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杜高档案：五年来思想改造总结

　　<杜高>

　　这一次重新学习五七年反右时期的几篇重要文献，讨论过程中又联系着对自己过去的右派罪行的再认识再批判，受到很深的教育。经过了五六年的改造，思想认识有了提高，立场观点发生了变化，现在回过头看过去的错误，审视五六年来改造过程中的得失，觉得眼睛明亮了许多，头脑清醒了许多，也才真正地懂得了党是怎样地挽救了我，把我从一条黑暗的道路上引向了光明的前途。当我一提笔写这份总结性的文字的时候，我就控制不住，想要把感激党的千言万语一口气都写下来。

　　我曾经是文艺界的一个以吴祖光为首的右派小集团“小家族”的成员。是一个面目狰狞的右派分子。我的错误主要在于：1.在革命队伍中进行小集团活动，这种活动本身就是具有分裂革命队伍的反党的性质；并以资产阶级的艺术观同党的革命文艺路线相对抗；2.当党对我的小集团活动提出严重警告，并在肃反运动中对这个小集团作了认真的审查和系统的批判之后，我非但没有接受党的教育，反而更加顽固地坚持错误，反党情绪更加发展，利用整风机会向党提出指控，污蔑肃反运动是“反人道主义的”，是“扩大化的”，是所谓“斯大林公式的实践”。到这时，我的错误已严重地发展到同党和革命产生敌我性质的对抗，党不得不在群众揭发的大量事实面前对我进行严肃的斗争，并作出必要的处理。

　　但是在反右期间，我并没有深刻地认识到这是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反映在政治和思想领域内的阶级搏斗。因此，我虽然在运动的压力下面承认了自己的罪过，却并不能由此而自觉地进行阶级立场的根本改造，我当时仍然受着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蒙蔽，对错误产生的根源，错误的严重危害性，以及自我改造的途径，都仍 只是一片模糊的认识。

　　这以后，迄今五年多来的劳动教养，才是我一步一步地由被迫到自觉的转变过程。

　　我虽然出身在一个革命知识分子的家庭，父亲是共产党员和老革命干部，母亲是进步的教育工作者，应该说，和党是有着血缘关系的。但是，从我所受的社会影响和广义上的教养来说，却都是资产阶级的。从少年时代起，我便从资产阶级那里接受了以个人为中心的生活理想，它以后就成为我的全部世界观的最核心的部分。我的少年时期经历了我国民主革命的整个阶段，我带着小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的政治要求倾向过这个革命。在参加革命以后，我的思想水平也仅仅是一般的对旧社会的不满，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和正义感，并未真正懂得革命的性质和任务，因而没有认清自我改造的必要性。相反，从旧社会感染来的自由散漫的生活习气，以“个人奋斗”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世界观却同革命的利益格格不入，日益成为接受党的教育，接受无产阶级革命组织性纪律性的锻炼的严重障碍。在我的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浓厚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同集体主义与革命的组织纪律性经常所发生的冲突，真像“聚小流而成大川”一样，为我后来的严重错误埋伏了早期的根源。

　　我把文学工作当成谋名夺利的工具，在名利欲念支配下，我写了一些粗劣的作品，却自以为居人之上，有了向革命讨价还价，甚至同党分庭抗礼的政治资本。我把个人名望看得高于一切之上，无不计较个人得失。即使当我穿上军装，和革命战士一同走上烽火的朝鲜战地的那一刻，他们抱着的是崇高的义无反顾的牺牲精神，而我所想的，却是怎样写出足以“流芳百世”的所谓“不朽之作”。

　　出自卑劣自私的动机来从事任何一种事业，那是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成就的，尤其是一个文学工作者，当他的灵魂浸透着腐朽的气息，他怎么能够创作出闪耀革命光辉的作品呢？

　　但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危害并不到此为止。

　　当党和革命给了我许多远远超过我应该得到的荣誉、地位和优厚的物质生活待遇以后，我并没有感激党对我的培养，却把这一切归功于“天才的自我奋斗”。我开始狂妄地标榜个人才能，我把那些谦逊质朴的同志看作“庸俗之辈”；我陶醉于吹捧和赞语之中，我厌倦过组织生活，厌恶同志间的批评和鼓舞；我热衷于贵族文人的放荡闲逸的生活方式，热衷于没落才子的茶余酒后的清谈阔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和革命同志相距愈远，却与另一群臭味相投的朋友愈靠愈近，共同的人生观和艺术观使我们形成了后来被叫做“小家族”的小集团。在这个小集团里，可以倾泻一切对党不满的言论和情绪，可以散布流言和蜚语。它是一个藏污纳垢的垃圾桶。

