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造时 “摘帽后的思想汇报”

　　<王造时>

　　（[编者说明：王造时经过苦苦努力，违心地写了一次又一次的检讨，终于在一九六○年九月二十九日“摘掉”了所谓的“右派分子”帽子。摘帽后，王造时仍要写“思想汇报”，甚至还要去“帮助”那些尚未摘帽的“右派分子”。这份《摘帽后的思想汇报》，正是在那种特殊历史背景之下，留下的特殊历史文献。]）

　　本来打算在十月十五日下乡支援三秋以前写一个思想汇报，报告九月二十九日摘掉右派帽子以后的一些感想和活动，但因为直到十月十三日才接到复旦历史系通知下乡的电话，对于家事作一些安排，没有动笔的时间。到了乡下，白天忙于劳动，晚间往往有学习，访问，写作也不方便。十月三十日回来之后，接着胃病、牙病复发，夜晚睡眠不好，精神疲倦，四肢无力，以致把汇报的事情拖至今。

## 一、 摘掉帽子以后的一些感想和活动

　　我觉得自己的改造，进步很少很慢，摘掉右派帽子出意料之外，因而对党的感激更深入心腑。九月二十九日晚间在复旦大会上的发言和十月一日下午在政协座谈会上的发言都不足以表达我的感恩心情。我觉得今后只有加强自我改造，诚心诚意听党的话，紧跟着党，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路，在工作中尽力作出应有的成绩来图报答，而赎过去所犯的罪行。

　　在十月二日上午政协的座谈会上，江处长、张处长和彭同志表示已经摘掉帽子的人应该对于还没有摘掉帽子的同学进行帮助，我当即想到有几个人应该去和他们谈谈。彭文应的态度依然顽固不化，很像我在反右斗争第一阶段的情形，我觉得应该以自己如何逐渐认识错误，有所转变的过程来劝告他认罪服罪。梁俊青在十月二日的发言对党的基层领导所表现的抵触情绪非常严重。朱立波因为没有摘掉帽子而痛哭流泪，心情也不正常。潘世兹是同在颛桥、外岗劳动学习的复旦同人中唯一还没有摘掉帽子的人。此外还有罗家衡年老卧病在床，与外间接触很少，也想去看看他。

　　十月二日当日下午原来在外岗的二组同学在傅守横家里有一个约会，大家谈了一些各人有关改造的情况。晚间罗家衡来电话问摘帽子的动静，我即告诉他我的帽子已经摘掉，并答应次日上午去看他，罗家衡也是黄昏思想严重的人，伤感很深，并且觉得自己没有参加劳动和集体学习，恐怕永远没有脱帽子的机会。四日上午我向他解释，党是实事求是的，就他的情形来说，只要他有吴艺五那样不带右派帽子进棺材的决心，好好在家学习，对认罪服罪深入下去，是大有摘掉帽子的机会和为人民服务的机会的。他听了我的话很兴奋，说要马上写一个检查。

　　晚间去看梁俊青，我指出他应该就对基层领导和所谓“大才小用”的两个问题作深刻检讨，他说他已经初步认识到自己的严重错误，并准备向领导上和小组会上去做检查，并请求帮助。

　　十月九日上午去看了彭文应和朱立波。朱立波的情绪似乎已经稳定，并且表示准备很愉快地去外岗参加劳动和学习。我对她提的意见很简单，就是希望她从“踏实”二字下手。

　　和彭文应谈话比较久，我们谈了两个多钟头。他还是老一套，首先说他不懂为什么他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其次从历史上说明他是拥护党，跟着党走的，再其次说他正在研究糙米问题，要我替他在复旦图书馆借几本参考书，我想马上对他展开辩论，还不是时候，而且那天他已经谈了很久，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深入任何问题。我想还是先提出两个问题请他答复，后提出八个问题请他考虑，以便作为下次谈话的基础。我首先提出的两个问题是：

　　一、你是否可以先口头认罪，然后逐步深入检查，做到心服口服?(我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江处长说过，彭文应可以先口头承诺是右派，然后经过检查批判，再做到心服)，他答复说做人应该是内外一致的，心口如一。

　　二、你现在是否因为经济和家庭问题而感到有急于解决政治问题的需要?(因为年来他常提到经济和家庭问题)他答复说，他的经济和家庭实在越来越困难，特别是小孩子对家庭前途很悲观，无法加以管教。但是不应该从个人利害得失来对待政治上的是非问题，这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我说这次不打算和他详细讨论，只想提出下列八个问题，请他考虑，以便下次再谈：

　　(一)你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还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

　　(二)如果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那么所谓“民主”是否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还是社会主义的民主?

