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西藏工委扩大会议关于开除反党分子白云峰的党籍的决议(摘要)

　　<(白云峰)>

　　白云峰，四十三岁，陕西韩城人，家庭出身富裕中农，本人成份学生，一九三二年入党。工委委员，历任西藏工委组织部副部长，兼直属党委书记，团西藏工委书记，自治区筹委财政处处长。现任青藏公路交通运输管理局副局长、党委第二书记和西藏公学副校长、党委书记。

　　白云峰是范明反党集团的“次帅”和“军师”。其主要反党罪恶事实如下：

　　一、从一九五二年范明反对中央对西藏的和平统一的方针，主张采取“先分治而后统一”的方针开始，六年来白云峰的政治观点、路线和范明反党的政治观点、路线是完全一致的。他把范明作为他取得各种地位的“靠山”，对范明的私话奉如圣旨，对中央、工委的重要指示长期地一贯地采取抵抗态度。他反对中央以反帝、爱国作为划分上层人士左、中、右的政治态度的标准，他和范明一样也主张不提反帝而以爱国、团结、进步作为划分政治态度的标准，他说：“团结，主要指与汉族的团结；进步，主要是赞成改革，否则就谈不上进步。有这两条才是真正的爱国”。他诬蔑党的统战政策，攻击谩骂我们在西藏几年来的工作。

　　一九五二年他积极提供意见，协助范明写出反党反中央的“关于目前西藏地区统一战线工作中几个策略问题”，并建议范不要用个人名义，要用统战部名义提交工委。一九五六年范明搞“大发展”时，白为范出谋策划，提出“必须由过去的供给财政转为建设财政”，“反对保守思想，必须把预算花出去”，“过去的编制受财政限制，今后编制不受财政限制”，“过去编制为财政服务，现在为工作需要(指“大发展”)服务”。在干部来源上，提出在藏工作的干部，可以介绍其子弟(包括其亲朋故旧)来藏参加工作；在发展藏族党员上，提出预备党员可以作介绍人，提出发展党员的“速成法”和“党外培养的时间短，党内培养的时间长”等办法(即马马虎虎吸收进来再培养——注)；在团的工作上发展青年主义，培养与支持团工委成为“独立王国”；在中央批准在藏族青年中建团以前，他和范明、梁枫合谋发展“团友”，并说“不让发展团。我发展团友”；在“大发展”时，只要团工委提出来，要啥给啥。为了保证团的系统能够随便花钱，在工作需要的借口下，还叫团工委、财政处联署颁发了一个破坏财政制度的关于团的系统经费开支的单行规定。

　　一九五六年他在北京了解了中央“九四”指示的精神之后，仍向参加八大会议的四川负责同志提出：要在四川“招收一些学生”，同时未经任何请示，告诉派到福建、广东的招生组，把招的学生送到西安。一九五七年四、五月间，在“工委忙于收缩”工作时，他私自批准了实质上是反对收缩、继续进行“大发展”的团工委一九五七年的工作计划。在实行中央的“六年不改，适当收缩”方针之后，他对中央决定的政策极为不满，当他受工委委托在后方办事处主任会议上传达这次会议的精神时，他批评经武同志根据中央指示对西藏局势所作的发言，传达了范明的歪曲、捏造的西藏情况介绍。(工委有决定，范明所谈的情况不准下达)并对他的亲信说：“范书记在这次会上，讲了很多政治情况，讲得很痛快，过去对这些情况是不了解的，受了工委的蒙蔽!”

　　二、白不仅在他们的亲信中传播与灌输他和范明的反党观点，还肆意的诬蔑中央，说“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国防工业一马当先”；“双轮双铧犁不适用于中国，造了很多，造成很大浪费”；“我国工农业的发展速度赶不上人口的发展速度”，等等。白云峰到处宣传范明“能干、敢作敢为、能写文章，敏感，做的工作比其他书记多”。同时他在干部中，主要是在他的亲信中，造谣诬蔑工委其他书记。攻击诬蔑中央领导同志和苏共领导同志。

