么优越性？”他经常攻击大社，说：“大社并不优越，人民内部矛盾更多。柳林农业社社员找社长谈问题得跑十几里，还排队。”又说：“大社种地把地都漏掉了。”他们批评省委主张办大社是错误的，坚持把社的规模尽量划小，积极支持富裕中农闹退社。潘复生并亲自授意农村工作部起草了七项退社办法，经常委讨论被否决，但他仍不死心，在他们私自召开的两次县委办公室主任会议上，第一次他叫王庭栋去讲退社办法。在7月17日第二次会议上，杨珏又大讲特讲退社问题，他说：“要研究进一步的问题，已经到了这一个阶段，我们现在研究的是退社问题，一天来很多人要求退社……。”而且潘复生还亲自出马，批准富裕中农退社。例如1957年6月4日，他批准嵩县王沟付佃中农李嵩年退社，他批示：“请农村工作部写信给嵩县县委农村工作部认真处理，他要求退社应允许，并不准歧视人家。”潘复生还咬牙切齿地攻击牲口集中喂养，说：“牲口死亡，生产力倒退了。”“我们老祖宗就知道喂牲口的办法，我们搞社会主义反而不知道怎样喂牲口了。”他们把牲口死亡完全归罪于合作化，归罪于集体喂养，他们恶毒地诬蔑合作化说：农民“过去不如牛马，现在和牛马一样。”“家里拴着大黄牛，地里套着剪发头。”“闺女媳妇拉犁拉耙，子宫下垂。”“合作化成了人力化。”他们强制大社分小社，牲口分散喂养，分散到户，八年来集中喂养得很好的牲口也分散到户了。潘复生并说：“分散喂养，死了，省委负责；集体喂养，死了，你们负责。”这样他们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合作化的优越性。

　　潘复生、杨珏、王庭栋还攻击和企图取消粮食统购统销政策。1953年，中央准备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时，征求省委意见，潘复生主张推迟一年；中央已经决定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以后，潘复生仍然反对，说什么“铁板钉钉了，决定我执行，但我有意见”。在统购统销工作中，他不准批判资本主义自发势力，阻挠粮食统购工作。说：“统购好比一根绳子，拴在农民脖子上。”1957年上半年，他抓住伊川县极少数农民吃石头面的假象，疯狂地攻击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潘复生在传达中央青岛会议时说：“毛主席万岁，吃石头面站队。”说：“农民家无隔夜之粮。”“省委过去几年粮食工作搞坏了。”“省委太老实，把缺粮省变为余粮省，应追究责任”。潘复生、杨珏、王庭栋还积极主张扩大自留地，和自留地不计购销，说：“粮食问题我们应该以退为进，目前危险性很大。”王庭栋也大喊：“粮食统统把农民压得很厉害。”他说：“农民认为社会主义没奔头。”说：粮食问题确很严重，“群众普遍反映河南的毛主席不如湖北、山西的毛主席好，党群关系十分紧张。”去年5月20日，王庭栋在省委会议上说：“群众说毛主席不了解情况，基层干部没办法，中层出了奸臣。”他并且提出了一个取消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方案。按照他们的方案计算的结果，每年全省需要中央供给河南二十三亿斤粮食。这就完全取消了粮食统购统销政策。

