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汉钢铁公司张寿荣的全套右派档案 （2）：干部档案正本（上） 　　干部档案正本（上）目录 　　（） 　　 类号 材料名称 材料制成时间 份数 页数 材料取出时 间及原因 年 月 日 4 报告 5 9 1 1 √ 4 思想检查 61 10 14 1 12 √ 4 思想检查 61 4 26 1 11 √ 4 思想检查 60 11 1 4 √ 4 思想检查 60 9 23 1 6 √ 4 思想检查 58 1 17 √ 4 思想检查 7 13 1 3 √ 4 思想检查 1 10 1 5 √ 4 思想检查 1 15 √ 4 思想检查 1 5 √ 5 重点人员登记表 1 2 √ ## 报告 　　目前蓬勃开展的城市人民公社化的运动，全民性的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广大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确实对每一个人都产生巨大影响。我深深感到形势逼人，必须以加倍的速度进步，否则就要大大落后于时代。 　　4月份中，在我回厂后曾写过一个思想总结和一个报告。我思想上存在有不少问题不得解决：怎样做才能使自己进步快一些？在以往的劳动锻炼中还有那些缺点，今后如何克服？在轰轰烈烈地技术革命中怎样来很好的锻炼自己？学习毛主席著作怎样进行效果比较好一些？城市人民公社运动我能不能参加？我时时刻刻在考虑这些问题。我迫切希望党能给我指出努力方向，以便加速思想改造。 　　现在5月份又过去将近三分之一。日子过得很快，形势发展很快。我自己的进步又是这样慢。思想上的压力确实很大。如果领导上有时间，我希望能抽一点时间，指出我以往的缺点，指出今后努力方向。当一个人看到周围形势发展迅速而自己置身于洪流之外时精神的痛苦，思想的负担确实是十分严重的。我热切盼望领导上能考虑我的要求。 　　以上 　　（铸铁机支部转呈） 　　党委 　　 张寿荣5月9日 ## 思想检查 　　从今年1月份以来，我曾写过四次思想检查报告，向组织汇报思想情况。公司反右斗争已过去2年多了。2年来国内外形势有极大变化，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三件法宝的出现，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以空前的速度发展，人们的精神面貌也起了极为深刻的变化。周围一切事物发展都很快，愈发使我感到形势逼人，迫切地要求进步。在国庆十一周年到来的时候，检查一下最近的思想情况向组织汇报，请领导上指出缺点和努力方向，以便加速思想改造。 ## 一 　　从去年下半年下放铸铁机劳动到今年实际参加劳动时间共约6—7个月。从今年2月底起先后曾到湖北省冶金厅所属的汉阳钢铁厂、鄂城钢铁厂及黄石钢铁厂等处协助工作，总时间约为5、6个月。在汉阳钢铁厂主要是解决高炉结瘤问题，在鄂城钢铁厂主要是解决高炉正常生产及贯彻大风高温精料操作方针的问题，在黄石钢铁厂主要是解决高炉技术改造后提高产量质量的问题。我还去过别的工厂，但时间短。这一年多中间，参加体力劳动以及到小高炉协助工作，对我思想上帮助很大，在最近一个期间，对在技术工作中如何走群众路线的问题，技术工作政治挂帅的问题以及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问题有了一点体会，现汇报如下。 　　以前我把技术工作看得非常单纯，认为技术是科学，是一成不变的，在技术工作上谈不到思想问题，谈不到政治挂帅。我认为技术人员政治挂帅只是解决为谁服务的问题，只要技术人员能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服务就算是政治挂帅，至于技术问题毕竟是技术问题，是一成不变的。通过这一段工作，我才认识到技术工作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技术路线问题，没有正确的技术路线技术工作就搞不好。在高炉操作上就有两种不同的技术路线：一是大风高温精料的路线，一是小风低温粗料的路线。前者是多、快、好、省的技术路线，后者是少慢差费的技术路线。技术路线问题也就是技术思想问题，而决定技术思想的要看是否政治挂帅。政治挂帅才能有符合总路线精神的技术思想，才能走正确的技术路线。如果技术人员政治挂帅，技术就会发挥促进生产的作用。如果技术人员政治不挂帅相反要成为推行新技术路线的绊脚石。无论是在鄂城或是在黄石，贯彻大风高温技术路线中都遇到这一类的问题，思想斗争非常尖锐。通过这一段工作，我对技术工作必须政治挂帅有了初步的认识。 　　技术人员只有政治挂帅才能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技术人员思想不解放，不独不能发挥作用反而要成为技术进步的绊脚石。只有政治挂帅技术人员才能贯彻党的政策方针，只有按党的方针办事技术人员才能高瞻远瞩，而不鼠目寸光，才能解放思想，从旧的技术圈子里解放出来，才能有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 　　贯彻新的技术路线虽然是技术工作，但实际上首先是思想工作，必须使新的技术路线为群众所接受。高炉“精料大风高温”的技术路线是高炉技术革命群众运动经验的总结。“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如何“到群众中去”则必须要做一番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首先要讲清形势、方针，要摸思想情况，和群众思想见面，和群众研究具体做法。这样大部分人思想上是会接受的。少数人思想上不通，经过鸣放辩论是可以解决的。这里面有尖锐的思想斗争。我现在体会到在贯彻精料大风高温技术路线中必须紧紧依靠党的领导，离开了党的领导就会迷失方向；必须发动群众，不发动群众，正确的技术路线也贯彻不下去。 　　现在回想起在整风中放出的右派言论，愈想愈感觉错误的严重。 　　我在整风中放出的错误言论首先是武钢建设成绩不是主要的，工程质量不好，是“蜂窝狗洞”，工程进度慢，高炉58年开工有问题。 　　几年来武钢建设的成绩早已粉碎了我的谬论。拿高炉来说建设速度是一座比一座快，质量一座比一座好。为什么我在1957年整风中间有这种错误思想呢？主要是立场问题，我是站在武钢建设队伍之外的资产阶级老爷式的态度对待武钢建设的成就。个人骄傲自大，以技术专家自居，看不起领导，看不起群众。站在这样的立场，看问题的方法只能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在整风中对待工作中缺点的态度只能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所以我在整风中只谈缺点，不谈成绩，把武钢建设描绘得一塌糊涂，由此得出1958年高炉开工有问题的结论。 　　我是从鞍钢调到武钢来的。我在鞍钢工作时，正在推行一长制，根本谈不到政治挂帅。那时在鞍钢干部中间比较普遍的有一种鞍钢老大的思想，认为鞍钢是全国第一，一切都好，加上我自己骄傲自满又很严重，鞍钢老大的思想尤其突出。调武钢时领导上提出来支援武钢。到武钢看到领导干部及建设队伍大多数都缺乏建设大型钢铁企业的经验，因此就认为建设武钢离开鞍钢调来的技术干部就搞不成。公司领导上对鞍钢调来的干部非常重视，领导的重视没有使我变得谦虚一点，反而使我更加骄傲。我的骄傲思想使我自己置身于建设队伍之外，以资产阶级老爷式的态度对待武钢建设。对武钢只见缺点，不见成绩，而对鞍钢则是只见优点不见缺点，于是感觉到武钢处处落后。在工程质量上则只见到个别的狗洞，而说成似乎大部分工程质量成问题。站在武钢建设之外指手划脚吹毛求疵，对缺点“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不外乎是表现自己的高明。这样搞来搞去，我自己对武钢建设也丧失了信心。如果我当时不是以老爷式的态度站在建设之外指手划脚，而是在建设队伍之中和大家一起劳动，如果我当时不骄傲自大以专家自居，而是以小学生的态度向群众学习和群众商量，那么我就不会得到“武钢建设成绩不是主要的”的结论，也就不会犯错误。 　　在我当时思想上已经得出“武钢建设落后”的结论之后，就找“武钢落后”的原因。由于我的资产阶级立场和思想方法，加上旧鞍钢一长制影响极深，我把原因归到领导不懂技术，所以搞不好建设。我那时认为要办好企业用不着谈什么原则政策，只要具体的业务问题就够了。所以我说“李总经理原则是对的，就是不具体。”当时所谓具体就是要多谈业务，少谈政治。我在言论中不止一次的要求加强技术领导，而所谓加强技术领导就是要技术挂帅，要业务挂帅，不要政治挂帅。我当时虽没有说不要党领导建设，而是说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企业中具体工作要技术领导，要业务领导。党不领导业务不领导技术，政治领导岂不成了空白。实质上就是认为党不能领导建设，而要专家和内行领导工业建设，也就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 　　我的“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思想在看了“武钢建设成就展览会”之后得到进一步的充实，到我为“生产准备展览会”写稿时达到了最高峰。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写出了高炉外传。在这篇文章里我攻击焦炉砼质量，攻击选矿，烧结和二号焦炉进度落后，散布58年高炉开工困难的悲观论调。我把一切缺点归咎于公司领导，骂方总是狗头医生，不懂装懂，攻击领导不解决问题。高炉外传是毒素很重的一篇文章。 　　我在生产准备处工作期间，提出了一些意见，当时的处长李仁不给解决，我就感觉到这样的处长不解决问题，有事直接找经理。工作情况有时汇报有时不汇报。我感觉这样的处长要不要都可以。我当时主张各厂筹备机构独立，当时在群众中影响极坏。我没有认识到处长是代表党来领导工作的，不服从处长的领导就是不服从党的领导。可见我组织观念当时薄弱到怎样的程度。我只看到李仁处长个人的缺点，把处长个人问题和党的领导混淆起来。我犯那样的错误是我狂妄自大及认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表现的一方面。 　　两年来的事实证明，只有党才能领导建设，领导科学技术。58年工农业大跃进和59、60年的持续跃进在世界上是史无前例的。大跃进是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胜利，是总路线的胜利。这一切不能证明只有党才能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吗？拿武钢来说，一高炉系统工程建设速度和质量可以算得上是世界上第一流的。二高炉的建设速度又跃进了一步。正在施工的三高炉比二高炉更跃进了一大步。武钢建设的成就是总路线在武钢的胜利。武钢总党委的领导是正确的，是坚决执行了党的政策的，很好的领导了武钢建设，决不是我以前所说的公司领导搞不好建设。时间愈久，更多的新成就愈加证明我以前的“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言论是极端荒谬。 　　58年大办钢铁以来，我国钢产量连续跃进，是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胜利，是大、中、小相结合，土洋并举的方针的胜利。这一方针并不是那一个专家或内行提出来的。高炉大风高温精料的技术路线是小高炉创造出的经验总结。这一路线是小高炉贯彻总路线的成就，是技术革命群众运动在高炉生产上的成就。中、小、土洋群创造出的先进经验有许多是以前不敢想的。这许多新成就大大丰富了科学理论。我在湖北省地方钢铁小洋群协助工作之后，看了许多新事物，思想上逐渐开朗，小洋群的革命精神给我很大鼓舞，我更进一步认识到只有党才能领导工业，只有党才能领导科学技术。 　　湖北省生产指标比较先进的小高炉，都是贯彻“大风高温精料”方针比较好的高炉。在贯彻这一技术路线中毫无例外地都有尖锐的思想斗争。“大风高温精料”技术路线的实现毫无例外的都是依靠了党的领导，发动了群众，通过鸣放辩论而达到的。“大风高温精料”技术路线是总路线在高炉生产上的具体体现。是否贯彻这一方针就是是否贯彻总路线。而只有贯彻这一技术路线高炉才能生产优质低耗。在这一阶段工作中，我体会到技术工作离开了正确的技术路线是不成的，而离开了党的领导政治不挂帅则不可能走正确的技术路线。我进一步体会到离开党的领导就不能多、快、好、省的办企业，只能少、慢、差、费。现在看起我以往“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论调是非常荒谬的。 　　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我不是以资产阶级老爷式的态度对待武钢建设，而是置身于建设队伍之中，那么我就不会得到武钢建设落后的结论。即便整风中间右派分子夸大武钢建设的缺点，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我也能辨别是非。如果不是一长制思想对我影响深，严重的脱离政治，严重的单纯技术观点，严重的技术至上论，我也不会认为企业中要技术挂帅，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也不会犯错误。 　　单纯技术观点发展而成为技术至上论，是把技术神秘化，以此作为条件拒绝党的领导，把技术当成发展个人主义的资本。知识分子自以为有技术，所谓技术主要是书本知识，而书本知识则是过去劳动人民生产实践的总结。技术本身并不神秘。大跃进以来特别是在技术革新及技术革命运动中，群众有多少创造和发明，丰富了科学技术理论！发明家革新家绝大部份是工人和农民。由此可见技术并不神秘，技术至上论不过是以技术神秘化来提高身价而已。 　　个人主义思想在工作上表现为本位主义。为本单位的利益，不惜损害整体利益。我在武钢后做的是炼铁厂的筹建工作。为了今后生产好一些，尽一切办法创造些有利条件。我那时想今后生产搞好了，在新技术上能有所成就，对我自己的名誉和技术成就会有很大好处，就比较容易实现我成为专家的理想。由于政治不挂帅，出发点不正确，提出来的要求有一些是过分的。当这些要求不能完全得到满足时我就对施工单位及设计部门产生了成见。在举办生产准备展览会时，我写出高炉外传主要攻击施工，又写出设计广告主要攻击设计院。我写这些文章一方面出于个人成见，带有泄愤成份，一方面企图造成一种舆论，以便公司领导采纳，我多次提出加强技术领导的必要性。我甚至幻想过从鞍钢调一位副经理来，那么我的技术建议就可以得到充分的重视。这样我的思想就走到了反党的道路上去了。 　　对施工及设计部门要求为生产创造必要的条件是正当的。但由于当时我的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个人主义，表现为本位主义及严重的技术上保守墨守成规，所以有一部分要求是过苛的。现在看起来技术人员政治不挂帅，对新生事物就会冷淡或者处在反对立场，而成为技术上的保守主义者。我近来愈来愈感觉到技术人员政治不挂帅就会成为新技术发展的障碍。以往在设计问题上我确实充当过这样的角色。 　　现在看来我在整风期间所犯的错误是有一脉相通的。那就是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资产阶级的立场使我对武钢建设采取了资产阶级老爷式的态度，站在群众之上指手划脚、评头论足。资产阶级的观点方法加上严重的骄傲自满，使我只看到武钢建设中的某些缺点，并把个别缺点代表了整体，从而否定了武钢建设的成绩。