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叶笃义对自己的罪恶的认识和今后改造的意见

　　错误是同真理相对立的。真理是对客观实际的正确反映，错误是对客观实际的歪曲。当人们的主观认识同客观实际不一致的时候，他的行动就一定发生错误。

　　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在阶级关系还存在的社会里，阶级立场对人们意识的影响是最根本的。不同的阶级立场决定人们对各种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的根本看法。

　　历史是不断前进的，是无情的。人们只能在掌握了它的发展规律以后才能随着历史的车轮前进，违反了这个规律而倒行逆施，他就成为历史的叛逆者，就将被抛在历史的车轮后边。

　　在写这个检查之前，我用了两整天的王夫冷静地回忆了一下个人的以往历史，又对照地回忆了相同时期的客观实际的发展情况。剥开一切假象，把事物的最本质的东西暴露出来，我今天之成为右派绝不是偶然的，是罪有应得的。

## 一、我参加民主革命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参加民主革命的人的目的并不一样。有一种人搞民主革命的同时就想到和看到了社会主义革命，他们自觉地在党的领导下当时参加民主革命并且准备将来参加社会主义革命；也有另一种人，他们搞民主革命的同时想到的是第二步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实质上这就是要走殖民地的道路)，看出蒋介石同共产党斗争的这盘棋中蒋介石是输定了，照这样下去，中共就要领导全中国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而这样他们是不甘心的，因此，他们也参加进去，在对外关系上同蒋介石竞争依靠美国，在国内问题上同中共竞争领导权。我就属于后一种人，以下两件事最具体地说明问题：

　　1．1948年罗隆基有一次劝司徒雷登把援助蒋介石的钱拿出一部分来资助中国的民主党派，他说：蒋介石同中共的斗争等于一场赛马，美国买了蒋介石这匹马，这算输定了，现在美国只有把第三方面的民主党派扶植起来，它们才有力量在将来美国同中共的关系上起一个缓冲作用。这次谈话我是在场的，我也帮了腔。

## 2．同年罗隆基委托吴晗交给当时已到东北解放区的沈衡老一封信，向中共提出实行所谓议会政治，协和外交，将来民盟可作在野党的要挟条件。这封信是我交给吴晗的，自不待言，信上的内容我当时是完全同意的。

　　我就是抱着这样的目的参加到民主革命当中去，作为革命的“同盟者”而混过了民主革命这一关。

## 二、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在内政和外交上，我反对的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和根本政策。

　　1949年民主革命胜利了，全国解放了，但是客观历史的发展并不是按照我过去的主观意志实现的。这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也是每一个人针对现实，认真地检查一下自己过去的想法和做法，确立未来态度的大好机会。我并不这样做，而是仍然抱着原封不动的立场和观点走进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1949年8月14日新华社评美国白皮书的社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指出，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们没有或者不赞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去看问题，因而对问题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苏联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美国统治者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中国共产党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常常陷入被动地位。我就是这样越陷越深不能自拔。上面曾经提到的，1948年由我交给吴晗向中共提出的所谓议会政治和协和外交的反动主张，在我思想上一直是顽固地保留着。现在揭开来看一看它的本质吧。

　　1．所谓议会政治的实质

　　1949年我参加了第一届政协大会，1954年我又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这说明党有意识地培养我，使我在实际政治活动中去体会去改造。但是我并没有结合实际去深入体会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实质，而是仍然站在反动的立场上向往虚伪的资产阶级民主的形式而反对社会主义民主。我总感到无论政协大会或者人民代表大会本身都是一种报告会而不是一种辩论会。做了三年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而自己总觉得不能代表任何人。听了大会发言后，大家头一句话说“我完全拥护……”我感到是千篇一律的八股格式，心里厌烦。我认为解放以后的报纸只是教育和宣传的工具，而不注重消息报道，看起来总没有解放以前那样感兴趣。总而言之，处处感到不习惯，处处有抵触。

　　以上种种思想说明什么呢?它只能说明1948年我交给吴晗那个信件所提到的议会政治、民盟可做在野党的反动观念在我脑子里仍然盘踞着。在野党就是反对党。因此，耳朵里听到“我拥护……”就觉得不顺耳，而心里实际是想说“我反对……”自己做了三年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而总觉得代表不了任何人，原因是我始终站在反人民的立场而没有站在人民的立场来看一切问题。看人民报纸不感兴趣，就是希望人民的报纸走资产阶级报纸的方向，公开登载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消息和文章。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正确地指出：“社会主义民主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允许同无产阶级专政对立起来，都不允许同资产阶级民主混淆起来。无论在政治方面、经济方面和文化方面，社会主义民主的惟一目的，都是为了加强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为了发展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为了发展他们同一切反社会主义势力斗争的积极性。因此，如果有一种民主可以被利用来进行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可以被利用来削弱社会主义事业，那么，这种所谓‘民主’就决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民主。”所谓议会政治是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我们连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都已经消灭掉了，现在反过来企图恢复它的上层建筑。除了借此使资本主义复辟的目的而外，还能有什么其他的目的呢!上面所说的我所感到的种种不习惯，种种抵触，实际上就是对整个社会主义制度的不习惯和抵触，就是反对社会主义事业。

