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斗争问题的指示

　　（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务院各部委党委、党组，各人民团体党组，军委总政治部：）

　　现将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发给你们，请你们转发给县以上各级党委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队员阅读。这个报告总结出来的经验是好的。

　　由于小站地区的领导权长期被反革命集团所操纵，又得到天津南郊区委和公社一些领导人的支持，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是从“四清”入手，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清不出什么来。后来转入夺权的政治斗争，并处分了区委和公社的一些领导人，才打开了局面，充分发动了群众，首先解决领导权问题，然后再解决经济上的“四不清”问题。他们的经验，值得各地参考。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应当是先搞“四清”，还是先搞对敌斗争，过去各地是有不同的看法和不同的作法的，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应当根据各地不同的实际情况来解决，一切要从实际出发，看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当地贫、下中农和多数群众要求先解决什么问题，就先解决什么问题，而不要被预先规定的一些框框所束缚。

　　小站地区的敌我矛盾，主要的在形式上是以人民内部矛盾、甚至是以党内矛盾出现的，这就迷惑了一些人，并且长期得不到解决，对党对人民造成的损失也很大。但是当地的多数群众是清楚的。只有我们党脱离了当地多数群众的情况下，这些敌人的阴谋才能得逞。当着我们党同当地多数群众结合起来了，这些敌人就立即被揭露，并且受到了失败。由此可以看到，当前我们国内的敌我矛盾有一部分在形式上是以人民内部矛盾出现的，甚至是以党内矛盾出现的。敌我矛盾同人民内部矛盾、同党内矛盾交织在一起。在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和党内矛盾中，包含着一部分很危险的敌我矛盾。必须把这一部分敌我矛盾清查出来。当前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就在这里。但是，只要我们认真对待，负责干部下去蹲点，注意了当前阶级斗争的这种特点，提高了警惕性，又充分地发动了群众，这一部分隐藏在人民内部和党内的敌我矛盾?是能够清查出来的，并且也不是很难清查出来的。过去有些同志强调对敌斗争，只注意对社会上的四类分子进行斗争，忽视这一部分隐藏在人民内部和党内的敌人，甚至要这些隐藏在内部的敌人和敌人的代理人去开展对敌斗争，因此，他们既不能真正地打倒敌人，也不能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甚至还要冤枉一些好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目的就无法达到。这是我们现在应当吸取的教训。

　　凡是被敌人操纵或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被蜕化变质分子把持了领导权的地方，都必须进行夺权的斗争，否则，要犯严重的错误。这种斗争的经验，在一个地委和县委，有信阳的经验；在一个农村或镇子，有小站地区的经验以及其他农村的不少经验；在一个大企业，有白银厂的经验；在一个城市，将会有贵阳市、白银市的经验。中央转发的信阳经验是正确的。但在信阳夺权斗争的工作中，也有一些缺点，如集训的干部太多（一个地委集训了几万人），在集训工作中有某些粗暴的态度，集训中的生活管理有一些缺点。这些缺点，在以后的工作中应当纠正，也容易纠正。

　　不论在信阳、小站、白银厂和贵阳，在夺权以前，都由上级派人进行了长期的工作，才确定地认识这些地方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才下决心进行夺权斗争。一下决心进行夺权斗争，局面就迅速打开，群众立即发动，表现了我们料想不到的革命热情。在这种群众革命热情的基础上，只要我们给以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就一切困难都可以克服，一切工作都可以作好。最落后的地方就可以迅速地走向它的反面，变为最先进的地方。这里也有一个教训，就是在下决心进行夺权斗争以前，必须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才能确定领导权是否在敌人手里，才能确定这个地方的领导核心是否已经变质，才能决定是否应当进行夺权斗争。不进行调查研究工作，就在许多地方套用信阳经验，盲目地进行夺权斗争，那是要犯错误的。如果我们认真地进行调查研究工作，调查研究的方法又对头，那我们就不会如信阳问题、小站问题、白银厂问题、贵阳问题那样，拖延很久才去解决，就可以比较及早地加以解决，并在基本上不会犯错误。

