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甘肃省委关于三级干部会议的第二次报告

　　（西北局并中央：）

　　三级干部会议从六月二十二日至七月二日，共用十天时间，结合甘肃实际，讨论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和主席指示。会议的开法，是反复宣布“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充分发扬民主，启发大家畅所欲言，领会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学习毛泽东思想，深入批判甘肃工作中的错误，和风细雨，摆事实，讲道理，不纠缠个人责任，着重总结经验教训。为了消除顾虑，鼓励自下而上的批评，对于自留地的计算方法和社员个人开荒问题，省委前一向考虑不周，有几次变动，主动作了检讨；并明确宣布，在党的会议上可以批评党的任何工作人员，包括中央同志在内。对于一部分同志急于追究个人责任的情绪，反复作了解释。大、小会议，一直是活跃的、热烈的，有各种不同的意见，能够开展争论。看来，大多数的同志，开始讲心里话了。有很少数的同志，要再看一看，流露出“现在还不是讲话的时候”。也有个别的同志，说话很少，态度不够明朗。

　　在这一段会议中，大家对于甘肃工作中所犯的错误，陆续有所揭发，但重点是根据中央的精神进行分析批判。张仲良同志、何承华同志、阮迪民同志都作了一次检讨。还有好几位省委负责同志也作了检查。讨论的比较深刻的，主要是以下几个问题：

　　一、在农民问题上的错误。甘肃工作中，对待农民群众这个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大体上可分为四个方面。(一)经济上的大掠夺。从五七年起，开展许多大运动，大量地平调农民的土地、劳力、牲畜、农具和其他各种财物。据初步估算，全省平调土地近八十万亩(绝大多数是机关、企业办农场占用的)，牲畜九万余头，农具二百余万件，大车二十万辆，树木一百四十余万株，家俱灶具三百三十余万件，家禽三十三万余只，羊五万只，猪四十万口，动员劳力三亿多劳动工日，拆毁占用房子一百四十多万间，总值在六亿元左右。(二)挤了农民的基本口粮。粮食总产量，五八年后是年年大幅度下降的。而征购任务，却大幅度增加。从五八年起，历年发生疾病、外流和非正常死亡，发生问题的面猛烈扩大，除了封建势力复辟，残害人民以外，在很多地方，征购了过头粮，又没有按“低标准、瓜菜代”的方针，妥善安排群众的生活，是一个普遍的带根本性的原因。(三)生产上的瞎指挥。盲目地推广密植、推广优良品种，组织大兵团作战，搞大丰产方；强迫推广新式农具，集中喂养牲畜，弃山就川、迁村并户，等等。这个方面所造成的损失，是难以计算的。(四)政治上的打击。从五九年十二月省委批转的西礼盐官公社中川生产队开展两条道路斗争报告为例，这个队共三百四十二户，被重点批判斗争的十六人，批判的主要内容，是对粮食政策不满，说“增产少，购的多”，主张包产要落实，反对大修水利，说“供给制出懒汉，二流子占便宜”，等等，共揭发出这类“反动言行”八百一十四条。有一百四十二户承认受了资本主义思想影响，交出对党不满，对总路线动摇的思想二百三十五条。全队共搞出粮食八万二千多斤。这样严重混淆了政策界限和是非界限的批判斗争，五七年就开始了，全省不知道进行了多少次！这些错误，使农村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遭受极大的破坏，使农村人民公社的基本制度遭受极大的破坏。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从领导思想上检查起来，大体也有四条。(一)在公社化初期，混淆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限，又误认平均主义为共产主义。五八年冬季，省委提出以共产主义教育为纲进行整社，当时这种共产主义教育，是和穷富队拉平分配、割私有尾巴、吹掉评工记分、实行供给制这些平均主义的具体措施联系起来的，是和大刮“共产风”联系起来的。五九年郑州会议、上海会议精神和主席的指示，在我省实际执行情况，只是煞了一下“共产风”，原则上确定以队为单位进行分配，重新划了自留地；但是，有关两个平均主义的一大堆问题，都没有解决，以后又发展了。可以说基本上没有贯彻下去。(二)靠剥夺农民建设社会主义。这种思想老早就有了。五六年搞水利，就平调了劳动力。高级合作化时牲畜折价入股，五八年的集资，领导上都是赖账思想。张仲良同志说过：“苏联发公债，过了几年就算了”。大办地方工业，提出“白手起家”，“五自”方针(即资金、材料、设备、厂房、人员都自己解决)，实现千厂乡，万厂县。引洮工程开始也是“民办公助”。这类事例，都当作好的经验去推广。(三)农村中两条道路斗争扩大化。农村中两条道路斗争是存在的，如何正确地进行这个斗争，是应当慎重处理的问题。但是，过去把这个斗争简单化、扩大化了，把斗争的锋芒指向广大农民群众。“粮食问题是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焦点”，这个口号的运用，要看具体的时间、地点和条件。这几年来，因为采取许多错误措施，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生产下降了，到处搬用这个口号，必然伤害多数群众的切身利益。把农民自留地上的产品和家庭副业，当作资本主义去斗争，所谓“拔掉一个菜根就是消灭一个资本主义”，当然也是完全错误的。农民中有些人，对干部，对现行政策，对各项工作，提出批评，有不满言论，这在任何时候都是会有的，是一种正常的现象。越是工作中有错误，群众的意见就越多。把这些都当作反对社会主义，当作“冒尖人物”，去开展批判斗争，这就是剥夺农民的民主权利，向农民实行专政。(四)革农民的命。五九年的六干会上，大力宣传了这样的论点：社会主义革命已到近最后完成，要彻底消灭私有制的残余，要彻底革小资产阶级(农民)的命，消灭小资产阶级。这是给“左”倾情绪火上泼油。很多人的理解，革农民的命，就是要使农民无产阶级化，就是要用强制手段改造农民。在实际工作中，经济上剥夺农民，政治上打击农民，就更加疯狂了。经过这一段讨论，大家都看清楚了，这几年来，甘肃的领导同志，主要是张仲良同志，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剥夺农民的原理，违背了主席关于“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教导，提出了一些非常错误的论点，实行了一套非常错误的作法，把广大农民群众当作革命对象，进行斗争，严重影响了工农联盟，造成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一定要彻底纠正过去的错误。一定要坚决退赔，坚决贯彻六十条，坚决转变作风，做好农村工作，挽回农民对党的信任，努力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这是在甘肃地区继续高举三面红旗的关键。