　　2．所谓协和外交的真实意义是什么?

　　所谓协和外交，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的真实意义，就是亲美反苏的外交。为了说明问题，我不得不提到下面这件事。1949年初，北平已经解放了，我由上海到南京去找民革的朱蕴山接洽回北平来的事项。我还特地到司徒雷登那里去辞行。司徒雷登对我讲了下面一段话：“共产党人是没有祖国的，他们的祖国就是苏俄。我希望你做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要忘了我们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我这样回答他：“我将永远为作为你的学生而感到骄傲。我绝对不会一切服从苏联的。”在解放大军将要过江、全国解放已成定局的时候，我还偏要到中国人民死敌的代理人司徒雷登那里去辞行，并且从这段对话暴露出来的内容来看，我已经表示心甘情愿要做司徒雷登的代理人。

　　我就是抱着这样一个亲美反苏的立场回到人民队伍中来的。1949年7月1日毛主席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提出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我意识到自己过去那套想法和做法不对头了。但是我并不根据文件的精神进行自我检查，找出错误的根源来进行改造，而是把它压回去隐藏起来。学习这个文献，讨论一边倒的外交方针的时候，我也口头上拥护一下，口服而心不服。

　　帝国主义千方百计企图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寻找它的代理人来破坏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团结，把主要矛头对准苏联。它采取各种办法来诱惑人，影响人，我又想到一件具体事例。1949年在我将要离开上海返回北平的时候，上海的美国领事齐艾斯送给我一本美国国务卿翻译印发的1948年南斯拉夫同苏联政府之间的来往公文，把南斯拉夫形容出一副非常受欺负的样子。他说希望我能把这本小册子带到北平来送给任何愿意看的人看。我虽然没有把这本书带回来，我自己却仔细看了一遍，深受了它的影响，加重了我的反苏成见。今天的事实证明南斯拉夫完全变成为美帝的走狗，背叛了社会主义阵营，也背叛了本国的社会主义事业。

　　刘少奇委员长在《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中说：“或者联合苏联，或者联合帝国主义，二者必居其一。这是爱国与卖国的界限，这是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这是世界上不论那个民族走向进步或走向倒退的界限，而反对苏联，必然只符合帝国主义的利益，背叛自己民族的利益。”他又说：“任何一个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只要他们不是表面上讲革命，实际上想破坏革命的人们，他们就应当这样去想，去做，而不应当有另外的想法和做法。如果他们有另外的想法和做法，那么他们就将误入歧途，而为革命队伍所抛弃。”刘委员长这本书是1948年写的，它的真理为后来历史的实际发展所证明。我1949年就看到了这本书，而我还是如刘委员长所预先警告的“有另外的想法和做法”。以致成为右派分子，为革命队伍所抛弃，回想起来真是罪有应得。

　　根据以上两点来看，我反对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制度，反对党的中苏团结的根本外交方针，这就形成了我和章伯钧、罗隆基二人的共同思想基础。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终于成为章罗联盟的骨干、1957年向党进攻的急先锋。这绝不是偶然的。

## 三、我向党疯狂进攻

　　从1949到1956年，上面所讲到的我的反动立场和反动观点原封未动，像毒癌一样潜藏在身体内部始终没有暴露出来。但是诚如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所说的，各种不正确的思想意识最后一定要反映出来的，要他们不反映不表现是不可能的。时候终于到来了。1956年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批判斯大林的错误，我认为这可叫我抓着反苏的理由把柄了。《参考消息》把译自美国来源的据说是赫鲁晓夫在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秘密报告附发出来之后，我也不管文件的真假，也不管内容有无歪曲，把这本小册子如获至宝似的收藏在我的书桌抽屉里。收藏的目的是什么呢?干脆说吧，就是作为反苏、反社会主义制度的精神武器。

