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安微省委《关于“钱让能保荐‘责任田’问题调查”的报告》

　　（主席、中央、华东局：）

　　根据主席指示，对于太湖县委宣传部钱让能同志“关于保荐‘责任田’办法的报告”提出了问题，我们派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张春汉同志带领调查组，到太湖县作了半个月的调查研究，重点调查了10个实行“责任田”办法的生产队，一个坚持集体经营的生产大队和一个生产队。参加调查的人还有安庆地委宣传部两位同志、太湖县委书记郭树棠、刘孝侯。钱让能同志也参加了这次调查。

　　调查所得的大量材料说明：钱让能同志“关于保荐‘责任田’办法的报告”是不符合事实的，是完全错误的，从10个实行“责任田”的生产队来看，一年多来，生产资料已逐步向私有转化，“五统一”根据搞不起来，出现了两极分化和资本主义剥削，严重地腐蚀了干部和群众的思想。童冲生产队长童隆荆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他多分好田，霸占耕牛，雇工放债，成了暴发户，今年还讨了一个小老婆，群众背后都喊他“地主”，基层组织已经开始变质。由此可见，“责任田”不是什么管理方法问题，而是方向性的错误。同时，大量的统计资料说明，太湖县1955年虽然风调雨顺，但生产和生活都不如高级合作化后的1957年；太湖县现有少数坚持集体经营的大队和生产队，由于贯彻了“六十条”，生产很出色，各方面都超过了周围实行“责任田”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所谓“单干优于集体”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只有依靠集体经济才能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在事实的教育下，现在除一部分地主、富农、富裕中农和分田多、得利大的基层干部拥护“责任田”外，广大基本群众起来感到“责任田”是死路一条，积极要求恢复集体经营。这次调查组在四合生产队进行了改正“责任田”的试点，在29户中就有27户坚决拥护恢复集体经营，并呜放鞭炮庆祝重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钱让能同志在农村两条道路斗争问题上的错误立场和观点，在我省一部分拥护“责任田”的干部中，是有代表性的。省委调查组的这分调查报告，从事实上和理论上驳倒了钱让能同志的错误论调，是一个很好的教育干部的材料，我们已印发各地，以此帮助大家分清是非，端正方向。

　　通过这次调查，钱让能同志也受到一次实际教育；他已经承认了错误，向省作了检讨。对他的检讨我们采取了欢迎的态度，并且指出：我省实行“责任田”的错误，应当由过去以曾希圣同志为中心的安微省委负责，但钱让能同志在“责任田”问题上的错误观点，是比较系统、比较突出的，他的调查方法也是错误的，所反映的情况是不符合事实的，这表明他实际上已经站到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那一边去了。应该吸取教训，加强学习，提高认识，改正错误。否则，就会愈陷愈深，跌进修正主义的泥坑。

　　省委调查组在这次调查中，还发现太湖县委第一书记谷志瑞同志，在今年8月县委二届八次全体（扩大的）会议上所作“关于进一步恢复和发展和发展农业生产问题的报告”中，强调“责任田”对恢复发展生产确有很大作用，群众一致要求‘责任田’政策不变，并且不经请示省委，就擅自决定“责任田”在“六三年要立即宣布稳定下来”。由此可见，钱让能同志“关于保荐‘责任田’办法的报告”，并不是偶然的。县委负责同志已表示要认真检查，改正错误。

　　现将省委调查组的调查报告以及钱让能同志的检讨一并送上，请予审阅。

　　 中共安微省委1962年11月24日

## 关于钱让能同志保荐“责任田”问题的调查

　　太湖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钱让能同志今年6月向主席和省委写了一个“关于保荐‘责任田’办法的报告”。为了弄清情况，分清非，根据省委指示，我们和安庆地委宣传部两位同志到太湖县，同县委书记处书记郭树棠、刘孝侯以及钱让能同志一起，作了半个月的调查。重点调查了徐桥、马龙、凉亭、大石、岔路等5个公社的7个生产队，还调查了坚持集体生产的河口公社方田大队和徐桥区的红旗生产队。从调查的结果来看，钱让能同志所反映的情况是不符合事实的，结论是完全错误的。现将钱让能同志报告中所谈的几个主要问题的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 一、“责任田”是方法问题还是方向问题

