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中央转发阎红彦同志给主席的信和毛主席批示 　　阎红彦同志此信写得很好。他的调查方法也是好的，普遍与个别相结合。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供参考。 　　 毛泽东1961年5月16日 ## 阎红彦同志给主席的信 　　（主席：） 　　四月十六日随总理送吴努之后，我就留在了思茅地区，根据“六十条”作了些调查研究。参加了普洱、景谷两县的县委扩大会议和一些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干部进行了座谈，找了苦干社员群众听取意见。最近又转到了大理地区，准备到这里再停一个礼拜的时间，把一些问题进一步的摸一摸。 　　中央“六十条”下达后，深受群众欢迎，议论很多。特别是关于社队规模、公社食堂、三七开、实物分配等问题，反映十分强烈。从地、县干部来说，有的还没有认真接触这些问题，有的接触到了，但是又有若干顾虑，从基层干部和群众来说，虽然迫切要求解决问题，但是往往也不容易一下子说出心里话。只要诚恳地和他们商量，真实思想也不难暴露，具体问题也不难解决。 　　因为省委的同志最近都在各地，还没有来得及一块讨论，但在电话上交换意见，大家在一些主要问题上的看法，基本是一致的，简要报告如下： 　　一、社队规模问题，“六十条”一拿下去。从干部到群众，首先强烈的提出规模问题，我省的社、队规模，一般是偏大的，这个问题所以一直没有解决好，是由于我们对云南的复杂分散的地理条件，民族关系认识得不够深刻。云南虽然有一部分坝子，人口稠密：但绝大部分是山区，幅员辽阔，居住分散，有些坝子的公社和大队，也多数带有一部分山区。每个县、每个公社都包括有几个、多的有十几个不同的民族。这样，不仅不利于克服平均主义，也不利于组织生产和民族团结。在执行十二条时，省委对山区曾经有一个专门的补充规定，企图认真地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因为当时在人口、地区上仍然有个框框的约束，没有得到彻底解决。我继续调查了普洱县和平公社推路生产大队的情况，这个大队有552户，2，969人，七种民族，从东到西八十里，从南到北60里，除了单家独户以外，包括了三户以上的大小自然村39个。从大队到最远的生产队有60里，生产队之间都相距一、二十里，一个生产队内的村寨之间相距最远的有35里。这里原釆是一个乡，1955年建成七个初级社，1956年并为五个高级社，1958年公社化时合成一个大队。实行统一分配的结果，贫富拉平，相互怀疑，意见很多，粮食、牲畜年年减产，有的原来是余粮队，这两年搞得连口粮也不够了。类似这样的社、队规模，在普洱要占一半以上；我经过的景谷、镇源、景东和大理的一部分县，都有类似情况。这两年来，山区生产受到损失，规模问题是一个重要原因。坝区的问题也很复杂，一部分原来的高级社又很大，五、六百户以上的生产大队为数不少，并且多数的大队还合进釆了一些比较远的山区生产队。由于条件不同，互不联系，分配上拉平，生产上瞎指挥，结果山区、坝区都没有搞好。对于调整规模问题，干部的主要思想障碍是怕右倾，和怕单位多了不好领导，不敢实事求是地加以解决。因此，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发手让干部和群众吵透，同时领导上也要帮助他们下决心。我觉得，规模的大小，不能只看户数，更不能只看平均数，也不能完全拘泥于原来的乡和高级社的情况，必须考虑居住条件，经济联系，民族关系，该大就大，该小就小。在山区的公社，除了居住比较集中，生产联系较多的若干村寨可以组成—个核算单位以外，应该基本上以村寨为基本核算单位。