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济南市委关于右派分子王路宾主要错误事实的报告

　　<(王路宾)>

　　编者按：王路宾原任山东省委常委、济南市委第一书记。山东省第一届党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决定，中央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五日批准，将王路宾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撤消一切职务，工资待遇降低四级。

　　根据省委指示，市委在今年六年间召开扩大会议进行整风补课，对反党分子、前市委第一书记王路宾的严重错误进行了揭发和批判。王路宾的主要错误事实是：

　　（(一)积极支持和维护向明进行反党活动。在向明时期，王路宾积极维护向明的领导，忠实的执行向明的指示。如在一九五四年向明主持的山东统购统销工作中死了一些人，公安厅据实向中央公安部写报告，并经当时分管政法工作的分局委员、副省长李士英同志审阅签发，而王路宾却认为“报告与向明指示不符”硬压住不发。王路宾积极参加向明所发动的错误的反分散斗争，排斥打击党的好同志。在平时，王路宾经常为向明吹嘘，说：“向明执行中央的政策路线是忠实的，以向明为首的领导核心是正常的。”“向明能力强，领导高明。”“是党内的后起之秀”。称向明主持的一九五三年五月分局扩大会议“在山东史上有历史意义，是继大鲁南会议(少奇同志主持)后的又一次胜利，证明山东党已经成熟”等等。对这些问题在清算向明错误中，王路宾非但未能认真检讨自己，相反的却对清算向明错误不满，说：“向明有错误，其他人也有错误”。对于中央和省委关于清算向明错误影响的指示有抵触，在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公然为向明辩护，攻击省委“好象成绩是反向明得来的，”“不要拿向明当挡箭牌”等。在传达省党代大会决议精神时又说：“党内生活不正常”，“肃清向明错误斗争原则界限不清。”在一九五七年十二月省委召开的四级干部会议上右派分子苗丰羽攻击省委，“向明时期运动就死人，有片面性，现在社会主义大辩论又死了好多人，同样存在片面性。”王路宾却喜形于色表示同意。）

　　(二)大搞地方主义，反对中央和省委的正确领导。

　　1、从右倾机会主义观点出发，王路宾在一系列的问题上，反对党的方针路线政策。早在一九五五年和一九五六年他就是山东反“冒进”逆流的代言人，他曾同右派分子王卓如等在农业增产和合作化问题上攻击过省委“急躁冒进”。对济南郊区实现高级农业合作化他不同意，在郊区区委一次干部会议上强调“初级社也能增产”。在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王路宾同情和支持当时反“冒进”的台风，认为“精神还是好的”，要省委接受下来“本着这个精神再修改工作报告”，甚至还狂妄地说：“根据市的经验，听听就清醒了”。在传达省党代表大会的决议时，王路宾又强调提出了省委“在农业生产上主要存在着急躁冒进，盲目增定增产计划给工作造成了不少损失。”“工业生产追求数量以及改造中的缺点，都与省委的指导思想有直接关系”等。从反“冒进”的指导思想出发，王路宾擅自否定了济南市根据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精神所制定的、并经市党代大会和人代大会讨论通过的全市各项建设事业长远规划，说：“过去是头脑发热了。”

　　一九五七年二月抢先于省委召开市委扩大会议传达主席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指示，还说：“省委的会议提前了，我们不得不提前。”在会上对反对社会主义的两股台风说成是：“一般思想认识问题”，强调“全面分析，正面教育”，“不能用整风的办法对待”。“存有极端民主也不要过分强调。”这次会议精神在原则上与中央和省委指示完全对立，还自认为“主题明确”“发扬民主比历次会议都充分。”