　　钱让能同志说：“‘责任田’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一种管理方法，它并未改变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并未改变集体的劳动方式。与其说是单干，那只能说外表上是单干，而实际上则不然。”从我们调查的事实来看，实行“责任田”以后，无论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劳动性质、产品分配以及阶级关系等等都开始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从根本上动摇了集体经济，走上了单干的道路。

　　首先，生产资料所有制已经逐步向私有转化，集体的削弱了、瓦解了，个体的扩大了、发展了。田地都已分到了户，干部和劳动力强的户往往多分田、分好田，困难户分田少、土质孬，有的甚至分不到田。凉亭公社梨铺生产队3个干部，家中劳动力占全队的21%，分的土地却占全队的28.1%，而且绝大部分是好田；7户困难户劳动力占全队劳动力的24%，土地只占12%，土质也比较差。土地分到户后，社员实际上把它当成了自己的私有财产，队里要调整也不给调，下放的职工没有田种。还有的把“责任田”当做了“家产祖业”，直系亲属互相继承转让。梨铺生产队社员洪保生死后，他分的“责任田” 里盖房子，甚至出租收谷。

　　耕牛伤亡很大，社员为了抢季节、多超产，争先抢用，造成大量伤亡，1961年全县减少耕牛1100多头，今年到8月份止，又减少了270头。集体的农具也是忙时抢，闲时丢，损坏十分严重。凉亭公社树林大队实行“责任田”以来，已损坏犁42张，耙45张，占全队犁耙总数的37%。许多地方干脆把耕牛农具分到了户。我们调查的10个队，分到户的就有6个队。有的一户一条腿，有的一户两条腿，有的分了一头牛，独养独用，别人使不上，队里调不动。大型农具有的按田分，有的跟牛走，还有的干脆一律折价卖给了社员，有的将坏了的农具分给社员，谁修归谁。安仓大队花屋小队原来有5张公犁，4张分给社员修理以后即归私人所有。不少富裕户甚至出租收息。周屋生产队有些缺犁社员要租犁耕田，犁一亩田付两三角钱犁租。种子肥料也是各家搞各家，自己顾自己。集体的生产资料越搞越少，私人的越搞越多。

　　第二，生产劳动各顾各，几乎全部是自种自管自收。各种各的地，各干各的活，集体工派不动，出公差还要队里贴粮贴钱，轮班摊派。栽秧割稻也是自找对象，实行工换工，兵对兵，将对将。劳动力强的户事事占先，劳动力弱的户桩桩困难，请工求人，出钱备饭，种在人后，收在人后。童冲生产队有的户晚稻已收到家，而困难户的中稻还长在田里。徐桥公社周屋生产队困难户杨金莲，今年春耕时，请不到人，换不到工，只得自己犁田，母亲牵牛走，10岁的孩子扶犁梢，歪歪倒倒，步履艰难。困难户叶水英，因为犁不了田，把承包的2亩1分地都抛荒了。群众反映“有人有钱，百事上前，无人无钱，两眼望天。”有的军属和工属，哭哭啼啼，要战士和工人回家种田。新仓分社仅上半年偷跑回来的职工就有42人，，由于生产上争先恐后，吵咀打架的很多，基层干部应付不了。

　　第三，生产计划无法统一。实行“责任田”后，千家万户编不到一起，计划抓不起来，大石公社今年原安排种棉花3000亩，只种了2000亩，油料原计划种1600亩，只种了1200亩。还有的地方，甚至连计划也没有了，种什么种多少，会由社员自己安排。马龙公社安仓大队今春虽然布置了粮油棉的生产任务，但是到生产队就搞不下去了，只种粮食不种油料、棉花。

　　第四，统一分配不能保证，按劳分配遭到破坏。包产到户以后，社员想多得超产，就尽量压低包产指标，因此，社员个人超产部分很大，集体分配部分占的比重很小。马龙公社童冲生产队今年预计集体分配部分只有1793元，而社员超产部分和家庭副业收入却达9988元，超过集体收入的4.5倍。徐桥公社周屋生产队5户劳动力强的社员今年得的超产粮总计7600多斤，而集体分配的口粮和奖励粮只有6300多斤。社员的超产部分也并不全是劳动所得，劳力强的的户分地多，土质好，包产低，占用集体的生产资料也多，但超产全归个人所有，这实际上是多占多得。就是包产以内部分，分配中也有很多问题。粮食收到社员家里，包产以内部分，分配中也有很多问题。粮食收到社员家里，包产往往抓不起来。我们调查的10个生产队中，有9个队干脆把口粮和征购任务一下分给了社员，余缺计算到户，队里只有一本空帐，超产的全奖了，减产的赔不出不，尖头滑户有粮食也不交，结果不仅压低了社员口粮，分配也往往落空，公积金、公益金一文都没有。许多社员对集体分配的兴趣越来越淡，把它叫做“照顾粮”、“油盐钱”。