　　关于斯大林的错误问题，党的一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把道理说得清清楚楚了。但是如同毒癌已经发作的病人不可能吸收营养一样，当时头脑已经热得发昏的我，看了一遍等于没有看，一点也没有看进去。右派分子的攻其一点，尽量扩大，不及其余的方法，我在这个问题上充分发挥无遗。我把斯大林的成绩一笔抹煞，把他个人方面的缺点归之于整个社会主义制度。本来，成绩和缺点的估价标准是有阶级性的，站在敌对阶级立场上来衡量，自然得不出正确的结论，这是很自然的。

　　引用费孝通创造的一个字眼——“盖子”，终于揭开了。1957年党号召大家参加党的整风运动，我的毒癌正式爆发了，毒草全部出笼了。现在简单扼要地再看看我的主要货色吧。

　　我主张取消高等学校党委负责制。我把党的方针政策领导同组织领导对立起来，从而否定党的组织领导作用。我说在一切机关、学校、企业中，大家都只是合作共事关系，不要以党派成员身份进行活动。这实际上就是要党从各个单位都搬出去。我主张把民盟、民进、九三、农工四个党合并，另组一个知识分子政党。这个党应当怎样的组织法呢?我主张走资产阶级政党的道路。我这样说，苏联布尔什维克式的政党只有四五十年的历史，而资本主义国家政党却有一二百年的历史，中国的民主党派都是以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要成分的政党，因此它不必采取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形式和组织生活。叫这样的资产阶级式的政党来干什么呢?我说，叫他们在制定国家和省市的政策方针上发挥比过去更大的作用。这是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的进一步补充和发挥。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恢复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篡夺党的领导权，实行资本主义复辟。

　　我的反党和反苏是有直接联系的。我在臭名远扬的6月6日六教授会上的讲话充分暴露出来这一点。我在会上提到所谓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我说批判斯大林以后大家对党报的宣传失去信仰，对党的信心减退。我用漂亮的词句说，民主党派应当站出来讲话，帮助党重建威信，实际上就是要民盟出来篡夺党对知识分子的领导。

　　现在再拿1949年六评白皮书《无可奈何的供状》里面的几句话来对照一下吧。“美国侵略者号召某些中国人(按照艾奇逊的话，这些人叫做‘民主个人主义者’)组织反共派别藉以推翻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每一个爱国的和自爱的中国人一定不要这样做，中国人民也一定不允许这样做。”它又说：“美国侵略者妄想挑拨中国人民和苏联人民的兄弟友谊，分化远东和世界的反帝国主义反侵略的同盟，每一个爱国的和自爱的中国人就一定不要这样做，中国人民也一定不允许这样做。”

　　上面所说的每一个爱国的和自爱的中国人所不应当做，中国人民不允许做的，我在鸣放当中都做了。再联系起1949年我回到人民队伍之前，我和司徒雷登的对话。司徒雷登叫我不要忘了“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更明显地说，就是挑拨我回到人民队伍来起颠覆破坏作用。我回答他，我将永远骄傲地感到是他的学生。刘少奇委员长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报告中提到右派分子实质上是三大敌人的代理人。我不是敌人的代理人，又能是什么呢?我鄙视自己，痛恨自己!

## 四、我对党的态度的检查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卅多年，领导中国人民胜利地完成了民主革命之后，紧接着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任何一个中国人对党都不能不有一定的态度，而这个态度归根结底是由他的阶级立场所决定的。从历史上看，我对党的态度是怎样的呢?

　　自从1921年中共成立以来，它就以一个不容忽视的力量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不管抗日也好，反蒋也好，离开了共产党是成功不了的，这一点我是清楚的。解放以前，我自认是一个“同共产党合作”的人。在民主革命阶段合作，以后呢?各走各的路。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过，有一种人认为“反共好，就是反不了。”反不了，只好合作吧。这就是我这个自命为“同共产党合作”的人的真相。1940年同我联系的党的北平地下工作人员王定南曾试探地约我入党，我拒绝了。这说明我当时是宁愿跟张东荪走而不愿跟党走。1943年我还代表张东荪到解放区去同党联系。张东荪得到党的信任，解放以后骗取了很高的政治地位，而最后变成了叛国犯。我在帮助他骗取党的信任这点上是有很大政治责任的。总而言之一句话，解放以前，我对党的态度无论在意识形态上，或是将来中国所要走的道路上，心里一直存在着将来总要分道扬镳的准备。这种态度一直维持到全国解放的时候。