　　到此时，我的资产阶级名利观已经不仅使我堕落到了一个与革命文艺工作者毫不相容的地步，而更是一步步把我推上了政治上反党的道路。十年前，当我参加第二次全国文代会的时候，我向小集团的伙伴们说：“若干年后，我们要坐满文代会的主席团的席位。”可见我当时的野心勃勃。我对那些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作品，投之以蔑视，我在文章中宣扬所谓“人道主义”，“艺术的单纯和美”，“对人的爱”等等，总之，用这些抽象的资产阶级美学概念来与党的革命文艺路线相对抗。

　　1955年，当文艺界进行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时，由于我和胡风集团中的骨干分子路翎的所谓“友谊”，党对我的文艺思想和与该集团关系进行了批判，我当时虽然一面公开写文章批判路翎的“作品”，内心却对他抱以政治同情，始终划不清政治界线。当时，党已经发现了我的小集团活动，为了把我们从胡风反革命派的影响下挽救到革命方面来，做了仁至义尽的努力。但我却由于反动立场的顽固性，并没有通过这一场尖锐的政治斗争幡然悔悟，反而从国际修正主义者对斯大林的攻击里受到了鼓舞，他们的攻击立刻得到了我的阶级共鸣，更加煽起了我的反党情绪的恶性发展，在所谓“国内民主化”和“肃反问题”上我完全成了国际修正主义者的政治应声虫。我和吴祖光、以及小集团的其他成员向党发动了卑劣的进攻，我向陆定一同志上万言书为小集团辩护，推翻党的结论，攻击文艺界的肃反运动，在文艺界的座谈会上攻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发表歪曲社会主义现实生活的“作品”，到这时，我们的这个所谓“纯粹友情结合”的小集团，已经彻底暴露了它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面目，它已经成为一个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右派小集团，而我作为党的凶恶敌人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面目也已经在广大群众面前暴露无遗了。

　　1958年4月18日，党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对我实行劳动教养的处理。从五年后的结果来看，党的这次处理是正确而有远见的。这不仅符合当时的形势要求，教育了广大群众，并且是使我个人真正走上了自新的道路，真正进行了一次阶级立场、思想观点的根本性的革命改造。这是我的一生中最重要、最有意义的五年，也是充满着最剧烈、最深刻的自我斗争的五年。要在一篇比较简短的总结性文字中详尽地写出思想面貌变化的整个过程，那是困难的。我只想写几个主要点：

　　1.58年和59年的大跃进运动，使我的思想受到了一次很大的震动。作为一个个人主义者的我，第一次认清了和承认了劳动群众的智慧和力量的伟大，认清了一个个人主义者的渺小。现实生活是这样改造着我的：我所在的教养单位的群众，和全国人民一样，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所发挥出来的干劲，所创造出来的奇迹，所表现出来的智慧，都是使我惊异不已的。那时候，我们每天忘我地劳动十几小时，谁也不感觉疲倦，几乎没有我们战胜不了的困难。白手起家，一天就能建起一座小肥料厂；一座大堤，一锹一锹，一筐一筐，十多天就能筑起来；一块土地，经过自己的手耕耘，可以打下一千多斤麦子。人们在征服自然的生产斗争中团结得这样紧密，没有谁还会去想到个人的私利，想着的只是怎样取得集体的劳动任务的胜利。我溶化在这个劳动的集体里，每天出工、收工，一刻也不能离开它。当我们战胜了困难，取得了生产上的成就时，我们的欢乐是共同的。我开始意识到把个人溶合在强大的集体里的幸福，特别是当我们处在北大荒兴凯湖那样比较困难的自然条件下，一个人的力量是成就不了任何事情的。从实际的生产斗争中所滋长起来的集体主义观念开始猛烈地冲击着我那“个人至上”的资产阶级偏见，我开始深切地体会到为什么劳动阶级是最富有集体性，最缺乏自私的观念，精神上最纯洁的阶级。

　　2.同时，我所在的这个单位，又是充满着最尖锐的思想意识上的阶级斗争的地方。这里有来自旧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们，带着各自的丑恶的历史，可以说是各种反动、腐朽、黑暗的思想和意识的集合体。这里每天都在进行着思想上的两种力量的尖锐斗争。投入这个斗争，抵御反动思想和情绪对自己的侵蚀，在自己的头脑中扩大和巩固社会主义思想的阵地，通过这个最实际的阶级斗争来锻炼自己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立场，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反社会主义的思想，是五年多来改造过程中最重要的内容。

