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消除疑虑，把心交给党和人民

　　<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徐继曾>

　　教研室许多同志批评我近年来在业务工作中干劲十足，而在政治上则是暮气沉沉。这个批评是完全正确的、中肯的。它击中了我的要害。

　　这种现象的所以产生，和我的历史问题有关。在抗日战争期间，我曾在国民党的军事学校、部队、机关先后学习和工作了八年，直到1946年内战爆发前夕才离开，考进大学。在这八年当中，我曾做了与人民有害，对人民犯罪的事情。在忠诚老实学习运动中，我已经把这段历史彻底交代，经过领导上较长时期的调查，最后作出结论，对我表示信任。我当时非常感动，决心在政治上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工作，以不负党和人民对我的信任和期望。院系调整后，我积极地参加了历次运动和政治学习，担任了领导和同志们交给我的各项社会工作。但最近将近两年以来，有几件事情使我错误地以为党对我信任不足，因而意志逐渐消沉，心情逐渐晦涩，政治热情逐渐低落。我自认为历史上有过污点，政治上前途不大，因此在政治上但求得个三分，甘心做个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者，以在教学和工作中不犯政治错误为满足，而在业务上则倾全力以赴。我丧失了国家主人翁的感觉，但求把业务搞好，做一个勤勤恳恳、老老实实的雇员。这样重业务轻政治所产生的后果就是感情上和党有了距离，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愈来愈滋长，为人民服务也愈来愈三心二意，慢慢地走上了迷失方向的实际家的道路。你想不管政治或者少管政治，政治却要来管你，而且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由经济领域深入到政治领域和思想领域，政治也愈来愈多地管到你头上来。事实上，除非你不生活在社会当中，你对重大政治问题总必须有个看法。我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批判斯大林和波匈事件以后，思想上就起了波动。我觉得社会主义国家里集中得太厉害，领袖的作用太大。领袖如果是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自然能给人民带来很大的幸福，但是如果赶到后期的斯大林和拉科西这样的领袖，犯了严重的错误，就会给人民带来重大的损失。我不同意铁托把斯大林的错误归咎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这种看法，我认为问题在于党内民主遭到破坏。但党内民主虽可以防止个人专断，专断的领袖却又可以破坏党内民主，这个问题在长时间内存在在我的脑子里不得解决。在波、匈事件发生的原因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我们强调外因(国际反革命势力的进攻)多，而强调内因(国内领导的错误)不够，违反了“矛盾论”的精神，因而也不能得出加强内部这个重要的教训。我也觉得人民对国家机关的监督不够，有些领导干部犯了严重错误以后只是检讨了事，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在肃反问题上，我认为党中央接受了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建成后阶级斗争更加激烈的理论，高估了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数量，在斗争方式上过多地依靠群众检举，与专门机关的结合不足，因此错斗了好人。事后虽然进行了纠正和道歉，但人的尊严已经遭到损害。我有一个妹妹在肃反时受到批判斗争，后来查明并不是反革命分子。我也觉得我们自由交换意见的风气很稀薄，许多重大问题都要等待人民日报社论出来以后才有一个看法，认为这是肃反遗留下来的影响。

　　由于脑子里存在着以上这些错误的思想，在去年五、六月鸣放期间，我在若干问题上和右派分子起了共鸣，发表了一些错误言论，这次考验表明，原来在政治上但求得个三分的企图破产了，所得到的不是三分，而是两分。反右斗争开始后，我的心情非常沉重。我当时想，同样的一个错误言论，出之于一个历史上有过问题的人，性质就会不一样。我也觉得，邓某之被划成右派，他的反革命历史这个因素起着相当大的作用。我担心会整到我头上来，会遭到严厉的批判。在这样的心情下，那里还有心和右派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整个反右斗争中，我表现得软弱无力。

　　反右斗争和正在深入展开的双反运动使我认识到政治是统帅，政治是灵魂的道理，认识到在政治上要求不高的危险性。任何人的政治思想都不能是一个真空地带，你脑子里的社会主义政治思想少一分，资本主义的政治思想就长十分，真是“道低一尺，魔高十丈”。这一点，我现在有深刻的体会。我近年来逃避政治的主要原因是在政治前途上的“宿命论”思想，而这种思想的所以产生归根于对党不够信任，不信任党的干部政策，不信任党真能大公无私、不究既往。现在我决心消除这些莫须有的猜疑，把心交给党，交给人民，从暮气沉沉、心情晦涩一变而为朝气勃勃、心情舒畅。我决心抛弃在政治上甘心居于中间这种既无出息而又危险的打算，坚决抛弃粉红色的道路，端正立场，加强政治学习，向又红又专的光明大道跃进。

　　 来源： 《拔白旗、插红旗： 北京各高校双反运动大字报选》，北京： 人民出版社，195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