　　 中央一九六四年十月二十四日

　　（附件）

## 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

　　（省委、华北局、并报中央：）

　　天津市小站地区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从一九六四年一月开始的。经过充分发动群众，揭露了以姜德玉、张凤琴、张玉器为首的三十反革命集团，取得了重大胜利。目前斗争还没有结束、对他们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还在继续清查中。

　　四清工作组曾编制了这三个反革命集团的社会关系分布图，和集团头子的历史大事记各一份，已由中央于一九六四年八月十二日转发各地。现在将斗争的发展过程报告如下：

## 小站地区的历史面貌

　　小站地区在天津市的南郊，就是清朝末年袁世凯所谓“小站练兵”的地方，以出产小站稻闻名全国。这个地区过去是一片退海的荒地，到处是苇湖泥塘，人烟稀少。清朝末年，李鸿章所属的一部分淮军来这里驻军屯田。引水种稻。几十年来。经过农民不断开垦，现有耕地的百分之九十是稻田。

　　小站也以出军阀闻名。袁世凯曾在这里练兵。训练出来的军阀，一度统治全国。出过三个“总统”（袁世凯，冯国璋，曹琨），一个“执政”（段祺瑞），二、三十个“督军”。北洋军阀的头子、大多数是小站“出身”。

　　小站地区还是土匪的老窝。过去，军阀连年混战，大批散兵进入这个地区，很多人沦落为匪。解放前，有三十多股土匪在这里活动，多的上千人。他们和军阀、日寇、国民党、地主、富农、会道门，互相勾结，盘据一方，残酷地压榨农民。当时群众称这一带是“雁过拔毛”的地方。

　　这个地区的村庄，一般只有七、八十年的历史，居民都是从外地迁来的。据调查，小站镇的居民来自十五个省，一百二十多个县。其中大部分是逃荒来的贫苦劳动人民，也有不少地主、富农到这里来投机冒险。特别是这个地区比周围地区解放得晚，外地的地富反坏分子和社会渣滓，为了逃避改造，也纷纷潜入这里，使这个地方成了藏污纳垢之所，阶级关系十分复杂。

　　解放后，这里的几次民主革命都进行得很不彻底。一九四九年进行过四十天的废租运动，主要是废除了地租，也没收了一部分地主的土地，封建势力并没有被摧毁。一九五一年进行的土地改革，和一九五四年的土改补课，也没有充分发动群众，认真地进行阶级斗争。因此，地富的威风没有打下去，贫下中农的优势没有树立起来。划阶级定成份的工作，做得很草率。许多地富分子漏划，有的还冒充贫农。建党建政工作，也没有认真执行阶级路线，根子扎的不正；基层组织严重不纯，不少村子的党政领导权，落在坏人手里。

## 四清运动以前，这里是谁家的天下？

　　以姜德玉、张凤琴、张玉仑为首的三个反革命集团，都是反动阶级有计划地打入我们的内部，长期窃取当地党政大权，建立反革命的两面政权，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前，这里的天下还不是我们的，或者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我们的。

　　所谓“水稻专家”姜德玉，原来是个恶霸地主。他是小站镇附近幸福之路生产大队坨子地的人。当过伪甲长，与日伪蒋匪勾结，身佩短枪，打骂群众。很久以来，还有人检举他是谋财害命起家，并曾向蒋匪军密告我地下工作人员，有反革命血债问题。

　　姜德玉还有包庇“黄骅惨案”中的犯罪分子尤福祥、尤福桂等人的罪恶。一九四六年，地主“还乡团”偷袭黄骅县城，杀害我干部和群众五十人。尤等以后逃到坨子地。姜德玉为他们盖房子，还与他们合伙做生意（尤福祥已处决，尤福桂在押）。