　　二、在统一战线工作和民族工作方面的错误。(一)对待资产阶级分子，基本上是“左”的，也有右的。很多地方，修改了中央五不变的政策，实行一停(停发定息)、二降(降职降薪)、三放(下放劳动)、四摘(摘资产阶级分子帽子)。提出“定息是资产阶级私有尾巴，割得越早越好”。停发定息的面，有的专、县达到百分之七十、八十。据兰州市五个区统计，工商界上层被撤职的占原安排人数的百分之八十。另外，有的地方又随便摘掉资产阶级分子帽子，随便吸收资产阶级分子入党入团，还把私方人员派到农村整风整社、领导生产，引起群众不满。(二)对待知识分子，只讲改造，不讲团结，把两条道路斗争和先进与落后的矛盾混淆起来。五八年在“兴无灭资”运动中，大拔白旗，是对知识分子残酷斗争的一个典型。提出“不管敌我问题，思想问题，都是白旗，统要扯下来”。兰州大学在教职员学生中共拔白旗三百四十七人，讲师以上高级知识分子，拔了百分之二十六，学生中拔了百分之十八。很多地方，对被斗争的人，限制自由，侮辱人格，使用肉刑，降级降薪，降低或取消助学金，和右派分子放在一起进行劳动改造。(三)对待党外上层人士，有严重的宗派主义。近几年，对党外人士的安排，不论在绝对数量或相对比例上都大大下降。临夏自治州和天水专区九个县统计，原有非党县长二十一人，现在只剩五人，其中二人还被长期下放。在职的上层人士长期坐冷板橙，无事可做。有的州、县人委和政协组织，三、四年不开一次会。省人委也长期不开会。党员副省委不敢接近党外的省长，“不相见，两方便”，怕“屁股坐在资产阶级怀里”。(四)在民族工作方面，五八年以后，省委没有召开过专门讨论民族工作的会议，牧区工作大大削弱。在指导思想上，忽视差别，强调共性，把农业地区的一套错误作法搬到牧区。张掖提出：“牧业下山，农业上山，打破一切界线，见荒就开，见地就种”。计划在甘南开荒一千万亩，建立粮、油、畜基地，把畜牧业摆到次要地位。在政治上，漠视少数民族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当地民族干部大大减少。临夏自治州少数民族干部，由五七年的一千五百七十四名，下降到一千一百三十四名，所占比例由百分之四十二，下降到百分之十五。临夏市二十名公社书记中，只有一名回族干部。最严重的，是在平叛斗争中没有政策界限。甘南平叛中，省委开了口，允许捕人达到人口的百分之十，实际共捕人一万八千多，占全州藏族人口的百分之十点零六。有九千多人死在狱中。有些地方社会镇反的打击面占到总户数的百分之三十。对待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派信仰方面，严重违犯政策，作法简单粗暴。这些错误，有些是从省上下去的，有些是在省上的错误指导思想影响下，下边乱来的。这些做法，实际上是不要少数民族的人民群众，不要同盟者，把自己孤立到极点，完全违背了毛泽东思想。

