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省人委整风领导小组关于以王卓如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的报告

　　<(王卓如)>

　　编者按：山东省人委从一九五八年四月下旬到八月下旬，在整风补课中揭发出一个以王卓如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三日山东省委对这个反党集团提出了处理意见。确定王卓如(省委常委，省人委常务副省长)、张耀曾(省委候补委员、财贸部副部长)、郭士毅(省人委计委副主任)为极右分子，开除党籍；袁子扬(省委委员、省人委副省长)、续中一(省人委财政厅厅长)、曹戎(省人委计委副主任)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中央同意山东省委对王卓如右派反党集团的处理意见。

　　山东省人委整风领导小组根据山东省委指示，自一九五八年四月下旬以来，连续召开了各厅、局党组书记参加的整风会议，各厅、局同时召开了党员干部参加的整风会议，以大揭盖的方式对领导干部实行整风重点补课。通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法，从揭发批判王卓如包庇极右分子郭士毅问题开始，进而揭发了以王卓如(省委常委、省人委常务副省长)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这个反党集团除王卓如以外，还有袁子扬(省委委员、副省长)张耀曾(省委候补委员、财贸部副部长)郭士毅(省计委副主任)续中一(财政厅厅长)曹戎(省计委副主任、物资供应局局长)等五人为骨干分子。他们分布在财、粮、贸、计委部门，培植了一批坏分子，排挤了一批不顺从他们的干部，并以此作为反党基地，搞独立王国。这个右派反党集团几年来一直进行着反对党、反对省委、反对社会主义的活动；他们有两本账，一本是假的，用来顶抗省委的，一本是真的，是对省委保守秘密的；他们有两套编制，两个计划，省委的决议指示他们不执行，自己另外搞一套。他们利用财、粮、贸、计划方面的权力，反对社会主义建设，阻挠、破坏工农业生产。他们的罪恶活动，已经给党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不可估计的损失，带来严重的恶果。现将主要事实报告如下：

## (一) 反党、反省委领导，插资产阶级白旗

　　这个右派反党集团的为首分子王卓如，他的反党活动由来已久。远在向明领导时期，王卓如是反党反中央闹独立王国的一员勇将，王卓如自己也承认他是“向明错误的积极支持者和执行者”，“特别在财经方面曾供给了向明不少反党反中央的炮弹”，因而取得了向明的信任和重用。王卓如自己说：在向明时期“可称工作顺利，心情舒畅”，自清算向明错误之后“是背了包袱参加省委”的。虽然新省委对王卓如在向明时期所犯错误抱着不咎既往，等待自觉的宽大态度，仍然予以信任重用，但王卓如对省委则在“思想上存在一定的距离”，“不是同心协力”，而是“离心离德”，由猜忌怀疑以至发展到公开顶抗。对新省委为贯彻执行中央方针路线的一切措施，总是抱着消极怠工和反对的态度。

　　王卓如是省委常委，省人委常务副省长，除掌握省人委全盘日常工作外，还分工负责计划、财、粮、贸各部门的领导。几年来他是利用这一分工领导的职权，依靠反党集团的亲信部下，和省委分庭抗礼，根本不听省委的话，公开反对省委领导，抗拒省委的决议和指示。省委通过的工农业生产计划，他们不研究执行，却是背着省委去另搞一套计划，另提一种指标数字。他们认为省委提出的数字是“号召数”、“政治数”，可以不执行的，而王副省长提出的才是“实际数”。他们只听王卓如的话，不听省委的话。袁子扬说：“党委领导是一句空话，而财贸工作是实打实的。”省委负责人传达的任务数字，只要王副省长“不知道”，王副省长不点头的可以不听。省委通过的整编方案，要求财贸系统以革命精神实行全面整编，精简人员，充实生产。王卓如却说“革命只能向前，不能向后”，拒不执行省委意见，另搞一套编制。郭士毅还想和省委平行下达编制方案。省委要求财政方面增加工农业基建投资，该办而可办者，应积极办，不要造成财政节余。王卓如等反党分子听了以后大为不满，讽刺省委这是想吃“超支饭”，“冒险饭”。为了反对省委的意见，他们竟敢制造假赤字，谎报财政开支已“三空一赤”。实际上财政却年年有节余，一九五六年节余一千七百多万元，他们却谎报说超支四百八十多万元。据统计第一个五年计划历年财政节余的总和等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工业投资总数的二倍半。他们甚至私立金库，焚毁账册，向党要权术，搞阴谋。他们对党保守秘密，讲斗争策略，把党委当外部，当外人，拒之于千里之外。他们所领导的财政厅实质上已不是共产党的财政厅，而是国民党的财政厅了。在粮食问题上，省委一再指示要统筹兼顾，全面安排，适当多给农民留一点口粮、饲料，以鼓励农民生产积极性。但王卓如等却主张“多购少销”，攻击省委是“片面群众观点”，他们并把农民的饲料地、种苜蓿种瓜菜的地都折粮定产计购，人为地增加了山东地区粮食紧张情况。由于饲料缺乏，生猪长期发展不起来，并一度下降。粮食厅还制造粮食假账，骗哄省委，在粮食紧张时将粮食扣在手里不发，加重粮食紧张。一九五六年省委召开农业积极分子大会，第一书记亲自主持，号召开展两千万亩的高额丰产田。王卓如却在紧接着召开的财、粮、贸、计划方面的干部会议上，大谈其平衡论、生产发展速度必须服从财政能力论，和省委唱对台戏，并公开诬称省委召开的会是“牛皮大会”，与会的各地干部则称王卓如主持召开的会议是消极分子会。