## 包庇右派分子，破坏反右派斗争，和右派里外呼应向党进攻

　　1957年上半年，资产阶级右派，乘党整风之机，向党猖狂进攻。潘复生对右派分子的反党言论极为赞扬，他说：“大家都看人民日报了，章乃器……讲的很彻底。”又说：“到处接到信对我们河南不满意，开封教授(注：右派分子李白凤)写信已经登(报)了，我们同意他的意见。”他甚至把右派分子向党的进攻，比作是革命的“五四”运动。他说：“目前，北京、上海很紧张，大家思想都在斗争，确实有点‘五四’运动的情形，思想领域就是好”。当时右派骂我们不懂装懂，潘复生在一次会议上也说：“人家说省委不懂装懂，这话说的很对，我们就是不懂装懂。”接着他就号召大家向右派学习，他说：“从省委起，全党同志都要向人家学习。”潘复生把右派分子反对合作化、反对粮食统购统销、诬蔑党的领导、攻击党的政策、攻击肃反运动等反对言论，都说成建设性的意见。他还说：“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不习惯，我们和他们之间有墙有沟，人家批评我们骄傲自满，盛气凌人，功臣自居，不一视同仁，不懂装懂，说他们有职无权，确是这样。”潘复生公然喊叫党不能领导学校，他说：“人家认为你共产党不行，不懂业务，说我们不能领导，我的意见，搞几个大学示范一下，成立校务委员会……应当从左中右都有。”杨珏也积极主张成立“校务委员会”。他还说：“党不能领导科学。”潘复生和杨珏都说：“肃反叫人家抓住了”，“打击面宽”。

　　反右派斗争开始，潘复生、杨珏披着领导反右派斗争的外衣，竭力包庇右派分子，破坏反右派斗争。他们坚持少划右派，很明显的右派，他们不批准；甚至对于已经开展斗争的右派，还让机关负责人陪礼道歉。他们唯恐把右派斗透斗臭。潘复生说：“右派分子对我们狂风暴雨，我们对右派要和风细雨。”说右派分子和我们的矛盾“不是敌我矛盾”。潘复生害怕发动群众，他在第一次动员反击右派的报告中就说：“大多数同志有简单急躁情绪”。“有些同志又跷起了尾巴，盛气凌人，粗暴从事，不能夹紧尾巴做人”。运动刚刚开展十几天，他就说：“主要偏向是急躁情绪和扩大打击面”。在斗争中，他们规定了许多清规戒律，来束缚群众手足，给右派分子挡架解围。他说：“对右派分子公开点名或变相的公开点名，公布右派分子的历史，这样做是不妥当的。”“有的单位甚至形成小组斗争会，采取压服人的方法，不能以理服人。”“关于干部、群众质问右派分子问题，我们可说服群众不要采取此种办法。”就是右派分子要退出整风、躲避斗争，也只能“注意说服，不要强迫”。连右派“死活论堆”，他也说“主要原因是我们工作不够”。潘复生对右派分子这样爱护备至，对党的积极分子如何呢？他除了骂积极分子“盛气凌人”、“跷尾巴”以外，更狠毒的是骂积极分子“鬼鬼祟祟”、“小偷干活”、“丢丑”。潘复生所规定的清规戒律，用省委的名义强制执行，他说：“要在省委领导下，不准闹独立性。”当然，潘复生、杨珏的阴谋并没有得逞，河南党组织坚决执行了中央的指示，和潘复生进行了斗争，并坚决地向右派分子开展了斗争，并且取得了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的胜利。

## 坚持发布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宣传要点”

　　1957年6月25日，在潘复生的坚决主张下，公开发布了“关于奖励发展农业生产，争取秋季大丰收的宣传要点”。这个宣传要点是一个损害社会主义，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这个纲领的形成是这样的：远在1956年，实现了农业合作化以后，他们没有看到合作化运动的主流，改变了几千年来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发展社会生产力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而只是抓住运动中的个别缺点，道听途说，捕风捉影，尽量加以夸大，说什么合作化“冒进”了，社大了，自留地少了，牲口死了，经济死滞了，农民粮食留量标准低了，农民生活苦，生产情绪不高，等等。杨珏先后到安阳、商丘、洛阳等地区去考察，主要搜集这些方面的材料。特别在商丘地区研究了提倡私人开荒、私人植树、几年不出负担，用发展私有经济的办法来刺激发展生产的政策。杨珏回来后，向潘复生作了汇报，潘复生大为赏识。1957年上半年，潘复生恢复工作以后，更借口缓和人民内部矛盾，发展生产，大抓这些方面的问题，企图证明1956年合作化“冒进”了，搞糟了，攻击在他养病期间的省委领导。于是，去年5月间，又派王庭栋到安阳，杨珏到许昌、南阳、平顶山等地专门搜集上述有关材料。潘复生十分听信他们的材料，并指定农村工作部起草奖励发展生产的政策。农村工作部起草了一个简单的文件，潘复生不满意，又授意王庭栋去修改。王庭栋根据他们在下面所搜集的材料，加以修改，发展成为比较系统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当这个纲领提交省委常委讨论时，许多同志提出不同的意见，虽然增加了一些维护社会主义的条文，但是并未从根本上改变这个宣传要点发展资本主义的性质。这个宣传要点的基本精神，是鼓励和支持了富裕中农退社、闹社的资本主义思想；片面地提倡和奖励了私人开荒、植树、繁殖耕畜、大量养猪，扩大社员自留地，提高粮食留量标准，发展个人家庭副业，强调开放自由市场等，企图以发展私有经济，损害社会主义经济的办法来刺激农民生产积极性。