由于资产阶级的观点、方法和严重的一长制影响，使我把一切归咎于领导干部不懂技术，因而得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结论。我现在认识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未改造好，个人主义未克服，在社会主义革命中一定会犯错误，即使在反右派斗争中侥幸过了关，在以后的运动中一定过不了关。资产阶级的立场就有资产阶级的观点和思想方法，而这一些与社会主义革命是不能相容的，犯错误是必然的。由于我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所以在思想方法上表现为形而上学，主观主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在工作方法上表现为一长制，业务挂帅，不走群众路线，在政治上表现为不问政治，不依靠党，失去政治嗅觉，红白不分，只要专不要红，在作风上表现为骄傲自满狂妄自大，老子天下第一，把个人和集体对立，把个人放在集体之上，脱离了党的领导，走上反党的道路。这是我堕入右派的根本原因。 ## 二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出现带来了1958年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飞跃发展，两年来政治运动提高人们的政治觉悟，人们的精神面貌也在迅速改变。这一切对我鼓舞很大，教育很大，同时愈来愈感到形势逼人，周围都在进步而我却堕为右派，感觉到必需加速思想改造，尽快摘下右派帽子。最近一年来党为了使我改造好，决定我下放劳动，以及到小高炉协助工作。我自己感觉到思想上有一些收获，现汇报如下： 　　以前大家说我知识份子架子严重，如何放下架子始终未解决。反右之后，党对我十分宽大，仍然负责生产工作，但在那一段工作中，放下架子的问题也没有解决。我现在体会到只有通过下放劳动才能放下架子。 　　知识份子有架子不外是几个思想作怪。第一，以为自己有知识高人一等；第二，以为自己作用大；第三，轻视体力劳动，有“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思想。不通过下放劳动这些思想不好解决。 　　去年3、4月份，我曾在炉前劳动一个月，大家认为我劳动不错，能放下架子，现在看来那是为劳动而劳动，思想问题未解决，架子没有放下来。我下放铸铁机劳动之后特别是到东西湖义务劳动之后，我才在思想上有所转变。在劳动中感到处处不如别人，劳动方面我是没有知识的，自己没有什么可以自认比别人高一等的地方，体力劳动不是原来看的那么简单，特别是在克服困难，不怕艰苦方面，我比工人同志们差得多。回想起以前自己放不下架子是十分可笑的。 　　只有通过劳动才能放下架子，只有放下架子才能树立群众观点，放不下架子，只能站在群众之上，指手划脚；放下架子，才能参加到群众之中。只有自己站在群众之中才谈得上树立群众观点。只有自己感觉到是群众中的一员，才能和群众同呼吸共感情，有事同商量，才能走群众路线。如果自己感觉到高于群众一等，就感觉到不能和群众四同，遇事不必和群众商量，只要自己决定大家干就算了。只有自己感觉到是群众中的一员，遇事才有迫切感到和群众商量是走群众路线的必要。我以前群众路线的问题解决不了，根本原因是架子没有放下来。通过下放劳动我才有初步认识。 　　在整风中间有人说我技术上保守，思想不解放。我接受了意见可是对如何解放思想根本搞不通。到小高炉协助工作之后，看到一些新事物，小高炉大胆吹风的革命精神和高利用系数的事实给我很大教育。所谓保守就是跳不出旧的技术圈子，思想解放就是要跳出旧的技术圈子，敢于做前人所未做过的事。我初步地找到我以往思想不解放技术保守的原因。 　　小高炉轰轰烈烈的技术革命技术革新运动给我极大教育。小高炉技术上的重大成就是党的总路线，工业企业大搞群众运动的胜利。精料大风高温方针是这一群众运动的总结。我认识到了只有党才能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威力无穷，群众运动伟大。 　　反马钢宪法时我曾在鄂城听过一次鞍钢反马钢宪法的传达，使我受教育很大。在反一长制时我初步的认识到我长期思想未改造好与一长制有很大关系。在听了反马钢宪法的报告之后我初步的认识到马钢宪法及一长制是资产阶级思想在企业管理方法上的反映，我以往反对党的领导，反对政治挂帅，在工作中不依靠群众，在技术上保守不正是马钢宪法的具体表现吗？我反复考虑，我感觉到解放十年来我的思想未改造好，在鞍钢时的工作情况，个人主义的发展，以及在整风中犯错误是一脉相通的，那就是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我也认识到犯错误的必然性。我更加迫切地感觉到要很快的改造思想转变立场。 　　在冶金厅各厂工作中许多事实使我受到很深刻的教育。在鄂城工作期间，当时一部分老的技术干部反对大风高温精料的方针。如何使这一方针为群众所接受是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在厂党委及车间总支的领导下展开了辩论，辩论使大部分人思想通了，以后又通过种试验田，逐步地为正常生产准备了条件，在新技术方针贯彻之后高炉产量比以前提高一倍以上。在黄石也遇到类似的情况。以前我不走群众路线，在这几个月中才初步懂得怎样才是在技术工作中走群众路线。 　　在贯彻一个新技术方针时总有尖锐的思想斗争。我以往把技术工作简单化。认为技术是科学，没有思想工作，实际不然，思想问题很多。我在工作中体会到技术人员政治不挂帅，思想就不解放，就不能接受新事物，而在贯彻新技术路线中不注意思想工作，不在思想上解决问题，新技术方针根本贯彻不下去。技术问题首先要解决的是思想问题。而解决思想问题则只有依靠党的领导，只有政治挂帅，只有做群众工作。这一工作搞好了生产就会上升，否则就会下降。我以往工作未做好主要是政治不挂帅，思想不解放，没有走群众路线。 ## 三 　　一年来的劳动我收获很大，与1958年到1959年我下放劳动前的一年相比，我自己感觉我思想提高不少。我想，如果我能早一些下放劳动，进步一定会快会早，可能我早已摘下了右派帽子。资产阶级知识份子思想改造不通过劳动实践和生产实践不能取得显著效果。我完全拥护省、市委关于干部四同、三化、四包、四知的决定，十分希望能够继续下放参加劳动直到思想改造好摘下右派帽子为止。一年来我劳动还很差，特别是在三结合方面，做得很差。我打算在今后的劳动中克服以往的缺点，使我自己改造成为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 　　努力学习政治，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时事是我思想改造的一重要方面。过去一段时期我曾学习了矛盾论，实践论，今后我要更深入地学习毛主席著作改造世界观。学习方法上我要改变以往的学习方法，要联系实际，联系我的思想，那对我思想改造会有很大帮助。 　　今后我要积极参加政治运动，通过政治运动锻炼改造自己。在57年以前每次政治运动虽然我许参加了，但总以为自己没有问题，很容易地过了关，没有通过运动提高自己的思想认识，这是我长期思想改造不好的原因。今后我要彻底转变，积极参加政治运动。 　　以上是我思想情况的汇报，请领导指出缺点和今后努力方向。 　　 张寿荣10月14日 ## 思想检查 　　今年1月17日，我到东西湖筑路大队参加劳动，2月14日回厂，回厂后仍到铸铁机参加劳动。2月22日厂党委调我参加三高炉设计审核小组。三高炉设计审查是突击工作。在初步审核将要结束时，厂领导派我去汉阳钢铁厂协助解决高炉制料事故。汉阳钢铁厂高炉的问题直到3月22日才结束。3月20日接到湖北省冶金厅通知，要我去湖北钢厂协助工作，3月23日由汉阳钢铁厂回来，请示周厂长，周厂长要我马上去湖北钢厂，当日我就去了。在湖北钢厂工作到4月10日。冶金厅张厅长要我回来参加4月12日的小高炉技术改造会议。会议开了2天。4月15日我回厂。 　　从东西湖劳动回来，我开始写思想总结，总结只写了一部分就参加设计审查工作。设计审查是突击性的，写总结只好拖一下。设计审查工作尚未结束，我又去处理高炉事故。处理事故常常是日以继夜，很少时间来写思想总结。这样一来就拖了近两个月。现在我已回厂，仍到铸铁机劳动。在劳动之余我将一季度内思想作一初步检查，向领导汇报，请领导上给予帮助，指出努力方向，以便加速思想改造。 ## 一 　　1月16日支部通知我17日去东湖劳动。劳动内容如何支部也不了解。17日上午集会时我才知道是到东西湖筑路大队劳动。参加劳动的人绝大部分是干部，一小部分是工人。其中党团员很多。当我了解情况之后，感觉到领导上派我参加支援农业的义务劳动对我一个右派分子来说是极大的信任，对我来说这又是极重要的改造思想的机会。我当时想，一定要在劳动中尽力而为，通过劳动很好的锻炼自己，改造思想，使自己能有显著的进步，以便早日回到工人阶级队伍中来。 　　农村生活对我来说是陌生的，参加筑路劳动在我也是第一次。虽然我曾在高炉和铸铁劳动了几个月，但其性质与这次劳动有很大差别。由于在到农场前我下定决心，克服艰苦的生活环境，锻炼自己，所以到农场后，虽然看到生活条件较差，住的是地铺，但我心情是愉快的。参加劳动之后，虽然我以往没有长时间的挑土挖土，肩腰腿都痛，我仍在尽力坚持。分队里的同志对我有照顾，装得少一些，我常常一天坚持挑土10小时。衣服被汗湿透了，肩压肿了，下雨天滑倒了，我仍在坚持挑。我当时想，通过这次劳动，使我由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变成会劳动，破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把知识分子的架子彻底放下来，做到知识分子工农化，对我来说是莫大的收获。因此，我心情是愉快的，情绪很高，干劲很足，逐渐地我也学会了劳动，可以和大家一样的满担土挑一天。 　　春节前天气骤变寒冷，并且下了大雪。住的房子不严漏雪，衣和被都湿了。我事先准备不充分，衣服带少了，腿受了寒，多年不发的风湿痛发了，两膝关节痛，走路困难。开始我还在坚持挑土，后来因为下坡时痛得太利害，站不住要摔倒，就停止了挑土。这时离春节放假只有2天，为了在春节前突击完成任务，每天都夜战。当时对我确实有困难。我想，春节假期就要到了，春节前无论如何总要坚持下来，春节期间好好地治一治腿，春节之后猛干一场。在这两天内我活干得少。挑不了只好装土。 　　春节期间几乎全部时间都是休息和治病，但腿不见好转。春节假期后回东西湖劳动以前我思想上起了斗争。根据病情应当休息。但我在这次劳动中只参加了一半，如果休息等于功亏一篑，前功尽弃，对我思想改造是很大的损失。如果去参加劳动，则由于腿痛，很难劳动得好。我思想上动摇了一番。最后思想斗争的结果我决定仍去参加劳动。虽然不能多装快挑，总比休息好。 　　春节后参加劳动，由于腿痛，连走路都困难。上工时走在人前到在人后，挑不了担子，装起来也很吃力。这时我情绪非常不好。找筑路大队的大夫治，吃药不见效。我思想上负担很重，希望劳动快快结束，希望日子快些过去。所以这一阶段表现得很不好。2月4日，分队开会对我进行了帮助，5日评先进工作者，旃德寿的先进事迹对我鼓舞教育很大。我想现在生活是比较艰苦一些，但比当年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时总要好多了。腿虽然痛，但比负伤的战士总要好得多。别的人有病可以坚持不下火线，我也应当向他们学习。应当战胜这许多困难。此后，我尽全力劳动，腿痛的利害，鼻子流血仍在坚持劳动。筑路大队的医生给我找来专治风湿痛的药。我藉药的帮助坚持劳动。2月7日上夜班挖沉淀池，我克服腿痛的困难去挑土，挑土坚持4个小时，后来因为腿痛利害连续摔倒而停止。2月8日队部领导决定劳动延长5天到2月14日结束。我当时心里很高兴，我想在春节前刚参加劳动时我劳动得还可以，春节前后，由于腿痛，自己克服困难的毅力不够，劳动得不好。延长5天正好弥补一下中间一段的不足。非常不巧，2月8日的晚上我接到家里的电报说孩子病重，住了医院，要我快回家。打电话也打不通。当时我焦急万分。如果请假回家，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如果不管确实放心不下。最后我想，这对我又是一次考验，孩子的病先不去管，医院里的医生会想办法的，专心好好劳动是主要的。在最后5天的劳动中，我克服了困难，尽全力劳动，表现比较好。在最后一阶段亲眼看到东西湖的面貌改变很快，一条条的公路修起来了，在荒山上栽起了千万株树，数百个猪舍和鸡棚。我想在东西湖面貌的改变中间也有我一份劳动，对我是一种极大的鼓舞，这也使我坚定了克服困难的决心。 　　东西湖劳动时间虽不长，而且中间一段劳动不好，但收获仍然很大。首先使我初步的学会了挑土和挖土。我虽在高炉和铸铁劳动过几个月，但用肩挑得很少，可以说是肩不能挑，通过这次劳动，我学会了挑土，学会了比较长时间的参加体力劳动。第二，使我进一步认识到劳动的伟大。东西湖农场经过义务劳动大军辛勤劳动了20余天，彻底改变了面貌。看到修好的公路，建好的鸡舍，想到其中也有自己一份劳动时心情也无限愉快。感觉到劳动实在伟大，劳动创造了一切。与此同时，也使我思想上认识到必须珍惜劳动。劳动创造的财富是宝贵的，必须珍惜。回想以往在建设高炉中间，往往为生产保险而增加工作量，那时认为增加一点工作量算不了什么，对工人同志辛勤劳动的成果看得不是那么高贵。通过这次参加劳动使我真正地感觉到劳动可贵，以往那种对待建设工程的态度是错误的。珍惜与不珍惜劳动成果的问题实质上是对待革命群众运动的态度问题，也就是多、快、好、省与少、慢、差、费的问题。第三，使我进一步认识清楚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的问题。劳动是伟大的，也就是说群众的力量是伟大的，无穷无尽的。反过来说也就是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我以前骄傲自大，以为自己了不起，目空一切，其主要原因之一是过高的估计了自己的能力和作用，低估了集体的力量和作用。在这次劳动中我深深感到自己劳动力很差，到劳动结束前虽然基本上已会挑会装，但劳动效率比别人相差仍多，自己的能力是很低的。在劳动中间我常常想，劳动大队短短二十几天的劳动使东西湖农场面貌有很大改变，如果这些工作不是二千多人共同干而是交给一个人或几个人去干，恐怕不是二十几天完成而是要二十几年完成。我又想，如果不是义务劳动大队全体人员都发动起来，拿出了冲天干劲，这许多工作也不可能在廿几天内完成。在我思想上深深地认识到集体力量无穷，群众的力量和智慧无穷。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只要能依靠群众，坚决走群众路线，就能做出前人从未做出的事业来。如果脱离群众，就会一事无成，在政治上犯严重的错误。可以说能不能走群众路线，以及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的问题是判断无产阶级革命家与资产阶级革命家的试金石。第四，通过这次劳动使我更好地认清了自己。去年在高炉劳动过一个月，小组里的工人同志认为我劳动得还好，能吃苦，不怕困难。高炉开工以来，我在工作中一向认真负责，大家认为我工作上很坚苦，干劲很高。我自己也这样认识。在开始劳动时，我自以为虽然以前没有挑过土，但只要拿出干劲一定会劳动得好。开始几天确实是这样。但春节前腿病之后劳动就不好了。我以往在劳动中能吃苦，不怕困难，那时生活和劳动条件比较好。这次在东西湖劳动，条件差一些，身体受不起考验而病了。病后在克服身体上的困难的毅力不够。由此可见，自己在劳动锻炼上及思想改造上都做得很差，特别是克服艰苦的生活条件上能力不够。今后我除了加强劳动锻炼和思想改造以外还要加强身体锻炼，使我能适应困难的工作环境。 ## 二 　　2月21日党委调我参加三高炉设计审查工作。我当时的想法是尽快的完成设计审查工作，早些回去参加劳动。因此我不分白天晚上，都在赶着干。在初步审查将要结束时，厂领导派我到汉阳钢厂协助工作。当时我看到抢救事故事大，即将审核设计的工作放下去处理高炉事故。