　　解放后，姜德玉疏散财产，隐瞒身份，伪装积极，逃避了斗争。一九五○年，他一面与一些反革命分子在天津合开广兴米栈，一面在坨子地与几户漏划的地主、富农和他的亲属抢先办起了。“互助组”。当时他与县合作农场派来的几个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人勾结起来，胡乱吹捧，骗取了“区劳模”的称号。从此以后，他采取了弄虚作假和拉拢干部的办法，一步一步地爬了上来。他把当地农民选育出的优良稻种，拿来栽种，冒充是自己选育的，于是变成了“育秧能手”。从一九五二年以来，他年年谎报高产。先后窃取了互助组组长、初级社主任、高级社主任、大队长等职务。一九五五年混入党内，以后当了党总支副书记、公社副社长兼农业部长、公社党委委员。一九五八年被聘为河北省农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研究员。一九五九年出国到苏联参观访问。多年来，他打着“劳动模范”、“水稻专家”的招牌，到处作报告，自我吹嘘，成了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

　　姜德玉纠合地富反坏分子、窃取了原幸福之路大队（包括现在的幸福之路、石庄房等五个大队）的党政领导权。姜德玉集团的重要分子当权的有十八个人。姜德玉除了依靠他的爪牙外，利用宗族、亲属关系，对群众进行封建统治。初步计算，直接受过姜德玉打击、陷害的贫下中农就有二十八人。这个集团还利用职权，大量多吃多占，贪污盗窃。群众称这个集团是“姜半朝”。姜德玉是“寸地王”、“顶破天”。

　　一九六○年，陈伯达同志在南郊区进行调查，发现姜德玉的问题后，市委于一九六二年清洗他出党，撤销一切职务。但区委、公社党委没有在党员中个认真传达，群众也不清楚。他的势力和“威风”仍然存在。这两年，他经常聚赌，主持续家谱，在幕后指挥一切。当地的党政大权仍然操纵在他和他的集团手中。

　　著名女“劳动模范”张凤琴，是个阶级异己分子。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前，她是西右营大队的支部书记。从小在城市长大，想学戏未成，由地主介绍，和于占海结婚。于占海是个富农分子，一贯道徒。张凤琴也参加过一贯道。群众反映，她初来西右营时，“穿的是大衣、皮鞋，红绸子腰带露出一尺长”。解放初期，经过地主密谋安排，于占海当了村干部，以后又冒称贫农，钻入党内。一九五四年，张凤琴由混入党内的地主代理人韩玉昆提名，担任初级社社长，并介绍她入党。

　　韩玉昆是东右营村人，没落地主，与大地主、伪保长张文通是“世交”。在解放前夕，张文通指使他的一伙亲信“在八路军来了以后，出来维持”，继续保持他的统治。韩玉昆就是他的直接代理人。以后韩玉昆当了大乡长、总支书记（大乡包括西右营，东右营、北义辛庄三个村）。韩利用“共产党重视妇女”，提拔了张凤琴，还介绍富农赵毓荣、小业主吴凤阁等坏分子入党。他们勾结在一起，形成一个反革命黑帮。

　　一九五五年，张凤琴经区委提名为“劳动模范”。张凤琴劳动不好，更不是区里所说的“插秧能手”。群众说：“不知道这个劳模是怎么来的”，是“封模”（上级封的），“口模”（能说会道），“人造模”。以后又当了市人民代表、公社党委委员、区委委员，出席过全国妇女积极分子大会。在这一带是个风头十足的人物。

　　张风琴当权以后，依靠地主富农，打击正直的党员干部，拉拢坏人。这次运动中，据地主刘德义供认，张风琴是“两头吃”，“一头吃共产党，一头吃国民党”。一九六二年蒋匪叫嚣窜犯大陆时，她给地主送钱、送物，送自留地。并借故躺倒不做工作。还散布过“先旱后涝蚂蚱蹬，二八月里过大兵”等反动言论。