　　当省委在三月份召开县书会议传达中央和主席关于反击两股台风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时，王路宾又强调“思想问题在市委二月会议上摆过了”：“经过市委扩大会议这方面的认识已有了基础”，而引导济南出席会议的干部着重讨论增产节约问题。在布置如何传达省委三月县书会议精神时，仍强调“结合三月会议传达二月会议”根本未提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对执行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政策上，王路宾片面强调团结，不要思想改造，在讨论提拔干部的会议上说：“党外干部也不比党内差”，在政协会议上又说：“党对知识分子也是看他的缺点多，忽视了他们整个的长处。”

　　王路宾还反对党的群众路线，一九五七年中央和省委指示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组织劳动竞赛及在政法工作方面打击刑事犯罪活动，他力主不搞群众运动，说：“在企业不能搞群众运动”。“不要用运动解决问题，运动容易带来付作用”。“搞运动经常就没有了，一突击就过火”等等。

　　2、对抗和拒不执行中央、省委的指示，自己标新立异另搞一套，王路宾很强调“在工作中要全面分析，不要刮台风，不管是上边来的，还是下边来的，要有主见，不要随风倒，要经得起冲击，应该坚持的一定要坚持。”一九五六年中央和省委指示要在企业中清除一长制，贯彻企业党委集体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王路宾认为“一长制在济南未正式形成”，布置“不要进行思想批判，以免影响行政干部的积极性。”对济南搬运工人闹事问题的处理，省委指示按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处理，王路宾则表现了强烈的压服情绪，并布置在全市职工中“派代表团、写抗议书”，“要在全市人民中成为一种气氛，卑视这种行为。”1957年整风开始，中央指示要大鸣大放大字报，而王路宾布置对大鸣大放大字报“不提倡也不制止”，并规定“属于集体决定的问题，以及肃反等方面的问题不鸣放。”整风开始在步骤上，中央和省委指示先搞大型企业，在中等学校先试点，王路宾则布置在大中小企业和中等学校一齐铺开，发动中学生进行鸣放。对中央“整风生产两不误”的指示，王路宾公然在干部大会上说：“整风生产两不误是对立的东西，提它有付作用。”在列席党的八届三中全会时。谭震林同志指出：“山东有人搞地方主义，企图赶走舒、谭”，舒同同志并要王路宾回山东作传达，王不但当时说：“山东没有地方主义”，并且回省委也未认真作传达。

　　王路宾对上级业务部门的许多指示，如粮食定量供应，划区医疗等均拒不执行。还说：“对这些问题要有抗的精神。”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之后说：“今后主要应服从块块，对上级业务部门的意见可以不执行。”

　　王路宾还在一些重大的组织原则问题上自作主张，与中央、省委相对抗。他在评定工资等级时规定要将济南市领导下的区级划为地、专一级(省委规定为县级)。市委会的选举名额未经请示省委自行主张扩大了十余名。王路宾对市委书记处集体办公很不感兴趣，而要书记处书记、市长及各区区委书记多与他个人单边联系，其目的是为了大权独揽，大搞地方主义，搞独立王国。

　　3、对正确执行中央方针路线的省委极力进行攻击，诬蔑，企图搞垮省委赶走省委领导同志。早在清算向明错误新省委刚一成立，王路宾就极为反感，说：“新省委对我不了解，平原和华北局的负责人对我了解。”并对秘书说：“投的工作环境很不好”，“我还要斗。”从这种极端的“不满”出发，王路宾一方面到处散布流言蜚语，对省委进行攻击，诬蔑省委“老是在稳字上作文章”；“省委劲头不足，工作布置太晚”，“书记处和常委的关系有问题”；另一方面王路宾又公然与省委分庭抗礼、比高低，唱对台戏。他在各种场合下极力宣扬自己，宣传济南如何先进，在省委开会后，回市委他很少系统的传达省委指示，而是把省委的指示当成自己的意见来蒙蔽组织，如省委指示要市委认真进行整风补课，王路宾则对市委传达说：“省委对济南的工作是满意的，没有什么重大问题，主要是些思想作风问题。”他还常常夸耀自己在省委常委会议上如何敢说，有独立见解等等来抬高自己。对许多重要工作，王路宾都是抢在省委头里向下传达布置，如对省委关于企业领导制度和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指示，强调“市的布置和省的布置精神是一致的”，“省的布置没有什么新的内容，不必再专作传达部署了。”一九五七年五月王路宾参加了一次中央召集关于整风反右的重要会议，回来后他先在市委作了传达，而后才向省委作传达回报。