　　王卓如负责政府全盘日常工作，几年来从未在政府系统干部中认真传达学习中央指示和省委决议，不进行党所号召的政治运动，不引导政府干部围绕党委中心任务开展工作，发挥党的专政工具——政府工作的特殊功能。相反，他们认为中心工作是党委的事，与他们无关。他们引导政府干部和党比关系，比权力，争领导，煽动政府干部对党委的不满情绪，挑拨政府与党委的关系。对于政府如何执行党委指示，党委如何成为政府的领导核心等重要问题根本不提。相反，他们提出什么党委抓什么，人委抓什么，党委与人委如何分工等奇怪的问题，要求与党委分权。在这种指导思想影响下，使不少下级政府与党委的关系不够正常，部分政府工作人员对党委的领导存在糊涂观念，使政府工作迷失方向，缺乏政治挂帅。

　　王卓如利用其常务副省长的高位和财、粮、贸、计划的大权，在各种场合公开攻击省委的领导。刮“台风”时他们就利用“台风”，反冒进时就利用反冒进，干部有地方主义情绪时就利用地方主义，工作上出现缺点时就抓住缺点，总之利用一切时机，积极反对省委。他们这个反党集团的骨干分子，随之唱合，暗箭明枪兼施，散布流言蜚语，对省委的主要领导人舒同、谭启龙等同志评头论足，突行人身攻击，说什么“南方人会耍手腕”。他们蔑视中央的领导，和中央各部门商讨问题时，不是心靠心，据实反映情况解决问题，而是宣扬什么“一是要得多，二是吵得凶，三要会外活动”的做法，以显示其顶抗之能事。他们这种坏作风，坏意识，确实是带坏了不少干部，伤害了不少同志，在政府部门中造成了一种极不正常的风气。

　　总之，他们心目中没有党，没有省委，所有的只有他们的反党集团，只有他们的王卓如。他们千方百计攻击省委的领导，把省委贬低得不值一钱；而把王卓如抬得高高的，吹捧王卓如一贯“正确”，“有威望”，“有天才”，“有修养”，“有锻炼”，是“财经专家”。总而言之，在他们心目中，只有王卓如才能领导政府工作，要在省人委插上这面白旗，反掉省委的领导。这个右派反党集团的骨干分子张耀曾就公开的说，“省委就在省人委”。可见其反党反省委明目张胆狂妄跋扈，已达极点。

## (二)反对社会主义，阻挠破坏工农业生产建设

　　以王卓如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从他们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当然毫无兴趣，而是处心积虑找寻一切机会加以反对、阻挠和破坏。他们反对社会主义，阻挠，破坏工农业生产建设，主要是抓住财政、计划、财易这三道关卡实行拖、压、叫、顶、杀价、不给钱、造假账甚至直接破坏的办法。当一九五五年——五六年全省农业合作化如火如荼地发展势不可当的时候，王卓如等右派集团抓住贫农合作贷款这一关来阻挠合作化，他们制定了繁琐的借贷手续和贷款条件，想尽千方百计不把贷款发到贫农手里。当时合作社已全面地组织起来了，就是没有资金，贫农领不到贷款，富裕中农讥笑他们。这对当时农业合作化是起了一定的挫伤作用的。当一九五六年秋合作社出现一些缺点，农村中出现反合作化台风时，这个反党集团就成为刮台风的窝子，王卓如、袁子扬、张耀曾、郭士毅等公开叫嚣“合作化速度快了，社办大了”，“生产关系跑到生产力的前面去了”，“合作化后农民穷了，连买油盐的钱都没有了”，“农民吃不上粮食，穿不上衣服，混身露上露下”，并恶毒地污蔑“一切恶果都是合作化带来的灾难”。总之他们主张开倒车，分小社，维持单干户。同样，他们也反对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省委两次决定要王卓如负责对资改造工作，王卓如竟是“忘记了”。长期拖延对资改造工作的领导。相反，王卓如、袁子扬等对于资本家的生活、利润却倍加关心，一再叫喊说是“资本家大量垮台、蚀本、吃光”，“我们和资本家的关系太紧张了”，“对资改造太快了”，“违背了逐步改造的规律”，王卓如在资本家面前说“现在的资本家贡献大于剥削”。他们在税收工作上，市场管理上都为资本家大开方便之门。几次撤消对自由市场的管理机构，放弃对自由市场的管理领导。他们歌颂自由竞争，自由贸易，赞扬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卑视、仇视国营商业。同时他们极力赞扬资产阶级的民主，公开主张要向美国的民主学习。