为了适应山区特点和在组织上把许多分散的单位联接起来，在一个公社之内，有的核算单位是大队，有的是生产队；在一个生产队内，有的是包产到生产组，也有分散的单家独户，实际上要包产到户。从调查和试点推算，预计全省社、队规模调整的结果，公社和大队两级，都将增加两倍以上。 　　二、公共食堂问题。这次，每到一个地方，都接触到食堂问题，无论山区和坝区，群众反映普遍都很强烈。 　　在景东，我着重地调查了文景公社大营大队的三个食堂，很说明问题。这三个食堂，有两个（下营、孙家营）办得较好，一个寨上办得不好。下营食堂，公认办得较好，群众比较满意，但是主张不办食堂的人占85％，比例却最大，其特点是50％以上的户有辅助劳动料理家务，社员家庭副业发展得好，家务建立起来了；在78户中，有73户，占93％，养了猪，共118头（集体养猪43头）；普遍养有鸡，每户4、5只；自留地平均每户3分，户户有烧柴储备；家家有小锅小灶，虽然在食堂吃饭，家家每天还要烧火。社员说：“反正每天要煮猪食，煮菜，同时就能把饭煮熟了，还有汤水喂猪；替食堂抬饭的时间，在家也一样煮熟了，不煮饭也要磨够时间才出工。”孙家营食堂办得也好，村小人少（27户），居住集中，除了饭菜以外，食堂还供应开水、热水，开始大多数都坚持把食堂办下去，但听说食堂要单独核算，情况立即发生变化，60％家有辅助劳动的人，都表示不再参加。寨上食堂办得不好，61％的人不愿办食堂，但仍有39％的人主张办下去，主要是他们缺乏人手，家中有困难。由此看来，食堂本身办得好与不好，不是能不能继续办下去的决定条件，只要一认真地解决了自留地和私人养猪，就和食堂发生矛盾。 　　综合群众种种反映，对食堂的意见主要是三个方面：以下营食堂为例，一是浪费大。全队78户，283人，全劳动力96人，专门为食堂做饭、砍柴、种菜、碾米的服务人员就有17个，占全劳动力的18％。临时动员群众砍柴、种菜、洗菜的还不算，食堂菜地29亩，如果改种粮食，平均亩产五百斤，每人可多收五十斤，等于两个月的口粮；食堂烧柴，比各户单独起火浪费柴火30％，严重的是食堂要烧大柴，砍大树。原来这里是很好的林区，离村一、二里路就有柴烧，现在周围十五至二十里以内都已砍光（当然，也不都是这个村子的食堂砍的）；至于浪费时间、与粮地争肥料、争水的情况也很严重。二是平均主义。办起食堂以后，自给性的产品增大。从账面上看，单是油、盐、柴、菜的供给，每人平均合16．7元，占分配给社员部分的32％，但是黄豆、青包谷、猪杂碎等许多东西都吃了不算钱。加上食堂服务人员比例过大，工分值大大降低，由56年每个劳动日的工分值是1．3元，去年只合0．3元。三是办食堂和发展私人养猪、家庭副业有矛盾。社员说：“一家一户做饭、小猪一年就长胖，集体养猪两年也喂不肥”，但是，社员没有谷糠和米汤，猪就养不成；要发展私人养猪，就得各家起火，又得分够自留地，再办食堂就是浪费”。事实上，私人养猪、自留地和整个社员的家务非有不可，许多社员反映，这两年家里空空的，娃娃的生活成了大问题，一天只能随着食堂吃两顿饭。下营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在全省是有代表性的。 　　省委同志们所作的其他几十个食堂的调查，都说明了同样的情况。专门为食堂服务的人员，一般都占了全劳力的15—20％，或者到30％；因为划了食堂菜地，减少的粮食耕地面积相当于挤掉一个半月到二个半月的口粮；食堂也并不节约粮食，而且也由于油水很少，吃食单调。群众营养和体力都受到影响；山林破坏很严重，一个山一个山的砍光了，社员说：“不砍，没有烧的，砍了实在心痛”；家里不起火，压田压地的草木灰也没有了，食堂不单独核算，就平均主义的吃了算，供给部分实际都占40％以上，有的高达60～70％，一单独核算，一个人一个月的伙食费，少得三元，多得五、六元，群众吃不起；由于社员养猪大大减少，整个存栏数和育肥率都显著降低了。对于“食堂吃饭，众口难调”，基层干部一半以上的精力为食堂操心。