　　省委对王路宾的错误指出批评后，王路宾更加“不满”，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对省委进行攻击。一九五六年省委对济南郊区合作化中的问题提出了正确的批评通报，王路宾念念不忘，在省委开会，多次提出这个问题，说省委的批评是“泼冷水”，是“促退”，“有点三堂会审的样子”。他在省委扩大会议上批评和攻击省委的集体领导“书记处驾于常委之上”，并扬言向省委“放了一炮”。在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他又攻击省委“缺乏自我批评，会议发扬民主不够充分”，说省委“看成绩多了一些”。一九五七年三月在省委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上，济南小组发言对抗中央和省委指示，省委提出批评后，王路宾却认为是“小题大作”，“方式太紧张”等等，事后又蒙蔽常委举行常委扩大会议进行假检讨，还说：“省委对我有误会”，“不知为什么省委老是拿我当反对派”。

　　王路宾还与右派分子、原副省长王卓如、袁子扬等人一起散布对省委的不满，制造流言蜚语，对省委进行破坏活动。他们经常在一起议论省委负责同志，挑拨省委负责同志之间的关系。为了不致暴露他们的问题，袁子扬曾几次写信给王路宾说：“有人反映你维护向明”，并要王路宾“注意”，王路宾还曾与赵健民同志在一起密谈、议论过所谓省委负责同志“不团结”的问题。并极力的迎合与支持赵健民同志的地方主义情绪，在1956年第九次省委扩大会议上强调“省人委要与省委分开”，说：“赵健民同志是省长，不住到省府不能单独进行工作是不行的”。王路宾还在省四级干部会议上，袒护和支持反党分子前惠民地委代理第一书记李峰，说李峰反党反中央的言论“还是值得考虑的”，要大家对李峰批判“不要太尖锐了”，并与王卓如一起背着省委动员出席会议的干部选举李峰、王月村参加大会主席团，违背省委对大会的领导意图。

　　(三)散布修正主义观点，并与右派分子里应外合向党进攻。

　　王路宾借“思想解放”和“独立思考”的幌子，到处散布修正主义，为其反党活动开辟思想阵地。首先是从各方面极力设法歪曲党的原则，削弱乃至取消党的领导，他强调“要树立政府的领导”，“工、青、妇也可以说在政府领导下，作政府的助手”。甚至对民主人士说“党政是配合关系”，“中共不要以领导自居，中共支部和民主党派基层组织也是配合关系”，“先党内后党外今后要改变”，并在政协会上说党的“政治报告是形式主义”等等。王路宾对南斯拉夫的工人委员会很为赞扬，在讨论中央关于调查工人阶级问题指示的试点工作中，他主张民主选举厂长。同时王路宾还极力散布“阶级斗争熄灭论”，在市政协会上说“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阶级矛盾已经基本消灭”，并在传达二中全会精神时说“当前最根本的问题是民主化的问题。”在市委直属机关党员大会上说：“反右斗争也是人民内部矛盾”，要大家对右派分子在批判上“不能对人，而只是对其右派言行”，“有右派言论的人，不要消极，也要辩论”并说：“可以循环不已的斗争”，“进行反批评，反反批评”，“剥夺了政治权利的人也有言论自由”等等。此外，王路宾还在政协会议上借动员整风鸣放，对党进行攻击。甚至歪曲说“过去粗风暴雨不仅在党外，党内也很厉害，一九四三年在延安整风我也被审查过”。他把公私共事和知识分子改造中的问题，说成是“党的领导要负主要责任”，“是由于我们严重脱离群众、清规戒律所致”，“政法部门与群众有沟有墙”，因此他一再号召“各民主党派、各界人士”大家一起来拆墙填沟，真正做到“亲密无间”，而对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的言论，说成是“对我们帮助很大，使我们吃了一付清凉剂”，认为这是“监督”的必要性。甚至当历史特务、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吴介夫骂我们“素餐尸位”、并要共产党“清党”时，王路宾也不气愤，反说“批评的很尖锐，要虚心接受批评意见”。