开始要做的是将高炉由恶性整料中解救起来。在整料解决之后，我希望尽快的炸瘤，以便早日回厂劳动。但武汉市在炸瘤问题上犹豫不决，使我内心十分急躁。我想在汉阳处理事故，一拖半个月，劳动也参加不了，日夜忙，政治学习也搞不了。这样拖下去对我自己的思想改造及摘掉帽子非常不利。汉阳的高炉总出问题，想回厂也回不去。好容易冶金局同意了炸瘤，炸瘤后生产还正常，我想这次可以回厂了。不料冶金厅又来电话要我去湖北钢厂。我当时没有同意，回厂请示周厂长。为什么我要找周厂长呢？因为我当时不想去湖北钢厂，想回厂参加劳动，好好地检查一下思想，写思想总结，以便争取早日摘下右派帽子来。周厂长让我马上去鄂城，我只好去了。到鄂城后，我很希望早些扭转生产局面，但鄂城问题复杂，问题牵连面广，不是单纯解决技术问题或者仅仅解决某几个问题就可以改变面貌的。冶金厅张厅长要湖北钢厂发动大辩论找生产不正常的原因，一方面从组织上和技术上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逐渐地情况有所好转。在高炉生产好转之后焦炭供应不上，结果三座高炉中一座被迫停炉，一座减风操作。这时我感觉到没有什么工作可以做，请示了张厅长，就回厂来了。 　　去鄂城时接受了在汉阳的教训，带了几本杂志和毛泽东选集。在空闲时间看看，遇到不懂的地方请教一下冶金厅的林处长，感觉到学习很有好处。在鄂城时和在汉阳一样，都是急于结束工作回厂劳动。我也常常想我这种急躁情绪仍然是从个人的前途出发。党委派我出来协助工作，虽然工作地点不同，仍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部分；是党的事业；应当全心全力搞好工作。想到这里思想上好像是有一点通了，但想到自己的问题时又急躁起来，看来思想上还没有真正搞通。 　　大办钢铁之后，我没有接触过中、小型钢铁企业，没有接触过小高炉，对一年多以来我国钢铁工业中“小洋群”发展的情况是陌生的。这次我到汉阳和湖北钢厂协助工作，虽然这两个厂的生产情况是比较差的，但我也看到了一些以前所想不到的事情，听到一些以前不会相信的消息，确实使我开了开眼界，开了开脑筋，回想以前在厂内对外面的变化不了解，如同井底之蛙，思想不解放。以前总认为大高炉生产指标提高有限度。我现在感觉到我们大高炉的生产能力远未解放出来，高炉增产大有可为。“小洋群”有许多事情是我以前想不到的，例如： 　　8立方米小高炉最高利用系数达到15，平均利用系数达到7。炉料在炉内停留只一个多小时就变成了铁水。这简直是以前不敢想像的。 　　红旗二号焦炉最高日产量达到80吨以上，煤在炉内结焦时间还不够6小时。这也是以前想像不到的。 　　用小转炉炼出了矽钢。也是以往想像不到的。 　　小洋群在一年多的发展过程中显示了无比强大的生命力。小洋群不仅证明了它是我国钢铁生产上的一支主力军，同时证明了它是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的先锋。小洋群的实践推翻了许多已经被认为是定论的理论，提出了新的技术问题，创造了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奇迹。在不久的将来，小洋群的技术革命将要大大推动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 ## 三 　　在小高炉协助工作1个月，看到听到许多令人振奋的新事物，对我教育很大。我感受最深的是技术工作必须政治挂帅，否则便不能解放思想，便不能进行真正的技术革命。技术工作必须大搞群众运动，否则就只能少、慢、差、费。现在回想我在整风中所犯的错误，愈想感觉错误愈严重。 　　我在整风中所犯的主要错误之一是认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党不能领导技术。58年以来大跃进的事实证明了我的思想错误，小洋群的蓬勃发展更加使我认识到以往的错误。几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的事实无可辩驳地证实了，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及一整套并举的方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我国建设上的具体体现。只有党才能领导建设，只有党才能领导技术，只有党才是真正的内行。昨天还是农民的人，还是对钢铁生产技术一窍不通的人，今天创造了奇迹。如果没有党的领导，如果不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已为群众所掌握，这些奇迹的出现是不可能的。科学技术是没有阶级性的，但掌握科学和技术的人是有阶级性的，因此科学和技术可以为不同阶级和不同目的服务。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多、快、好、省和少、慢、差、费两条路线的斗争是永远存在的。离开了党的领导就只能走少、慢、差、费的道路。人的行动受思想的支配，政治不挂帅，技术就不能充分的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甚至技术反而起反作用，成为保守思想和右倾情绪的工具，站在反对新生事物的方面。不少的技术人员在大跃进及技术革命运动中扮演了保守主义者的角色就是这个缘故。技术人员政治不挂帅，不仅技术不能发挥作用，反而成为技术进步中的绊脚石。 　　政治不挂帅首先表现在看问题的方法不对路。把技术问题技术理论看成为不变的东西，拘泥于书本上的教条或是个别人思想的小圈子里解放不出来。在处理技术问题上总是从书本上或是以往的经验中间找办法找出路，不敢从书本上所没有的东西里找出路。迷信书本上的理论和个别人的经验，不敢越出一步。 　　政治不挂帅表现在在技术问题上缺乏革命精神，不敢大胆怀疑前人的定论，不敢大胆革新，大胆试验，大胆创造。 　　政治不挂帅表现在对待新生事物缺乏热情，不是积极的扶持新生事物成长，而是看到它的某些缺点便评头论足，议论是非。不给新生事物打气，只给新生事物泼冷水，以老爷式的态度对待技术革命运动。 　　技术人员政治不挂帅的原因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未改变，没有站到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来，在技术革命运动中不是以一个参加者的姿态出现，而是以旁观者的姿态出现，所以不仅不能发挥作用，反而起反作用。 　　回想我以前的技术至上论，单纯技术观点，只钻技术，不问政治，根本谈不到政治挂帅，结果是脱离党的领导，走到反党的泥坑里去。看到在这次技术革命中有的技术人员扮演了保守主义者。我更深一步体会到技术人员政治不挂帅就会一事无成，反而起绊脚石的作用。技术工作不能丝毫脱离党的领导，否则就会犯严重的错误。 　　小洋群企业中许多创造奇迹的人是工人，有的还是新工人，绝大多数人文化水平是不高的。他们技术理论知识不多。正因为如此，加上他们政治挂帅，他们不会受教条的束缚，思想解放，敢想敢干，从而创造了奇迹。这样看来技术理论不高反而成了好事。但从另外一方面说，如果技术人员政治挂帅，思想解放，岂不是会做出更多的事情来。我愈想愈感觉技术工作必须政治挂帅。 　　我的另一个体会是党在企业中大搞群众运动方针的正确。凡是生产好的厂都是群众运动比较深透的厂。几乎是成了一个规律，设备条件比较差，物资供应比较差的厂生产指标反而好，创造的经验也多。在这些厂里有一个特点，就是群众运动搞得透，群众干劲足。我体会到“愈穷愈革命”的道理十分正确。 　　在这些群众运动深透的厂里，无论什么事说干就干，见困难就设法克服，设备材料困难，就因陋就简，土法上马，8立方米高炉改造也是说了就干，干完了产量马上就上去。矿石筛分，焙烧也是说干就干，粒度非常均匀，筛得很净，比我们的矿石粒度要好得多，至于用的设备则是非常简易的半土半洋的机械化设备。看到这些事实，我确实感触很深。一方面钦佩人家的干劲，一方面感觉到群众力量的伟大。回想我以往骄傲自满，脱离群众把自己放到集体之上，错误是非常严重的。小洋群的辉煌成就是党的群众路线的胜利。如果不在企业中大搞群众运动，而是冷冷清清靠少数人办企业，工业大跃进是不能办到的，我国钢铁工业的飞跃发展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 四 　　第一季度中通过劳动及到中、小型厂协助工作，使我受到很深的教育，大跃进，祖国一日千里，人们的精神面貌改变很快，我深感形势逼人，必须很快进步。为加速我的思想改造，我今后要从以下几方面努力。 　　一，继续认真的在劳动中锻炼自己。学习工人同志的高贵品质，培养工人阶级的思想感情，树立群众观点，学会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破资产阶级世界观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克服个人主义思想。以期脱骨换胎成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 　　二，积极参加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跳出个人家庭生活的圈子，参加到集体生活中去。在集体生活中更好的劳动和改造思想。 　　三，学习马学礼的共产主义风格，在劳动中间和工人同志们一起大搞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提高设备利用率，减轻体力劳动，减少铁水消耗。学习小洋群不断革命的精神，解放思想，大胆革新。 　　四，加强政治理论学习。除日常学习报纸和杂志外，有系统的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要联系思想，联系实际。今后要分阶段的写出学习心得，以便不断提高思想水平。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必须紧紧地依靠党。只有依靠党才会使自己进步快。今后我要定期的总结思想，检查缺点，向党汇报。思想改造也要靠群众的监督与帮助，今后我要继续向小组的工人同志征求意见，要求他们帮助，作为思想改造的鞭策。 　　 张寿荣 4月26日 ## 思想检查 　　在去年整风运动大鸣大放期间，由于我思想认识不清，立场不稳，受了右派份子言论的影响，在思想上引起共鸣，也发表了一些右派言论，不自觉地成了右派分子的追随者。回想起来，使我十分痛心。在那个期间，由于错误思想的影响，对武钢的建设感到悲观，丧失了信心，给我工作上极大影响。反右斗争，组织和领导上的帮助使我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如果不是党从政治上挽救了我，社会主义建设和武钢建设伟大成就鼓舞了我，使我从思想上逐渐转变过来，我一定要愈陷愈深，完全走到右派分子错误的道路。现在检查起来，我的错误言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片面的只看到缺点，夸大了缺点。好像“我们工作中缺点是主要的，成绩是次要的”。例如对工程质量方面，看到了焦化，耐火的质量事故，就以为质量事故是普遍的。虽然也认为高炉工程的质量是优等的，但觉得优等的质量是少数的。当时生产准备处劳动纪律松懈，领导带头上班打扑克，工作松懈，就把这一个别现象认为是普遍现象，而没有看到大多数职工是在紧张的劳动着。公司在建设过程中有一些浪费现象，某些浪费的现象也相当严重。我只看到了浪费而没有看到浪费在整个建设中间究竟是次要的而成绩是基本的，肯定的。由于存在这些错误观点，所以我就认为：“就全国来说，成绩是主要的，但对各别的部门来说就不一定。”在这种错误论点的基础上，我就认为“武钢建设成绩是有，但缺点是主要的”。对公司的浪费现象说成是“公司的大少爷作风，花钱不问效果。”把个别单位劳动纪律松弛一般化，说成“办企业不像办企业的样子”。“不像搞建设的样子”。将公司个别工程质量事故一般化，说是“工程质量，大部分是狗洞”。 　　我这些错误的论点符合了当时右派利用建设展览会攻击公司党的领导的需要。这些错误言论，有损于社会主义建设，对我自己来说，也使我丧失了信心。 　　2.由于错误思想在支配着我，工作丧失了信心，产生了极端悲观情绪。我所写的“高炉外传”中集中地表现了这种情绪。我把当时存在着的高炉一马当先生产上的困难看成不能克服。好像高炉被困难逼得没有出路，只有痛哭流涕，结果是“哭得天昏地暗地动山摇”。在去年末，我说我对58年底高炉出铁“只有决心，没有信心”。这些论调不仅对自己有害，而且影响了别人。这种对武钢建设缺乏信心的表现正符合了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需要。 　　3.因为自己是从鞍钢调来的，事事爱把武钢与鞍钢比。鞍钢的某些工程进度比武钢整风前的工程进度是快的。比较的结果是得到了“武钢落后论”。这种落后论使我悲观，更使我感到武钢建设缺点多。这种思想使我感觉到武钢公司领导不如鞍钢，感觉到公司领导的拖拉作风严重，领导不深入，不具体。尤其在建设展览会就工程质量问题向方总大肆攻击之后，我对方总印象很坏。在我写的“高炉外传”中就骂方总是“狗头医生”，“不懂装懂”，搞坏了工程质量。我在这个问题上就没有考虑到武钢新建的困难性，机械地比较，得到的结果不是设法超过鞍钢而是丧失信心，对领导不满。 　　为什么我犯了这么大的错误呢？为什么政治嗅觉不敏感，立场不稳，在大风浪中迷失了方向？我检查起来主要的是解放几年来一直走着只专不红的道路，冷淡地对待思想改造，资产阶级思想根深蒂固。看问题片面，用机械唯物的观点来对待一切事物。政治热情低，只从业务上考虑问题，很少从政治上考虑问题。这是根本原因。在去年公司第一次反右斗争中，强调工作忙，很少参加学习。虽然全国各地都经过了反右斗争，而自己和右派的界限还未划清。因此在整风鸣放期间，不辨鲜花毒草。思想未改造好的根本弱点使我对右派言论产生了共鸣，成了他们的近随者。不自觉地随声附和放出了毒草。 　　回想起来，右派分子陈炳绪及其所发起的武钢建设展览会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因为在工程师室经常有些工作较多的接近了陈炳绪。关于工程质量监督工作中，他常常讲起耐火、焦化的工程质量如何坏，方总如何不重视质量。我对方总印象不好主要由那时起。关于焦化配煤缶的问题，他还说过苏联专家不重视质量。好在我几年来在党的教育下对苏联的看法还是正确的，没有相信他的话。在看了武钢建设展览会公开展览之后，我受他的影响达到了高峰。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我公开的说“武钢缺点是主要的”，在生产准备处举办的展览会中，写了“高炉外传”，对计划进度上的缺点作了夸大。对设计的缺点也作了不公正的攻击。去年的生产准备工作展览会实际上受了以先锋社为首的右派份子所操纵，而我自己一无所知，被他们利用了。 　　回想起自己的错误十分痛心。解放以来，党一直关怀着我，一直信任我。无论在鞍钢或武钢组织上都相信我，给我重要的工作岗位。武钢公司的领导和厂的领导对我更是十分信任，把建厂的重担在厂长回国前交给了我。我在整风中的错误辜负了组织对我的信任，对不起社会主义建设，对不起同志们对我的爱护。通过这次运动使我深切地体会到只专不红是一条绝路。如果不在政治上求得进步终归会走到反对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次公司开展反右斗争之后，我就考虑检查以往的错误，向组织交待，轻装上火线，参加反右斗争。谢厂长的谈话给我很大的启发。组织上这样关怀我，到现在还这样信任我，我深刻地体会到党的温暖，党的治病救人的精神。我十分惭愧，我觉得我对不起党，对不起全国人民。我现在把我的思想情况作一个检查。要求组织上进一步帮助我认识错误，改造思想。这次伟大的运动教育了我，我决心转变只专不红的道路。