　　1949年全国解放了，这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大转折点。共产党由过去一个事实上的领导地位，进而有了法律上的领导地位。“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原则明白写在全国各党派、各团体共同制定和通过的起着临时宪法作用的1949年政协共同纲领上。过去所谓“同共产党合作”的关系不得不一变而为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什么叫做“合作关系”呢?那就是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相同的地方，有拥护的方面，也有反对的方面。1949年同党的关系一旦改变性质了，过去那些不相同和反对的方面是不是能自动地消除了呢?当然不是的。那么这个矛盾怎样解决呢?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认真地进行自我改造把自己同党不一致的地方改造纠正过来，使它真正达到和党完全一致；另一种是把不一致的地方压到肚子里，让它继续存在和发展，只表面上同意，口头上拥护。前一种方法是正确的，解放以后，党利用各种办法帮助我们学习和改造。后一种方法自然是错误的，我却采取了这样态度。

　　解放以后，我同党的关系有时接近一点，有时又疏远下来，有时对党的信心坚定一点，有时又动摇起来。风平浪静的时候，我的态度就好一些，一有个风吹草动——无论国际或国内方面，我的态度就倒退一步。党对我的关怀、教育和培养是不遗余力的。除了给我以很高的政治待遇而外，还给了我比一般人更多的机会，参加群众运动，来使我得到改造。1951年我参加了土改，1952、1953两年我接连两次参加赴朝慰问的工作。不容否认，我在这些运动当中是得到了一定的教育的。1952年我曾经自动写了一个历史交代和初步的自我检讨交给民盟和政法委员会党支部。1953年我曾经写信给统战部要求参加党的同情组。

　　1954年高饶反党事件公布出来，我当时认为这是党内宗派纠纷。后来同罗隆基谈及此事，他拿来和斯大林时代苏共中央清洗事件来类比，更使我对党增加了惧怕心理。我觉得党内斗争太残酷了，我在感情上同党的接近又倒退了一步。

　　1956年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我当时觉得这是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批判斯大林以后，国际共产党主义运动将走向“民主自由化”，各国的共产党也要走向“民主自由化”。我主观上这个所谓“民主自由化”，意味着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和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我一度又起了想入党的念头。这的确是一种自相矛盾的心理。前面我曾说过由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的结果，我的反苏反社会主义制度的反动思想大大抬头了，而同时我却又一度引起想入党的念头，这怎样解释呢?这是由于我主观上估计党将放松党内组织纪律，放松民主集中的党的组织建设原则，借用1957年11月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里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希望“把共产党从一个战斗的革命组织变成某种争论不休的俱乐部”。这说明，我并不努力提高自己的条件来达到争取入党的标准，而是主观上幻想党要降低自己建党标准来适合我的资产阶级式政党的水平。我主观幻想上的这个党同时又是国家的领导党，因此，我一度在暂短时间中又起了想请求入党的念头。似乎自己也不能自圆其说，但这确是当时一度自相矛盾的真实心理——卑鄙可耻的心理!

　　主观幻想终究只是主观幻想，刹那间就过去了。党中央随后提出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两个万岁的提法。紧接着匈波事件发生了，各国共产党内的动摇分子纷纷脱党的消息出现了，铁托的反苏反社会主义制度的公开演说发表了。我这个时候死心塌地不再想入党了。终于1957年乘着党整风的时候向党进行了疯狂的进攻。

　　回想起来，党不但千方百计地培养我、教育我，并且还是尽最后努力来挽救我的。在1957年大鸣大放期间，包括我在内的右派分子向党疯狂进攻的时候，统战部于刚同志曾几次表示想同我谈谈话，当时头脑已经热昏了的我哪里还有一丝一毫党的观念在心里呢?我一拖再拖，意思是等到鸣放过了再谈。我辜负了党力图挽救我的厚意，自掘坟墓，自绝于党。

　　即使在我向党进攻，划成了右派之后，党也没有完全放弃我。1957年8月里，统战部徐冰副部长还特地约我去同我谈了一整个上午的话。他对我指示要严肃对待自己的错误，同时也指出我的前途。他的谈话内容是那样深刻，而他的态度是那样热诚亲切。我回去以后真是感动得掉了泪。党对待我真说得上是“生死人而肉白骨”了。我对不起党对我的信任，辜负了党对我的培养。

## 五、对今后自己改造的意见

　　反右以来，通过党的教育，群众的斗争，后来经民盟组织上的推荐到社会主义学院学习，又得到学院方面的具体指导和帮助，自己对过去错误的严重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对错误立场和错误思想根源的检查也有了初步的体会。但检查越深入一步，也就越发现自己错误的起源是根深蒂固的，藏在头脑内部和灵魂深处的反动渣滓也不是一下子就挖得干净的。在道理上理解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容易，但在具体问题上，在思想感情上符合社会主义却又是一回事。对资产阶级的旧事物，剪不断，理还乱，总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还有些留恋多情，一拍即合；对社会主义的新事物总还有些陌生，格格不入。思想改造要大破大立。我的旧东西破也破得不干净，新的东西也还没有树立起来。根据这样的自我认识，我订出自己的改造意见如下：