　　大队支部副书记王凤春，贫农出身，能够坚持党的原则，为反对张凤琴投机倒把，瞒产多分，和她斗争了三年。张风琴就千方百计地打击他，说王凤春想篡夺她的领导权，向区委诬告他。

　　张凤琴惯用两面手法，迷惑群众，腐蚀干部。她用行贿送礼的办法，拉拢区、社粮店、供销社的工作人员，同时，由于这些基层财贸单位制度混乱，西右营大队先后多领了国家粮食七千斤，布票六千多尺，化肥三千斤。张凤琴知道了很高兴，说“多领了比少了好”。她有时也分给群众一点，但大部分由她和她的集团分子吞占了。她还以“改善社员生活”为名，大办“工厂”，进行投机倒把，坐地分赃。她和她全家长期不参加劳动，拿高工分，还放高利贷。仅一九六三年，她全家就拿了一万五千个分，折两千四百元，比社员平均每户收入高两倍半。初步查出，她多吃多占、贪污盗窃的现款和粮食，合一万几千元。去年她新盖了有双层玻璃的房子，屋里的家俱也是新置的。群众说：“张风琴的生活比以前的地主、富农还阔气”。

　　小站镇的总支书记张玉仑，“土匪世家”出身。他的父亲是土匪“勾子”（给土匪说票），叔父、两个哥哥、两个姐夫都是土匪。他的大姐是有名的女土匪，能双手打枪，解放后隐瞒了罪恶，当上了街道居民小组长。张玉仑本人也参加过抢劫。曾当伪甲长、国民党“自卫团”班长、“反共锄奸组”组长。

　　张玉仑集团长期和四类分子密切勾结。张入党时，曾征求过反动阿訇张万成的同意。参加工作时，也征求过地主兼资本家马恩勤的意见。马恩勤在解放前当伪保长，和国民党特务张凤亭、地主武装头子窦云风（均在押）关系密切。张当了干部以后，马经常通过张的姐夫吴凤山给张送东西，还让自己的小老婆和张姘靠，对张玉仑进行笼络、控制。吴凤山常对张说：“马家眼目宽，一旦风吹草动，能给咱们挡风遮雨”。长期以来，张玉仑在马恩勤的指挥棒下团团转，成为反动阶级的忠实走卒。

　　张玉仑采取排除异己、安插亲信等手段，窃取了小站镇党、政、军、财大权，统治小站镇达十年之久。党总支委员和几个工厂负责人，都是张玉仑的亲信，“跟着张玉仑顺风打旗”，为非作恶。

　　小站群众判断的很准确：张玉仑是假共产党，真国民党。可是他却经常威胁群众说：“我就是小站镇‘共产党的元帅’，谁都得听我的！”有一次综合商店忘记给他留下不收布票的布，他就要派民兵去砸商店。一九六三年征兵时，他用开除厂籍、扣粮本的手段，强迫青年应征，为此开除了十九个工人。群众说：他“比国民党抓兵还厉害”。

　　张玉仑集团大量的侵吞人民的劳动果实，多吃多占、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获取暴利。张已交出赃款一千七百元。张的外甥吴寿臣，在张的包庇支持下，跑遍东北和济南、保定等地，套购倒卖几十种物资，初步估计获利在万元以上。现在已交出贪污盗窃款四千八百元，还有十大缸自行车零件，约值两千元。群众说：他们都是“五好”干部：吃的好、穿的好、住的好、用的好、戴的（手表）好。

## 这些坏人在区上有靠山

　　这三个反革命集团的罪恶活动，群众早已有所反映。为什么长期得不到揭露和处理，甚至“官越作越大”呢?正象群众说的，他们的“根子硬”现在查明，他们上边的根子就在区委。区、社一部分领导干部，实际上就是他们的保护人。