争取一切机会改造思想。我决心打破温情主义，积极投入反右派斗争，在运动中提高自己，争取自己成为左派。我要加倍努力工作，努力从政治上提高自己，以弥补我的错误，决不辜负党对我的爱护和挽救。 　　 张寿荣11/7 ## 思想总结 　　反右斗争已过去一年多了。通过反右运动使我受到十分深刻的教育。在党的宽大，关怀和教育下，一年中间给我为人民服务，带罪立功的机会，并在今年3、4月份中间使我能够参加体力劳动1个月。在党不断教育和同志们不断帮助下，思想认识逐步有所提高。今将一年来思想变化概括回顾一下，并初步加以分析。 　　反右斗争之后，我决心为人民带罪立功，全心全意搞好工作，听党的话，领导交给什么任务，就尽全力去完成。因此，一年来我一直是不讲条件，不分昼夜，只要有工作就做。一高炉开工以来，去年三、四季度和今年一季度，我经常住在厂里，每逢高炉有问题，不分昼夜守在炉上。我想，自己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受到党的宽大处理，只有全力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付出全部力量才能报答党的关怀，只有这样做，才是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道路，拥护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具体表现。这是我的主导思想。我就本着这种想法工作了一年多。 　　一年来大跃进的事实，给我十分深刻的教育，使我更加认识到在整风中所犯的错误。关于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成绩是不是主要的问题，大跃进使我更深刻认识到以往的思想方法的错误。以前看到武钢施工质量中的某些缺点，就把部分代表了整体，而否定了武钢建设中的成就，丧失了信心。事实上，武钢一号高炉不仅实现了“十·一”开工的口号而是做到提前在9月13日开工，施工质量是优等的。大跃进以来，建设速度又加快了数倍，二高炉的施工期只用了144天。这样大规模高速度的建设在旧中国是不可能想像的。58年大跃进，钢、煤、粮、棉四大指标成倍的增长，不仅是旧中国不曾有过，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曾有过。大跃进的辉煌成就，使我深刻的体会到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才会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为什么在整风运动中我把武钢建设看成成绩不是主要的呢。根本原因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分不清楚，把局部和个别的问题看成为全面的和整体的。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方法。反右斗争和大跃进教育了我，使我初步地懂得看问题要分清主流和支流，表面现象和本质。 　　去年下半年大办钢铁对我也是一次深刻的教育。以往我认为办工厂是一件复杂的事，必须由国家投资兴办。而去年大办钢铁却是数千万人民参加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我在去年也曾参加了两座小高炉开工。掌握高炉的是从未见过高炉的人们，但他们在最短期的掌握了炼铁技术。这一些奇迹般的事实是我想像不到的。大办钢铁使我才懂得为什么办企业要大搞群众运动，为什么要用两条腿走路。如果不是大搞群众运动而只是少数人来办钢铁，在一年内使钢铁厂在全国内星罗棋布钢铁生产能力成倍的增长是不可能的。 　　去年下半年出现了人民公社。我对人民公社的理解只限于报纸和杂志上所写的，并没有深刻的认识。今年旱、涝灾害出现以来，使我体会到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今年的旱灾是非常严重的。解放前，每逢天灾，无不是农民流离失所饿殍遍野。今年的灾情虽较以往严重，农民仍旧有吃有穿，全国粮食产量比58年还要增长百分之十。我体会到人民公社制度无穷的力量。 　　大跃进的辉煌成就，使我深深的体会到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伟大。我体会到没有党的领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高速发展的是不可能的，总路线是照耀一切建设事业前进的灯塔。 　　整风运动中我犯的主要错误之一就是认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办工业要技术挂帅而不是政治挂帅，认为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不能领导技术。实质上这就是否定了党的领导，否定了社会主义道路。反右斗争和一年来大跃进的事实教育了我。党不能领导技术由谁领导技术呢？不要党的领导还能不能走社会主义道路呢？事实胜于雄辩，只有党才能领导技术，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大、中、小企业同时并举的方针是党中央提出来的，并不是任何专家和内行提出来的。这一方针的贯彻对加速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起了多么巨大的作用。事实证明只有党才能领导技术。脱离了党的领导就要迷失方向。技术挂帅而不是政治挂帅就会迷失方向，最后走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 　　大跃进以来使我认识到群众路线的重要性。去年下半年批判一长制残余更使我感觉到必须要走群众路线。只是要走群众路线，怎样去走，并不了解。批判一长制之后我在许多问题上看大家的意见，按大家意见办事。这样群众有意见，说我不敢负责。以后吕书记指示我走群众路线分两方面，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个人的意见使群众接受也是走群众路线的一方面。虽经领导上再三帮助，我对走群众路线的认识仍然是不清楚的。有些问题决定下来也有人有意见。我感觉到很困难，左也不对，右也不对，怕成了一长制，也不愿意别人说不敢负责。在工作中有时表现出小手小脚。 　　今年8月份到铸铁机工作。开始去先抓设备定期检修制度，经过一段修理之后，翻铁能力有所提高。但内部协作配合不好，设备运转率低，订出来制度也贯彻不下去，翻铁量满足不了高炉要求。其根本原因是群众发动不充分，一部分工人积极性未充分发挥。我感觉到要发动群众，搞运动。在支部的领导下，采取的办法是开会、动员。会开了不少次，群众干劲也鼓起来了，但不巩固。如何搞群众运动我考虑了很多。熊书记到铸铁机之后，开展了表演竞赛运动，工人们全动起来了，主动性提高了，翻铁量增加了。我深刻地体会到必须大搞群众运动才能搞好生产。 　　为什么我长期以来不会走群众路线呢？我对群众路线的认识始终停留在方法问题上。昨天朱书记谈话给我很大启发。我走群众路线只是执行党的精神坚决去走，只是停留在为走群众路线而走群众路线的阶段上。也知道群众路线问题是依靠多数人还是靠少数人的问题，也就是依靠组织与不依靠组织的问题。为什么不会走群众路线呢？正如朱书记所说，不像人饿了想吃饭那样迫切要走群众路线。实质上，是思想方法问题。也就是依靠多数人还是依靠少数人的问题没有解决。挖思想深处是估高了个人和少数人的作用而低估了群众的力量。为走群众路线而走群众路线，所以不是那么迫切千方百计的走群众路线，凡事都找群众。今天分析起来，个人主义思想仍未解决。到铸铁机工作之后才初步有所体会。 　　一年来我主要是做了以下的工作：一高炉开工准备及开工工作，直到去年四季度末一直在高炉上搞生产工作。今年一季度到生产科，又兼搞高炉操作。4月份下放劳动，5月份搞高炉生产。6、7月份搞二高炉开工准备及二高炉开工工作，8月份到铸铁机。 　　一年来工作作的不好。特别是我偏重现场工作，对生产科内工作管得少，有时长达一个星期不到生产科去办公，对同志们的工作安排不具体，大家的积极性未发动起来，各种运动和竞赛也未搞起来。 　　检查一年来的工作，我认为有以下的优、缺点。 　　优点： 　　1.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任何工作不讲价钱。尽全力工作，不怕辛苦。高炉生产不正常时日夜守在炉上。去年以来我一直住在厂里半年多。一年来从未休息过一个礼拜天。 　　2.领导交给的任务总是想尽一切办法完成，想尽一切办法提高生产。 　　3.下放劳动中间能放下架子与工人一起劳动。 　　缺点： 　　1.工作中不会走群众路线，不会发动群众。在工作中表现出有时是小手小脚，有时是主观片面。 　　2.重现场，轻科室，生产科工作未做好。 　　3.思想改造进步不大。从不会走群众路线的问题上看，个人主义思想仍未克服好。 　　由于我错误思想很严重，政治水平很低，一年来思想改造收效不著。我决心在党的教育下在同志们的帮助下继续努力工作，劳动，认真学习，努力改造思想。我决心在“反右倾鼓干劲”运动中解决不会走群众路线的问题，让运动来锻炼，考验自己，在最短期内改造成为又红又专的知识份子。 　　 张寿荣9月23日 　　在去年整风运动大鸣大放前后，由于我存在着严重的错误思想，立场不稳，迷失了方向，放出了许多右派言论，成了右派份子的俘虏。经过这次反右学习，思想认识得到了提高，回忆去年放出的毒草，为之不寒而栗。如果不是党的挽救，使我的错误不再继续发展，我就会走到反党反人民的道路。根据我的记忆，在我现有的认识水平上，把去年放出的毒草加以分析批判，以期通过这次运动能使我思想认识得到提高，划清大是大非界限，彻底地清除资产阶级思想，锄净毒草，丢下资产阶级思想包袱，过好社会主义关。 　　我的错误思想的根源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名利观点，成名思想。我认为成名有两条道路，从政治上或从技术上成名的道路。我所选的是从技术上成名的道路。为了成名而钻技术不问政治。实质上这种思想是把政治与技术对立起来看。由于只重技术，使我政治上非常落后，阶级观点模糊，不辨毒草香花，政治上失掉了灵魂。把技术当成成名的道路实质上是技术至上主义，也就是“只要有技术，什么都不怕。”认为“只要有技术党非靠我不可。”拿技术当成向党要名誉地位的资本。我骄傲狂妄，目中无人，看别人只看缺点不见优点。把这些缺点看成自己成名的障碍。单纯技术观点，使我把一切缺点归咎于业务与技术的领导。我看不起领导，对领导不满，我认为外行的领导妨碍了我在建设中成名。最后否定了党对技术的领导。就是这样我成了右派分子的追随者。 　　我的错误主要是在对武钢建设的成绩和缺点的估计上面。我夸大了缺点，否定了成绩是主要的。 　　在去年学习会上，我说过：“对全国建设来说，成绩是肯定的，主要的，但对某些单位来说，就不一定”。我就是说武钢成绩不是主要的，缺点是主要的。我还说过，混凝土工程耐火，焦化质量都差，狗洞蜂窝，这种质量怎样能说成绩是主要的呢？ 　　对公司某些单位的工作上，我也夸大了缺点。我就说过：“生产准备处工作松懈，上班打扑克，不像办企业的样子。”我还对生产准备处领导不深入现场作了不公正的批评，我说：“以前大家在汉口办公，现在搬来蒋家墩，但是上班仍然是泡茶看报，这样与不搬来有什么不同呢？官僚主义仍然是官僚主义。”在对生产准备处工作的估计上，我也是不正确的。我常常指责生产准备处工作上的缺点，好像生产准备处没有做工作似的。 　　右派份子举办的武钢建设展览会，用歪曲和夸大事实的办法，否定了武钢建设的成绩。我看了这个展览会之后起了共鸣，同意了右派份子的谬论。我曾经说过：“武钢建设几年来的缺点是严重的。需要对全部工作彻底整顿。”我还为展览会提了意见，对他们无条件的支持。 　　这时，我的错误发展到极端严重的境地。我认为公司的领导有问题，领导错误是主要的。我认为公司的领导不能很好地教导武钢建设。总经理只是谈原则，具体业务没有组织好。施工单位的领导不重质量，不称职。我认为只有更换公司的领导（施工方面的领导）才能搞好建设。 　　我那时想过，武钢从鞍钢调来这么多干部，为什么不能调几个管基本建设的经理来？武钢老干部多，老干部不熟悉业务，为什么不能和鞍钢对调一下？那时听说鞍钢温良贤经理要来武汉，我就说过：“如果温经理来领导建设，一定要比现在的领导强得多。” 　　在生产准备处组织的展览会中，我写了高炉外传。高炉外传是毒素很大的大字报。大字报是以小说体写成的。我将高炉、焦炉和烧结都人身化。开始写高炉为58年底开工而欢欣鼓舞，然后就以遇到焦炉和烧结的描写方法，夸大了二号焦炉不能配合高炉开工，烧结机选矿不能赶上进度的困难。我描写之下，高炉开工困难重重，工程质量又坏，武钢建设缺点是主要的，同时还表现出建设的前途是暗黯的。我把这些原因，归咎于领导不好。我在大字报中谩骂领导，说方副总工程师，不懂装懂，是狗头医生，搞坏了建设。我在这里就表现出要撤换现在的领导。我这种言论，与右派分子反对党的领导企图推翻党的领导的言论起了同样的作用。 　　我不仅恶毒攻击公司领导，对设计院的工作也进行了恶意的批评。我在编写的设计专刊中说设计院是“只设不计”“只管今日节约，那管他年遭殃。”在专刊中罗列了设计院节约修改设计中的缺点，大加攻击，否定了修改设计的成绩。我那时对修改设计思想上反感很大，反对修改。由于设计院坚决节约，我内心中有极大不满，编出这专刊以消心中气愤。实际上，这篇专刊也起了否定成绩的作用。我攻击设计院，也就是攻击了党在设计院的领导，正适合了右派分子攻击党的领导的要求。 　　我对领导不满，攻击领导，先由生产准备处的领导开始。在整风运动以前，我就不满李仁处长的领导。我不止一次攻击他不负责任，闹情绪，劳动纪律不好。在工作上和他闹对立。凡是我不同意他的意见时，即争吵不休。我认为他不能领导生产准备处。开始我把和他搞不通的工作直接去找经理，以后发展到有事直接找经理，经理同意之后再来通知他。后来，个别的问题直接就办了。工作上事先请示少，事后汇报少。对生产准备处布置的工作，不同意的就敷衍搪塞，交差了事。这样的例子是枚不胜举的。 　　对李仁处长的不满，我有工作和陈、何处长谈的多，和他谈的少。由工作意见变更个人意见，和处长闹对立。 　　影响最坏的是我在背后议论李仁处长的缺点。我在鞍钢来的同志中间议论李仁处长的缺点。这样做严重的破坏了领导威信。 　　我这时就得出这样的结论：生产准备处不能再适应工作的需要。有这个处反而妨害工作。我多次向经理提议改变机构。我不仅向领导讲，也在一般同志中讲。 　　在整风大鸣大放期间，对生产准备处的工作就作了不公正的评价。我不仅在会议上讲生产准备处不做工作，而且在背后讲。我抱怨公司纪律不严，赏罚不明。我把个别处的领导人的缺点，说公司不树立严格的纪律，不清除歪风，不树立正气。我认为这种做法妨害了群众积极性的发挥。我这样想：总经理是兢兢业业的，但可惜的是中层有这样的作风不正派不称职的干部，所以工作搞不起来，工作劲头不大。 　　我对生产准备处的这种看法一直保留到生产准备处撤消。虽然在撤消前炼铁厂的工作已经独立了，我那时还认为生产准备处的领导对工作不负责，有一个机构不如早取消好。当时生产准备处领导边改。我说生产准备处的边改起不了多大作用。我认为炼铁厂已经独立了就应当单独搞整风搞边改。 　　我的这一系列的言行是右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我攻击处的领导，公司的领导，右派分子也攻击领导。我否定武钢建设成绩是主要的，右派份子同样也否定成绩。右派份子要推翻公司党和行政的领导，而我也同样地希望撤换公司的领导。 　　我的右派言论实际上是不值一驳的。武钢建设成绩究竟是不是主要的早已有定论。事实是任何诡辩都推翻不了的。在短短几年内将一个平地起家的工厂建设成现在的样子能说成绩不是主要的肯定的吗？武钢建设成就展览会举的事实生动的说明了公司成就是如何的巨大。在去年我强调缺点之余，认为58年底高炉开工的希望渺茫。事实否定了我的右派论调。