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慎之：思想汇报（第15号）

　　（何毅同志转绿化生产队党支部并转）

　　（新华社党委并国际部党支部：）

　　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1958年过去了，年底以来，我就曾一再考虑应该如何总结一下这一年对自己的意义，自己的收获与自己尚待改造的错误。

　　最近的3个除夕，都是值得我终生不忘的，1956年的除夕，我是在旅行中在新德里度过的，当时正沉浸在修正主义的思想狂热中，还自以为是在“忧国忧党”，一晚上是以“杞人忧天”的心情同一些也有严重右倾思想的同志高谈阔论中度过的，当时毫不自觉到自己已经是在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1957年的除夕，自己的错误已经经过批判，初步地清醒了过来，我一个人在空落落的办公室里沉思了一个晚上，在痛苦悔恨之余，还有着“前途茫茫不知何以自处”的消沉情绪。1958年对我的生活来说是来了一个大变化，一年12个月，有7个月是在体力劳动中度过的。纵然自己过去的生活中，也曾经历过一些艰苦风险，但是却从未参加过任何生产性的体力劳动。只是在这一年，才在十三陵和居庸关体会到体力劳动的意义，无论如何，我感到自己是有收获的。去年年终，我曾给自己算一笔账“得乎失乎”，确认自己虽然犯了错误，受了处分，但仍然是大有所得，“失去的是错误，得到的是真理”。今年年终，再算一笔账，觉得自己仍然是有所得，失去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虚幻狂谬的思想，得到的是比较明确坚定的人生观。

　　去年犯错误以后，我就曾表示愿望到劳动中来改造自己，当时正值干部下放形成高潮，报上登载有许多谈下放体会的文章，其中所谈的体会，我觉得都是我所需要的。今年11月，我已经经过了半年多的体力劳动了。在第一批的第一小队小队长唐理奎同志回社的前夕，我们曾作了一次谈话，我们两人都同意体力劳动对自己的好处是很难表达的，别人所说的都是事实，而只有自己亲身参加体力劳动，才能体会到实际的意义。对我说来，经过这劳动的一年，去年此时所曾有过的渺茫悲观的思想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了。自己觉得自己已经能够安于一辈子做一个普通劳动者，只要党有需要，人民有需要，我愿意到任何地方去做任何工作，而且愿意做他一辈子。参加革命多年以来，过去自己觉得自己未尝有什么严重的个人打算，从来也没有争过名誉地位，而总是得到党的信任与重用，因此自己以为差不多，然而殊不知自己向往于“专家”、“学者”、“天才”、“大师”的思想却从来没有受过否定，觉得一个人就应该是“如何如何”，而这却正是我犯错误的一个根源，现在我觉得，生活就应当像我目前这样而不是像我所曾经追求的那样。做一个普通劳动者是最光荣的，最高贵的，而作狂妄的追求的“真诚而愚蠢的”知识分子却如列宁所说，是“真正是毒物”。伟大的理想总是要靠平凡的劳动来完成的，因此共产主义总是具体的，不能亲手以平凡的劳动创造人民的新生活的人是没有资格谈“真理”、“理想”与“共产主义”的。我自己觉得，我现在对于一切工作可以完全“安心”，对党的命令可以完全服从，这种精神境界是我过去所没有的，是这一年来的体力劳动赐予我的。我愿意继续在体力劳动中改造和锻炼自己的人生观，去掉一切虚幻消极的情绪，而做到能够永远坚定明确、乐观地向前迈进。

　　总的来说，是有这样的收获，但是细细反省起来，我的思想与我的表现，离开党所要求于我者还远，离开我自己初去十三陵时所立下的愿望还远。我固然愿意做一个普通劳动者，但是在日常的劳动与生活中，还远没有做到以一个普通劳动者那样踏实苦干，谦虚朴素的面貌出现。在疲劳的时候，劳动马马虎虎的情况是有的。在有些时候，拼一家伙，卖弄一下的情况也是有的，而尤其经常的，是知识分子那种夸夸其谈、自以为是的作风，还严重地、大量地存在。深夜反省，想起别的同志，特别是工农同志那种朴素动人的表现，再对照一下自己那种浮躁的作风，觉得自己什么时候才能改造成为自己所理想的那样的人，具有那样真正可敬可爱的精神面貌，想着想着都会发急，但是在以后的实践中，改进还是不多。我知道这中间还是存在着在具体问题上，不肯真谦虚而是仍然自高自大的思想有关。我愿把这一次任务定为1959年自我改造的主要目标来完成，我愿望自己在1959年年终结账的时候，在这个方面能真正地有所得。