　　在思想斗争方面，我所面临的困难和需要的勇气都更超过劳动方面。因为这当中包括着一个和自己的旧思想、旧意识所作的艰难的斗争。在我所处的集体中，差不多每天都会听到不同的人对党和对现实生活所发出的各种不同的议论，有明目张胆的攻击，有牢骚，有怪话，有对现实的嘲讽，有的出自糊涂的观念，有的却出自阶级本能的仇视。总之，面对这比较复杂的现象，怎样去明辨是非，怎样去识破假象，怎样去划清界线，是否向政府揭露那一切不法的或错误的言行？是否敢于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在批判那些错误或反动的观点时自己是否建立了正确的或进步的观点？这就不能不促使我去学习，去检查自己。五年多来，我经过难以数计的批判会和斗争会，看到过各种人的精神面貌，听到过各种音调的奇谈怪论。这一切，年复一年，使我学习到了最宝贵的阶级斗争的知识。而每通过一次这样的批判和斗争，总要使我自己在头脑里消灭掉一些反动的思想或错误的观点，因而自己也就得到了最实际的改造。譬如，当我认不清一种反动思想，对它产生了政治上的憎恨，我就会尽一切努力用我所能占有的正确观念作为武器向它斗争，这样做的时候，我的立场就很明显地是在正确的一方面，而正确的观念经过了这样一次斗争也就更稳固地在自己的头脑中扎下了根子。最初是学习来的东西，逐渐也就成为自己所固有的东西了。再如，当我认比清一种反动思想，或者同情一种论调，或者是那被宣布为错误的言行恰恰也是自己所有的，这时，思想斗争的程度就会更剧烈一些。五年来的经验通常是：经过政府干部的教育，群众的说理，事实的验证，开始有了改正错误的决心和勇气，然后和大家一起向错误斗争。而每经过一次类似这样的批判斗争，自己在思想上就会有比较大的进步和提高，受到的教育也特别深刻。

　　五年多以来，印象最深的，是59年、60年的两次坦白检举运动，61年初的三面红旗学习，以及近一年中对孟广居、陆浩清等人的反动言行的揭发和批判。

　　3.五年来的改造，使我 真正懂得了革命同反革命之间的阶级斗争的不可调和性，同时也使我从无数具体的事实中，真正懂得了党利用无产阶级专政所进行的改造事业的深刻的人道主义性质。这对我的政治思想和观点的改变有比较重要的意义。过去，我在政治上和文学上都大力宣扬“人道主义”这个抽象概念，我崇拜一种“人道的”与“仁爱的”精神，我把这个概念和这种精神与阶级斗争对立起来，因而在政治思想上把革命对反革命的统治同民主和自由对立起来，把无产阶级专政看成是残暴的现象。五年多以来，我到过监狱，到过许多劳改单位，接触过各种各样的犯人，我自己也经历着相同的劳动改造的生活，我不但没有看到过一件残暴的现象，反而无数次地被党和政府的人道主义政策所感动着。我看到无数个罪犯经过改造成为新人，获得了幸福、光明的生活。当资产阶级用残酷的镇压屠杀革命人民的时候，无产阶级党却用改造的手段给自己的阶级敌人以光明的出路，还有什么比这种革命精神更富于人道主义的感召力呢？用我自己的切身经历就足以说明这一点。我在五年多的教养生活中受到政府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除了给予各种工作的机会和通过各种形式的劳动来对我进行思想教育以外，当我近一年来病重以后，我便得到了治疗和休养的条件。这一切实际经历粉碎了我过去的反动的政治观念，使我认清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要性，以及它所体现的革命精神与人道精神的统一性。由于这一个政治观点的改造，使我在最近一两年来能够从思想上抵御现代修正主义思潮的侵蚀，识破修正主义者的“阶级调和论”的理论谬误和作为他们进攻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武器的“人道主义”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东西。