　　当这个“宣传要点”公布以后，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以及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富裕中农，拍手称快，到处闹社、退社，讽刺打击干部。说什么“今年大社变小社，明年小社变互助组，后年互助组变单干。”大部分农村党员和广大贫农、下中农十分不满，各级党组织纷纷提出了反对意见，但是潘复生他们不但不加理睬，反而宣扬他们的“以退为进”，“退一步，进两步”的谬论，说什么他们这种政策可以“发展生产”，“增加社会财富”。他们想尽各种办法贯彻这个资本主义纲领。在去年6月底到7月中旬，他们撇开省委，擅自分两批召开全省县委办公室主任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检查贯彻“宣传要点”的执行情况，进一步布置搜集工作中的缺点，并且要各县坚决执行“宣传要点”。潘复生在会上还布置县委办公室主任回去要监督县委；杨珏在会上更大谈其“退一步，进两步”的反动谬论，并且说：“这个意思是这样，你们回去不要这样说。”在去年7月11日召开的地、市委书记会议上，潘复生说：“省委的‘宣传要点’不能动摇，省委、地委应该执行党的政策，这不是为了一时刺激，这是根本问题，没有这个东西，农民要造反，农民可以不要共产党的领导。”要下边同志“以党性保证，坚决执行”。当潘复生从参加中央青岛会议回来以后，明明知道“宣传要点”与青岛会议精神完全相违背，而他仍然顽固地坚持他的错误纲领。在去年8月2日召开的四个县县委书记座谈会上，布置社会主义教育重点试验时，他说：“省委的‘宣传要点’，要结合工作贯彻，这个东西有危险性，有的地方动摇，一个是自留地不计购销，这样少了十六亿，你们不撑腰，非变不可。你们要给省委撑撑腰，这是我的思想。”又说：“再一个是红薯五斤折一斤，少了四亿斤，现在不变”。他谈到牲口分散喂养的时候，又说：“你光说合作化优越，闺女媳妇拉犁拉耙，不要以为我在替右派说话。”临汝县委书记汇报说：“全县有七百四十三户要求退社，正式退出四十七户。”潘复生说：“退的太少了”。他质问新乡县委书记说：“听说你们印发省委宣传要点，把退社自由一条取消了。”当时吓的县委书记很为难地说：“以后又补上了。”(注：实际并没有补上)潘复生又说：“咱们的‘宣传要点’有危险性，有人不大赞成自留地不计购销，计算少十六亿斤粮食，有人还主张计购销。”当时，各地、县委普遍反映，按照‘宣传要点’，国家购不到粮食，他说：“红薯五斤折一斤，自留地、开荒不计购销，看来国家少购了一些粮食，实际上也增加了社会财富。”他就是用这样诡辩的办法，来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维护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并且辱骂反对“宣传要点”的同志“不要发瘧子，发高烧，说胡涂话；明年搞一年，搞不好群众不会原谅，非垮不可，这是形势，要估计”。这恰恰说明了他自己坚持资本主义纲领已达到了发高烧的程度。