“出力不讨好”，等等反映更加普遍。对于公共食堂，干部的心情十分复杂：一方面感到食堂已经办了几年，在粮食管理上，保证每一个人的基本生活上，确实起了一定的作用，食堂本身也建立了一些家务；另一方面，又感到很多问题难以解决，群众的真实要求，他们也是摸底的，办下去是困难的，不办也有新的困难。因此，不敢放手让群众讨论，在处理自留地上也留有后手。 　　省委也曾经认真地、反复地考虑了这个问题，觉得既然食堂是直接关系群众生活的大事，还是根据自愿，由群众讨论决定，不能有任何勉强，群众真正要办的就办，群众真正不愿意办的就不办。这样作的结果，我们估计到可能出现少数坚持办常年食堂、一部分主张办农忙食堂、多数不愿意办食堂的情况。现在的问题是：即使要散，也必须有准备，不能一哄而散，如果一哄而散，就可能发生混乱，造成群众很大困难。目前，自留地不够的，应根据规定坚决补够，并帮助社员解决锅灶等困难。总的看来，宜于在春耕大忙以后有准备、有步骤地再作全面调整。目前，有一部分食堂实在维持不下去，已经散伙，多数散得比较好，家庭的小锅小灶、粮食加工、社员烧柴、食堂家务的处理，困难户的安置。作得比较有准备、有秩序，社员的出勤率、生产的质量，都有显著的提高，心情是愉快的。也有少数食堂散得比较草率，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工作，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 　　三、“三七开”问题。根据我的调查，多数地区的群众都不主张实行部分供给制，但都一致同意包五保户，照顾困难户，照顾孕妇产假和工伤残疾等，对于开支，大体占总收入的2～3％，加上对托儿所和群众性的治病补助，最多也不超过5％，这种办法实际是扩大公益金的办法。一部分地区群众仍然愿意除了包五保户、照顾困难户外，对全体社员实行部分粮食供给制，这样，供给部分大体上也只占到分配给社员部分10～15％。我觉得上面两种办法都可以实行，全省不必强求一致。有条件的地区，仍然实行部分粮食供给制是有好处的，因为可以使一部分人得到比较可靠的社会保险，减少超支户。 　　四、耕牛、大农具的所有制问题。耕牛和大农具归大队所有好还是归生产队所有好？多数的意见是，要想发展快，还是归生产队所有好。 　　本来，按照我们的规定，大牲畜已经固定到生产队，繁殖分成，生产队的意见很大，而且对牲畜的实际权利是在生产队手里；但是，生产队仍不放心，生产队长都说：“所有权在大队手里，不知那一会又要调”，“过去虽然一再讲四定队，大队仍然不断平调”。我调查了景东县文井公社大营生产大队的情况：58年全部打乱平分了一次，这几年来年年平调，今年贯彻12条，检查“四固定”，又平调一次，牲畜多的文星河生产队57年有牛140头，这几年前后被平调43头，总数却减少将近一半，牲畜少的孙家营队，这几年调进5头，总数却从57年的17头减为现有的15头，加上几年来生产队养牲畜没有收入，结果，牲畜多的、少的都不积极发展，所以，队长们都说：“牲畜归了生产队所有，谁也不观望了，五年后，保证耕牛多多有余”。 　　有些大队干部也认为归生产队所有好，这样干脆一些，免得牛少的生产队，总是在那里观望等待大队平调、大队在统一安排生产之下，也不能保证不调，结果弄得两头都不积极，照现在办法，左包右包大队分成一部分。又付回一笔饲养工本，结果不但没有收入，有的还要贴本，因此，所谓大牲畜归大队所有，是“只图虚名而无实惠”。我认为牲畜和大农具归生产队所有，对大队并无实际损害，但是可以大大加强生产队的责任心和积极性，有利于大牲畜的恢复和发展。 　　五、山林分级管理问题。近几年来，由于办起了公共食堂、工业和副业的发展、基本建设规模的扩大，山林破坏很严重，我在景东文井公社大营大队的调查，感受特别深刻，这个大队前有把边疆，后靠无量山山脉，森林面积长十多公里，宽五、六里约五万亩，资源丰富。