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兴无灭资，向党交心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冯友兰>

　　经过反右斗争，我确切认识到大多数的旧知识分子(当然包括我在内)，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虽然得到党的信任，拿着人民的工资，在大学里工作，可是，我们的立场是资产阶级立场，我们的本领基本上还是以前的那老一套。我们还是领导学生“专”而不红，走资产阶级的路。我们说是拥护共产党，实际上是跟党两条心。这些思想不一定是自觉的，可是事实上是如此。就我个人说，我的这种思想情况表现在以下的各方面：

　　(1)我们小组讨论“民主是目的或是手段”的时候，我坚持民主是目的，最后让步为民主是目的也是手段。我在当时所了解的民主，是抽象的民主，不是与某一阶级专政相对的民主。根据这种抽象的了解，凡是被专政的阶级都可以利用民主的名义，反抗专政的阶级。这样，残余的地主阶级分子和其他反动分子，都可以利用民主的名义，反党反社会主义。事实上右派分子就是这样作的。

　　(2)我对于民主是这样的了解。在鸣放期间，在我们教研室里张岱年发了一整套的反动言论。其他成员也有不妥当的言论。我不随声附和，但是也不辩驳，认为也都是一种意见吧。既然讲民主，什么意见都可以发表，这就是利用民主之名，纵容别人反党反社会主义。

　　(3)在鸣放期间，我说院系调整时系领导不让老教师参加辩证唯物主义教研室是党的宗派主义，又说人民大学设哲学系是党的宗派主义。其实我们大多数的老教师一直到现在，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的人，压根不能在精神实质上了解马克思主义，当然也不适宜于担任讲授马克思主义的课程。人民大学成立以来，培养了许多哲学方面的人才，为什么不能设哲学系?说这是宗派主义，是对于党的诬蔑。

　　(4)在去年暑假期间，我在校务委员会上和系务会议上，发表了几次言论，主张“四门大开”，社会上的人可以随便来听课。课也可以开的“五花八门”，任人选择。我说这是“五四”的传统，在“五四”时期，北大是这样的。这样作有利于新思想，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当时是有进步作用的，现在这样提是有利于反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有害的。

　　(6)我错误地了解“百家争鸣”的政策。口头虽也说是要马克思主义的领导，事实上是想把马克思主义也算为百家之一。用客观主义的态度，看他们“争鸣”，忘记了自己应该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向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作斗争，争取胜利。

　　(6)在去年一月间“中国哲学史”座谈会里，我除了发表一系列的修正主义的言论外，并在组织方面力争把会开放，来者不拒。那时我才从瑞士回来，看见他们的讨论会是这样作的。其实他们的这些讨论会，是带有宣传的性质，并不真想解决什么问题。我们的讨论会，是真想解决一些问题，参加人数，须有限制。我当时怀疑中宣部怕有不正确的言论流传，所以限制人数。其实当时开会情况，各报登载，会后又印行讨论集，并没有限制。在整风时期，学校的干部会议上，我就这件事情说中宣部对于百家争鸣的政策了解不够。其实中宣部正是掌握这个政策的，说中宣部了解不够，难道还要自己单独有个了解吗?这是对于中宣部的诬蔑。

　　(7)在鸣放期间，我有一个思想，认为我是既不左，也不右，作一个中间派就够了。其实，这种态度实际上就是袒护右派的态度。在反右斗争开始的时候，我还继续保持这种态度。对于反右斗争很不积极，后来觉悟提高了一些，对于这种态度，也改正了一些；但是，不但同积极分子比较起来差的很远，就是同一般的同志们比较起来，也还是落后。

　　(8)关于红与专的问题，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近来大字报所揭发的关于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的问题，和科学院哲学所所揭发的关于中国史组的问题，归结起来，都是两条路线的问题。我领导教研室和学生走“专”而不红的路，就是走资产阶级的路，这正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可是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了，没有“务”可“服”了。如不是又红又专，就不能为无产阶级服务，那就是废品。

　　从这八点看起来，我确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我们教研室的屡次会里，朱先生认为他已经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邓、黄两位同志都觉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名字有些讨厌，不愿意承认这个名字。讨厌是讨厌，可是还是承认的好，承认了就知道自己确实是什么，就可以坚决地向它作斗争。

　　从去年反右斗争开始以来，我们是处在一个政治上思想上大革命的高潮中。这一点我越来越认识的清楚。我们的社会，是决定走社会主义的路，这是无可怀疑的了。至于我们个人，是走在前面，推动社会，加速前进，作一个促进派，或者守着资产阶级立场，打算作一个资产阶级的遗老，成为使社会进步的一个绊脚石，成为一个促退派，这就看我们是不是能够在这次革命高潮中，彻底自我改造了。

　　党发动革命运动，正是给我们每个人的自我改造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我们万不可以失掉这个千载一时的机会。我决心不放过这个机会，要彻底的破资产阶级立场，立社会主义立场，把自己改造成为一个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

　　我要自我改造，首先要批判我的哲学思想。我校哲学系的同学给我画了一张漫画，在这幅画里，我面向着马克思主义的红色大路举步前进，可是背后有个唯心主义的幽灵扯着我的衣服，叫我不能前进。

　　这幅漫画确切表达出我现在的情况，我有一个资产阶级哲学体系，自号为“新理学”。在解放以后，虽然也作过一二次批判，但仅初步地指出它在政治上的反动性，并没有从哲学理论上加以分析和驳斥；仅只初步地指出它的阶级根源，并没有指出它的认识论的根源。

　　这个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基本上是原封不动的存在我的心中。我自己的解释是：我以后不搞哲学了。我不谈哲学问题，我只搞哲学史，这是另外一种工作，以前的哲学思想可以置之不理。这是不可能的。人的思想是一个整个的。所谓以前的哲学思想既然还没有彻底批判，还没有真正认识到它的政治上的反动性和理论上的错误，那么它实际上还是我的世界观，我对于问题的看法必然都还受它支配。这不仅是我以前的哲学思想，而且还是我现在的哲学思想，所不同的就是以前是公开的，现在是隐蔽的，隐蔽于马克思主义的辞句之下。

　　这种思想情况在去年一月间召开的中国哲学史讨论会上就完全暴露出来了。我的哲学思想以修正主义的姿态出现在那个会里，起了很坏的影响。在这一次思想大革命运动中，我决心作哲学思想方面的自我批判，作为我的自我改造的一个重点。反右斗争给我创造了批判我的哲学思想的有利条件。我的哲学思想的认识论的根源是片面地夸大抽象和具体的分别、一般和特殊的分别。关于中国哲学继承问题，我还是犯了这样的错误。在鸣放期间，我对于自由和民主只能作抽象的了解，也正是由于这样的错误。在反右斗争中，我逐渐认识到右派分子怎样利用抽象的民主和自由作为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我逐渐认识到抽象和具体是怎样不可分割的，分割了又有怎样的危害性。这样，我就逐渐认识到我的哲学思想的根本错误，以及有这种错误的危害性。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我相信我能对我的哲学思想作彻底的批判。当然还需要诸位同志的帮助。

　　我们教研室决定改变过去厚古薄今的局面，我们要把中国资产阶级思想批判作为一个重点。现在就准备这方面的课程，暑假后开始讲授，我一定积极地参加这个战斗。

　　 来源： 《拔白旗、插红旗： 北京各高校双反运动大字报选》，北京： 人民出版社，195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