　　三、在经济建设工作中的错误。集中为一个问题，就是违背农业为基础的总方针，违背客观规律，主观蛮干，严重浮夸。(一)在农业与其他各业的关系上，盲目拉长工业战线、文教战线和其他战线，削弱了农业战线。五七年至六○年，基本建设总投资四十亿零八千万元，农业只占百分之八，工业占百分之七十。五八年提出，地方工业产值，要在六○年超过农业产值，六二年超过农业产值百分之八十五。文教方面，五八年提出当年扫除文盲；两年消灭“七害”；省、专、县三级大办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各个方面，历年都提出了许多大计划，高指标，不分主次，都要全民大办，全党大办，齐头并进。结果，各行各业一齐盲目发展，而农业却遭受到很大的破坏。五七年至六○年，农业总产值，每年平均递减百分之十三点四。在农业猛烈下降的情况下，工业比重由百分之三十二点八六迅速提高到百分之七十，农业却由百分之六十七点一四下降到百分之三十。(二)在积累与消费的关系上，积累过大，城乡人民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基本建设，中央给的任务已经很大，又用剥夺农民的办法和在城乡动员集资的办法，盲目扩大地方性的基建项目。五九年，二十万元以上的建设项目计划内为三百五十八个，而计划外的项目，竟达七百多个。农村人民公社收益分配中，要求公共积累达到百分之十五左右。农业基建用工过多，年年大办长时期不能收益的、有些甚至是完全无效的农田水利建设，浪费是极其惊人的。(三)在生产性建设和非生产性建设的关系上，大搞非生产性建设，挤了主要基建项目，助长了讲究排场，修饰门面的坏风气。要求兰州市五年基本完成旧市区改造，计划两三年内完成十大建筑。省上带头，地(市、州)、县、社各级，都大兴土木，修造楼馆堂所，华家岭上也修了公园。全省剧团、影院(队)、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展览馆达到六百三十一个单位，从业人员五千七百人。(四)在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的关系上，片面强调长远利益，不顾当前需要。农业方面，把主要力量放在引洮上山，兴建蓄水量百万立方以上的大、中型水库，进行大面积、高标准的水土保持，营造万里绿色长城等大型工程上面，忽略了土地加工，田间管理，渠道维修，林木保护等当前生产工作。工业方面，全力突出钢铁，要求酒钢在六○年底出铁，提出到六二年每个专区建成一个钢铁联合企业。结果是其他项目和工业生产受到很大影响，钢铁还是上不去。(五)在整体与局部的关系上，局部观点多，全局观点少。大办地方工业中，给中央企业硬性摊派任务，要求“母鸡下蛋”，地方挤了中央，小公挤了大公。不尊重中央各部的领导，过分强调中央直属企事业单位服从地方领导，对他们乱干涉，瞎指挥，进行过许多无理的批评和指责。这些错误的做法，归根到底，是违背了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客观法则。一个严重的后果，是城市人口猛烈膨胀，由五七年的一百六十二万人，发展到六○年的二百四十万人，经过去年压缩，现在还有二百二十万人。吃饭问题解决不了，其他问题都突出起来，工业生产瘫痪，农业生产遭到很大破坏，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出现极为紧张的局面。为什么会犯这种错误？从领导思想上看，有两个问题，值得很好地检查。一个问题是粮食产量上的严重浮夸害死人。从五六年起，粮食的估产都是偏高的。五八年起，高估产量，达到极为荒谬的程度，以为粮食过关了，一切事情可以放手大干了。这一着不落实，全盘被动，被迫走回头路，工业上去了，也得退下来。另一个问题，是总以为甘肃工作应该比邻省好，想很快建立起甘肃一个省的独立经济体系，万事不求人。考虑很多事情，都从这个主观愿望出发，一味蛮干。不从甘肃的实际情况出发，不忠实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不尊重客观法则，就一定要受到历史的惩罚。这就是我们在经济建设问题上必须记取的教训。