　　这个反党集团把持了财贸、计划大权，凡是省委及生产业务部门所提出的有关工农业生产建设项目，只要是不合他们心意的，到了他们那里就成为难过的关卡，王卓如不点头的，就休想列上计划；即使列入计划，财政厅也不给钱，所谓“承认项目不给钱”，“当面不顶背后拤住”，这是张耀曾自鸣为反省委的斗争。“策略”，斗争“艺术”。而袁子扬则更为直接了当，公开顶抗，袁子扬说：“他们(指省委)都不懂，一顶就顶回去了。”他们反对省委参与计划财政安排，王卓如说：“书记们都出题目，我的计划怎么安排?我这个家怎么个当法?”“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没有发言权”。“谁出题目谁拿钱”。张耀曾就曾公开扬言，财政问题要“一人当家一人作主”，反对省委领导。许多有关扶助工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措施，省委决定了的，他们拒不执行。省委决定要预购小牛，赊销化肥、水车、蒙古马，补贴手工业社制造简易提水工具所受亏损，山区农民口粮适当增加，粮食包购，超产归社等重要政策，在当时对推动鼓励工农业生产、保护生产积极性、缓和党群关系都是有重大作用的，但他们都以各种理由拒不执行。更严重的是他们竟擅自决定砸毁水车当废铁，直接破坏工农业生产，打击工人生产积极性，政治影响极坏。他们宁肯把水车砸毁了也不赊销给农业社，以阻挠、破坏省委的水利建设规划。粮食厅代购地蛋种子时，则谎报运输成本。抬高售价，使农业社买不起，最后把地蛋种子当菜蔬在市场出售，以此来破坏省委播种地蛋的计划。此后粮食厅假托蚀本为由(实际上赚了钱)根本不肯经营种子。

　　在商业方面，他们不是从鼓励和服务于工农业生产出发。工商之间长期存在矛盾，省委一再召开会议，进行调查，责成财贸部门负责解决，他们总是拖延不去积极解决。他们利用收购价格的决定权，故意压低地瓜干收购价格，省委几次指示适当提高，他们都不听。由于地瓜干价格过低，农民不愿晒地瓜干，晒了的也收购不起来，以致造成地瓜大批霉烂，伤害了农民的利益。更其恶毒的是他们又把这种地瓜腐烂的责任完全归咎省委，作为攻击省委的一支毒箭，说省委“地瓜种多了”，“成了地瓜省，地瓜县”，“粮食厅成了地瓜厅了”，“烂得一塌糊涂”，“烂地瓜泛滥成灾了”，一口咬定是省委多种地瓜的要求错了，而要省委服从他们少种地瓜的错误主张。他们还压低了蚕茧收购价格，大麻收购价格，农民养了蚕、种了麻却大蚀其本，气得砍柞树，杀蚕种，使蚕丝生产至今恢复不起来。

　　这个反党集团在财贸理论上散布了一系列的资产阶级的腐朽观点，用以抵制党对财贸工作的正确指导思想。他们说什么“财政工作是一碗水”，“财贸工作的任务就是管好钱做好买卖”，“有货卖钱，有钱买货”，完全违背了党的发展生产保证供应的财贸工作方针。他们完全丢开了党的群众观点与生产观点，只有单纯的任务观点、利润观点，他们把党的群众观点生产观点与财政利润国家任务完全对立起来，他们不是以财贸工作支持生产鼓励生产，为生产服务，从全党全民最高的长远利益出发，开展工作，相反却是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的经营观点，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 (三)以王卓如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的形成及其对检查的态度

　　以王卓如为首的这一右派反党集团的形成，已有长久的历史。以王卓如自己的话来说，除了他们都存在着共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观点以外，还有他们共同的阶级基础。王卓如称之为“自在的阶级感情”，“物以类聚”。他们碰在一起均是“很快关系就搞的很密切”。王卓如说他在“思想上就喜欢这样的人”，就自然地形成反党宗派集团。事实也确是这样：这个反党集团的为首分子王卓如，出身于地主家庭，历史上曾叛党自首，写过反共宣言，土改中犯富农路线错误，向明领导山东工作时期积极参与向明反党反中央的活动。这证明，他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