　　(三)过去我们所理解“社会主义”是否是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是否属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范畴?

　　(四)一九五七年我们所发的谬论是否是从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观点出发，不满并抨击社会主义的民主自由?

　　(五)我们所发的谬论是否有削弱党的领导的作用?

　　(六)如果有削弱党的领导作用，实质上是否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七)我们所谓“民主”、“自由”是从个人主义出发，还是集体主义出发?

　　(八)过去我们想问题、看问题是否是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还是用“超阶级”的方法(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方法)?

　　从南汇乡下回来之后，我曾经去看过他一次(十一月九日)，想作第二次谈话，他出去了，没有碰到。

　　在未下乡之前，我也去看过潘世兹，他说他进步很快，这次没有摘掉帽子心中虽然感到震动，但很服贴。我说他有暴露是好的，但分析批判不够，今后该注意这个方面。

## 二、 这次下乡的收获

　　九月二十二日在政协的学习会上，彭云飞同志谈到下乡支援农业的问题，我当即表示报名参加，除支援三秋工作外，我的主要的意思还是想通过再一次的劳动来加速自己的改造。后来复旦历史系全体师生也有下乡的消息，我主观上还是希望能够争取。去外岗，第一因为时间比较长些，为期一个月，而复旦方面下去只有两个星期，第二因为到外岗去的都是犯过错误的右派同学，三年来大家对于彼此犯错误的阶级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还存在的问题比较熟悉，进行帮助比较容易深入。但是党为了照顾我的身体(我是这样想的)没有叫我到外岗去，我乃于九月十五日随同复旦历史系到了南汇三灶人民公社。通过十四天的劳动学习，听报告，参观和访问，我觉得收获很大，主要方面如下：

　　第一，精神状态有很大的改变。一九五八年到颛桥，一九五九年到外岗，都是戴着帽子去的，时刻忘不了自己犯罪的身份，心情很沉重，这次是摘掉帽子去的，胸襟比较开朗。我们老教师五人成一小队，由胡绳武先生任队长，受到了党的关怀和照顾，同学们替我们搬运行李，打扫房间，我插身其中，没有见外，真是又感激，又惭愧。至于我们老教师之间，互相关切互相帮忙，再看不见一丝一毫的界线。特别是胡绳武同志对我的照顾，难以忘怀。在劳动中要我做轻的工作，天一转凉就要我加衣服，早晚不要我到河浜去洗脸，洗脚，洗衣服，走起路来总是提醒我这里有桥，那里有沟。我心里感激他，同时体会到这是党给我的温暖。但是我还是没有完全跳出圈子。例如，学习的时候仍然不敢先发言，尤其是怕农民知道我的名字。小朋友们再三要我们老教师的名单，后来田汝康先生开了我们五个人的名字，给我看了，我当即对他说是不是可以把我的名字不列入。他笑着说道，现在你的情形不同了，列入没有关系。尽管还有些缩手缩脚，我的心情却是舒畅的，对于农村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便觉得亲切、关心。参观养猪场、养鸡场孵化场、碾米厂、电力灌溉站、农业中学等等，兴趣很高，我们到南汇县城惠南人民公社的养猪场来往走了三十里左右，我没有觉得特别疲倦。

　　第二，对于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有较深的体会。这次在乡下时间虽短，但和农民接触的机会较多。除了访问以外，我们同农民妇女一起除过草，干过地，捉过棉花，打过豆子，收集过饲料。有十几个小朋友差不多天天和我们在一块工作，晚间还要来找我们讲故事，说笑话。我看他们每天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除了吃饭睡觉的时间以外，都是在从事劳动生产。那种艰苦朴素的精神真使人感奋。我在他们面前，只觉得自己渺小，深感有负于他们。对于他们劳动的成果——棉花、晚稻、黄豆、荞麦、山芋、蔬菜，我很珍惜。例如气候报告说，天要下雨了，我就想到田里还没有捉的棉花。捉棉花的时候，我就注意不漏掉落在地上的和没有捉干净的，并且当心不弄坏棉铃。小朋友们的欢乐变成了我的欢乐。

　　 一九六○年十月三十日

　　· 来源：

　　转引自叶永烈《王造时：我的当场答复》，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