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市委关于实行三包一奖、评工记分的意见向中央、华北局的报告

　　<北京市委>

　　为了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调整了社队规模，废除现行的带有平均主义性质的、普遍的、全面的供给制，改为只对五保户的生活和困难补助实行供给制，以及对超产粮食实行按劳分配的办法之后，我们认为最重要的环节就是贯彻三包一奖、评工记分。只有搞好三包一奖，才能克服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并且在此基础上，搞好评工记分、才能克服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比较彻底地贯彻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

　　（一）北京郊区各区县的调查材料说明，这几年来，凡是生产连年增加的单位，一般都在不同程度上坚持贯彻了高级社制定的三包一奖、评工记分的制度。除了在公社化初期乱过一阵以外，很快就又恢复、坚持下来；有些单位还逐步改进、健全了。例如：丰台区芦沟桥公社岳各庄大队就是一个好的典型。几年来这个大队的三包一奖、评工记分制度，由不大合理到比较合理，由不完备到比较完备。现在占百分之九十五的活茬都有了定额，日记工，卯子工已减少到百分之五、集体计件和个人计件达到百分之九十五，因而大大调动了生产队干部和广大社员的积极性，生产年年提高，收入年年增加。一九六〇年全大队总收入达到三百五十万元，比一九五七年的二百二十万元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九。

　　同时，凡是实行死分死记，卯子工，死级活评的，不能或者没有完全体现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原则的，多半都减了产。例如：怀柔县驸马庄大队实行“卯子工”，每天男劳力一律六分，女劳力一律四分，多劳不多得，少劳不少得，使好劳力吃了亏，懒汉占了便宜，严重地影响了社员劳动的积极性，造成“活等人，人等活，活忙人不忙”的现象。一天实际只劳动三、四小时。粮食总产量由一九五七年的三十一万二千一百九十八斤减为一九六〇年的二十八万九千三百七十四斤，亩产量由一九五七年的一百九十多斤减为一九六〇年的一百六十多斤。干部说：“这几年干部真难当，骂没少挨，劲没少费，活没少做，地没少荒。”社员说：“这几年工没少出，气没少生，钱没多得，粮没多吃。”

　　现在各区县、公社、大队都在大力整顿推行三包一奖和定额管理评工记分，根据各区县的调查材料，凡是认真这样办了的，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大为提高，生产上立即出现了新气象。一般劳动效率，要比实行死分死记，卯子工和死级活评的高一倍，甚至更多。例如：昌平南口公社南口村生产大队，没有实行定额管理，评工记分以前，全队二百八十五名整半劳力经常有五、六十名劳力不参加集体劳动。社员形容那时的情况是：“日[出？]工一窝蜂，活茬好坏分不清，活茬越干越稀松。”四月间开始实行定额管理评工记分以来，全队二百八十五个劳动力，基本上达到了全勤。二十多个几年没出勤的人，主动找队长要求派活。生产效率也显著提高了。社员胡起亮是个废脚，评工记分前每天推土三十车，现在每天达到九十车，劳动效率提高了两倍。

　　（二）现在各社、队实行的三包一奖、评工记分的办法，是多种多样的。在三包方面，有的包产是按照土地的不同土质，不同的栽培的方法和全部活茬定额标准确定的；包开支是按收入的一定比例确定的，如海淀公社六郎庄大队。也有的是按不同作物、不同土质、不同耕作条件逐块耕地民主评定每个生产队包产、包工、包开支的指标，计算出每个工应该生产多少粮食，和每个工生产这些粮食要用多少开支的标准，到年终决算时，各生产队生产多少粮食就计多少工，给多少工的劳动报酬和开支，如：怀柔县北宅公社一渡河大队。还有的是“以亩定产，以产定工，以产定开支”，如芦沟桥公社岳各庄大队是按照不同作物、不同土质，分别评定不同等级的耕地应包的产值和产量指标，计算出每个队应包的总产值和总产量；然后根据包的总产值指标，按照不同的包工标准和开支比例（土质较差、生产基础差的队，包工标准低一些，开支比例大一些，土质较好、生产基础较好的队，包工标谁高一些、开支比例小一些），计算出每个队应包的工分总额和开支总额。这样，对包产多的多给工分，多给开支，即承认了差别，同时对生产基础比较差的生产队也有所照顾。至于评工记分的办法，有的一般活茬都有定额，基本土按件记工（集体计件和个人计件），有的主要是小组包工和小段活茬包工。