　　值得提起的是12月下旬，在公路边抬大石头的时候，我们那一个抬石组走着走着与吴普同志领导的抬石组走到一起了。他们正在抬在当时看来是最大的一块石头，我与姚昌淦一方面前去帮助、一方面却指手画脚发表了意见，认为这块石头抬不起来，即使抬起来也太费劲，不划算，不如找石匠来打碎再取。当时，吴普同志就提出不能太依赖石匠的批评，我们也就不再言语，终于一起把那块石头抬了出来。事后，吴普同志曾经向姚昌淦提出批评，认为在大家协力搞一件工作的时候，提出这样的不同意见会分散大家的注意力，妨碍任务的完成。这个意见后来由姚昌淦转告给我。检查起来，我当时的言论确实是一个错误，确实是起到吴普同志所指出的那种不好效果，而事实证明吴普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第一，石头终于起出来了，并不如我所设想的那样困难；第二，石匠能来帮助的时间很少，后来许多石头也都是自力更生取出来的。这个事实对我来说是很大的一个教训，因为它证明了我还远远没有取得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思想情感，（1）不是十分谦虚，而是自以为是，以为自己对情况判断正确，因而才发表那一通言论，殊不知恰恰是错了。（2）不是经常有意识地把自己的劳动融合到集体的劳动中去，而是还是指手画脚，有所自得不是随时都只有一个思想，同大家一起克服困难。就这两点来说，我深感自己的改造还差得很远。我常常感到有些知识分子本来不会劳动，因此一提到劳动就谦虚得不得了，但是只要稍稍干了几下，就又觉得自己很懂行，意见比一个老劳动者还多，这些地方正是暴露了知识分子的危险的浮夸的劣根性。而我自己就也有这种情况，这是值得我十分警惕的。

　　在1958年快终了的时候，中央发布了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这是一个具有伟大的理论价值与实际价值的文件。虽然文件中批判了那种对实现共产主义急于求成的情绪，然而却是更深刻地阐明了中国的、也是一般地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道路、我在12月份刚读了一遍《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深深感到中央的这个文件对马克思主义的导师们所提出伟大理想有了许多新的、具体的、来自实践的补充与发挥。这个文件本身就是党中央所提出的冲天干劲与科学分析相结合的范例。他不是使人感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比某些人想的要晩几年，而是使人感到，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更明确更具体，因而也就是更迅速了。在读完这篇文件的晚上，我曾对其中谈到的若干问题想了很久，其中有一个感想是，这一年来，对政治的关心是比过去差了，虽然自己还是尽可能仔细地读每天的报纸，对一般的情况保持相当的了解，但是对一些重大的理论原则问题，却只是各方面的论点都看看，而没有进行深入的思索。一年以前，我曾有这样的想法：今后就是劳动，但过去好钻研问题，好作玄言妙道的习惯应该早早割除为好，否则旧思想未得到完全清除，旧立场未得到完全改造，很容易又迷失方向，再犯错误。后来，果然也就不去思考研究一些报纸上争论的重大理论问题。现在看来这种倾向是危险的，我已经由左派沦落为右派了，今后要想使自己不再落后于形势，落后于历史，就必须密切地关心政治，学习中央作出的范例，来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地平线上出现的一切新事物，否则随时又可能落后于形势而犯错误。去年的严厉批判是给了我震动，但是我还只懂得了“不破不立”的道理，今后还必须懂得“不立不破”的道理。不是不断地吸收新鲜的思想，旧的根子也是很难完全清除的。这一个月，我读了一遍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觉得大开了眼界，觉得从今年3月参加劳动以来对理论政治学习已放松了，中央决议更加重了我的这种感觉。现在，在居庸关劳动，新居落成，电灯通明，条件已大有改善，我应当设法充分利用晚上的时间，好好地学习政治理论，并且认真地思考一些作为一个新中国的公民，作为一个还有志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而献身的人所必须不断关心的问题，只有力争上游，才能不落下游，在劳动上是如此，在工作上是如此，在政治思想的改造与提高上更应该是如此。