　　这个反党集团的主要骨干张耀曾，也是出身于大地主恶霸家庭，他的哥哥是国民党特务，弟弟是国民党区分部书记，本人是国民党政府职员，是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在冀鲁边区时，和大叛徒邢仁甫一起进行罪恶活动。他还破坏过土改，包庇了大批反革命、坏分子。张耀曾自一九四二年起即在王卓如领导下工作，对王卓如极尽吹捧逢迎之能事。王卓如对张耀曾的政治历史情况是完全清楚的，但是，一直对张加以包庇，使张逃避了党对他的屡次的政治审查，一九四四年中央曾电示王卓如对张的政治历史问题进行审查，王欺骗中央说没有问题。一九五五年省委要审查，王卓如为张写保票说“张耀曾忠实于党，政治上可以信赖”，以致使张能够长期隐瞒他的反动身份而扶摇直上。

　　郭士毅，也是出身于地主兼资本家家庭。他一贯挥霍浪费，三反前曾贪污受贿，和私商勾结，出买经济行情，使国家蒙受巨大损失，罪该判刑。也是个阶级异己分子。王卓如对这样的分子自然是支持包庇重用，三反中保护郭过关，三反受处分后连提四职、四级，一跃而为计委副主任，成为王卓如在计委实行反党掌握大权的代理人，最后成为计委内部右派集团的头子。

　　袁子扬也是出身于没落的恶霸地主家庭，是怎样入党的，至今尚未查清。他是个一贯骄傲自大目无组织狂妄到顶的人，王卓如称他为“敢说、敢作、魄力大”的反党猛将，王卓如赏识他，共同结为反党集团这也是必然的。

　　续中一，也是一贯工作消极、对党不满的分子，曾放纵包庇反革命、坏分子多人。他是张耀曾选择而又为王卓如器重的干部，是张耀曾调离财政厅以后，把持财政厅搞反党活动的接班人。    ’

　　曹戎，是一个屡犯错误、品质恶劣的坏分子。土改中包庇地主，三反中因严重违法乱纪受撤职处分，一贯欺上压下打击报复。也是为王卓如所看中一手包庇下来并加以提拔重用的人物。

　　总之，他们都是一丘之貉，是一窝子阶级异己分子、坏分子和地主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因此相互之间，都是一见钟情，有共同的异己阶级的思想感情，猩猩惜猩猩，心心相印，互相吹捧，互相包庇。他们以王卓如为反党集团的领袖，称王卓如是“英杰”，是“有经验有威望的领导者”。王卓如也以他们为心腹，为谋士。他们从地主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出发，抱着个人野心家的欲望，共同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集团，他们在反党反社会主义方面，互相献策，各显其能，共同谋划，上下呼应。

　　伟大的整风运动开始以后，群众觉悟提高了，他们的反动本质被揭露了，但他们却不肯洗心革面向党认罪，而是实行顽抗。当郭士毅的右派面目被揭开之后，王卓如亲自出马为其辩护，声称“不希望郭士毅有问题”。并且颠倒黑白，诬称计委对郭士毅的斗争是“个人打击”。王卓如数次抗拒省委决议，拖延对郭士毅问题的揭发检查，并压制群众，封锁消息，企图一手遮天，蒙混过关。当省人委在省委坚决领导之下，揭开郭士毅右派面目并进而展开对王卓如错误斗争之后，这批反党集团分子更为恶毒地诬称这是“谭启龙对王卓如的报复”，互订攻守同盟，企图控制内部，顽抗到底。他们一再告诫为他们所掌握利用的人“说话小心”，要“一不抢先，二不落后，三不要叫大家看出包庇王卓如”，并对做具体工作的干部进行威胁利诱，要他们为这个反党集团保守机密，……可见这个右派反党集团态度极端狡猾、恶劣，这个反党集团中的郭士毅、张耀曾等至今不肯交代任何东西。

## (四)对以王卓如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骨干分子的处理意见

　　王卓如是这个右派反党集团的为首分子，是组织者与指挥者，这个反党集团的一切反党活动，都是在他直接指挥和影响下进行的。他是一个在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郭士毅是计委右派分子的头子、指挥着，是王卓如在计委掌握大权进行反党活动的忠实助手。张耀曾是王卓如篡夺财政大权，进行反党活动的心腹，历史上有严重罪恶。这三个人是党内的极右分子。

　　续中一，执行王卓如的反党意图十分坚决，并且积极策划破坏对这个右派反党集团的检查和斗争。袁子扬，他的反动言行十分突出，是这个右派反党集团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急先锋，是王卓如进行反党活动的第一把助手。曹戎和王卓如一起积极地支持包庇极右分子郭士毅，也是王卓如进行反党活动的可靠亲信。这三个人是党内的右派分子。因此，有关部门的党组和支部已分别作出决议，开除王卓如、张耀曾、郭士毅、续中一、袁子扬、曹戎的党籍，撤消他们党内外一切职务。

　　（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五)》，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