　　实践证明，这些不同的办法，都是群众创造出来的，为群众所欢迎的，都能调动广大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因而都是可行的。郊区各县、各社队情况不同、土地、作风不同，干部、群众经营管理的经验不同，三包一奖、评工记分的具体办法可以是多种多样的，由各个大队的干部、群众根据自己的情况和经验来决定，不宜强求一律。

　　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首先是必须坚决废除卯子工，死分死记和死级活评（即按等级评工分）。因为这些办法都是违反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的平均主义的分配方法，对于劳动力强，劳动力好的社员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实际上鼓励了懒汉，极大地损害了社员的劳动积极性，是不利于生产的发展的。除了对极少数不好评工记分的农活，如看场院、管白薯窖等，可以实行日记工，即计时工资以外，一般都应该实行小包工和个人计件。应该肯定，目前农业生产水平还比较低，基本靠体力劳动和手工操作，机械化水平不高，如果要象机械化水平高的大工厂一样，实行计时为主，计件为辅的工资制度，这对于农业生产是极为不利的。

　　其次，要改变三包一奖中奖罚相差悬殊的不合理的办法。目前一般是对超产的奖给超产部分的百分之七十至百分之八十，对亏产的罚亏产部分的百分之二十。对这种办法，有些生产搞得好的生产队很不满意。他们认为这种办法很容易使耍滑取巧的占便宜，老实人吃亏，甚至出现多劳少得，少劳多得的现象。例如，怀柔县王化公社杨宋各庄生产队，去年草荒严重，粮食减产十一万九千斤，折价八千零二十元，罚减产部分的百分之二十，折价一千六百零四元。但是，他们由于偷工减料，少用开支和多搞副业得了奖，增加收入六千八百四十八元，增减相抵多得五千多元。邻村社员气愤地说：“这种办法简直是奖励荒地。”调查中有的主张实行奖罚一致的办法，即超产奖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亏产也罚亏产部分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也有的主张罚的比例要比奖的比例略低一些，只是不要相差悬殊，例如，超产奖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亏产罚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六十。（以上两个方案中，超产奖给生产队后所剩下的部分以及减产所罚的部分都由大队统一分配。）我们认为，这两种办法都可以采用，由各个大队自行讨论决定。

　　（三）为了搞好评工记分，必须首先搞好定额管理。实践证明，最初搞定额，一般不可能是很合理的，必须在实践过程中，不断修改，补充，由粗到细，由不合理到比较合理，由不完备到比较完备。在这方面，丰台芦沟桥公社岳各庄大队第一生产队的作法是比较好的。从一九五七年以来，这个队补充增订的定额占原定额的百分之三十，修改的占原有定额的百分之四十，有的一年修改补充一次，有的根据情况随时修改。因而现在百分之九十五的活茬都有了定额，而且比较合理，社员比较满意。现在，郊区各社队的定额管理，也有少数和岳各庄差不多，比较健全；多数是过去高级社时搞了定额管理，这两年放松子，现在大体可以把过去的办法恢复起来，稍加修改补充，就可以实行了；也有的队过去没有搞过定额管理，可以借用条件大体相同的生产队的定额作为参考，根据自己的情况加以修改应用。这样就可以比较迅速把定额管理搞起来，推动当前的生产，即使有些地方不够合理也不要紧，只要在实践中认真总结经验，不断修改补充，就可以使定额管理工作逐步走上轨道。

　　（四）现在凡是三包一奖、评工记分搞得好的地方，不但对生产队实行了四固定建立了生产队的责任制，而且在较大的生产队（大体是三十户以上）还建立了作业组，并且和生产队长有一定的职权分工。例如：作业组长有权根据生产队长的统一安排和生产队制定的统一定额，逐月具体安排小组的活茬，负责对组员评工记分，这样就可以在每日下工时派第二天的活茬和评工记分，而不必等到第二天早上临时派活耽误时间。同时，一个作业组的社员，共同包工，利害相连，又经常在一起劳动，彼此了解，便于监督懒人，保证活茬质量，定额管理和评工记分都比较容易执行。

　　（五）三包一奖、评工记分牵连到每个生产队，每个社员的重大利益，各个社队的具体情况又比较复杂，虽然它总的是适合目前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但是在具体执行中，问题还不少，必须注意不断总结经验，加以改进和提高，才能使它完善起来。

　　以上意见是否妥当，请批示。

　　（载《北京工作》394期）

　　来源：《一个阴谋复辟资本主义的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揭开邓小平、彭真在顺义、怀柔“调查”的黑幕》(首都红代会中国人民大学三红农经兵团河北北京师院红旗井岗山纵队,一九六七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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