　　第五，两级分化越来越明显，资本主义剥削越来越严重。实行“责任田”后，劳动力强、资金足的户超产多、收入大，缺劳力户困难多、收入少，悬殊很大。童冲生产队9户劳力强的社员，今年平均每人收入219元，而9户困难户平均每人57元，只占劳力强的社员四分之一。周屋生产队今年超产多的户，每人合到870斤粮食，而困难户的口粮每人还不到300斤，相差将近两倍。有的富裕户手里粮多钱多，就买耕牛、置农具，准备彻底单干，发家致富；有的超产粮吃不掉，就熬糖做酒，卖高价赚大钱；有的甚至雇工放债，从事剥削，成了新的“暴发户”。有些困难户不仅口粮不足，甚至连买盐的钱都没有，只好卖工背债。凉亭公社犁铺生产队，全队29户中，雇工的就有5户，还有1户出租土地；而7户困难户中，就有4户替人帮工。社员洪曹均自己没有分到土地，就帮洪曹保家干活，一个月只得30斤稻。群众反映：“照这样下去，穷的越穷，富的越富，再搞一年，就要出地主富农了！”

　　第六，腐蚀了干部群众的思想，涣散了基层组织。从我们到的一些地方来看，资本主义思想迅速滋长，社会主义思想大大削弱，私心越来越重，人心越来越散。不少干部和党团员不想当干部，不想做党团员。徐桥公社甘庄大队15个干部中，要求不干的就有5个，有的干脆连会也不参加了。有的党员，公开发牢骚说：“责任田”办法助长了某些干部的资本主义思想，我们到的10个生产队的27个干部中，多分好田多占农具的就有17人，个别蜕化变质分子更利用职权大肆剥削，发展资本主义。安仓大队童冲生产队队长童隆荆，不仅多占好田，而且霸占了队里的一条耕牛、一头老母猪，还私砍集体的林木做棺材高价出售。自己不劳动，要困难户替他干活，只管饭不给钱，还美其名曰：“照顾困难户”。他还采取赊小猪的办法变相放高利贷，吃不完，用不完，在今年又讨了个小老婆。群众对他十分痛恨，背后叫他“地主”，基层组织已经开始变质。

　　上面这样多问题是不是因为放松了领“五统一”就能解决了呢？并不如此。徐桥公社党委从今春以来，下了很大的力气抓“五统一”，党员训练10天，团员训练7天，干部开了5次会，会计一月开一次会，结果“五统一”还是抓不起来。全公社41个生产，只有7个队统一了一点，其余根本没有统起来。群众说得很对：“要统一就不能包产到户，要包产到户就不能统一”，根本矛盾正在这里。

　　（从上面大量的材料看来，“责任田”不仅削弱瓦解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同时也腐蚀破坏了我们的上层建筑，这样明显的资本主义方向，钱让能同志却把它说成“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一种责任制”、“是克服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最有效的措施”、“是具体贯彻按劳分配一个新的发展和进步”、“是六十条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重要补充”，等等，这是非常荒谬的。）