高炉不仅在58年底出铁，而是争取9月1日出铁。 　　事实也否定了我对设计院的污蔑。今年双反运动揭发的事实证明不仅去年的节约是正确的，成绩巨大的，而仍然存在着无穷尽的节约的潜力。公司全体职工实现了“投资减一半，速度快一倍”，使武钢投资节约了十几亿元，两期连建提前到60年完成。这些事实是任何污蔑不能推翻的。 　　公司在大整大改中一系列的重大措施证明公司的领导是有决心的。公司取得的辉煌成就证明公司的领导是认真的贯彻了党的方针政策。如果没有公司正确的领导，没有全体工人，干部忘我的劳动，能取得这样伟大的成绩吗？这样的成绩能够在领导不负责，消极怠工的情况下获得吗？ 　　公司在整风中对犯错误同志的严肃的处理证明公司领导是严格坚持党的原则的。能够说公司内部正气不发扬吗？ 　　生产准备处的领导，虽然有某些缺点，但也取消了肯定的成绩。在生产准备处的领导下，各个厂的筹备机构壮大了起来。生产准备处是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的。在炼铁厂成立以前，我们工作所得到的成绩还不都是在处的领导下所取得的吗？ 　　不用再举更多的例子就能把我的右派言论驳得体无完肤。我的右派言论除了证明我是在大风浪中站不稳立场成了右派份子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追随者外又能说明什么呢？ 　　为了找出我错误言论的根源。我把到武钢以后思想的发展情况加以回忆。 　　我一向骄傲自满自以为是的个人主义思想是严重的，单纯技术观点，只搞业务不搞政治，以致于轻视政治的思想也是严重的。我就带着这两个思想包袱来到武钢。 　　到武钢之后，由于这里的技术力量不足，公司在技术上完全依靠从鞍钢调来的技术干部。对党的信任和重用，我并不是更加谦虚，而是骄傲情绪更加发展，可以说是尾巴翘到一万尺高。我目空一切，以为别人一切都不如自己。主观自信，丝毫不能接受别人意见。我不仅在技术上自以为是，而且不知天高地厚认为在政治上也是对的。我以为能够说几句书本上的马列主义的词句就是政治上进步。在这种情况下，过高地估计了自己，放松了自己的思想改造。诚然，骄傲使人落后。我就这样落后而成为右派份子的追随者。 　　由于充满着自高自大，自以为是的个人主义思想，觉得鞍钢老大，老子天下第一。到武钢后，只从技术上看问题，不从政治上看问题，就感觉到武钢处处是缺点。拿着鞍钢的优点来比武钢的缺点，看不起武钢的优点，看不起武钢的工作。就使我得到武钢落后的结论。看到工作中的缺点，就大惊小怪，以为不得了。而对存在的优点，却是视若无睹。对自己只看到优点，对别人的工作只看到缺点。狂妄自大使人失去了理智，只见草木，不见森林，骄傲自满使自己习惯于看工作中的缺点而抹杀优点，以显示自己高明。 　　到武钢时思想上愿意搞好工作。愿意搞好工作，自己当时也认为主观愿望是想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其实内里包的是个人主义打算。武钢是我国第一个现代化的钢铁企业，能够从开始就参加建设一定能够取得多方面的经验，无论在理论上及实际上都会提高很多。我很满意有这种好机会。我这种思想，实质上是企图在社会主义事业中把自己造成为“伟大的人物”，成为“权威的学者”。我希望自己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把自己培养成为“权威专家”，然后能够著书立说，扬名后世。我这种好名的孽根在我思想深处起着主导作用，最后将我引入歧途。 　　我的好名骄傲自满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一种，这种个人主义貌似清高，实则污浊无比。 　　从表面上，我很少计较个人利益。不计较待遇和名誉。实质上，我看不起眼前的一些个人利益。我看重的是我将来能成为权威学者的个人利益。我计较的是更高的名誉，而名誉和地位实际上是一回事。这种个人主义不计较眼前的小的利益，而所要的是更大更远的利益。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我走着只专不红的道路，我抱着我的单纯技术观点不放。我把技术和政治对立起来，我选了技术成名的道路。我不愿意化时间搞政治，因为我认为那是浪费时间。在鞍钢担任行政工作之后，也搞了一些非技术性的工作。那时所以做，只是因为不作就是不负责任。我也不愿意让别人说我不负责任。那决不是出于自愿。 　　在这种思想的基础上，我非常愿意把工作做好。我一方面认为做好工作是我最起码的责任，另一方面，只有搞好工作才能实现我个人的愿望。 　　在生产准备处，每遇领导不同意我的意见，我就不满意。一方面是为了怕工作搞坏，一方面也因为他伤了我骄傲的自尊心。在这种情况下工作意见就变成了个人意见。就当时情况说，我应当起着处长助手的作用，但我由于个人成见就成了对立。 　　为了使我自己的愿望实现，以便搞好工作，我不择手段。处长不同意，直接找经理。到以后发展而为干脆不管处的领导。对领导不满，满腹牢骚，背后乱说，破坏领导威信。 　　我为什么这样怕搞不好工作呢？主导思想是搞不好工作要牵连了自己。我在这个问题上把个人与集体的作用对立起来。我常常想，如果高炉将来生产不好，自己显得很难看，而自己个人主义成名的企图也达不到。对工作上的意见，加上个人成份，变成为抱怨、牢骚、攻击。我为了达到愿望，多次建议取消生产准备处。实际上我已走到闹独立性的地步。 　　我攻击领导上打牌，攻击领导不深入，上班泡茶、看报，一方面是不满意这种现象，一方面是表示自己不打牌，自己不泡茶，看报，自己工作深入。这一些都是为了显示自己，夸大自己所不满的领导的缺点，以便表示自己兢兢业业，即便将来工作不好，也是别人的事，与自己无关。 　　前面已经讲过，骄傲自大，使我仅仅看到武钢建设的缺点。单纯技术观点，使我仅仅从技术上看问题，不会从政治上看问题。而我自高自大的思想使我觉得我这种看法就是对的。我只看到点，看不见面。只见草木不见森林。以个别的局部的缺点，代表了全体。骄傲和纯技术观点迷了我的眼睛，使我满脑子里都是缺点和问题。 　　我看到的缺点，对自己以后的工作不利，使将来工作困难，这与我个人主义矛盾很大。于是就强调缺点。开始是直接向领导提，写报告，提要求。希望通过报告和要求，为自己将来创造一个好的工作环境，以实现自己的成名愿望。 　　因为我自己已经存在这些不正确的思想，所以当右派份子说“武钢成绩是次要的，缺点是主要的”时，自己嗅觉不灵，单纯从技术上看，感到这些话与自己气味相投，意见一致。不加分辨的对右派分子所举出的夸大和歪曲了的缺点信以为真。 　　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高自大使我把个人的作用和集体对立起来。对公司领导也是这个看法。领导者个人工作中的缺点被我认为是工作产生缺点的根本原因。我直到最近才认识到，无论任何部门的领导都代表着党的领导。我对李仁处长有意见，我只是感觉到是对他个人有意见。但实际上我和领导闹对立就是和党闹对立。对施工进度及质量中的个别缺点我认为是负责施工的经理及副总工程师的缺点。 　　对我所认为的严重缺点，我提了意见，个人主义作祟使我对领导十分不满。我同意了右派分子对公司领导干部的丑化和污蔑的意见，我也认为某些领导是不能搞好工作的。我所期望的目的，如焦炉提前，烧结提前的要求不能达到，我怕将来工作中困难重重，给自己带来困难，搞坏了很难看，而我成名的目的也受到损害，我就夸大这些困难向领导大加攻击。由于对方总有成见（成见实际上是听了来的）就谩骂和丑化领导。在这种心情之下写了高炉外传。 　　由于我的单纯技术观点，我认为产生缺点的原因是公司中只有原则领导而缺乏具体事务领导的关系。我想过也说过如果鞍钢的领导来领导建设就会好了。我攻击施工方面的领导，希望撤换领导。 　　我就是这样错误思想愈陷愈深，最后走到反对党的领导的地步。结果就和右派分子一起共同向党进攻。 　　我对设计院的攻击，本质上也是个人主义。我的个人主义发展成为严重的本位主义。设计节约之后对生产上当然有不同程度或多或少的影响。对设计院的节约我持着抗拒的态度。对一些不同意而设计院一定要节约的项目，心中严重不满。在编设计专栏的时候我利用机会对设计大肆攻击。目的在于泄个人意气，但这篇东西起了否定设计成绩的作用。 　　我的忽视政治使我在其他一些原则性的问题上犯了错误。如对漆来哲的问题，相处这么久一直未能从本质上认识他。如果不是他消极怠工，我对他一定会大加信任，那时不知要造成多大危害！在调干提名的问题上我也犯了严重的错误。幸亏党纠正了我的错误，否则我将要把反革命份子调到武钢来。 　　政治上的落后使我嗅觉不灵，站不稳立场。在批判漆来哲的错误时我无意中同意了他对事实的歪曲（如关于工资改革闹情绪的人他说是许多，我说是一部分）。在斗争中也是软弱无力的。 　　我的主导思想就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表现为“好名”骄傲自满，和单纯技术观点。对别人只看到缺点，看不到成绩。只重业务，政治不要求进步。在大风大浪中，立场不稳，将个人和集体对立起来，发展而为对组织不满，恶毒攻击领导。成了右派份子企图推翻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的追随者。 　　我的错误思想有其家庭根源的。解放以来，由于个人主义根深蒂固死抱住纯技术观点不放，对政治冷淡。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放松了思想改造。我的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的立场竟未得到改变。 　　我出身于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的家庭。父亲也是知识份子，在抗战前在银行里工作，抗日战争期间，经商。抗战胜利后开始仍然经商，其后经济萧条，商店倒闭，在家赋闲。解放后参加了工作，在会计学校里教书，并担任行政领导职务。现在仍在工作。 　　这样一个家庭所给予我的是知识份子高傲的架子。以清高自居，政治上的落后，使我看人看事简单化，红白不分。把右派份子一贯活动当成个人主义，把严重的谈地位闹地位的人当成闹情绪，并且帮他们提意见（加一点）。 　　为什么我攻击领导我希望更换领导呢？主导思想是认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党不能领导技术。这种思想很早就被判断过，但我的思想深处存在的这种思想直到现在才挖着根。我在口头上承认党对工业的领导，党对技术的领导。但实际上是只同意党在政治上领导，技术上业务上仍然由专家和权威去领导。这种思想实质上是否定了党对技术的领导。在工业企业中间，如果党不领导业务与技术，那么党的领导不就是空的了吗？实事证明党是能领导技术的。大、中、小相结合的方针并不是专家提出来的，而是党中央提出来的。贯彻了这个方针在几个月中间取得多么伟大的成就。党不能领导技术的谬论是见不得太阳的。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我把我的成绩是次要的结论，归咎于领导不力，领导不力是业务领导不好。我的“党不能不能领导技术的思想”使我认为撤换公司专业领导是必要的。我就这样攻击与丑化了公司的领导，以实现我的想法：换懂业务的人来领导建设。 　　虽然我没有和右派份子一样公开地污蔑总工程师为总工程师，我在口头上承认了党对企业的领导，但在骨子里却是一样的货色。 　　这种思想作祟，加上骄傲自满情绪，使我不满意生产准备处的领导，与领导对抗，攻击公司的领导，结果起了右派份子向党进攻的帮凶的作用。 　　这种思想是把政治与技术对立起来。否定技术的阶级性。否定了党的领导。这是右派分子从技术方面向党进攻的方法。 　　的思想。在家庭中受到父母的疼爱，在学校里受到教师的夸奖。从小时就充满着骄傲自满情绪。家庭教育我的是自食其力，靠本领吃饭的思想。老师教给我的是要做“家”的思想。在这样的环境里生长起来的我脑袋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骄傲自满，想成“名家”。 　　参加工作以后，我受到了党和领导的重视。工作是一帆风顺的，提拔很快。这种工作环境，使我的骄傲自满更加滋长，抱住单纯技术观点不放，想成名家。冷淡的对待政治。努力读书，努力工作是为了使自己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成为“权威的学者”，我自高自大到无可比拟的程度。只愿意写文章，不翻译文章，写文章一定要有新见解才写，否则不写。自己意见总是对的，别人意见总想找些毛病，看人缺点多，看自己优点多。过分地看重个人的作用，看不见集体，看不见群众。个人与集体对立，个人与组织对立。在政治上，满足于讲几句教条，消极地对待思想改造。我就是这样一个自高自大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个人主义严重，没有工农感情。政治上的落后使我陷入右派分子的泥坑。 　　中南设计院分析个人主义有八条病症，三个罪状，一个下场。在八条病症中我有四条。这四条是：狂妄病——自高自大，目中无人，只见草木，不见森林；梦游症——单啃技术，不问政治，象梦游人，失魂丧魄；色盲症——阶级观点，十分模糊，红白不分，有乳便是娘；疯狗症——个人主义，不能满足，对党不满，到处乱咬。三个罪状中我占了一个：与党闹对立，样样看不惯，处处闹别扭。这样发展到严重的时候，只有一个下场，就是滚进敌人和右派的泥坑。而我已经开始陷入这个泥坑。如果不是党挽救了我，我将愈陷愈深。 　　我自己过去消极对待思想改造，不愿放弃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总认为个人主义没有什么。回想起来我在去年所犯的严重错误，使我毛骨悚然，不寒而栗。 　　知识份子不改造思想，不争取当左派，仍然坚持反动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立场，实际上是和右派份子站在一条线上，我的错误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我以前常常以工作负责，积极而自慰。我认为我那样就算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际上，在我思想深处充满着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想藉社会主义建设成名。骄傲自大，自以为是，看不起群众。不是把自己放在群众之中而是放在群众之上，尾巴翘得高高的，看不起任何人。这实际上是三心二意，而不是全心全意。 　　我的错误对我是一个最痛心而又最深刻的教训。先专后红或者是只专不红都是行不通的死路。从思想本质来看“先专后红”或者“只专不红”实质上是个人主义的名利观点。从我错误的教训来看，要不要红，争取不争取红就是要不要社会主义的道路的问题。 　　这些年来，自以为是跟着党走，自以为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反右斗争，通过对自己一系列的错误的回忆和分析，实质上我是三心二意。在大风浪中，我跟着右派分子走了。 　　回顾我所犯的严重错误，辜负了党对我的爱护和信任，如果没有党的领导，我这样的知识份子不能得到这样的信任和重用。无论在武钢或是在鞍钢，党都交给了我重要的责任，给我放在重要的岗位上。但我的错误右派言行完全辜负了党对我的信任。我痛心，惭愧，痛恨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痛恨我以往所犯的严重错误。我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全体同志对我的爱护。我决心坚决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决裂，深刻批判我的错误右派言行。