在座谈中老农反映，几年前，房子后面一华里就有很多大树，茂密成林，现在要到十几里以外才能找到，照现在这样砍下去，五、六年就要全部砍光。 　　现在山林的主要问题：一是所有权不清，责任不明。 　　合作社时期，国有、乡有、社有还大体分明，这几年什么界限都没有了，国有林、集体林都在一起，谁都可以去乱砍，社员一面对山森的破坏感到可惜、着急，一面又认为，谁不砍谁吃亏。二是管理制度废弛，这里的群众有爱护森林的习惯，解放以前都有一套经营管理森林的办法，专人负责保护和发展林木，保护水源林、管理河堤林、经营果木林、培植烧柴林、看管风景林。每年定期开山三天，人人可以上山砍柴，但砍伐规则很严，不准乱砍乱伐，既解决了群众烧柴的需要，又保护了山林；三天过后，鸣罗封山，封山期间，管山人专门巡察，如有人犯规破坏山林，要受到砸斧子、罚款、罚种树等处分。因此，山林保护和成长较好。几年来，旧的办法废弃了，新的办法来建立起来，即使林业部门规定了一些办法，因为没有研究群众过去管理森林的历史习惯，不是从群众中来的，结果是张法不灵。 　　经过访问老农和社员群众，多次座谈讨论，大家都认为：要迅速确定林权，明确所有制，把原属村寨所有的山林，根据生产队的需要，划归生产队所有，由他们繁殖更新，解决用柴，除此以外的山林均划为国有林。国有林除了由林业机构的由国家直接管理以外，其余的按照行政区域和山林地理条件，分别委托生产队管理，并规定他们的应尽义务和应有权益（如临时生产队进山经营山林副业，收入归生产队），以及奖偿制度，群众认为，只要把上面问题解决好，山林恢复起来也很快，不用十年，又是山林茂密，水源大增。 　　六、实物分配问题。社员对“六十条”中有关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规定，非常拥护，特别是要求实物按工分分配，多劳多吃。从群众反映的意见看，有些产品确乎因为瞎指挥减了产；有些东西并没有减产。但群众吃的还是少了，商品量还是少了。主要原因：一些公社内部的集体与集体、个人与个人之间分配上是平均主义的，甚么都按人头分，不能多劳多吃，加上基本核算单位偏大，队与队之间实物分配也拉平了，种甚么的不能多吃一点甚么，不种的也要照样吃一分，结果本来可以成为商品部分的也没有了。二是商业部门不按政策办事，在收购上不考虑自给部分和商品部分的合理分配。有的是任务规定过大、买了过头的；有的是任务虽不重，甚至没有外调任务，但卡得太死；有些东西运不出去，宁肯积压霉坏，也不组织当地销售；有的是自己不收购，也不准群众吃。这两方面的情况，都人为地造成了一些困难，伤害了群众积极性。景东县18万人口，猪有8万多头，羊9万多支，大牲畜6万多头，因为运输困难，只是猪有8千头的外调任务，其他都没有任务，但是群众吃肉也很少，由于各种限制，使得牲畜年年减产。景谷县钟山公社大寨大队去年种了花生，后来连种子也被收购走了；有的队种黄豆，过去除了自己吃豆腐、酱豆以外，还可卖一些给国家，去年大队拿去按人头平均分配，每人一两，豆腐吃不上，商品也没有了。据我了解，象这种情况到处都存在。“六十条”贯彻执行以后，集体内部的实物分配，可以得到解决，商业工作上存在的许多问题，还需要认真研究加以解决。 　　从我走过的地区看，除了大理地区有个别县比较落实，群众的情绪也比较高，全省情况也大致如此。多数地方，雨水也比较调和，只要我们认真地根据主席指示，进一步把存在的问题解决透，今年的情况会是好的。 　　请主席批示。 　　敬礼！ 　　 阎红彦1961年5月9日于弥渡县 　　抄送：各书记，常委，秘书长，西南局10， （共印70分） 　　来源：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秘书处 1961年5月16日抄 　　· 来源：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