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甘肃省委转发汪锋同志关于农村食堂等问题向主席的报告

　　（各地、市委，自治州委：）

　　汪锋同志五月九日关于农村食堂等问题向主席的报告现发给你们。报告中提出的问题，都是当前农村最紧要的问题，望根据这个报告的精神，切实走群众路线，真正按照大多数群众的意见去办。

　　不论农村食堂或是城市居民食堂，都应当坚决贯彻利于生产、利于生活和群众自愿的原则，绝不应当把食堂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强使群众非在食堂吃饭不可。凡是群众不愿意办下去的，经过群众讨论，作好散食堂以后的准备工作，解决好散食堂后的各项具体问题，散而不乱，食堂就可以散。粮食分配到户。过去因反对食堂而被批判斗争或被戴了帽子的，如果没有别的错误，应该给予平反。

　　 甘肃省委1961年5月26日

## 汪锋同志关于农村食堂等问题向主席的报告

　　（主席：）

　　四月二十七日，我带了五个同志来到临夏。二十八日听了自治州党委同志的汇报，并且选定新集公社新一号生产大队作为调查研究的重点。二十九日我回兰州参加西北局召开的澜涛同志传达你和小平同志指示的电话会议，于五月一日返回，其他同志则比我先两天到达这个大队开始工作。

　　新一号生产大队是一个二类队（新集公社是一个三类社），是才在中央工作组的帮助下整顿过的。这个大队是在临夏最早的一个高级社的基础上成立起来的。这个大队的自然条件是很好的，今年的生产情况也不错。州、市机关的工作人员经常在这里进行试点。它的组织规模，于省的三级干部会议之后，很快即作了调整：原为五百七十户，三千三百二十七人，现为四百三十九户，二千五百二十三人；原有土地四千五百九十二亩，现有土地三千七百三十八亩；原有十三个生产队，划出去四个，又分出四个来，现仍为十三个生产队。

　　按照我们原来的设想，这次调查本来是打算从摸清两个平均主义入手的。但是，当我们一接触到群众，经过向群众反复地宣读六条，讲解党的政策，请他们发表意见的时候，立即发现这里群众最关心和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别的，却是食堂问题。

　　我们重点地摸了两个食堂：一个是第九生产队的食堂，大队的和上面来这个大队工作的干部都在这个食堂吃饭，大队对这个食堂有许多照顾，因而这个食堂办得比较好。社员在这个食堂吃饭的，共有四十户，一百九十六人。除过一个五十多岁的单身汉表示“家里吃也成哩，食堂里吃也成哩，我一个人随大家”的意见外，全体社员都主张打粮回家吃饭，停办食堂。这个单身汉的名子叫尚贤，贫农成分，在食堂散了以后的第二天，他专门找到我们的干部说，他讲这个意见的时候，思想上还有顾虑，不敢说不在食堂吃饭，而实际上他是最不愿意在食堂吃饭的。另一个是第六、第七生产队的食堂，这个食堂没有什么特殊的照顾，办得不好。在这个食堂吃饭的共有六十一户，三百一十三人。除只有一个人主张在食堂吃饭外，其余全都主张打粮回家吃饭，停办食堂。这位主张在食堂吃饭的人，事后我们才知道原来是食堂管理员马合买的老婆。

　　群众对食堂真是怕极了，恨透了。群众说：“交朋友交个管理员，吃馍喝汤不作难”；群众说：“炊事员的肚子，饲养员的热炕，队长、管理员没定量”；群众说：“勺把子上有刀子”；群众说：“食堂是饭厅（打饭的地方）、法庭（炊管人员不顾群众困难，甚至打人、骂人态度恶劣）和花厅（队长、管理员专找漂亮年轻的妇女作炊事员，就在食堂里乱搞）。”例如，六队队长马培继和食堂管理员拜景义，贪污多占，克扣社员口粮，利用社员口粮诱奸、强奸妇女十三人之多；一九六○年在这个食堂吃饭的共死了三十九人。群众对这些事情愤恨最大。这两个食堂确已成为破坏社会主义、阻碍生产发展和党群关系中的疙瘩了。