## 二、农村形势的好转是不是“责任田”的“巨大威力”

　　钱让能同志认为：太湖农村形势好转，是“责任田”的“巨大威力”，“‘责任田’多打粮食”。情况并非如此。从1961年以来，太湖农村形势确有好转，农业生产有了恢复，人民生活有了改善。为了弄清好转的原因，我们到钱让能同志的报告中特别到的徐桥公社桥西大队作了调查，和干部、社员进行了座谈，大家一致认为农村形势好转的主要原因，首先是贯彻了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克服和纠正了“五风”的错误。许多群众反映“这两年生产生活比较好，头一条是党的政策好，纠正了‘五风’，要是还象1959年那样瞎指挥，哪有这么大的劲，不能把这个功劳记在‘责任田’帐上”。其次是包产低、征购少、国家的支援多。桥西大队的干部和群众处算了一笔帐：1957年这个大队包产为32万多斤，1961年包产只有26万多斤，比1957年减少23%。包产低了，征购也减少了，全大队1957年净征购8万斤，去年只征购23000斤，只有1957年的27%，今年51600斤，也只有1957年的64.5%。不仅桥西大队如此，全县的情况也如此，据县委介绍，1957年全县净征购4364万斤，而1961年只有2432万斤，比1957年减少了44.2%。国家征购的少了，而对农业支援却增加了，去年以来，全县在支援农业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先后发放农贷847300元；仅供销社系统就供应农具234000件，化肥120多万斤，农药10万多斤；全县还下放了劳动力4500多人。正如群众所说：“这两年生产搞得好，国家的照顾和支援也是重要的一条。”第三是风调雨顺年成好。据县气象站资料，去年年成好，今年更加好，雨量分而均匀，群众都说：“今年的天气是要晴就晴，要雨就雨，老天比‘上人’还好。”

　　那么，“责任田”在农业生产上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呢？群众说得好：“搞了‘责任田’，少数人发财的劲头大了，大家对集体生产的劲头没有了”。“责任田”和集体经济比较起来，不仅不能多打粮食，相反还少打粮食。周屋生产队因为劳动力不能统一安排，兴修水利搞不起来，用水不能统一，今年虽然雨水调匀，仍有10多亩受旱减了产。大石公社董家大队去年修董家大堰，材料资金都筹备齐全，只缺100个工，由于大家各顾各，派不动工，结果修不起来，致使200多亩受旱，减产三、四万斤粮食。这些问题，在集体经营的条件下完全可能得到合理的解决。我们了解的一些材料都充分证明，坚持集体经济的地方，由于贯彻了“六十条”，生产恢复得比搞“责任田”的地方不是更慢而是更快。全县唯一坚持集体生产的方田大队与搞“责任田”的杨林大队的对比，就能清楚地看出这个问题，这两个大队毗邻在一起，方田大队在劳力、土质方面都比不上杨林大队，但生产却比杨林大队好得多。方田大队今年粮食亩产达694斤，比杨林大队多14斤；棉花、油料的产量也比杨林高。按每个劳动力平均生产的粮食计算，杨林为1285斤，方田为1739斤，比杨林高454斤，劳动生产率高35.3%。方田大队山林保护的较好，杨林大队却遭到很大的破坏，全大队有60%左右的山面无林。在牲畜保养和繁殖方面，方田也比杨林好得多；养猪的平均数量虽然差不多，但杨林大队占有情况很不平衡，殷屋生产队11户养猪11头，有的1户养4头，有4户1头也没有。而方田新屋生产队13户，户户都养了猪。同时方田大队大型农具增加，积累的生产资金比较雄厚，集体副业也有了发展；而杨林大队的农具，私人的发展了，集体经济遭到了严重削弱。

　　我们还调查了徐桥区唯一坚持集体经营的红旗生产队。这个队今年粮食包产62000斤，预计能收103400多斤，超产60%以上，每个劳动日可得超产粮2.5斤。棉花油料也超了产。家禽家畜发展也很快，猪平均每户达到了一头多。当地的干部和群众都承认：这个生产队无论在农业生产和家庭副业方面，都比周围搞“责任田”的生产队要好得多。

　　问题很明显，钱让能同志认为“责任田”能“多打粮食”，“起了积极作用”的说法，也是完全不符事实的。

## 三、1955年是不是太湖生产发展最高的一年

　　钱让能同志说：“1955年是太湖县解放后农业生产发展和群众生活水平最高的一年，当时的合作化程度：单干户占总农户50.7%，互助组占24.4%，初级社占25.3%。从办高级社和人民公社以来，生产关系的变化，公社、大队、生产队组织形式的每次高调整，没有那一次都不说是适应。现在看来，其实并非如此。”而只有实行“责任田”以后，“农民群众无论在精神面貌上，物质生活条件上，又起了一个质的变化，那股劲头是我10多年来（除土改外）的第一次见闻。”从而他得出一个结论：单干优越于集体，只有单干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事实完全不是这样，太湖县解放后，农业生产是随着集体化的发展而逐年增加的，群众生活也是随着集体化的发展而不断改善的。只是前几年由于连续的自然灾害和工作上的缺点错误而减了产。许多材料证明，实现合作化后的1957年，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水平都高于1955年。