　　王路宾还在一系列的问题上敌我不分，与极右分子李士钊、竹山、姜子修等人来往密切。李士钊原为省人委参事，在大鸣大放中恶毒向党进攻，把共产党员分为“三八式”与“胜利号”，污蔑积极分子和进步人士是“制造沟和墙的能手”，攻击“肃反运动是杀人不见血”等等。这篇“发言稿”是经过王路宾看过的，王既没有批判李的错误，相反的还为李出主意说“发言可以，但要注意分寸”，直到李士钊被划为右派分子进行斗争后，王路宾还三次接见与他谈话。极右分子竹山在大鸣大放期间找王谈话，王不但不拒绝，反而热情相待，在谈话中，王从自己在延安整风时受审查的历史，暗示竹山要继续坚持反动立场。对竹山在三反中的处理问题，则要市人委付市长向竹山道歉。并交待“如果解决不了再来找我”。当竹山把以他为首的反党集团所写的反动文章“争鸣一个无人争鸣的问题——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的错误理论在我国的影响”大意告诉了王路宾时，王对这篇恶毒攻击伟大镇反、三反运动的反动文章没有回击，反说“可以研究，可以鸣”。极右分子姜子修与王路宾也很密切，在姜被斗争以后，王路宾还三次接见、安慰他，并对姜许愿说“以后没大事作也有小事作”。对历史反革命分子沙延祥，王路宾曾五次写信给公安局为沙提前恢复公民权和安排职业。

　　(四)拉拢宗派，培植私人势力，进行非组织活动。除上述在省级机关所进行的宗派反党活动外，王路宾在市里还与右派分子、前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毅等人勾结在一起，培植私人势力，进行非组织活动。在一九五六年第一次省党代表大会上，王路宾即与张毅共谋修改了市委原准备的发言材料，全面的向省委进行了攻击，一九五七年省四级干部会议上，王路宾又组织张毅“等省委负责同志到会后再发言”，结果张毅发言，并带领济南出席会议的整个小组百般挑剔舒同同志的传达报告，刮起了台风，反对省委贯彻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反击两股台风的指示。为了制造反党“资本”，王路宾还与右派分子张毅等人到处制造流言蜚语，互相吹捧。王路宾说张毅“年轻有为，有独立见解”，张毅对王路宾更感恩戴德极力吹捧说“王路宾水平高，对问题看的远，我们不行”，“王路宾来济南注意抓先进，工作有生气了”“王路宾口快心直，开门见山，很好接近，和王路宾一起工作心情舒畅，不怕跟着他犯错误”等等。

　　根据以上事实，足以证明王路宾的错误不是一般性的错误，而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他继承了向明大搞地方主义独立王国，阴谋实现个人主义野心的反党本质，以其右倾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想对抗党的方针路线和指示，任意歪曲和修正党的原则，以攻其一点尽量扩大和背后活动的手法，肆意攻击和污蔑省委直至中央，他不仅在党内拉拢宗派，而且发展到同党外右派分子里应外合向党进行攻击，进行反党活动。因此，王路宾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党分子，是一个卑鄙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他的反党错误是十分严重的，对党的事业所造成的危害也是很大的，同时，在检讨过程中态度极不老实，在大量事实面前进行抵赖，因此市委意见将王路宾划为右派分子。

　　（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五)》，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