## 欺骗中央，与中央正确的路线相对抗

　　农业高级合作化以后，潘复生为了攻击合作化和粮食工作，每到中央，在中央负责同志面前，有意识地歪曲河南真实情况，夸大工作中的缺点，企图蒙蔽中央；尤其严重的是去年7月间，中央在青岛召开会议，潘复生在参加青岛会议之前，有计划地专门搜集反面材料并加以夸大，企图在青岛会议上证明他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是正确的。但是，他到了青岛，听过毛主席的指示后，害怕暴露马脚，便在他向毛主席汇报的时候，加了一些正面的词句，增添了一些捏造的材料，隐蔽了一部分原来准备要汇报的错误材料。回来后，他把他的汇报提纲又作了一些修改：加了毛主席一些插话，印发省委五次全会，借以表示中央同意了他的汇报提纲，企图蒙蔽省委，企图坚持执行他的资本主义路线。在他传达青岛会议精神时，用他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和相应的反面材料，歪曲和修正了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同时，他和杨珏背后商量不让吴芝圃同志传达中央粮食会议内容，完全有意识地隐瞒他们擅自利用省委名义批评荥阳县委反右派的指示。他惧怕省委五次全会对青岛会议和中央粮食会议的精神开展讨论后对他不利，因此，会议只开了两三天，他就和杨珏、王庭栋密谋策划总结内容，企图草草结束会议。但是，省委同志识破了他们的诡计，向潘复生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进行了严肃斗争，收回了他们批发的错误指示，停止了“宣传要点”的宣传和执行。潘复生才被迫地作了敷衍的检讨。全会根据青岛会议精神，重新部署了工作。潘复生为了掩盖自己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真面目，以六天的时间，仓忙到新乡县听了六个农业社的汇报，写了一篇考察报告，很得意地抓了两个新富裕中农忘本的典型，自以为抓住了“河南的刘介梅”，结果材料是假的，冤枉了好人。在他考察回来不久，毛主席来河南时，潘复生竟敢当面欺骗毛主席，对于他自己一系列的错误及省委五次全会(扩大)上对他的批判，只字未提，反而夸耀他的考察报告和抓到的两个典型，仍企图欺骗中央，掩盖自己错误。

## 结成反党宗派，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

　　由于潘复生、杨珏和王庭栋反对社会主义、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思想观点一致，在组织上也就逐渐形成反党宗派活动，企图分裂党。平时他们就互相拉拢，互相吹捧，在省委之间挑拨离间，散布流言蜚语，阴谋策划，企图否定在潘复生养病期间(1954年夏——1957年春)省委的工作成绩，以达到分裂党的目的。在1956年实现合作化之后，潘复生、杨珏对合作化意见很大，认为“冒进”了，“遗留问题很多”，“需要擦屁股”。他们经常搜集这方面的材料，私谈密议，伺机向党进攻。及至1957年春，整风运动快要开始，城乡反社会主义分子开始向党进攻的时候，潘复生认为时机已到，迫不及待地恢复工作。他和杨珏恶意攻击前段以吴芝圃同志为首的省委领导，说“把工作搞糟了”，“把合作化搞的一塌糊涂”，“养病再也养不下去了”，要出来“扭转局面”。潘复生恢复工作以后，杨珏、王庭栋活动更加猖狂。他们撇开省委其他同志，超越组织，把持整风、反右派斗争，把持省委日常工作，操纵省委办公机构，潘复生独断专行，飞扬跋扈，实行家长式的领导。他不愿意听取不同意见，许多重大原则问题，他们三个人一咕唧一商量就办了，根本不与其他省委同志商量，在他们眼目中就没有省委常务会和书记处。即是开会，潘复生往往先讲一套，强加于人；或者，他们三个人事先准备好文件，突然拿到会上，企图强制通过。他们就是这样狂妄地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破坏党的集体领导原则。为了实现他们分裂党的罪恶阴谋，杨珏、王庭栋分别到许昌、南阳、平顶山、安阳等地区，一面收集反党材料，一面大鸣大放，攻击合作化和粮食统购统销。这时，潘复生、杨珏看到社会上资产阶级右派向党猖狂进攻，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潘复生和杨珏数次密议，坚持召开省委四次全会，并要县委书记参加；杨珏还主张开一次党代表大会，检查省委领导。在省委四次全会上(扩大)，潘复生一再规定不准省委常委和省直各部门负责同志发言，而他自己却带头大鸣大放，煽风点火，鼓动大家，攻击在他养病期间省委的正确领导。杨珏、王庭栋也在会上大鸣大放。他们抓住合作化、粮食、干部作风等方面的个别缺点，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扬言要省委负责，要“追查责任”，“向中央请示处分”。至此，潘复生、杨珏、王庭栋企图组成反党宗派，分裂省委领导，在河南搞资本主义的阴谋就暴露无遗了。他们这种阴谋活动，一直发展到去年8月省委五次全会(扩大)对潘复生的错误揭发批判以后，才在形式上有所收敛，而实际上是转为守势，百般掩饰错误，待机反扑。