　　1．根据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六项政治标准随时随地检查自己的言行。

　　毛主席提出的这六项标准是区别香花和毒草的标准，也可以说是每一个人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的最低标准。但政治立场还没有完全改变过来的我，绝不敢保将来自己的一言一行永远不会违反这些标准。我要把这六项标准当做座右铭，随时随地检查自己的言行，务期不致违反这些标准，即使偶尔违反了，也可以马上检查出来进行纠正。

　　2．粉碎自己思想上的“自留地”

　　为了彻底把生产资料的个体所有制改为集体所有制，农民在成立人民公社的时候自动地把自己的自留地全部交出来归公。知识分子，尤其是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中的右派分子，在思想改造当中常常在头脑里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保留一小块“自留地”。白天搞社会主义，晚上加一些资本主义，公开场合谈社会主义，私人谈话中夹杂一些资本主义，发发牢骚，讲点怪话，寻找一些“同情”和“温暖”来自我陶醉一下。这实际上就是企图在社会主义的大园地里保留一小块资本主义的自留地，为彻底的自我改造开小差。我过去总是常常强调把政治问题同生活问题完全分开，把思想问题同作风问题完全分开。这就是为自己的“自留地”找后路。这块资本主义的“自留地”如不彻底粉碎，它就会慢慢发展起来。头脑里的无产阶级思想如不专政，资产阶级思想就会发展，最后专自己的政。

　　3．改造自己的感情

　　“感情”两个字看来是一个抽象字眼，但它并不是什么凌空的东西，而是和人的立场密切相关的。在学习人民公社问题我作思想检查的时候，我回想起去年我到徐水、安国参观，看到那里的农民吃饭不要钱了，但是他们的生活水平还不算高，我当时心里就这样想：“这就算共产主义了吗?他们的生活水平还没有我现在的水平高呢。共产主义也不过是这么一回事。”中国农民长期以来受着封建地主的剥削，靠天吃饭，过着糠菜半年粮的生活。今天，他们吃饭的问题完全解决了，吃饭不要钱之外还按月领一些工资。这在农民看来真正是破天荒的一件大事。而我只从我个人这个剥削阶级的生活水平来衡量，竟认为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这种思想反映，除了说明我没有劳动人民的感情而外，还能说明什么其他别的呢?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叫人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个改造，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毛主席说：“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怎样来改造自己的感情呢?最好的办法我想就是能下去同农民共同生活一个时期，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我曾经回忆了一下，我过去参加土改那一阶段，尽管我那段工作中许多想法和做法都还有错误地方，但究竟我的思想感情的变化还是在那一阶段最为显著。可惜不能巩固下来。回到北京以后，日久天长，那种感情逐渐冲淡，终于又恢复了自己原来的阶级面貌。社会主义学院结业以后，我希望能有个机会再下去一个时期，我已经向民盟组织上作了这样的请求。

　　假如条件不成熟，暂时还不可能下去，那怎么办呢?我决定这样办法：在考虑对待任何一个新事物、党的任何一个政策或措施、国际国内任何一件大事之前，先在思想上下一个警告，“要从六亿人民的整体角度，而不从你个人的剥削阶级角度去看它!”刘少奇委员长在北京各界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中国无产阶级的利益和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只有无产阶级在做事情，定计划，想问题的时候，能够真正从六亿人口出发，而不是从任何一部分人出发。”假如我真正懂得了这个道理，而又经常在思想上自己问自己：“你对这件事情的思想反映，是从六亿人整体出发的呢，还是从你个人的角度出发的呢?”那我对徐水、安国农民吃饭不要钱的反映就绝对不会产生“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共产主义也不过是这么一回事”的思想了。我决定随时随地这样问自己，自觉地在思想上把自己作为劳动群众的一员来思考和体会。这样，由勉强逐渐入于自然，坚持下去，我想，自己的感情终究可以起一个根本的变化，而劳动人民的感情也就自然树立起来。

　　4．听党的话

　　最后一点，同时是最重要一点，就是：认真听党的话。随时向党汇报自己的思想情况。遇到困难，遇到怀疑的问题，就及时征求党的意见。这个道理用不着多说，就看实践如何了。让将来的实践来考验我今天这句话的诚意吧。

　　 来源：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