　　根据群众的要求，在社员学习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之后，又经过了四个白天和三个晚上的访问、座谈和讨论，我们帮助生产队的干部分别召开了生产队的社员代表大会，通过了停办食堂的决议。社员对这次社员大会的评价很高，人人兴高彩烈，他们说： “开这样的会开个整夜也行。我们这才是真的贯彻六十条，开社员代表大会来解决我们自己的大事情呢！”大会除了对予食堂停办以后的问题都一一根据社员意见作了决定以外，还在贫、下中农小组的基础上选出代表（一个食堂选了十人，一个食堂选了十一人），负责具体办理。以第九生产队的食堂为例：该食堂有菜地六亩半，社员一致主张由原来的专人经管，将来按粮食定量标准比例分菜，或卖菜分钱。食堂养猪三口，社员一致主张由种菜的人兼管起来，由生产队供饲料，公猪育肥吃肉，母猪生仔卖仔。食堂有兔子三只，折价卖给社员喂养。食堂的粮食，已经安排到八月十五日，决定按定量标准分给社员。食堂有糖萝卜和干菜八千斤，提出一千斤作为生产队的贮备，提出六百斤补助进城积肥运肥的社员，提出一百七十斤补助生产队的五个干部和两个看守母根的人，所余全部随粮食定量标准比例分配给社员。食堂有柴草四万斤，除留足牲口饲料，完成军草征购任务和留出一部分贮备草外，全部分给社员。食堂的炊具，借来的归还原主，平调来的退给原主，购置的折价优先卖给缺炊具的社员。食堂有现金三百九十元五角，连同上述的猪肉款、仔猪款、兔子折价款、炊具折价款等均交生产队作为生产基金。食堂租用的房屋，决定退还原主，在租用期间花了些补修费，决定同房主协商从租金中扣除一部分。由于准备工作做得比较充分，在社员选出的代表的帮助下，社员应分得的东西，很快就分到手里，井井有条，散而不乱，大家都很满意。

　　食堂解散，大快人心。群众说：“这下可把勺把子拿到我们手里了，他们再也不卡不住我们的脖子了”；群众说：“回家做饭，锅也热了，炕也热了，我们的心也热了”；群众说：“过去三年食堂，两年糊糊汤，现在回家吃饭，天天过年（吃得花样多）。停办食堂，在我们开始酝酿的时候，一些基层干部是有思想顾虑的，他们怕群众不会计划用粮，吃过定量，怕群众自己做饭耽误劳动时间，怕把柴草分到每家每户不够烧用……等等。当把这些顾虑提交群众讨论时，群众的意见恰恰相反。事实也证明，这些顾虑是完全不存在的。两个食堂都是从五月六日停火的，三、四天来，我们了解到以下的靖况：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太婆（何成海的外祖母）把面粉打回家以后，全部用小碗量了一遍，干部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她说：“尕娃说打回来五十六天的粮，我分一下好知道每天吃多少”。在两个食堂吃饭的社员，群众提出只有三户可能计划不好，一致同意给这三户十天打一次，其余绝大多数社员都是会自己安排得很好的。这几天来，男女老幼的心情特别舒畅，有的说：“家里有粮，心就放下了”；有的说：“都是那些定量，在食堂里吃把人饿下了，在家里吃把人饱下了”。参如劳动的人越来越多，本来不参加劳动的老太婆、小孩子也抱娃、送饭、挖菜、拾柴了。妇女下地锄草也提早了半小时以上，组长吹哨集合比以前快得多了。人人挖拾野菜，过去社员挖野菜要交食堂，有的自己挖到一些，还被管理员搜查没收，但是，食堂却把野菜不是扔掉，就是烂掉，做也做得很难吃。看来在家里作饭才能贯彻低标准、瓜菜代。饭食不那么单调了，五月七日中午，第九生产队三十四名锄草妇女家里送来的面食，就有疙瘩、穷穷、棋花、菜面、馍馍、饼子六种，比起过去食堂的饭菜是好得多也干净得多了（群众反映在食堂吃饭时常吃出羊粪蛋子老鼠屎）。对于停办食堂，社员群众开始顾虑更大，他们主要是怕戴“反对政策”、“反对社会主义”的帽子，怕食堂解散不了，过后遭受干部的报复……等等。当社员大会宣布了食堂停办，并且把粮食、蔬菜、柴草真的领回家以后，一切顾虑都解除了。六队食堂在召开社员大会宣布停办食堂的时候，群众跑到炊事员的家里，把他们偷去的面粉和做下的馍馍、油拌干面等，连盆带锅，全部端来。并且当场对管理员、炊事员进行了斗争，这在过去是不敢做的。干部反映：“这下子把我们背上的包袱卸下来了，以后可以集中精力好好搞生产了”。群众说：“工作组的干部好象诊脉的先生，真正找到了病根”。