我要重新做人，痛改前非，努力改造思想，真正地脱胎换骨，成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我诚恳的要求领导上对我所犯的严重错误予以应得的处分，这样也好使我能安心些，减轻我内心责罚的痛苦。 　　这种思想是个人主义的发展。只专不红的思想发展成为技术至上论。认为只有专家才能领导技术。对内行的领导如果技术上认为不够专还不同意，何况外行来领导内行呢？这就是我否认党直接领导技术的思想根源。 　　我的“好名”骄傲自满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一种。这种个人主义貌似清高，实则污浊无比。表面上看，不计较待遇，不计较享受，实际上所计较的却是更高的名誉。而名誉和地位实际上是一回事。这种个人主义不计较眼前的小的利益，而所要的是更大更远的个人利益。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我抱住了单纯技术观点。只有搞技术才可以变身，成名。 　　单纯技术观点使人失去了灵魂。技术是要为阶级服务的。单纯技术观点使人脱离了政治，丧失了立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就使单纯技术观点的人离开了社会主义。 　　我以前跟着党走社会主义的路，那时只是大家都走，我也跟着走。不是全心全意，而是三心二意。在去年的大风浪中，知识分子队伍起了分化，由于我的资产阶级立场，政治上失去了灵魂，使我跟着右派分子走了。 　　单纯技术观点的人就是行尸走肉，没有灵魂。政治嗅觉不灵，不辨香花与毒草。对漆来哲的反动之论，不闻其臭。把他恶毒向党进攻的檄文看成为一般的牢骚和不满。 　　从上面的事实和我的思想情况的发展中可以看出我的思想的实质。我的主导思想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名利观点，成名思想。我的单纯技术观点，长期忽视政治就是这样产生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知识分子，苟有一得，即沾沾自喜，自以为了不起，目空一切，这就是我突出的骄傲自满的来源。单纯技术观点，造成了思想方法上的机械唯物论。自满使我只看到缺点，看不见优点，觉得一切都是自己好。思想上的机械唯物论使我只见草木，不见森林，以点代面，以个别代全体。我只从技术上看缺点，不从政治上看缺点，于是大惊小怪，夸大缺点。由于我个人主义思想，怕妨碍了我的成名成家，不满领导，攻击领导。把一切缺点归咎于业务领导不力。实质上就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表面上承认党的领导，实质上是要党放弃党对技术的领导，由专家和内行来领导。个人主义也表现为本位主义，本位主义表现为保守思想。当保守思想受到攻击时即大为不满，不分是非，大肆攻击。在右派分子向党大进攻时，由于我政治上失魂丧魄，严重的色盲症，右派分子的言论臭味相投，于是我就被右派分子牵走了。 　　 张寿荣 ## 思想检查 　　写了上次思想检查之后，感觉到许多问题仍然认识不清。为什么我这样容易为右派言论引起共鸣？为什么这样容易追随右派分子？为什么长期以来在“红”与“专”的问题上得不到解决？这一切都不能归咎于客观原因，主要的要归咎于我的思想根源。 　　谢厂长的启发和几天来自己的回忆检查，我感觉到我所以犯了这样大的错误主要是立场有问题。解放几年来虽然自己认为是跟着党走社会主义的路，但自己原来的阶级立场并没有改变，思想上插的仍然是白旗。所以在大鸣大放期间，右派分子大肆进攻时，右派分子言论很快就在我这里找到了市场。我的资产阶级思想使我和右派分子看法很快趋于一致，于是也放出了右派言论。我就这样不加分析地投了右派分子的赞成票。 　　回想起来，在许多问题上我的阶级立场是不正确的，缺乏工农的阶级感情。在对待漆来哲的问题上就犯了大错误，盲目地相信了右派分子的花言巧语。在他放出毒草之后，我只感觉到他是计较个人利益，牢骚满腹，一直没有把他当右派对待。在工作上不敢信任他，但在政治上并不认识他的真面目。在这次反右斗争中，对漆来哲的反动言行十分愤恨，但我和他的斗争却是无力的。这一切都表明了我的阶级立场不对，缺乏工农感情，对右派分子阶级仇恨不够强烈。 　　解放几年来我也经历了历次的政治运动。但我没有认真地参加政治运动，争取在运动中磨练自己，所以政治觉悟提高很慢，思想愈来愈落后。 　　在历年来的政治运动中，由于我所持的态度都没有犯过根本性的错误，自己在思想上也背了一个包袱，觉得我虽然不问政治，但并不曾犯错误，这样以来，我更加消极地对待思想改造。 　　在鞍钢工作的几年中，比较接近的人都是些思想不开展，有单纯技术观点的人。我和庄镇恶最好，庄镇恶是单纯技术观点最严重的人。陈名铨思想一向落后，我只看到他的才，和他非常好，对他政治上的落后不当做严重的缺点看待。这一切都表明了我的思想深处与他们是相同的。对于政治上进步的人接触不多，也不主动的要求组织帮助。只谈业务不谈政治，使我这些年来思想未得到改造。 　　在向鞍钢炼铁厂提调干部名单时，我也只重才，不从政治上考虑。我向鞍钢指名要任蒿菴，任蒿菴是历史反革命分子，我当时不清楚，也不想了解，只看到他的才。直到去年秋天才开始提名要张世良来。这一切都说明我的立场和阶级感情有多么严重的问题。 　　由于我思想的深处是资产阶级思想，虽然主观上是想走社会主义的路，但也不过是个同路人。既没有工人阶级的感情，也没有工人阶级的远大目标，和党不一条心而是两条心。 　　因此，右派分子的毒草很容易在我思想里找到了市场。我对右派言论，久而不闻其臭，而我自己也放出了右派言论。 　　阶级立场问题是我犯错误的根本问题。 　　为什么我爱把武钢与鞍钢比？为什么我在比较之后就得到了武钢落后论而对公司领导有错误的看法呢？ 　　主要的问题是骄傲自满情绪。自以为了不起，眼睛朝上，尾巴翘得高高的，鞍钢老大的骄傲情绪严重。发展到最后是把个人与集体对立起来。以为自己做得对，鞍钢一切都对。这一切都促使我得到“武钢建设缺点是主要的”的结论。 　　我的骄傲自满的情绪是长期存在着的。从来没有认真地下决心去克服。到武钢之后，客观环境也助长了我骄傲情绪的进一步发展。无论在对设计的问题上，节约的问题上，骄傲情绪使别人感到我自高自大，盛气凌人。骄傲情绪助长了我的主观主义，发展而成为保守思想。 　　我一向在只专不红的问题上没有得到纠正，主要的原因是我对只专不红的危害性认识不足。以往我只专不红，不问政治，自己反而认为同样地也可以很好地为人民服务。这种情况下，我更加放松了思想改造。每次思想检查都批判不问政治，由于对只专不红的危害不认识，所以一向没有决心改。 　　整风运动反右派斗争使我从错误思想中醒悟过来。我看到了我所走的是多么危险的一条道路。这一次才使我真正地认识到为什么只专不红是一条走不通的路。实际上，思想上充满着保守思想主观主义的人也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也就不能真正的专。只专不红使我放弃了自我改造，资产阶级思想统治着我，阶级立场模糊，使我很快地中了右派分子的毒箭，成了右派分子的追随者。 　　开始整风时领导上说这是“过社会主义的关”。我听了之后没有什么体会。现在我回忆以往，分析思想，使我又惭愧又痛心又悔恨，我真正地体会到我是过社会主义的关。如果我仍然做一个同路人，我一定会被时代所抛弃。我要走社会主义的路，我要跟着共产党走。回想以往要求参加共产党，今天却犯了严重的错误，愈想愈痛心。我决心要成为左派，对以往的错误要彻底批判，以改造思想，站稳立场，使自己全心全意站到工人阶级队伍中来。 　　我要继续检查批判错误思想，我诚恳地要求组织上继续给我帮助。 　　 张寿荣7月13日 　　张寿荣的思想检查 ## 思想检查 　　1958年已经过去了，对我在过去一年中的思想和工作状况进行一次总检查是十分必要的。1958年是全民整风全胜及工农业大跃进的一年，对我的教育是极其深刻的。整风和反右斗争使我认识到我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本质，使我认识到我已经走到如何错误的道路上来。在这以前，虽然我已经走到错误的道路上，但毫不自觉，正如同俗语所说的“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感谢党对我的挽救，使我离开了泥坑，使我初步地认识到错误思想的根源，使我认识到个人主义的危害性，只专不红和先专后红的思想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实际上就是拒绝思想改造，走资本主义个人主义的道路，骄傲自大使个人和集体对立起来，最后走到脱离党的领导反党的错误的道路。 　　党对我的挽救和对我的错误采取了宽大处理使我深受感动。共产党是救我的恩人。我感觉到只有加倍努力工作，在生产战线上立功赎罪才不辜负党对我的挽救。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在高炉开工前及高炉以后的几个月中，我不分昼夜地守着高炉，我感觉到这样是我应尽的责任。 　　后来我渐渐地认识到仅仅一个人苦干是不够的，必须发动群众才能搞好生产。我这时感觉到工作方法已完全不能适应需要。实际上工作方法不对头正是说明了思想不对头。如何改变工作作风，政治挂帅，依靠群众来搞好生产的问题，使我苦恼了相当长时间，考虑很久没有找到方向。 　　党委发动的高产周放卫星的群众性运动给我很大鼓舞。我逐渐地认识到放卫星和高产运动是领导生产的方法。高产运动之后生产水平显著地提高了。长期由于生产不好使我感到负担很重，高产运动之后，心情也开朗了许多。高产运动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我在运动中受到深刻的教育，我初步地认识到党所提出的“大、洋、群”的方针是如何正确，以及只有解放思想，敢说、敢想、敢做才能不断的提高生产水平。 　　12月份党委提出来要在厂里清除一长制残余，立党委的集体领导。我这时才渐渐地明白我以前工作方法不对头，没有发挥大家力量的原因是一长制的作风的残余。以后听了党委的传达报告和参加了党委召集的一次客座会，更使我进一步明确了一长制的危害性。我自己就中了一长制的毒并受了一长制的害。 　　所谓一长制，就是把行政领导放在党的领导之上。一长制规定厂长是代表国家来管理企业的，直接对国家负责，而党委只起保证监督的作用。这实质上就是否定了党在企业中的领导。既然否定了党的领导，在企业中一长制就是经济挂帅，技术挂帅，不可能是政治挂帅。在一长制的企业里自然是政治空气稀薄，滋长了单纯业务观点及单纯技术观点。在这种条件培养出来的干部当然是只专不红的干部。 　　回想鞍钢开始推行一长制是1952年。我从1951年下半年离开现场到机关工作，1952年推行的一长制给我的思想和工作作风很大影响。我原来就有相当浓厚的单纯技术观点，一长制助长了我的单纯技术观点。一长制习惯于自上而下的发号施令，助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工作有了成绩，感觉到是自己搞得不错，渐渐地就使自己把个人和集体对立起来。在一长制的企业里日常接触到的是行政自上而下的命令，几乎感觉不到党的政治领导，所以时间久了，就感觉到党在企业里只能搞搞运动，至于搞生产则是行政的事。这也就是说，技术挂帅的思想愈来愈深，而对党在企业中的领导作用则是愈来愈模糊，甚至感觉到没有什么大作用。 　　回忆我在整风中的错误言论与我所受的一长制的毒害有密切关系。在整风运动中我认为企业中要技术挂帅，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最后以致否定了党的领导都是一长制毒害的具体表现。几年来愈来愈严重的骄傲自满，使我目空一切，只见人之短，不见人之长，对看不上眼的事物滥肆攻击。这最后使我在整风中放出一系列的毒草。 　　鞍钢反一长制的消息传来，使我头脑更清醒了一些。我想，如果我仍然在鞍钢工作，即便在反右斗争中不犯错误，在反一长制中一定会犯错误，而所犯的错误不会比刘真小，一定要被插上白旗。 　　现在我认识到，一长制是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这种制度是以资产阶级思想为基础的。对于充满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一长制显得特别吸引人。在一长制企业中工作，受一长制毒害深的人，资产阶级思想愈来愈深，脱离了党的领导，最后陷入右派的泥坑。 　　一长制与党的在企业中大搞群众运动的方针是毫不相容的。一长制助长了保守思想，助长了条件论。在一长制的企业里不是群众热火朝天地搞生产，而是少数人冷冷清清地管企业。结果是一个生产成绩步步上升，一个是生产问题重重。鞍钢炼铁厂与本溪铁厂就是最明显的对比。 　　一长制助长了干部的三风五气。使干部高高地站在群众之上，而不是在群众中的一个劳动者。使干部脱离群众。 　　反一长制残余给我极为深刻的教育，使我服了一剂清凉药比以前更清楚地认识到自己错误的根源。 　　在认识到一长制的危害之后我就想如何转变作风，改造思想。在工作中多与群众商量。以后不久，就有工人给我提意见，说我不如以前敢负责了。我感觉到确实有些困难，非右即左，要想掌握得不偏不倚确实困难。在工作中要做到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广泛接受群众意见又大胆负责确实要经过不断的努力。 　　虽然我犯了严重的错误，但党对我仍然是信任的，要我负责生产工作。对党的挽救，关怀和信任我只有努力工作，主动赎罪，加速改造思想，转变作风，早日摘下右派的帽子，使自己在政治上也来一个跃进，做到又红又专。 　　党提出来要在企业中实行“两参一改”。我热烈地拥护这一重大措施，我殷切地希望通过两参一改能使自己很好的改造思想，转变作风。我非常希望能有一段时间与工人一起劳动，在劳动中锻炼改造自己，对我受资产阶级思想和一长制毒害深的知识分子是十分必要的。 　　1958年已经过去了。在这一年中我在政治上犯了严重的错误，堕为右派，另一方面，我也受到极为深刻的教育，使我认识到我的思想本质。1959年是全国工农业更大的跃进的一年，在新的一年中我如何加快步伐，在政治上迅速前进是我自己生活中最重要的问题。 　　对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很久。我考虑我应当怎样做才使自己进步更快一些。想了很多，问题还不能完全解决。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如何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问题。参加劳动对我十分重要。通过劳动可以培养起工人阶级的感情，改造思想，转变作风。 　　第二是加强政治学习的问题。最近几日来我主观上努力抽时间学习政治。但学习不深刻，领会不透彻。今后要细致的学习政治。 　　第三是解放思想敢说敢想大胆革新的问题。只有这样，工作才能有好成绩。 　　如何使我自己很快地进步，如何具体解决上面的问题，如何使自己政治上来个跃进，最近一个时期一直留在我脑海里未能很好的解决。特别在这辞旧迎新的时刻，回忆去年，瞻望将来，愈来愈感到压力大，必须很快地进步。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也滋长了急躁情绪。但是具体如何做仍然是模糊的。因此我写了思想检查，向领导上汇报思想情况，请领导根据我的情况指出方向，帮助我早日在政治上跃进。 　　 张寿荣元月10日 ## 思想检查 　　经过大家的批判，使我更进一步认识到我的错误的严重性，和所造成的危害是多么大。感谢大家的帮助，大家的揭发和批判使我更深入地认识了我的错误的本质，使我对错误的认识提高了一步。大家以治病救人的精神来挽救我，我非常感动，我深深地体会到党的温暖，同志们的爱护。大家说的对，我和右派分子不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而是划一个等号。大家把我和钱伟岳划为一类，我认为这些分析都是恰当的。