　　关于姜德玉的问题，群众从一九五二年以来就进行过多次揭发。但是，区委未向市委反映真实情况，却于一九五五年，未经支部大会讨论通过，吸收姜德玉入了党。直到一九六二年清洗姜德玉出党、撤销他的一切职务后，区委书记刘晋峰、农村工作部部长于荫田等人，还对他留恋不舍。刘晋峰在一次干部会上讲过：“过去你们靠姜德玉，现在他下台了，你们就不看看他?”群众心情不安地说：“姜德玉又要上台了”。

　　张凤琴也是区委一手提拔起来的。她的成份问题，一九五六年区党代会上就有人提出过，区委不作调查处理，西右营党支部副书记王凤春三次反映张凤琴的问题，区委不加理睬。于荫田还和张凤琴合谋编造材料，诬陷王凤春。

　　张玉仑与区、社主要干部的关系很密切。解放初期，小站镇派出所的同志向副区长任志坚反映过张玉仑的历史问题。任却说：“你们不要管党员的事。”一九六○年，党员孙永兰向区委农村工作部部长于荫田反映张玉仑的家庭历史问题，于荫田说她是“捉弄干部，闹个人成见”。刘晋峰在一次干部会上表扬张玉仑是“五好干部”。还说过，小站镇搞运动用不着派工作组，张玉仑满顶个”。

　　为什么区、社一些领导干部对姜德玉、张凤琴、张玉仑等人长期不作处理呢?市委正在进一步审查这些问题。现在已经初步查明，他们绝不仅仅是认识模糊和工作不深入问题。首先，他们不肯听取群众的意见，有事不和群众商量，下乡也是“住干部的家，端干部的碗，听干部的话”，群众根本“帮不上前”。他们越来越和群众隔绝起来，越来越听不见也不愿意听群众的呼声。一九六○年北京来的同志第一次到小站地区，在田边和农民谈话，有人就强烈地讲到“姜劳模”（姜德玉）的反革命历史和弄虚作假的问题，今年春天，又看了张凤琴的家，他得到的印象：一是“她的房子很突出，暴露了她的生活远远超过当地一般农民的水平”；二是“不象个劳动人民，是个‘政治化’了的人物”。可见，要发现这类坏分子，并不是什么很困难的事情。但是，区、社领导干部就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他们说这几年“只抓粮棉油，不分敌我友”。其实他们已经放弃了党的领导，被自己制造的偶象迷住了，自觉不自觉地和他们一起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

　　他们有些人接受姜德玉、张玉仑、张凤琴等人的礼物，一起吃吃喝喝，“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实际上成了坏人的保护者。区委书记刘晋峰交代，曾接受过张凤琴几十斤稻米和一些蔬菜。群众说小站镇“张家公馆”（张玉仑的家）是区委领导干部的“落脚点”。坨子地群众反映，一九六○年姜德玉一次就给区委送去二百斤猪肉，至于螃蟹、鱼、蔬菜就更多了。

　　也有的人本身就有严重问题，与姜德玉之流臭味相投，是“一丘之貉”。如于荫田，本人家庭成份不清，工作上违法乱纪。群众叫他“于瞪眼”、“于二大爷”、“于阎王”。区委宣传部部长陈喜荣，个人主义极端严重。向群众宣讲反修提纲时，曾两次落泪，心情十分阴暗。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区委派他到西右营工作，他和工作组唱对台戏，扬言要保住张凤琴这面“大旗”。

　　长期以来，这些区、社领导干部和姜德玉、张凤琴、张玉仑等人，结成了彼此需要、相互依靠的关系。姜德玉、张凤琴、张玉仑这些坏人，为了取得区、社干部的信任，伪装积极，弄虚作假，遇事积极“响应号召”，争先“完成任务”，并且对区、社干部极尽其逢迎、拉拢、腐蚀之能事。这些区、社干部一手把这些人扶植起来，给予各种荣誉，用来炫耀自己的“成绩”；并依靠这些假劳模的所谓“模范”、“带头”作用，来推动工作。为了保住这几面“大旗”，他们对群众的反映置若罔闻，有的还不惜想各种办法掩盖这些坏人的见不得人的事情，继续替他们涂脂抹粉。