　　4.五年多来的俭朴的物质生活对我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改造，也是很有意义的。一个人的思想意识的变化是逐年逐月的，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察觉出来。记得在57年的一次批判我的小集团的大会上，陈克寒部长说过这样一句话：“许多人在政治上的堕落都是从生活上的追求享乐和腐化开始的。”可见物质生活对思想意识的作用，我在劳动教养以前，不事生产劳动，特别是从52年以后，远离工农兵实际斗争，一味追求城市生活的享乐，这就使我从生活上向资产阶级方面的转化一直到政治上堕落为资产阶级右派为止。教养以后的五年多来，整个的物质生活方式起了一个根本的变化，特别是经过三年抗灾以来的比较艰苦的物质生活的锻炼，使我的人生观，生活态度和生活习惯都起了一个量到质的变化。教养初期，我几乎咽不下这样的菜饭，睡不惯这样的被褥，受不了这样的生活。但是五年以后，真正懂得了一些创造生活的艰辛，不仅习惯于劳动者的简单朴素的生活，满足于粗茶淡饭，布衣粗衫；不仅不慕奢侈，并且感到了用劳动来创造自己的生活，这才是最纯洁，最高尚，最有乐趣的人生。现在当我回忆起过去几年中的铺张浪费，挥金如土的贵族作风，回忆起灯红酒绿、杯盘狼籍的腐化生活的场景，真感到一种羞耻和情感上的厌恶。古人说的“以俭养志”这句话是不错的，我将深深地记取这一个教训，从俭朴的物质生活中培养起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志向。

　　最后，我还想写一点对劳动的体会。

　　同所有的旧式知识分子一样，过去我在灵魂深处是鄙视体力劳动的，把普通劳动者看成是低贱愚昧的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可以概括旧知识分子的人生观点，我当然也不例外。长时期的脱离生产实践，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逐渐也就养成了好逸恶劳的生活态度，因而教养初期，劳动成了一个很大的考验，不仅鄙视劳动，而且惧怕劳动，想尽方法躲避艰苦的劳动。过去是手不能提，肩不能挑，成天躲在书房里做彩色的梦，那自然是很轻松的事。现在要在烈日下面，风雪面前进行一锹一锹的脚踏实地的生产斗争，那自然是要艰难困苦的多，手要磨出血，脚要打起泡，腰会酸，背会痛，肩膀要扛得住重抬，脊梁要经得起重压，亲身一经历，才知道原先自己的舒适生活原来都是劳动人民的这样辛辛苦苦创造得来的，甚至连自己的一点点学识也都是靠了劳动人民心血创造，靠了劳动人民的抚养才得到的。从耕耘的艰辛到收获的喜悦，这才真正懂得了“劳动创造世界”的这一个伟大的真理。

　　过去把社会的精神财富看得高于一切，现在才懂得一切最珍贵的精神财富都是一刻也脱离不了社会的物质财富的创造的，社会的存在，社会的发展，社会的繁荣，无不要依赖劳动人民的一粟一菽的生产。通过几年来的实际劳动，不仅对劳动的观念发生了变化，而且对劳动逐渐建立了感情。看到别人的劳动好不仅不去轻视他，反而会产生一种由衷的爱慕；过去感到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是一种“快乐”，现在觉得闲下来就很不好过，觉得不劳而食是一种莫大羞耻。即使在休养的时期，也总想力所能及地参加一些劳动。当然，我还远远没有建立起巩固的社会主义劳动观点，但是我十分珍惜五年来的劳动锻炼在思想意识、观点乃至情感上所发生的变化和我所得到的一些切身体会。

　　是立志终身作一个普通的体力劳动者，还是继续作一个精神劳动者，这当然要看整个社会的需要。但是我觉得对我个人来说，是否能够决心作一个普通劳动者，更应该作为我检验自己是否已经彻底抛弃资产阶级轻视劳动人民的观点的最重要的标准。在联系自己的未来所作的种种考虑中，过去和现在都不能不说仍然充满着两种意识的斗争。因而我时常意识到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艰苦性。

　　但是有一点我觉得是应该写下来的：经过五年来的改造，我觉得我的整个立场、观点、思想意识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这个变化并不是词句上的，而带有根本上的阶级性质。这是党和政府的挽救教育，长时期以来的劳动锻炼和严格的集体生活的锻炼所带来的结果。

　　我觉得在往后的一生中，我能够作一个社会主义的劳动者是我的幸福和光荣。

　　我将把我的整个生命完全交给党和国家，不计较个人的私利，不谋个人的所得，在农业战线上和一切劳动岗位上，用忠诚的劳动来报效党和毛主席。这就是我的志愿。

　　 一九六三年五月十八日

　　· 来源：

　　杜高先生提供的原始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