看了公布的我以前写的两篇大字报和一篇谈话，我自已为以毛骨悚然，不寒而栗。现在把我的错误思想和放出的毒草的本质加以分析。 　　我的主导思想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名利观点，好名誉，想在技术上成专家，成学者，成权威。我所走的道路是资本主义的道路。所谓资本主义的道路是为了成名，不择手段。为了个人成名而工作。是个人英雄主义。当社会主义建设与个人利益一致时，个人欲望得到满足就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当利益不一致时，即牺牲整体利益在所不顾。 　　我所采取的手段一是不要党的领导。不要党的领导表现在认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说党不能领导技术，只有内行才能领导内行。为了不要生产准备处李仁的领导而闹独立性，在各组之间活动，意思就是要把李仁赶跑。对公司领导的看法是只谈原则，不管具体，不深入下层。而且对领导大加污蔑与丑化。不要党的领导也表现在我的思想感情上。我缺乏工农感情，看不起老干部，看不起工农群众。不要党的领导也表现在阶级立场问题上，表现在使用干部上，我只重才不考虑德。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我夸大缺点，抹杀成绩，以证明党不能领导技术。我对干部的缺点丑化，是证明没有技术就不能领导。第二个手段是不顾国家利益，不管国家的方针政策，不贯彻多、快、好、省的方针，一切从个人出发，从本单位出发。我在设计上追求近代化、自动化。在计划上保守，对兄弟单位要求刻苛。这一切都证明了我的本位第一，个人第一的思想。我通过这两个手段以达到个人成名的目的。 　　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发展如此严重，与我的严重的骄傲自满有密切的关系。狂妄自大，自以为是，把个人与集体对立起来，把个人与组织对立起来。自己作的都对，别人不对。处处看别人的缺点，以显示自己高明。对任何人也看不起，不仅看不起外行，也看不起一些内行。狂妄自大，冲昏了我的头脑，使我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 　　现在我把去年放出的毒草加以分析。 　　和李志润的谈话正在公司的小整风时，刚刚开过座谈会，党委派人下来收集情况。我谈的主要内容是：一、现在许多工作上缺点很大工程质量不好，浪费很大；二、干部作风不好，特殊，以个别人代表全体说明公司没有树立正气；三、认为生产准备处的工作不起作用，应当取消抹杀生产准备处的成绩。所有这一切全是用个别缺点代表全体，说明成绩是次要的，缺点是主要的。（如举的铁山进度，土建工程质量，培训工作中的错误都是以局部的代表全体）把武钢建设说成一团糟，同时还表示了向生产准备处要闹独立性。这是我说公司成绩不是主要的开始，也是我向公司党领导攻击的开始。这次谈话中我也反映了两位同志的情况，他们不安心工作，主要的是庞大维不安心工作，所谓杨之不安心工作也是庞大维告诉我的。我替庞大维反映实际上是为他要地位。我当时所受的待遇是处级干部待遇，我说要照顾科长实际上是为庞大维说话，因为庞大维那时对待遇很有意见。我这样说既表示了自己清高，又照顾了庞大维。实际上是起了为别人向领导要待遇的作用。我为什么替庞大维讲话呢，因为他在不满李仁处长的领导上支持我，我和他气味相投。 　　我到武钢来是背着狂妄自大的包袱来的。到武钢之后，总是以鞍钢的优点来衡量武钢的缺点，只见武钢缺点不见武钢优点。这就使我到武钢虽然不久，就感觉武钢工作处处不对劲。开始是正确的提意见。而以后由于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使我把自己和党对立起来，个人与集体对立起来，使我走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与李志润的谈话正是由感觉工作不对劲走向不满、攻击领导的开始。 　　现在看来，我这篇谈话是毒素很大的。因为谈话歪曲了事实，用个别代表整体。我在这次谈话里没有谈出我对这些缺点的原因的分析。我那时已经认为公司所以有缺点是因为技术领导不力。这次谈话没有讲。我所谓技术领导不力的实质就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也就是党不能领导技术。 　　高炉外传是在去年末写的。这篇大字报的毒箭是：1、否定武钢建设的成绩；2、散布高炉58年不能开工的悲观论调；3、污蔑与丑化领导。高炉外传中说计划安排不好，焦炉质量不好，险些送了命，这一切都是否定成绩的。散布不能开工的悲观论调，开始高炉兴高采烈，但等了解到这些情况之后就垂头丧气，结果是哭得天昏地暗，地动山摇，与右派在展览会上写的对联怵目惊心，惊心动魄，与漆来哲写的惊天动地实质上相同。我丑化干部，骂方总不懂装懂，狗头医生，冒充专家建议，搞坏了质量，最后是专家解救脱险。这里就说明了不懂的外行不能领导，要由内行领导，而且对干部加以丑化。在最后我以写玉皇大帝的手法写中央部长来检查，听了土地报告，即是公司领导报告，最后把各级领导说成是“深中三大主义之害”，说各级领导什么事不管，只谈原则，不深入下层，不具体，这是对干部和党的领导的最大的污蔑。以神比领导，是说领导是牌位，不起作用。通过这篇大字报，我可以说是尽丑化、污蔑之能事，攻击了党的领导，以此向群众证明党不能领导技术，不能领导工业建设，以达到我向党进攻的目的。这篇文章与钱伟岳的论点是一致的。看来和右派分子写的花丛小语有同样多的毒素。漆来哲写的“三大头儿们”是露骨的攻击党，而我是含蓄的攻击党，其目的是一样的。 　　设计专栏的推销广告，是对设计工作的恶毒攻击，实质上是反对党的多、快、好、省的路线的，反对降低机械化，自动化，电气化的水平，反对降低标准，同时对设计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加以嘲笑。一方面为我的保守思想泄愤，一方面否定了设计节约的成绩。这篇文章歪曲了多、快、好、省的方针，又为自己的保守作了辩护。这是为了个人和本单位利益而否定国家利益，不执行勤俭方针的集中表现。 　　除了公布的三篇材料外，在生产准备展览会我还编审了一些稿件。其中有为焦油车间不开工叫困难的，为耐火厂叫困难的，批评计划多变影响工作的。这一些文章都有一定程度的毒素，夸大缺点，起着攻击党的领导的作用。在设计修改方面也有一些是就个别问题攻击设计院的，为保守思想辩护，不顾国家利益。 　　生产准备展览会是从生产准备方面攻击党的领导的，为该展览会帮腔。作为该展览会的编辑之一，专管设计与进度的人，负有重大的错误。 　　根据大家的揭发和我的回忆，我的右派言论除上次检查之外，还有一些。 ## 一、在否定武钢建设成绩方面 　　1、去年我带同志们参观，先看高炉，再看焦炉、耐火。使大家都能看见好的，也看到坏的。目的是向参观的领导和同志们暴露工程事故。我那时见人常常讲工程质量，既然参观当然要看一看。 　　2、对夏部长关于武钢工程的总结：“好的多，坏的也不少，性质是严重的。”结论有意见。认为应当是：“好的多，坏的也多。”目的在于夸大缺点。夏部长报告最后一部分，事故的处理没有谈，说是以后再谈。我当时有意见，认为该返工就返工，该加固就加固。我说过，夏部长对李总经理客气一些，因为李总干部大。其实这是对党的原则的歪曲，把工作看成个人问题。 　　3、平常爱讲工程质量，我讲的话给右派分子言论很大支持。不知替他们射了多少毒箭。 　　4、对58年底高炉出铁没有信心。我谈了很多次，在高炉外传中也写了。在群众中影响很大。 　　5、对生产准备规划大纲大加批评，在处务会议上说得几乎一点用也没有，实际上是否定处的成绩。 　　6、对生产准备处的边改不满。说处的领导站在边改运动之外。实际上否定了生产准备处边改的成绩。 　　7、对公司整改只对王经理的发言中生产与基建合并感觉兴趣。其他整改都感到无所谓。这种思想也是看不到成绩的一种表现。 ## 二、在否定党对技术的领导及攻击领导方面 　　1、在和陈茂立，徐芝应一起闲谈，感觉到公司总经理原则领导强，但在具体业务上抓不具体。我们认为专业经理抓不好。大家对总经理的感觉是原则多，具体少，开会原则指示，具体问题不决定。我曾说过：“总经理下决心就解决问题。汉口搬家，专家招待所交工，总经理限期完，否则撤职，结果就解决了问题。”总的意见是公司业务领导不行。实质是说党不能领导技术。 　　2、认为在企业内党是政治领导，具体工作上业务挂帅。在生产准备处处务会议上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记得当时参加会的人都同意了。要技术挂帅实质上是不要党领导技术。 　　3、我说过方总假造专家建议。我知道的有两次。一次是听工程技术处说焦炉不用耐热砼是假冒专家建议，是否确实不知道。一次是我碰到的。高炉基础浇灌前，工程技术处张力处长说，方总说专家建议砼浇灌根据冷凝，我们怀疑，和王经理一同去问专家，专家说没有建议。我对事实并未调查，随便乱说，降低领导威信。 　　4、和庞大维、石磐一起谈过，生产准备处是个过渡处，现在各组工作作不好，将来仍然是各组的事，处长不会负责的。这是对处长的攻击，也是对党组织的攻击。 　　5、对公司内各处的工作也给以不正确的评论。说各处有为工作各工作的现象。计划处只管发指标，定投资，劳资处只管调人数字，不管分配是否恰当。设计处只管画纸，不管修改设计。生产准备处仅管生产准备。这一切都是说领导不懂业务，工作搞不好。 　　6、我曾经说过武钢没有像马宾那样的经理，怕搞不好。也感觉到公司内没有有名望的专家。有人说武钢的领导干部要由上至下从鞍钢换一套来，我也同意这种说法。我说过，现在派经理去鞍山实习，不如和鞍钢的经理对调，也很方便。 　　7、焦化厂去到外地搞煤，拖了很久走不了。我就说，我们去矿山要矿石找赵经理一说就解决了，找李处长没有用。这是对处的领导的攻击。 　　8、听李总经理做报告，我就说过原则很强，只是不具体，没有用处。这种思想实质是要技术挂帅。 　　9、去年研究办技术刊物时，我说过技术资料不一定要发给领导干部，因为不懂技术，没有用。这种思想也就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一种表现。 　　10、漆来哲检举说我曾在学习会上说过“老干部要高官厚禄养起来。”我已记不起来。但根据思想分析，这种思想是存在的。因为我否定了党对技术的领导，老干部当然要下台的。我这种思想与钱伟岳的党不能领导技术的思想是相同的。 ## 三、在干部使用方面 　　1、向鞍山多次要过任蒿菴、葛庭敏。韩树人是鞍钢要顶机械师调来，我们不同意，并不曾要过。我为了要任蒿菴曾通过干部处要了多次。要的时候李处长虽然知道，但名单是我提的，对人的情况他并不了解。我曾给杨来鹏写信要他设法调任蒿菴，但并未直接给任蒿菴写过信。所以不写信，是为了鞍钢非常讨厌直接搞人员，并不是不想写。周尉回鞍山时给杨来鹏带了信，拖周尉转告任蒿菴，请求来武钢。 　　从这里检查，我对干部的使用只看工作能力，不看政治。去年指名向鞍山要的人全是以技术为标准要来的。去年赵经理去鞍山时指名要了三个人，杨来鹏、任蒿菴、葛庭敏。其中两名是右派。 　　在武钢调的两个人，全是政治上落后的人。我使用干部同右派分子只重才不重德的作法是一致的。 　　2、对漆来哲一贯的反党言论置之不理，一概以个人情绪看待，原因是我自己立场是资产阶级立场，当然看不出来。 　　3、55年在鞍钢时曾和谢厂长谈过派出国的人员要理论基础高一些，学习收获才大。谢学新的揭发我认为从思想上看是对的。我的确以往只重技术、文化。认为如果向深里培养一定要大学生。我记得好像在鞍钢说过，鞍钢出国实习自己挑人就注意一些，挑了徐矩良。对武钢就不肯再挑几个。实质上这是重才不重德的思想。 　　4、看不起高职学生。瓦斯技师向鞍山要了几次，只同意给工长，又感到国外的金世斌理论不够。以后漆来哲要来，就同意他来，我当时知道他从前消极怠工，但听了几句好话就同意他来。可见红白不分，一点原则也没有。 　　此外，在保守思想，骄傲自满，主观不相信群众方面，大家都揭发了很多，不一一详述。我在这方面的表现是枚不胜举的。 　　分析起来，我所放出的右派言论联系起来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夸大建设中的缺点，说缺点是主要的，成绩是次要的。二、把工作中的缺点归咎于领导不好，看不起，不服从，攻击、谩骂、污蔑以至于丑化领导。三、为什么领导搞不好呢？是因为缺乏业务领导技术领导的关系。由此而得到结论是不要党领导技术，只承认党空头的政治领导。事实上是要否定党的领导。这就是右派向党进攻的毒箭。 　　这些右派言论的根源是什么呢？大家分析过了，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名利观点发展到极端的结果。成名的方法，我采取的是资本主义的道路。所谓资本主义的道路是为了成名，不择手段。是为了个人成名而工作，是个人英雄主义。当社会主义建设与个人利益一致时，欲望得到满足就能够做社会主义的同路人。当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矛盾时，就会牺牲整体利益以达到个人目的。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剥削阶级思想意识的表现。 　　个人英雄主义发展到极端严重的地步是我走向右派的主要原因之一。狂妄自大，目空一切，把个人与集体对立起来，把个人与组织对立起来。我看不起领导，自以为高明，对任何人任何事都妄加批评。到最后使我走到与党对立，反党的道路。 　　高炉是我成名成家的本钱。我爱高炉如同资本家爱他的工厂，强盗爱他的枪一样。我是依靠了高炉发家，今后仍要依靠高炉成“名”成“家”，我对高炉的利益维护备至。为了达到个人主义的要求不惜使用任何手段，不顾整体利益，来保护高炉。 　　在鞍山时就非常严重。我专管二组高炉，无论在原料使用上人员上都要占先，以便使二组高炉成先进单位，我也可以先进。我在这些高炉搞些试验，以便为自己著书立说找基础。曾经为了烧结矿的问题和选矿厂纠纷了几次。有时硬不同意烧结检修。有时烧结多了，硬不加烧结矿，使烧结厂到处告状。为烧结矿发过不少牢骚。 　　在鞍山时骄傲自满情绪就很严重。在技术问题上不尊重领导。自己认为对的就不按领导意见执行。不仅看不起外行，也看不起内行。我那时就有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思想。 　　到武钢后首先审查设计。在审查时提出要求，唯恐其不是世界最新，世界最高。其目的也是为了我将来也可以成为世界最新和最高。 　　其后到生产准备处工作，提了些意见，处长意见不同，他一方面伤了我骄傲自大的自尊心，一方面有损于我的利益，于是意见愈来愈大，而至对立。 　　在这种情况下，他伤了我，我也看不起他。我背后攻击，当面顶嘴。以后干脆到不要领导，直接越级而上。我认为这个处不解决问题，妨碍工作，希望取消这个处。当时有些人同意这个意见。于是大家一致，看法一致。目的就是要把李仁赶走，各厂的筹备组独立。 　　到公司以后，由于是背着骄傲自满的包袱来的，在很多问题上只看到缺点，看不到成绩。开始我为了搞好工作，曾向公司领导提了一些意见，有一部分也解决了。公司领导很重视，自己也满意。由于我狂妄自大，发展到公司一切都感觉到缺点多，成绩少。以后意见愈来愈多，要求也太多，也不能一下子都解决，我就开始对公司领导不满。 　　个人英雄主义的人逞能干，好居功。有一点成绩，即盛气凌人，不可一世。骄傲自满好为人师，总想爬在别人头上，而不受别人指挥。我狂妄自大，看不起李仁，但他又和我老有顶撞。他也有些自以为是的毛病，凑在一起，我就在背后说他：“又不懂又不虚心学，一点办法都没有。”“这种处长有没有一样，反正他管不了。”为了我达到自己的愿望，不管党组织的纪律性，不要领导了。可以说不择手段，只是希望早由他的管理下独立起来。 　　我和生产准备处争执最大的是搞不搞基建工作（即甲方工作）的问题。生准处认为不要搞，我主张要搞。原因是不搞就不能取得施工中的经验，我为了成“家”，一定要搞才会为个人获取更多的经验和技术。另外，好为将来个人工作准备些好条件。