　　三个集团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的事实，给我们的教训是极为深刻的。

## 工作组遇到区、社、村干部的抵制

　　小站地区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发展过程是曲折的，斗争是尖锐的。

　　工作组一进村，就遇到了重重障碍。首先是村干部的抵抗。工作组找干部派房子，要求住贫下中农家。他们说，“我们这里没有这样的习惯”。西右营把工作组安置到大队部。东右营让工作组住马棚，吃冷饭。不少村干部托病不起，躺倒不干。西右营、东右营、北义辛庄三个大队的支部书记，一个“腿痛”，一个“腰痛”，一个“头痛”，不见工作组的面。小站镇的张玉仑“旧病复发”，他的外甥吴寿臣也躲到市内“治病”。幸福之路有几个队的队长，集体辞职，天天外出打柴。北义辛庄四队队长公然提出五十条件：第一、支书来请我两趟；第二、贫协请三趟；第三、工作组长请四趟；第四、不民主不能改，群众得听我的；第五、就是不劳动，还得拿高工分。答应了这五条，他才干工作。

　　他们向群众散布，“工作组呆不长。咱们是老邻旧居，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说，别伤了和气。”甚至公开威胁说：“四清搞不出问题来，我非把你们（指工作组和积极分子）一勺烩了不可。”“运动过后，要砸死几个!”张玉仑还向工作组进行恫吓，说有一年来了工作组，招惹了他，要不是人们拦着，他就揍了他们。

　　这些坏分子还到处表白，“自己没有大问题”。小站镇张玉仑这些人，每人换上了“运动衣”。（专门为了应付每次政治运动而穿的破旧农服，群众讽刺为“运动农”）。有的群众说，“不管他们穿什么‘行头’（唱戏的服装），这身膘是掉不了的”（张和他的外甥吴寿臣都吃得肥胖）。

　　这些坏分子对工作组实行封锁，跟在工作组后面活动，限制群众反映问题。小站镇工作组在工厂串连群众时，他们在旁问寒问暖，假献殷勤；在屋里找人谈话时，就有人在屋外听墙根；入户访问时，他们跑前跑后地张罗；有时工作组前脚出，他们后脚入。他们有负责放哨的，有专门跟踪的，在工作组后面转来转去，象个“走马灯”一样。

　　为了给工作组制造困难，这些坏分子把成份好、作风正派、敢于坚持斗争的人，给工作组介绍成“落后分子”；把成份不好、有历史问题的人说成是“积极分子”。幸福之路一个队把一个漏划地主和一个漏划富农说成是贫农，推荐当积极分子，企图打入贫下中农组织中来。在组织群众忆苦时，他们竟把姜德玉也说成“苦大仇深”的人，并推荐一个漏划富农分子在大会上“忆苦”。

　　工作组不仅遇到了村上坏分子的抵抗，而且受到了来自区、社的种种干扰。

　　工作组进村时，区和公社先给了工作组一个“框框”。就西右营是“一类队”、“一类支部”。大队支部书记张凤琴，对党“忠诚”，执行政策“坚决”，特别是“不虚报”。说幸福之路大队是“一类队”，“姜德玉问题只是历史问题了”。说“张玉仑是个好干部，有能力，问题不大，洗洗澡，能办大事”等等。

　　区里还定下了一些“规章制度”：如凡是贫协“根子”，须经支部通过，支部书记盖章，才能上报公社党委批准。村干部抓住了这一条，与工作组进行斗争。西右营复员军人徐忠义，抗美援朝七年，回村四个月，就被张凤琴借故开除党籍。工作组看他成份好，表现积极，选他当贫协代表，张凤琴硬是不批准。吴凤阁得意洋洋地说：“工作组我是正组长，他们选代表得找我。我不盖章，贫协代表选不成。”