　　三、自一九五二年初到一九五七年六月，白云峰任工委组织部副部长期间，一贯的包庇坏人，包庇反革命，打击好人。随独支进藏的干部来自一百零四个单位，成分极为复杂，其中国民党的军政人员，从排连长到师长，从三青团员、国民党员到省党部书记长(如国民党青海省党部书记长薛文波)，占了很大比例(现青管局仍有国民党校级军官三十余人，连同反革命、历史上有政治问题和违法乱纪的坏分子共三百余人，占该局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仅白云峰在这次会议中交代，他认为是坏人和政治历史不清的，就有九十八人(由他私人介绍到青管局的三十八人不计在内)。这些人的情况八年来白云峰不仅不向其他书记反映，还分配他们担任重要的领导职务(有些是根据范明的指示)。

　　他排斥工农干部，说他们“文化低，能力弱”。他排斥军队转业干部，说他们“不懂地方工作”。他喜欢“听话”的小知识分子，喜欢政治历史不清、品质作风恶劣，但是会吹、拍、捧的人。因此在白主持工委组织部工作时，长期是非党员和政治历史不清的人员管理干部工作。白云峰承认他和范明包庇的坏人和重用的旧人员旧军官在一百人以上。

　　白云峰在使用旧人员上，有他一套反党理论，他说：“旧人员历史复杂是社会原因”；这些人是好人，“在旧社会不问政治，现在也不问政治”；“好人能作坏事，坏人也能作好事”。他主张“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因此，他认为组织部门和保卫部门是对立的，“象社会部那样对待干部的政治历史问题，就把干部日塌了”!(毁了的意思——注)一九五七年整编时，大批干部内调，他和范明预谋之后，为了保存亲信，从拉萨各机关、各分工委决定内调的人员中，指名调出三十多个从西北进藏的干部，(主要是旧人员)私自介绍到青藏公路管理局工作。当时，青管局的干部不仅成分极不纯洁，而且还有很大缺额，但在范明的指示下，他把康藏公路管理局撤销后的所有干部，全部调回四川，一个也不要!为了补充缺额，他在兰州、西安两地，从西藏内调的干部中、退职的人员中、他的亲朋故旧中，以个人名义介绍了三十八人(有二十四个干部)到青管局工作，其中大部分是政治、历史不清的人员和旧军官。

　　这是包庇的一面，还有打击的一面，仅据白自己交代，除去工委书记之外，他打击的仅工委副部长以上、分工委副书记以上的干部，就有乐于泓，牙含章，王华、杜舒安(以上四人已内调)、王其梅、惠毅然、宋赞良、张平凡、刘肇功等十个同志。

　　四、白云峰利用工委组织部的职权和形式，在党的许多部门中，安置他们的亲信，培植宗派力量。为了拉拢干部，提拔亲信，不经过会议讨论，用批条子交各业务处办理的方法来提职、提级，实际上白云峰就是组织部，组织部就是白云峰。白云峰的“有求必应”，甚至“不求也应”，不仅是为了树立个人威信，而是一箭双雕——既落了个“好人”的名声，又拉拢了干部。他私自委任工委西安办事处副处长刘江霞为代理党组书记，却长期排斥另一个副处长李德明于党组之外。封官许愿，他对在日喀则分工委工作的白铭章：李天民、夏时清同志说：“你们好好干，工委有个意见，让你们当分工委委员”。他不仅歧视妇委，谩骂妇委，而且还用组织部的名义，建议工委撤销谭冠三同志兼妇委书记的职务，以梁枫代之。在他离开工委组织部去青管局工作之前，为了给梁枫争地位，私自给团中央写信说：“团西藏工委应着梁枫任书记”。

　　范明反党的宗派活动，主要依靠了白云峰的组织和策划。他为范明策划，拉拢工委委员、统战部长陈竞波，工委委员、财委书记夏仲远，他说：“陈、夏领导的部门很重要”，“范明提的问题，没有他们支持就难以通过”。在白云峰亲自动手进行“争取、团结”之下，以白为核心，由白、陈、夏组成了范明的“三关口”(组织、统战、财经)和“一流干部”来反对工委。