　　首先，就农业生产来说，1955年与1957年在太湖都是丰收年，1955年的年景要更好一些，但各项生产一般都低于1957年。

　　粮食，1955年全县总产量为19667万斤，1957年包产面积内的产量为19123万斤，连同自留土地产量，总产量共达19973万斤，增长1.6%。

　　棉花，1955年总产量为3086担，1957年达到3395担，增长10%。

　　油料，1955年为31278担，1957年达到62939担，增长101%。

　　苎麻、茶叶也有增长。其中苎麻增长73%，茶叶增长3%。

　　家畜家禽，1957年与1955年比，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其中猪由48000多头发展到103000多头。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1957年比之1955年，单位面积产量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增长了。发粮食为例：1955年全县平均亩产429斤，1957年亩产达到498斤，比1955年增长6斤；1955年全县农业劳动力总数为155700人，平均每人生产粮食1262斤，1957年农业劳动力减少为132900人（减少原因主要是转到其它生产战线），平均每人生产粮食1513斤，劳动生产率比1955年增长20%；如果把棉花、油料和其他经济作物的增产计算在内，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比例还要高一些。

　　其次，城乡人民生活方面，1957年因粮食征购增加，口粮略有减少，但每人平均仍有420斤。

　　食油，1955年平均每人消费2.5斤，1957年为5.7斤。增长128%。

　　棉布，1955年销售1241000公尺，1957年销售1584000公尺，增长27%。

　　胶鞋，1955年销售16000双，1957年为27400双，增长71%。

　　此外，除香烟、糖消费略有减少外，食盐、针织品、水瓶、肥皂等也都有增长。

　　所有这些材料都充分证明，从合作化以来，农村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发展基本上是相适应的。钱让能同志不惜歪曲事实，硬说1955年是太湖县解放后生产生活上最好的一年，来为他的“单干优于集体”的论调找“根据”。

## 四、是不是90%以上的人拥护“责任田”

　　钱让能同志说，“农民群众中拥护‘责任田’的起码占80%以上，甚至占90%以上。农村中有劳力的户不待说是拥护‘责任田’的，就是困难户，一大部分也是拥护的。”

　　根据我们在10个生产队的调查，这种说法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徐桥公社花屋生产队，全队14户中，拥护“责任田”的有4户，坚决要求恢复集体经营、反对搞“责任田”的有4户，占总户数的28.5%，中间状态的6户，占43%梨铺生产队29户，拥护“责任田”的只有6户，占总户数的20%；中间状态的14户，占总户数的49%；反对“责任田”的9户，占31%，经过我们初步宣传讲解“六十条”以后，不仅中间的站过来了，而且原有那些拥护“责任田”的人，也发生了分化。其他几个生产队的情况也大体类似。

　　究竟拥护的是什么人？反对的是什么人呢？从我们调查的材料来看，真正拥护“责任田”的人中间。有一部分是地主、富农。大石公社前进小队富农祝富才，今年50多岁，办人民公社后，就蓄须养老，不参加劳动，去年搞了“责任田”，又把胡子剃了，庆祝“分田”。马龙公社安仓大队地主赵衍范的老婆当着调查组同志的面猖狂叫嚣：“谁说集体好，谁就是懒汉，干部说集体好干部也是懒汉”。她还胁迫社员，不让改“责任田”。拥护“责任田”的人中间，还有一部分是分田多、好处大的富裕农民和觉悟不高的干部。花屋生产队上中农徐建中，3口人，劳动力强，过去资本主义思想就比较严重，合作化以后还闹过退社，搞了“责任田”，今年超产1000多斤粮食，拿超产粮熬糖卖，赚了很多钱，一提起“责任田”他就点头说好。有的上中农甚至还在家里贴对联，大书“责任田万万岁”，他们很害怕改“责任田”。童冲生产队有个中中农听到要改“责任田”恢复集体化的干部和群众讽刺打击，甚至威胁说：“谁要干集体，就让他一个人去干，谁要改‘责任田’我就拿犁捅了他”。