　　我们还粗算了第九生产队的两笔账：一是劳力账，一是燃料账。这个食堂一百九十六人吃饭，有固定大师傅三人，固定烧火的一人，种菜的一人（本为两人，因他们约有一半时间搞其他生产，折为一人），磨面、喂猪、打柴的一人（作这些事的有三人，按他们的劳动天数折为一人），这些都是头等的劳力，此外还有经常在食堂洗菜、削萝卜、打零杂的两人，加上管理员，就有九个整壮劳动力，占全除整壮劳动力七十四人的百分之十二点一六；根据第九生产队的情况，一九六○年每个整壮劳动力平均所做工日为二百四十个，全队实做工日为一万六千四百零六个，食堂所用的工日，占全队实做工日的百分之十三点一六。这个食堂，原来平均每天烧麦草二百零二斤，社员打饭回家，重做一道和烧开水需麦草二百二十斤（根据三户、二十五人的调查推算出来的），两项合计四百二十二斤。食堂停办以后，全队每天共烧草二百八十二斤（根据上述调查推算的），比食堂未停办前，节省百分之三十三点一。

　　从上述的情况看来，这两个食堂是势在必散的。我们也想在大队找一个能够继续办下去的食堂，看来是找不到的。在甘肃，比上述两个食堂不如的，还很多很多。因此，对于食堂问题，应当坚决地贯彻利于生产，利于生活和群众自愿的原则，绝不应当把食堂问题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强使群众非在食堂吃饭不可。特别是在象甘肃这样的粮食斗争极其尖锐的灾区，目前办好食堂的困难更多，而食堂又往往是坏分子借以违法乱纪、压制群众的工具，看来只要真正按群众的意见办事，解散食堂是没有什么害处的。

　　除了食堂问题以外，我们还摸了粮食、夺权、退赔和农村支部等几个问题。现在也简单地向你报告一下：

　　（一）粮食问题。三定落实和口粮划出个最低的线线是群众的普遍要求。群众说：“只要再不编屁谎（指一次一次地增加征购任务），口粮订得低些，我们也有办法”。群众说：“只要心里有个底，做起庄稼来，劲头就大了”。

　　（二）夺权问题。这里的夺权问题很复杂。中央工作组在这里整社时撤掉的坏分子和选掉的有错误的干部，新集公社共有二百零八人（撤掉的一百六十一人，选掉的四十七人），现在发现又复职的二十一人。其他地区也有这个问题，这是个极为严重的问题，对此我们已决定进行认真的查处。

　　（三）退赔问题。退赔得普遍不彻底，退赔的原物很少，退赔的价格很低。拆掉一间房子只赔二十五元（盖一间房子实需二百多元），平调一付屋门只赔两元，平调一个水缸只赔几角钱。从退赔的面来看是百分之百的退赔了，但是，从退赔的价格看，却又百分之百的没有赔够。这也是全省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我们将重新加以处理。

　　（四）农村支部问题。我们摸了一下新一号生产大队支部的情况。这个支部共有党员三十二人，二十七名是现任队干部，有两名是被选掉的，只有三名是不担任职务的党员；七个支委都是队干部，并且是支部书记指名选举的。这个支部的党员五九年以来就没有开过支部会和小组会，说不上党员的权利和义务，还有的作风很坏，违法乱纪严重地脱离群众。对农村支部进行整顿，加强对农村党员的教育，健全农村党支部的生活，是我们当前一项迫切的任务。

　　（五）妇女病和生育情况。我们调查了新一号生产大队四个生产队的妇女病和妇女生育情况：第九生产队有青壮年妇女二十五人，闭经的十二人，占百分之四十八；在通经的十三人中，今年一月后才通经的八人；一贯通经的两人，一个是女队长，一个是炊事员；五九年以来只有脱产干部的家属生了一个小孩。第五生产队有青壮年妇女二十六人，闭经的二十一人，占百分之八十一点二；全队五九年以来没生一个小孩。第六生产队，有青壮年妇女十九人，闭经的十三人，占百分之六十八点四；在通经的六人中，三个是炊事员，两个是女队长，一个是脱产干部的爱人；五九年以来生了两个小孩，一个是大队保管员的爱人生的，一个是生产队长爱人生的。第七生产队有青壮年妇女二十四人，闭经的十六人，占百分之六十六点六；在通经的八人中，有四人是今年一月后才通的；一贯通经的四人，一是炊事员，一是生产队长的爱人兼炊事员，一是脱产干部的爱人，一是生产小组长的爱人；五九年以来只有管理员的爱人生了一个小孩。从上述这个调查材料中，可以看出许多问题。

　　我们还就一些具体问题，召开了专门的座谈会，征求了许多社员的意见。并且作了记录。有些问题我们还正继续深摸，待后再给你报告。以上是否妥当，请予指示。

　　 汪    锋一九六一年五月九日十五时于临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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