　　五、白云峰是“表面道貌岸然，突则卑鄙难言”的伪君子。一九五四年解决西藏党的团结问题时，他在会上慷慨激昂。他说“根本没有什么西南、西北的不团结问题，我们是党的干部，不是范明的干部”。但却私下对范明说：会议上的那些发言“是被迫才这样说的。”一九五七年对侯杰同志(原工委财经部副部长)去青藏公路交通运输管理局任副局长和党委副书记他是很不愿意的。但他认为党内也应该“耍手腕，看谁耍过谁”，“他们越排挤我们，我们越应该显得大方”。他和范明预谋之后，就劝慕生忠发一个欢迎侯杰去青管局的电报。慕生忠对白极为信任，言听计从，白对慕却是表面恭维、利用，背后打击。本来他散布的诬蔑工委负责同志和中央的流言蜚语，数量是很多的，但由于他一贯“慎言”，“心里做事”，在人们中间骗得了一个老老实实、勤勤恳恳的“好人”的印象，甚至很多被他打击过的同志，也没有怀疑是他在“挟嫌报复”。

　　西藏地区开始整风之后，白(在西藏公学工作)“为了表示自己愿意进步”，发报给工委：“要求工委将直属机关在整风中对我的意见转给我”，另一方面写信给范明，说孙作宾、孙殿才已定为右派，提醒范明“警惕”。这次会议中关于范明的“新西游记”问题刚在大字报上揭发之后，他立即从范明处要去草稿，连夜阅读，对陈竞波同志说：“新西游记是一个政治性很强的东西，如果写成后那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他在小组会上说：“写的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当揭发出“新西游记”的人物刻划部分之后，对梁选贤(工委委员，日喀则分工委书记)和陈竞波说：“这真写的坏”!对梁表示：“范明这一次真的要垮了!”埋怨范明说：“你为什么跌这样的活呀!”并为范明划策，叫他“要镇静”，“好应付过关”。范明的“新西游记”提纲被揭发后，白云峰违犯工委不准私自召开会议的规定，非法召开会议，破坏对范明反党罪恶的揭露。在牙含章和范明查对材料时，白挺身而出，猖狂地打击牙含章，包庇范明。他掩护黄琳销毁日记，黄琳为了销毁她和范明、白云峰等人来往的记录，叫白把她的日记托人带到兰州，当组织上让她交出日记时，她用一个没有写字的本子顶替，把日记本偷偷烧掉，明明两个本子的大小相差很大，白云峰却硬说黄琳托他设法带回兰州的就是这个本子。

　　白云峰的道德也极为败坏，和一些女同志的关系极不正常。

　　（白云峰多年来一直不满意党对他的使用；在进藏之前因未当上大荔地委组织部长和专员而深为不满，进藏以后因一九五二年未当上工委委员，后来未被选为“八大”代表、西藏监委委员和副书记，一九五七年收缩之后未当上工委组织部长或秘书长，因而长期对工委领导心怀不满。在他的历史问题上，是一连串的对党隐瞒和欺骗；从白在这次干部会议上对他的历史所做的交代来看，他曾长期向党隐瞒一九三五年他在韩城中学考试时，曾经写过文章骂红军捣乱，在剿共宣传队和特务谈话时说：“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等叛党行为。白曾两次与党失掉关系，并曾向剿共宣传队供出高德辉、薛何昉两个同志，一九三五年、一九三六年长时间与特务高雨亭、张子正在一块鬼混，并与张子正一块去投考伪中央军校教导团。他对西北局所做的结论一贯表示不满，他在一九五六年列席“八大”会议时，瞒着工委，私自将自己的档案带到北京，假借国华同志的名义交给中央组织部，要中组部对他的历史重作结论。并和他的亲信刘江霞(工委西安办事处副处长)互相串通包庇，叫刘将他的历史材料准备妥当，白到京后又私自发电报叫刘江霞到中央组织部为他的历史问题作证。这明显的是心怀鬼胎，有意欺骗组织。这次干部会议上被揭发后，证据确实，他还是装聋卖傻，始终不肯老实交代。）

　　白云峰在对上述错误的几次交代中，态度极不老实，一贯避重就轻，遇到关键性的问题就“记不起来了”，企图狡赖。

　　上述事实说明：白云峰是范明反党的政治路线的忠实执行者，是范明反党宗派的积极策划者和组织者，是一贯欺骗党、对党不满、长期进行反党活动的极右分子。为此，决定开除他的党籍，撤销其一切行政职务。

　　（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五)》，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