我想抓基建工作而生准处不同意，双方矛盾很大。我当面和背后都说，生准处是过渡处，反正将来生产好坏他们不管，对领导进行污蔑。 　　在这里政治和技术是不能分开的。为了成名搞技术，到一定程度就要抓技术领导，只有抓了技术领导才能达到个人主义。在鞍钢不问政治，因为我那时个人主义已得到满足，只搞技术就可以，所以仅仅表现为单纯技术观点，骄傲自满。到武钢以后，自己的打算不能如愿，就想抓技术领导。这就是资本主义的道路，为了满足个人主义，不择手段。 　　要抓施工质量监督，要抓甲方工作，我喊了不知多少次。为了好抓起来甲方工作，我向公司提干部名单。我主张机构在精不在多，我就单纯从技术的观点上挑了三个人，通过赵经理向鞍山要，要抓施工领导就要有足够的力量。我对力量的看法是技术力量。我与杨来鹏通信，要他快来，要他带一批人来，都是从抓甲方工作出发。 　　我愿望达不到开始对领导不满，说生准处不愿意各组独立。说公司领导怕管理麻烦。一系列的牢骚、抱怨。 　　我到武钢之后，在自满情绪的支配下，以鞍钢的优点来衡量武钢的缺点，只见坏的，不见好的，已经有一个武钢一切都落后的论调。我有不满情绪之后，更加只谈缺点，不谈优点。无论在会议上，在学习会发言中，在背后，都强调缺点。我目的在于耸人听闻，使别人得到印象，只有抓技术领导才解决问题。而抓技术领导是我个人成名的需要。凡是对高炉开工不利的，我会有意见。我说条件有利，事在人为，就是说，如果让技术挂了帅问题就解决了。我和李志润谈缺点的目的就是要公司以技术为纲，最后我说生准处要取消是我的目的。 　　为了个人利益，我对高炉开工条件要求甚严。我吵得最厉害的是焦炉开工进度问题。我也想让烧结选矿提前，最后看办不到，就专门要焦炉早开。为开工进度，我在公司的大、小会议上争了多次。最后目的未达到，心里十分不满，有机会就讲困难，说高炉生产没有保障。为什么焦炉提前不了，主要施工单位有困难，不同意。我就发施工单位的牢骚以及施工领导的牢骚。 　　个人主义出发的种种愿望达不到，对公司领导不满。说公司领导抓不了技术，不懂技术，认为公司要加强技术领导。我用各项缺点来证明不抓技术领导搞不了建设。我这种说法就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将缺点归于领导就是要证明领导不搞技术不行。我背后讲总经理不具体，光原则，中层干部不称职都是为了证明要内行来领导。如果内行领导，我抓高炉建设的技术领导一定会实现的。我幻想鞍钢调来经理领导，因为鞍钢来的经理一抓技术自己一定也会得到些好处。我因为抓不到技术领导而说工作不好作。我甚至想：“在武钢真不如在鞍钢，在鞍钢可以搞出些成绩来，来武钢什么也搞不出来。” 　　我的个人主义使我把高炉看成看家的本钱，成名的手段。为维护其利益，不惜不顾上级的原则。在修改设计中就表现出严重的本位主义，不怕是一丝一点，只要有些影响，说破了嘴也不同意。为了达到目的，用各种办法证明不能节约。不仅高炉本身如此，对炼有关的其他问题也不同意。最后修改了，于是牢骚满腹，严重不满，一有机会就攻击设计院。我不同意而改了，也伤了我的个人英雄主义，打击了我的自满情绪，当然和设计院就处处合不来了。 　　个人主义得不到满足，发展而为对公司一切都不满。所以就夸大缺点，抹杀优点。个人主义使自己的头脑发热，即便看到了这么多优点，也视若无睹。夏部长的结论与我看法不合，我就不仝意。我把缺点归于领导，攻击领导，说领导不行，最后在极端不满情绪促使之下使我污蔑以致丑化领导。其目的不外在于说外行领导不了内行，党不能领导技术，要内行领导，以达到个人主义的想法。 　　回想写高炉外传时就是这种情绪。为攻击领导夸大缺点是不择手段，以致大加丑化。那篇大字报就是我攻击党的领导反党的领导的集中表现。 　　在大鸣大放期间，我的情绪用疯狗症来形容是十分恰当的，是对党不满，到处乱咬。我站在资产阶级右派的立场上，凡是对公司的缺点攻击，攻击党的领导的右派言论我都起共鸣，而加以支持。有人在讲公司某些领导干部的缺点，我就支持，并鼓励写大字报，如宗盛梅说劳资处内处长互相提拔，我就如果是真的，你可以揭发。如对右派漆来哲写的“三大头儿们”，我感到是发牢骚，但也起了共鸣，而帮他写。在开始整风时，去动力师联系工作，动力师里的人正在议论公司整改无决心。有人说：“要向中央写信，报告质量事故。”我当时也起了共鸣，虽然未公开支持，但内心里是同意的。 　　我听了魏、王经理的发言，对他们的整改，我只有一个意见支持，就是甲、乙方合并。其他边改我都不加评论？为什么不评论？因为不合自己的思想框框。 　　右派陈炳绪办的武钢建设展览会，我是无条件的支持。他向我讲焦化和耐火事故如何如何，方总如何不处理，如何不重质量。又讲：“高炉将来这样的质量，你们同意不同意？你不同意你就向公司提意见。”又说：“提意见就向总经理提，向司令部开炮，向别的人提没有用。”看了展览会后他还说：“你们同意不同意我们的展览会，同意的话你们要多支持。”他还就焦化配煤缶事故，对萨维斯基专家大加污蔑，说专家也不重视质量。好在我对专家的看法还没有错误，未相信他的话。他向我说的话，我基本上信以为真，只是没有完全按他的话做，支持他写文章，攻击专家等等。 　　我那时情绪是一种疯狗症的丧心病狂的右派分子的情绪，把一切毒草都看成香花。对右派言论加以附合，有一些时候，我就说“对呀！”，“重要”。为他们帮腔。 　　回忆以往我的思想变化，我就是这样由个人主义名利思想发展而为个人主义的野心家，不择手段，以取名利。 　　我在各方面的保守思想，如对成本计划及修改设计等等方面的表现都是这一个思想根源。 　　结合上面分析，我是一个站在资产阶级立场的名利思想严重的极端个人主义的野心家。狂妄自大，目空一切。由不满领导，发展而为攻击领导，而走向反党的道路。 　　我和漆来哲的不同是向党进攻的方法不同。我是由技术方面向党要“名”，达不到愿望，而走向反党，最后陷入右派泥坑。 　　我的个人主义使我不愿意放弃资产阶级立场。为什么我主张“先专后红”甚至“只专不红”呢？那就是说我要专不要红。专了就有了向党要名的本钱。靠本领吃饭发展而为技术至上主义，最后只有一个下场，即成为右派。 　　用上面说的主导思想来分析我的右派言行是完全可以贯串起来的。我的资产阶级立场解放这些年来未得到改造，所以直到这次反右斗争，立场仍在摇摆，与资产阶级右派思想上藕断丝连。 　　为什么我说缺点是主要的，为什么我攻击丑化领导，为什么我否定党对技术的领导？因原因就是当个人目的达不到时，对党不满，即和疯狗一样向党进攻。为什么我对58年高炉开工十分悲观？因为在右派分子的眼里，社会主义前途是黑暗的。我的思想使我带了黑色眼镜，所以我就得了这样的结论。 　　用中央设计院所提出来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病症中的四条狂妄症、梦游症、色盲症、疯狗症来对照我以往言行完全可以得到证明。我犯了第一条罪状：“与党闹对立，样样看不惯，处处闹别扭。”结果就走上反党的道路。 　　为什么我在用人上和那些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人相投呢？主要是物以类聚，就看中了他们。自己脑子里的资产阶级思想使我认毒草为香花。漆来哲的言论我认为是闹情绪。他写的大字报我也只认为是牢骚，而代为抄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 　　思想上充满着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他的一言一行都表示出他是右派，无论如何伪装都伪装不住。 　　我以前所走的道路是一条资本主义道路。个人主义发展到最最就只有一个下场，堕落为右派。 　　按毛主席的六条标准来衡量，我的错误第一，不是加强而是削弱党的领导；第二，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放的毒草，完全是右派言论。我实质上是站在右派立场向党进攻。我已经堕入了右派的泥坑。我已经离开了工人阶级的队伍，如果不是党的挽救，我将愈走愈远，愈陷愈深。 　　我的错误是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严重的教训。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想改造思想，不争取当左派，仍然坚持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追求名利，实际上是和右派分子在一条线上，一定要成为右派。以前满足处于“中间路线”的人，从事实上看到没有中间路线，非左即右。要不要红，想不想当左派就是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 　　我所以能认识错误，不致愈陷愈深，完全蒙了党的挽救。同志们的批判使我思想认识得到提高，看到了实质。党对我的培养和爱护我没有言语可以形容是多么大多么温暖。我的错误使我背叛了人民，对不起党和人民。我痛心，悔恨无法形容。我要痛改前非，重新作人。我一定要走社会主义的路，改造思想，脱骨换胎，作一个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对我的错误要求领导上予以严格的处分。 　　 张寿荣 　　我的主导思想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名利观点，好名誉，想在技术上成专家，成学者，成权威。我所走的道路是资本主义的道路。所谓资本主义的道路是为了成名，不择手段。为了个人成名而工作，是个人英雄主义。当社会主义建设与个人利益一致时，个人欲望得到满足就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当利益不一致时，即牺牲整体利益在所不顾。 　　我所采取的手段一是不要党的领导。不要党的领导表现在认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说党不能领导技术，只有内行才能领导内行。为了不要生产准备处李仁的领导而闹独立性，在各组之间活动，意思就是要把李仁赶跑。对公司领导的看法是只谈原则，不管具体，不深入下层。而且对领导大加污蔑和丑化。不要党的领导也表现在我的思想感情上。我缺乏工农感情，看不起老干部，看不起工农群众。不要党的领导也表现在阶级立场问题上，表现在使用干部上，我只重才不考虑德。为了达到不要党的领导的目的，我夸大缺点，抹杀成绩，以证明党不能领导技术。我对干部的缺点丑化，是证明没有技术就不能领导。第二个手段是不顾国家利益，不管国家的方针政策，不贯彻多、快、好、省的方针，一切从个人出发，从本单位出发。我在设计上追求近代化，自动化。在计划上保守，对兄弟单位要求刻苛，这一切都证明了我的本位第一，各人第一。我通过这两个手段以达到个人成名的目的。 　　高炉外传中说计划安排不好，焦炉质量不好，险些送了命。这一切都是否定成绩的。散布悲观论调，开始高炉兴高采烈，但等到了解到这些情况之后就垂头丧气，最后只好痛哭。结果是哭得天昏地暗地动山摇，与右派在展览会上写的对联怵目惊心，惊心动魄，与漆来哲的惊天动地实质上相同。我丑化干部，骂方总不懂装懂狗头医生，冒充专家建议，搞坏了质量，最后是专家解救脱险。这里就说明了不懂的外行不能领导，要由内行领导，而且对干部加以丑化。在最后我以写玉皇大帝的手法写中央部长来检查，听听土地报报告，即是公司领导报告，最后把各级领导说成是三大主义中毒很深的。说各级领导什么事不管，只谈原则，不深入下层，不具体。这是对干部和党的领导最大的污蔑，以神比领导，是说领导是牌位，不起作用的。通过这篇大字报，我可以说是尽丑化，污蔑之能事，攻击了党的领导，以此向群众证明党不能领导技术，不能领导工业建设，以达到我向党进攻的目的。 　　这篇文章与钱伟岳的论点是一致的。看来和右派分子写的花丛小语同样多的毒素。漆来哲的三大头儿们是露骨的攻击党，而我是全含蓄的攻击党，其目的是一样的。 　　我在当时感觉到技术在别人领导之下不能完全随心所欲。我觉得不利于我成名。所谓不能如意是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不愿意受工人阶级思想的领导。我当时走的是资本主义的道路，成名。在向这条路上走时就感到党的领导不利于我的技术发展。把党的领导看成绊脚石。我于是想搬开党的领导，想不走社会主义的路，走资本主义的路。我的目的，是要换班子，要技术人员上台。也就是要专家领导工业。 　　我的个人主义向成家成名发展。我要成为钢铁技术上的权威，执其牛耳。向进一步看就是执工业技术的牛耳。（钢铁是工业中的重工业的中心） 　　按毛主席的六条标准来衡量，我的错误一，不是加强而是削弱党的领导，二，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放的毒草，完全是右派言论，我实质上是站在右派立场向党进攻。我已经离开了工人阶级的队伍，如果不是党的挽救，我将愈走愈远，愈陷愈深。 　　在大鸣大放期间，我的情绪用疯狗症来形容是十分恰当的。是“对党不满，到处乱咬”。我站在资产阶级右派的立场上，凡是对公司的缺点攻击，攻击党的领导的右派言论我都起共鸣，而且加以支持。有人在讲公司的缺点，我就支持，并鼓励写大字报如小宗说劳资处内处长互相提拔，我说，如果是真的，你可以揭发，如对右派漆来哲的三大头儿，我感到牢骚，但也起了共鸣，而帮他写。在开始整风时，去动力师联系工作，动力师里的人正在议论公司整改要决心。有人说：“要向中央写信，报告质量事故”。我当时也起了共鸣，虽然未公开支持，但内心里是同意的。 　　我听了魏、王经理的发言，对他们的整改，我只有一个意见支持，就是甲、乙方合并。其他边改我都未加评论。为什么不评论？因为不合自己的思想框框。 　　右派陈炳枢办的建展会，我是无条件的支持。他向我讲焦化和耐火事故如何如何，方总如何不处理，如何不重质量。又讲“你们高炉将来这样的质量你们同意不同意？你不同意你就向公司提意见。”又说“提意见就向总经理提，向司令部开炮，向别的人提没有用。”看了展览会后他还说：“你们同意不同意我的展览会，同意的话你们要多支持。”他还对焦化配煤缶事故，对萨为斯基大加污蔑，说专家也不管质量。他的话我信以为真，只是没有完全按他的话做，支持他写文章，攻击专家等等。 　　我那时情绪是一种疯狗症的丧心病狂的右派分子的情绪，把一切毒草都看成香花。对右派言论加以附合，有一些我就说“对呀”“重要”，为他们帮腔。 　　公司内有只为工作而工作的现象，劳资处只管调人数字，不管分配是否适合。设计处只管几张图纸，修改设计不管。公司领导到鞍山实习要换一个人来，工作领导也要和鞍钢调。 　　武钢没有像马宾那样的经理，怕搞不好。像顾工程师也没有名望，武钢要由领导到下部换一套来。（徐艺应） 　　焦化讨论煤。问王汝源走了没有，找赵经理一说就解决了，找李处长没有用。 　　重点人员登记表 　　 　　 姓名 张寿荣 性别 男 年龄 30 民族 汉 原名 张寿荣 家庭出身 小资产阶级 个人成份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现有职务 工程师 工龄 ----- 籍贯 河北定县 现住址 -- 参加过何种进步组织 -- 问题性质 现是右派分子，有海外关系 参加过何种反动团体及封建会门？ -- 历史上有那些重大问题及结论？ 在肃--反运动中受过审查未作出任何结论 　　填表单位： 　　1960年 月 　　 　　 个人简历 1939.8.~45.7. 山东省立济南中学 1945.10.~46.10. 天津私立工商学院土木系 1946.10.~49.7. 天津北洋大学冶金系 1949.7.~49.8. 北京高等学校毕业生学习团 1949.9.~50.3. 鞍钢炼铁厂见习技术员 1950.4.~52.3. 鞍钢炼铁厂技术员 1952.4.~ 鞍钢炼铁厂生产计划科长助理工程师 社会关系 父：张惠承，山东省济南银行学校副校长 舅父：陈功铁，国民党上校军官现在台湾 表弟：蒋春光，国民党海军军校学生，现去台湾（民主补课交待） 备注 -- 　　· 来源： 　　根据文件原件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