　　他们这种宗派活动，不是偶然的。他们远在平原省委一起工作时，就互相赏识，互相吹嘘，到河南后，就更加发展，以至结成反党宗派。

## 惩办干部，丑化贫农

　　潘复生经常诬蔑干部“不懂装懂”，“老爷架子”，“摆老资格”，“裙带关系”，“官僚主义分子”，“违法乱纪分子”。骂干部是“土匪作风”，“恶霸作风”，“国民党作风”，“像特务一样”。凡是在阶级斗争紧张尖锐发生某些事件的时候，潘复生不分青红皂白，总是把根源归罪于“干部作风恶劣”，总是长敌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对敌人屈膝投降，对干部大加惩办。潘复生还制造了一套所谓“批评是动力，表扬不是动力”，“说成绩是丑表功”的谬论，反对表扬干部，把批评歪曲为惩办，动不动就“追查责任”，“严加惩办”。1953年潘复生刚到河南，就说河南政治思想工作薄弱，干部作风恶劣，到处抓所谓“违法乱纪”的典型，大张旗鼓地惩办干部。1957年，潘复生刚恢复工作，就抓住永城、夏邑、民权三个县所谓“违法乱纪”事件，大批惩办党员干部，在处理这个事件中，被开除党籍的六人，留党察看的十人，撤销党内职务的九人，严重警告的九人，警告的九人，还有的干部被判刑坐牢。潘复生在处理这个事件后，还扬言要查办“罪魁”、“祸首”。

　　潘复生一贯丑化贫农，土改结束以后，贫农积极走互助合作道路，潘复生辱骂贫农“以贫为荣”，“靠吃斗争饭”，“一手向政府要钱，一手揩中农油”。合作化以后，贫农积极生产，他诬蔑说是“为了挣工分”，说“贫农没有生产经验”。但是他对富裕中农却关心备至，对要求退社的富裕中农亲自接待，支持他们退社，而且说“退社不是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可以看出潘复生和富裕中农息息相关，心心相印。杨珏、王庭栋对贫农和富裕中农的看法也和潘复生一模一样。杨珏说：“商丘有个农业社，十七个管理委员，只有一个懂得生产。”王庭栋说：“对富裕中农批评压力多，一切坏事归于富裕中农，巩固团结中农的口号不响亮了。”上述事实，可以充分说明，潘夏生等依靠什么人，打击什么人，为谁服务，是一清二楚的。

## 生活腐化，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潘复生平时讲排场，讲阔气，积极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他主张干部穿好衣服，他说：“不穿呢子衣服就是没有文化！”省会迁郑时，他主张把房子盖的富丽堂皇。迁郑后，他不断说：“河南土气，都不愿来河南工作。”“郑州穷酸，招待不起外宾。”南阳地委秘书长杜雪舟同志穿一件旧大衣去看他的病，他挖苦地说，“穿旧大衣过了时代，不像个社会主义的样子。”在个人生活方面，在养病期间，到处旅行，并且带着医院院长、护士、秘书、保卫科长、爱人等游览全国名胜，照像请客，挥霍浪费，生活极为腐化。就是这样，他还告诉别的同志说省委不关心病人，不去看他。杨珏平日喜欢卖弄小聪明，处处显示个人；为了沽名钓誉，他不惜采取卑鄙手段，剽窃下级的报告和别人的文章，改头换面，以自己的名义发表，甚至自己篡改，自己批发。