　　四、关于组织工作上的错误。很多同志提出，组织上的错误，是甘肃工作中所犯错误的重要部分。没有组织上的错误，政治上的错误就不会如此长久、如此严重。张仲良同志领导组织工作的主导思想，就是实行过火的党内斗争，惩办干部，作为推动工作的主要方法；又在过火的党内斗争中，不断改组干部队伍，建立个人专制，对下压制民主，对中央闹独立性，这就是张仲良同志在组织工作上的一套错误做法。通过组织上这一套错误做法，去推行政治上一套“左”的错误的东西。蛮干的结果，脱离实际，脱离党内外群众，必定犯错误，出问题，党内分歧也必定增多。问题暴露了，就更猛烈的开展党内斗争，更大量的惩办干部，加强个人专制，加紧压制民主，蒙蔽中央，企望从这种“独木小桥”上去寻找出路，解决问题，发现奇迹。结果造成恶性循环，使错误的根子越扎越深，乱子越弄越大，拖到十分危险的境地。张仲良同志在各种工作中，很少注意去做复杂细致的组织工作，认真解决实际问题。经常注意的，是把各种认识上的分歧，不同的见解，不论大小，都提到原则的高度，搜寻对象，作为射击的草人，进行批判斗争，向干部施加压力。把这种做法，叫做“辨别风向”，“政治挂帅”。滥用党的威信，帽子满天飞。他提出的各种事情，不允许别人有一个思考酝酿过程，和研究争辩的机会。如果说还要考虑一下，那就非扣上“怀疑派”的帽子不可。如果表示要再看一看，就是“秋后算账派”、“观潮派”。如果说了一些不大赞成的话，就是“反对派”。如果摆一摆实际困难，要求解决一些具体问题，就成了“伸手派”。在党内斗争中，如果不按他指示的方向一面倒，或者批判斗争对象不够激烈，就是“中间派”、“和事老”、“态度暧昧”。在会议讨论问题时，不发表意见，也会横加指责，“没有态度，就是最大的态度。”执行中稍有不如意处，就是“不和省委念一本经”，“不服从党的领导”。如果对粮食产量、洮河工程表示怀疑，对严重浮夸的指标发表过不赞成的意见，就是“刮冷风”，“动摇三面红旗”，“右倾机会主义”，甚至可以扣上“有意破坏”。如果对第一书记提出批评意见，不论采取的什么方式，都可以被扣上“方向错误”和“反党”的罪名。张仲良同志，在过火的党内斗争中，推行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顺我者升，逆我者倒”，伤害了很多很多的人，抹煞老干部的作用，使少数“风、马、牛”(出风头、拍马、吹牛)干部“超车”到领导岗位，掌握实权，发号施令。张仲良同志，迷信斗争万能，一味地斗争又斗争，惩办又惩办，破坏了党的干部政策，违背了党章，违背了党内斗争必须遵守的“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并且把他的一套错误的做法，在全省普遍推行，影响极大，这实际上是用自己的精神面貌改造甘肃党。经过讨论，大多数和同志，对于甘肃党的组织工作上的经验教训，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懂得必须抓紧纠正组织工作上的错误，才能贯彻纠正政治上的错误。懂得必须上上下下，做大量的工作，才能根本改变甘肃党的组织工作的状况，贯彻按党章办事，广泛地造成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样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有些同志，提出要抓紧做好复查工作，上边的问题正在解决，基层干部中的问题也要解决；要采取措施，切实保障党员的权利与义务，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要在实际工作中考验干部，按照“德才兼备”原则，用群众路线方法选择干部，整顿干部队伍。这些意见和要求都是非常合理的。

