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务院农林办公室摘报：当前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又一突出问题

　　此件中共中央已于当年6月2日转发各地参考

　　从福建省华安县三级扩干会议所暴露的问题看来，副业单干是当前农村两条道路斗争中突出的问题之一。该县地处山区，副业门路广阔。主要有柴、竹、木、炭，其次还有采集体生产搞得不很好，又受到自由市场的影响，加上领导抓的不紧，不少地区出现了副业单干。据2月中旬调查，全县888个生产队中，副业完全单干的有222个队，占25%；集体与个人结合搞得不够好的有306个队，占34.5%；由集体领导搞的，但大多数采取“包值到户”办法牟有360个队，占40.5%。由于副业单干比重大，已经出现了一些严重的问题：

　　首先，影响集体经济的巩固。一些社员认为搞副业是“一举三得：有钱、有粮、自由自在”；搞农业是“吃饭靠集体，花钱靠个体”等等，因此全县有三分之一的大队备耕生产不如去年，华封公社罗溪大队50%的劳力外出搞副业，该队每人虽然平均只有七分地，但到2月上旬一亩地也未翻犁。沙建公社下樟大队去年8月间出动90多人大砍樟木，连直径二三寸的幼林也砍了。该大队1962年副业总收入4.5万元，其中4万元是个体搞的。

　　其次，腐蚀了干部。不少基层干部革命意志衰退，他们看到社员大搞个体副业，牟取暴利，由羡慕而动摇，由动摇而行动，甚至带领社员干。许多干部说：“当干部名声香，但家底空，辛苦一年，不如搞投机一天”。新圩公社天宫大队支部书记邹东仪，去年底县扩干会通知数次不来开会，跑去搞副业（做棺材），10天收入70多元。原华封公社党委委员杨树生把家庭生活困难归罪于当干部所致，结果动摇了革命意志，回家搞小自由去了。

　　第三，为投机倒把开了方便之门，使资本主义势力在农村复辟。高安公社高右大队长邹连东让社员去割芽草，他收购，每100斤买进七角，卖出二三元，从中牟取暴利。马坑公社下龙大队1962年副业收入就占1700元。社员反映说：“副业不结合，搞鬼的拿去吃，老实人做乞丐，将来一定会几家哭，几家笑，几家投河，几家坐轿”。

　　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是：

　　一、领导上对“以粮为主、全面发展”的方针认识不足，认为不足，认为农业是西瓜，副业是芝麻无关大局，重灾和困难地区则认为让社员自己搞副业是克服困难的好办法。只看到农业单干的严重性，而对副业单干的严重性却认识不清楚。

　　二、干部带坏了头。社员说：“大狗爬墙，小狗看样，干部带什么头，我们跟着怎么走”。如华封公社银和大队支部书记李银春去年带头砍集体竹木，收入600元，社员也跟着干起来了，几天内全大队山林破坏得一塌糊涂。

　　三、业务部门（林业站、供销社等）在经营上没从巩固集体经济出发，而只认物，不认人。如林业站收购木材，不管集体、个人，不同产品来源，统统是1立方米25元和8斤大米。这就给副业单干打开了缺口。

　　为了进一步巩固集体经济和贯彻以粮为纲的方针，提高社员集体生产积极性，该县除了通过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提高社员的思想觉悟之外，在经营管理上采取了一些措施，例如社员经营副业必须以“不误农业生产季节，搞好集体生产”为前提；同时做到“二个统一”，即：统一划分地区，统一安排劳力；“二个照顾”，即：照顾副业生产季节，照顾地区历史习惯和社员的技术特长。在报酬方面，副业生产略高于集体生产，具体办法有三种：

　　第一、大宗的柴、竹、木、炭和采集大量野生植物等，一般由生产队组织专业队或抽出专人，采取“以产品记工分”的办法。实行超产奖励，产品由生产队统一出售。

　　第二、带有技术性的体力劳动，如放木排，短途运输，临时性的“五匠”等。一般是采取“定产值，买工分”的办法。如放木排的按工记分，补旅差费，工资收入归生产队，“五匠”按月或按季交钱记分。

　　第三、属于家庭副业，如编制、制造小农具、生活用具等如何与集体相结合，有两种办法：一、占用集体原料的，有的交成本费，或者收益比例分成。有的由供销社“供应原料，加工定货”。二、不用集体原料而以自己从集体分得的副产品加工的副业，收入全部归社员所有。（摘自福建省委农村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报第53期）

　　 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公社组1963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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