　　根据上述事实，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潘复生，一贯坚持顽固的资产阶级立场，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者和极端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他长期的歪曲河南情况，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以修正主义的观点，和中央的政治路线相对抗。在潘复生的反党活动中，杨珏和王庭栋，特别是杨珏，在政治思想观点上，和潘复生是一致的。

　　几年以来，河南党的组织同潘复生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一直不断地进行斗争。潘复生在1953年春来河南工作，1954年夏季到1957年春是他的养病时期。他在河南实际工作先后不过二年多。潘复生初到河南就发布了“十项布告”，从那时起这个斗争就开始了。以后就在农业合作化和粮食问题上，展开了尖锐的斗争。其他在生产救灾工作上也是有斗争的。去年春季潘复生恢复工作不久，在省委四次全会(扩大)上，他和杨珏、王庭栋大鸣大放，向党进攻。在省委五次全会(扩大)上，省委同潘复生进行了严肃的斗争，揭露了他欺骗和反抗中央，坚持资本主义立场的真面目。从省委五次全会到现在，省委一直等待和帮助他自觉交代的反党言行。在这一段时间内，省委负责同志曾经多次写信(他在北京养病)和个别谈话，帮助他认识自己的错误，但是十个多月以来潘复生仍无真正悔改之意。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期间，河南代表小组又同潘复生进行了严肃的斗争。尤其是在这次省委扩大会议上，到会同志同潘复生、杨珏、王庭栋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揭发了他们大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在政治上思想上给他们以严肃的批判。在事实面前，潘复生张口结舌，无言对答，不得不承认他否认阶级斗争，是资产阶级立场，走资本主义道路，进行宗派活动等反党言行。但是他仍然不肯认真地彻底地挖思想根子，继续和党对抗，避重就轻，对于重要关节问题，避而不谈。杨珏虽然在会上作了几次交代，对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作了初步检查，但是态度十分狡猾，会内会外进行活动，企图蒙混过关。王庭栋虽然揭发了潘复生和杨珏的一些材料，开始作了检讨，但他私自修改去年他在省委四次全会(扩大)上向党进攻时大鸣大放的速记稿，态度极不老实。

　　为了继续使潘复生、杨珏、王庭栋彻底交代其反党言行，为了彻底揭露批判和清除潘复生等的思想影响，除中央已撤消潘复生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以外，全会决定撤消潘复生在省委常委的职务，并建议有关部门撤消潘复生的河南军区政治委员、省政治协商委员会主席等职务。对杨珏、王庭栋，决定停职反省，继续检讨彻底交代其反党言行。

　　全会还一致决定：在整风第四阶段中，以揭发批判潘复生、杨珏等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和清除他们的思想影响为主，在河南全党和全省人民中间开展一次尖锐的思想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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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会最后讨论和布置了今后工作。省委负责同志在会上，对今年上半年工业、农业、财贸等战线上的重大成就和基本经验以及组织下半年全面工作大跃进分别作了系统的发言。会上并传达了中央教育会议的精神。

　　全会认为目前我省正处在“一天等于二十年”、一年等于数千年的大变革时期。在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在夏季作物空前大丰收的鼓舞下，对迎接和组织新的生产建设高潮，到会同志信心百倍，一致表示要苦战六个月，为保证秋季大丰收争取明年更大丰收而斗争。全会认为：在农村经过两条道路斗争和生产大跃进，涌现了大批的社会主义积极分子；群众的共产主义精神大为高涨，出现了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新风尚；农业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正在蓬勃发展；为了适应更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和争取更大丰收，劳动组织和生产管理，也在不断改进；由于夏季丰收，大大增加了农业社的公共积累；乡乡社社办工业的高潮已经出现；各级领导创造和积累了领导生产大跃进的经验。在城市，国营工业和地方工业也有很大发展，超额完成了上半年的生产计划，厂矿的技术革新运动也涌现出千千万万的新人新事。在财贸战线、文教战线和其他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全省形势告诉我们，工农业生产能不能快的问题解决了。事在人为，人定胜天，只要我们驳倒右倾机会主义，驳倒少慢差费论，驳倒“观潮派”、“等潮派”、“秋后算帐派”，不因胜利而麻痹，不因困难而悲观，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和阶级路线，就能高速度地建设社会主义。