　　坚决反对“责任田”的，主要是贫、下中农，缺劳力的困难户和觉悟较高的干部，他们从实际体验中，更加认识到“责任田”的方向不对头，危害严重，大石公社困难户张善年说：“‘责任田’再搞下去，我们只有死路一条。”这些人积极要求改正“责任田”，恢复集体生产。

　　处于中间状态的农户占多数，这部分人大多数也认识到“责任田”不是路，但对“五风”和集体生产的界限划不清，怕改正“责任田”后，又要吃食堂，“大呼隆”，“瞎指挥”，“不自由”，还有的人是受过去错误宣传的影响，认为“责任田”是“中央的政策”。因而有意见也不敢提。这部分人只要加强教育，把政策讲清楚，他们是愿意走集体化道路的。

　　这次我们结合调查研究，还在大石公社四合生产队搞了一个改正“责任田”的试点，认真宣传了“六十条”，揭露了“责任田”的危害，使极大多数人民懂得了“六十条”的政策，划清了“五风”和集体生产的界限，提高了认识，解除了顾虑。全队29户中，除两户富裕农民有些勉强外，其余27户都积极要求改正“责任田”，社员普遍反映：“六十条太好了，过去上面的正经就是给有些歪咀和尚念歪了。”“只要坚决按照‘六十条’办事，生产准能搞好。”我们根据群众的要求，召开社员大会进行讨论，在妥善解决了一些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以后，重新恢复了集体经营，群众情绪热烈，当场燃放鞭炮，“庆祝重新走社会主义道路”，周围4个队也派人前来祝贺，情景十分动人。

　　上面这些材料充分证明，所谓“拥护‘责任田’的人占90%以上”的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事实上，真正拥护“责任田”的只是少数以富裕中农为代表的农村资本主义势力，他们反对改正“责任田”，这是农村中两条道路斗争的反映，是并不奇怪的。

　　这次钱让能同志和我们一起实地调查以后，已开始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作了初步检查。我们深深感到，钱让能同志在“责任田”问题上的错误观点是比较系统的、比较突出的。他对富裕农民的资本主义倾向极力赞扬，而对坚持走集体化道路的干部和群众则妄加指责。钱让能同志在给主席的报告中，引用了桥西大队的许多材料，来证明“责任田”的“巨大威力”。据我们了解，他只是今春在那里呆过几个钟头，根本没有作深入的调查研究，便从自己的主观臆想出发，大做文章。这种错误的立场和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就是钱让能同志得出错误结论的基本原因。

　　 省委调查组1962年10月15日

　　（附一：）

## 太湖县委书记处书记郭树棠同志的信

　　（张春汉同志并报省委：）

　　省委调查组关于对钱让能同志关于保荐“责任田”办法的报告的几个主要问题的调查已看过了。

　　这个报告很好，彻底揭穿了“责任田”的盖子，特别是用大批的事实做了详细的分析，对我们的教育很大。我过去对“责任田”的认识确实是很糊涂的，应做检查。属于县委方面的问题，这次会议回去后认真学习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以及省委文件，提高认识，检查过去的错误。这个报告对我的教育很深刻，其它方面没有意见。

　　此致

　　（敬礼）

　　 郭树棠10月19日

　　（附二：）

## 钱让能同志的信

　　（省委、葆华同志：）

　　我的所谓“关于保荐责任田的报告”，现在看来是一棵彻头彻尾的毒草。在以张春汉同志为首的省委工作组的调查研究，及其精辟的分析和我的亲自通过改正责任田的实践，雄辩的事实证明，我过去的论点全错了。从主观上来挖根，初步剖析，我的世界观是形而上学的。我过去的调查方法，由于没有阶级观点，失去了立场，所谓的材料，自然是主观唯心主义的。我的学习方法，是理论和实践分离，歪曲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

　　总之，我的所谓“保荐责任田”的认识是反科学的，不自觉地作了资产阶级的应声虫。我不配为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更不配为一个县的党的政策思想参谋部的负责人。我不能容忍自己的错误认识，下决心要彻底地清算它，坚决地把它锄掉，以作肥田。把它当做反面教材，以增强自己的免疫力。

　　我由衷感激我们的党组织，感谢张春汉同志对我耐心地教育和帮助。今后，我要下最大的决心重新学习，改造自己，坚决以主席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根本思想，以八届十中全会的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精神，团结同志，积极为正确地贯彻省委的决议而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钱让能1962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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