　　大家共同的认识：甘肃所犯的错误，肯定是“左”的；是系统的、全面的、长时期的，非常严重的，政治上、组织上、理论思想上、工作方法上，都有一套。甘肃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有很大的成绩，有严重的错误，因为领导上的错误持续时间长，后果很严重，不能不在许多方面，使已经取得的成绩遭受损害和破坏。犯错误的根子在那里？一条是主观主义。张仲良、何承华、阮迪民等同志的一套理论思想，越来越谎谬，发展到主观唯心论的地步。张仲良同志，从来不深入群众，作切实的调查研究，只是登高一望，心血来潮，就提出任务，决定政策，发号施令。在过去，有不少的人，学这个样子，搞了很多错事。再一条是个人主义。很多同志批评张仲良同志，是一“左”一私，私字当先。个人主义是一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是腐蚀党的队伍的。共产党员，特别是高级干部，万万不可有私心。任何人，只要做工作，就免不掉会犯错误。能够大公无私，大小错误，都比较容易发现和纠正。张仲良同志因为私心大，不愿意正视自己的错误，就不能及早纠正错误，一错再错，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一“左”一私，恶性发展，脱离了绝大多数的干部和广大的群众。没有党内的群众路线，就不可能有各种实际工作中的群众路线。这几年的工作，所依靠的，就是在党内外实行非常恶劣的命令主义、惩办主义。过去经常吹嘘的“一声号令下，万马齐奔腾”；“党指到那里，群众干到那里”；“不通就辩，辩通就办”，归结起来，一句话：“千条万条，批判斗争第一条”。在会议上，很多同志批评，“甘肃的群众路线，是吊在咀上，喊在会上，写在纸上。实际上，没有什么群众路线”。靠批判斗争搞起来的群众运动，表面轰轰烈烈，内容错误百出，热闹一时，后患无穷，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这种教训，是我们全甘肃的同志要永远牢牢记住的。

　　在讨论中，有很多同志，对于那些是一般性错误？那些是特殊性错误？发了许多议论，因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意见也不一致。我们体会，西北局指出，甘肃的错误，有一般性的，也有特殊性的部分，是为了帮助我们认识错误的严重性。我们的任务，是老老实实地检查甘肃工作中的严重错误，总结经验教训。可以不在区别一般性、特殊性上去花费时间。会议中间，大家对于甘肃错误的定性，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比较多数的同志，认为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有些同志，认为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性质的错误。有些同志，认为是“左”倾蛮干的错误。对于成绩与错误的比较，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些同志认为，甘肃的工作，不能说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部分的。有些同志认为，工业建设、城市建设，可以说成绩是主要的，农业方面，就不能这样说。有些同志说，五九年全国反右是对的，甘肃那时就应当反“左”。有些同志，怀疑批判“甘肃落后论”是否有的放矢？是否真正起了积极作用？我们认为，这些不同意见，可以继续进行争辩。这次会议中，关于检查过去错误提出的各种看法，无论是多数人的意见，还是少数人的意见，都不是结论，都可以继续进行充分的讨论。

　　经过这一段讨论，大家认识到，甘肃这几年的工作，确实是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违背了毛泽东思想，违背了中央的方针政策。主席批评甘肃没有马列主义，是十分中肯的。绝大多数的同志对于甘肃工作中的错误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对于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有了比较深刻的领会，贯彻政策的决心大了，工作信心也增强了。

　　七月二日以后，会议继续分组讨论中央文件和压缩城市人口、粮食工作等实际问题，于十三日结束，各项问题的讨论结果另报。

　　 甘肃省委一九六一年七月十四日

　　(甘肃省档案馆91—4—770卷)

　　· 来源：

　　甘肃省某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