　　全会认为：在农业方面，我们的口号是“苦战一年半，总产一千亿，每人双千斤”，从根本上解决粮食问题。当前主要任务是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秋季粮食产量三百亿斤，并且为争取明年更大丰收打下基础。为了完成这一战斗任务，秋季作物要抓好种植、管理、战胜自然灾害和收获。特别要注意抓三类作物，查漏洞，消灭三类苗。大搞水利，要求二年内彻底消灭水旱灾害。在山区和丘陵地区要搞水库和水土保持，平原要河网化。大搞肥料和深翻土地，要求秋前积肥五万亿斤，小麦每亩施底肥三万斤，追肥二万斤。要求种麦前深翻地八千万亩，明年全省耕地普翻一次。推广密植和优良品种。大搞工具改革。发展牲畜和林业等。领导上要特别注意抓住七、八、九三个月，首先抓好思想动员，开展全民大辩论，结合贯彻执行总路线，揭发批判潘复生等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其次抓先进措施，制定明年生产规划，为争取明年更大丰收作好准备。

　　在工业方面，主要是大办钢铁工业，要求铁今年实产一百五十万吨，明年实产四百万到五百万吨；钢今年实产三十万到四十万吨，明年实产达到二百五十万吨左右。我们的口号是“开展群众性的千千万万小高炉钢铁生产运动。”要求今年建成小土炉、简易小高炉等三万座。为了完成上述任务，必然打破工业生产上的怀疑论，神密论，条件论；必须贯彻“依靠群众，自力更生，小型为主，为农业生产服务，在小型的基础上，大、中、小型相结合”的方针。为了加速钢铁工业和小型工业的发展，为了适应迅速实现农业机械化和电气化的要求，必须大力发展机械工业。

　　在财贸方面，全会认为，财贸战线的工作和工农业生产的关系十分密切，必须适应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形势，从生产出发，从中心工作出发，全面作好财贸战线上的各项工作；当前首先要做好夏粮征购工作。要求7月半以前超额完成夏粮征购任务，在工作中，要开展粮食工作的两条道路和两种方法的大辩论，批判右倾思想，查实产量，认真执行政策，做好粮食保管工作等。商业工作，继续贯彻大购大销方针，作好生产资料供应，生活资料供应，和农业品采购工作，并且要普遍实行“三社合一”，做好调整商业网和外贸工作。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积极完成今年的财政任务，作好货币的投放和回笼工作，以促进生产大跃进。开展群众性的交通运输工作。

　　在文教卫生工作方面，要求各地认真贯彻执行中央教育会议的精神，促进文化革命更迅速的发展。要求全省在10月底完成扫盲任务，并且继续坚持消灭四害残余，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工作。

　　最后，吴芝圃同志在会议上作了总结性的发言，潘复生的思想本质，作了极为深刻的分析批判。并且指出：在潘复生主持下、1953年发布的“十项布告”，1957年发布的“宣传要点”，都是发展资本主义纲领性的东西，这两个纲领，对河南人民和河南党的事业的危害是很严重的，因为他们的反动主张，许多已经成为事实。因此对潘复生、杨珏、王庭栋的揭发批判，不是几次会议就可以解决的，必须进行长期的反复的斗争，要把白旗连根拔掉，红旗才能普遍插上。最后，吴芝圃同志号召大家认清当前的政治形势，开展两条道路和两种方法的斗争，认真学好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把思想武装起来，抓好粮食、钢铁、机械三项重要工作，带动全面工作大跃进。

　　会议自始至终，紧张热烈，到会同志思想解放，心情舒畅，信心百倍，干劲十足，团结一致，决心认真贯彻执行这次会议精神，开展揭发批判潘复生、杨珏、王庭栋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运动，促进思想大解放；并且大力抓好工农业生产，保证秋季大丰收，迎接我省党的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动员全党为实现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决议而奋斗。

　　 --- 原载1958年7月4日《河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