　　从12月底以来，有一个问题日益成为我心头的一个疙瘩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很好地解决，我在这里提出，请求组织上帮助。

　　我有一个大女儿，今年10岁，在小学4年级，过去6年一直在无锡老家由祖父母抚养，在老人的过分溺爱下，又由于一些我到现在还没有了解的原因，从3年级起，由一个优秀生变为一个不做作业，好逃学的学生。在情况发展比较严重以后，祖父母由于年纪太大（均过七十，且均有残疾），无法管教，而在1958年8月送来北京，初来一个月一切很好，但在我到居庸关以后，老毛病就渐渐发作，在11月份，我回家时，我的爱人张贻同志，就一再告诉我她的这种情况，而且感到自己事情忙，精神差，无法管，因此，我每次回家几乎绝大部分时间都是用在检查她的功课和向她进行教育上，无如，每次只能好一二天，到12月份，情况发展大大严重，三天里几乎有一天要逃学，而且家里连我都找不到她，张贻同志搞到焦头烂额束手无策。自从我犯错误的一年半以来，在家务事方面，张贻同志一向实行“一切保证我改造”的政策，任劳任怨，诸事不叫我增加思想负担，但是这一次竟使她感到毫无办法，以至于曾向党提出是否可以把我调回社炼钢，这次年假回城，我把5天的时间，除了炼钢以外全部化在教育孩子身上，而孩子也果然就老实上劲起来，但是直到现在，我还是觉得这种现象远不是巩固，暂时的成绩只是我在家里严加管教的结果，这个孩子为什么要逃学，她的思想情况，她的内心世界，我还来不及了解，也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将来是否能改过，还没有可靠的保证。应当说，这一年来，我参加各次劳动，都不但有迫切的要求，也还有强烈的热忱，但是现在却感到有一些放心不下，有一些牵肠挂肚，在11月份的小队会上，我曾谈到了这样的思想情况，经过伍昌娴同志的分析帮助，自己觉得是想通了，而且把自己考虑的结果写在书面汇报中，在以后近一个月的劳动中，基本上没有感到很大的负担，但是在我了解到最近的发展以后，心里就常有痛苦，自己一方面感到劳动改造是自己迫切需要的，居庸关山区，我已干了好几个月，可以说是少数在这里时间最长的人之一，这个地方是我热爱的，我希望在这里劳动下去，看到自己流汗播下的种子开花结果。同时党与国家的任务是至高无上，个人的私事是无可比较的，但是另一方面，觉得教育好一个孩子，也是做父母的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这个孩子正处在将近发育开知识的时候，如果有所疏忽，走上歧途，那就是误了她一辈子，也是一种社会损失。同时我相信这个孩子，秉性善良，天赋甚高，她的缺点是我在6年以前把她送回到一个一味溺爱的旧家庭中造成的，我对她有很深的负疚负罪之感。又觉得如果现在能花上心力，把她纠正过来，为时决不会晚，而且完全可以成功，长此以住，危险越来越大，自从交心学习以后，我半年来的心情一直是平静的，但是近来一想到大女儿的情况却常常使我不知如何是好，晚上竟至不能成眠，有时并已影响劳动。这个问题目前是我一个具体的难以解决的矛盾，在实际上想不出解决的办法（因为我爱人已表示，她在这问题上没有办法，也没有信心，只有我回家，孩子才会听话），在思想上也想不出应当如何对待才是完全正确的。我曾几次想写信给新华社党委和石驸马小学党团支部，请组织来协助教好一个“问题儿童”，但是又总想先尽自己做父亲的责任，看一看能否自己解决问题，矛盾很难去除，我特在这里提出，希望组织上给我帮助，解除我思想上的痛苦与矛盾。

## 于居庸关

　　· 来源：

　　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