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北京市委对两件死官僚主义的典型材料的批示 　　现在把《党内参考资料》登载的两件材料发给你们，一件是：朝阳区呼家楼公社喷漆厂浮肿病人张习业（党员）因得不到必要的治疗和照顾而死亡的事件；另一件是：安外大街住户石秀兰要求安外大街十八粮店退回粮本，从粮店到街道办事处、七六八厂（石为该厂徒工）和区粮油管理处，这四个单位都是互相推诿，“推排球”，没有一个单位出来负责查明处理（最后公社党委发觉处理）。这是两件死官僚主义的突出事例。他们对中央再三再四强调的关心群众生活的指示置若罔闻，对群众疾苦漠不关心，已经达到不能容忍的地步。尤其是呼家楼公社喷漆厂浮肿病人张习业，即没有集中治疗，也吃不到市里发给浮肿病人的营养品，甚至没有好好休息。但在公社浮肿病人登记本上却注明：“张习业，重浮肿，已集中休息，吃豆浆。”请看，这种官僚主义是多么害人！市委责成朝阳区委、东城区委对这两件事严肃检查处理，并将处理结果报告市委。市委要求党的各级干部，满腔热情地时刻关怀群众生活，及时解决问题，坚决反对任何不关心群众疾苦的官僚主义。凡是有浮肿病的单位，必须有一个主要负责人分工亲自负责管理浮肿病人的疗养工作，不能交给一般干部代劳。对于遗失粮票和购粮证的必须根据市人民委员会批发市商业局、副食品商业局、粮食局拟订的关于遗失票证的处理办法的通知，认真查明负责解决，即由所在单位或街道办事处认真审查证明，提出需要补发的具体数字报经区粮食管理处核发。 　　 中共北京市委 　　（附一：） ## 呼家楼公社喷漆厂浮肿病人张习业因治疗和照顾不好死亡 ## （摘自市委街道工作办公室报告） 　　张习业，男，58岁，共产党员，在朝阳区呼家楼公社喷漆厂工作。张自去年12月初从农村参加农业劳动回来后不久，即感觉四肢无力，身上不舒服，12月20日去朝阳医院检查，发现是二度浮肿。回厂后，该厂领导上即让其休息。以后张又去朝外小猪店门诊部看过四次病。1月5日最后一次去看病时，该门诊部发现张除有浮肿病外，还有肾脏炎可疑症，仍建议休息。但该厂厂长沙崇亮（党员）竟恢复其工作，让他去放了两天羊（该厂自养羊两只），病情加重了，才又让他休息。以后张的病情越来越沉重，常常蹲下起不来，有时眼睛都懒得睁开，并曾昏迷过一次。1月11日张又去朝阳医院检查，医生仍诊断为二度浮肿。1月13日张又去朝外一元堂找中医诊疗，大夫说是膨症、气虚，病情严重，给了二服药，建议如吃药无效，就去大医院治疗。张回来后将病情告诉沙厂长，沙并未采取措施。1月15日张自己到北大医院去看病，因病人多，排了一天队，没挂上号，以后也没再去。1月21日晨6点钟左右张气喘，呼吸困难，当时该厂仓库管理员杜万秀即给沙厂长打电话，沙接电话后未找医务部门急救，7点多钟张即死亡。据区卫生部门鉴定，张的死亡主要是由于浮肿病。 　　张在得浮肿病期间，得不到适当治疗和照顾是造成死亡的主要原因。张住在工厂宿舍，没有家属，病后一直自己做饭（只是在病得最厉害时，别人代做过几次），自己上街买东西，没有很好休养。呼家楼公社组织重病号集中休养（休养地点就在喷漆厂），没有把张包括进去。1月5日公社浮肿病人登记本上注明：“张习业，重浮肿，已集中休息，吃豆浆。”但实际上张既没有集中休养，也未喝到应喝的豆浆。张从去年12月20日病后到今年1月21日死亡，一个月中间只正式喝过三天豆浆，其他应领的营养品一点没有吃到。并且经常没有菜吃，光吃白饭。张对吃不上营养品很有意见，据该厂仓库管理员杜万秀（团员）反映：有次张问沙厂长：“豆浆为什么不让我喝？”沙说：“你是肾脏炎，老病，不能喝。”沙说：“你看我这腿肿成这样，这是老病吗？”沙无以答对，竟蛮横地说：“喝就喝吧，谁喝谁拿粮票。”实际上以后张也未喝上。医院诊断是二度浮肿，以后又发现有肾脏炎嫌疑，但是一直未采取有效治疗措施。 　　从这件事也证明呼家楼公社领导上的官僚主义是相当严重的。公社主任苑林、生产部长刘冠五分工负责工厂口浮肿病工作，但不过问情况，将工作交给一个干事蒋国时（团员）去管，而蒋只通过电话汇报掌握些浮肿病人的数字，别的情况也很少了解。该社党委书记汪现桐也不了解浮肿病人情况，在张死以前他根本不知道张有浮肿病。 　　（附二：） ## 必须坚决反掉这种“踢皮球”的恶劣作风 ## （摘自东城区委办公室简报） 　　和平里安外大街33号住户石秀兰（七六八厂徒工），1月18日到安外大街十八粮店去领2月份粮票。粮本早就交给粮店，但售货员硬说已经退还了她，店里没有。本人再三声明没有给她，售货员就蛮横不讲理地说：“你说我没给你，我还说你拿走我八本粮本呢！”争吵无结果，她于19日到街道办事处请求解决，办事处要她回厂开丢失粮本的证明，厂子不开。她又找办事处，办事处说：“你又不是我们这里办手续，粮本也没有在我们这里丢失，你还是去找粮店。”她又到粮店，售货员仍然坚持说：“给了就是给了！”她没法子，20日去找派出所，派出所叫她先回去，了解后再解决。22日她又到派出所，派出所叫她再到粮店；粮店又叫她到办事处。23日上午她的丈夫刘松和（六建公司安装处电工）到区粮油管理处要求解决，管理处还是叫他到办事处。这时，石秀兰在办事处等候刘的消息，见刘没办好回来，急得直哭。派出所叫他们借粮票暂时解决吃饭问题，他们都不同意，说：“今天借，明天借，老解决不了，借了怎么还？如再不解决，我们要告到市里。”24日他们到派出所，还没有查清。公社党委发现这件事情后，才于26日暂按他们的定量借给一半粮票，派出所继续进行调查。 　　来源：根据《中共北京市委重要文件汇编》刊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