　　当时，有些村干部躺倒不干，抗拒运动。区里强调要“双依靠”、“扶干部”。刘晋峰在一次会上讲：“干部问题大不要怕，组织必须依靠。把干部扶起来，加强教育，这是关键。”区委宣传部长陈喜荣说：“工作组进村，不能增加干部和群众的矛盾，中能消除矛盾。”公社党委书记张鑫还向北义辛庄的支部书记说：“在运动中间，有话早说，不要等着将来纠偏。”

　　面临这种形势，怎么冲破障碍、打开局面呢?根本问题还在于进行深入的扎根串连，放手地发动群众。但是，当时群众还有很大顾虑，对于四清能否清得了，半信半疑。因为群众对上面的干部。一向有个看法。过去干部下乡，未曾动身，先打电话，村上准备下好吃好喝。来了以后，骑车子往地里一转，大队部一呆，就走了。群众提出，“你们工作组说走就走，我们可要在这里住一辈子”。“运动一过，一尺的脚，给你穿双八寸的鞋，还是铁打的，永远也穿不烂”。西右营的群众说，“运动一回，张凤琴高升一步”。看来，工作组怎样才能取得群众信任，还是一个大问题。

## 群众初步发动，革命声势不足

　　工作组执行党的指示，大讲“双十条”，使党的政策直接和群众见面；反复向群众表明决心，“清不了不走”；认真实行“三同”。工作组吃在贫下中农家，住在贫下中农家，和贫下中农一起劳动。扫地、挑水、抱孩子，脏的净的一起干。小站镇危房很多，每逢下大雨，工作组全体出动，带着积极分子检查危房。工作组的干部没有架子，待人和气，遇事和群众商量，关心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并且认真执行了市委规定的纪律条例。

　　工作组的实际行动，改变了群众的看法。群众纷纷议论：“这次来的工作组和过去来的就是不一样。过去来的干部，比猫还馋。往干部家里一住，四两酒一灌，早晕头转向了，还搞什么四清！”“你们风里来，雨里去，白水咽窝头，真是好样的，信得过！”这时群众也开始反映问题了。

　　经过这一段的扎根串连、发动群众工作，工作组开始掌握了不少材料。但是，有些同志思想上有很多陈旧的“经验”，总怕运动搞过了头，留下“后遗症”，强调四平八稳。他们不能及时地判明姜德玉、张凤琴、张玉仑这三个反革命集团问题的性质，仍想通过他们自觉洗手洗澡的办法来解决问题。比如小站镇工作组进村已有四个月，群众对于张玉仑反革命集团，已经揭发出大量的材料，当时还在总支委员会上慢慢腾腾地进行洗澡，而且是“试洗”，缺乏革命的声势。这时，一部分积极分子跃跃欲试，但是很多群众还在观望，怕“打不着狐狸，惹一身骚”，基层干部则顽强抵抗，互相串通，订立攻守同盟，“坚决不交印把子”这时工作组的同志思想上发生了苦恼：“‘双依靠’是个什么关系了”“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如何摆法?”有的直接了当地提出：是要这些干部，还是要群众?问题就是这样尖锐地摆在工作组的面前。工作组领导上由于不能及时作出正确的答案，有的按兵不动，有的搬开政治问题，集中力量去查帐目；有的放下大队一级的问题，去搞小队的问题。总之是有无穷的顾虑，下不了决心，使运动在一段时间内出现了停滞不前的局面。

## 大军压境，展开夺权斗争

　　三月下旬，市委陆续抽调大批干部，加强了工作组的力量。市公安局局长带领一批公安干部，投入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红旗》杂志编辑部有十多位同志来帮助工作。这时候，周扬同志来西右营蹲点，陈伯达同志到小站地区参加四清工作。这样，对那些坏分子来说，就造成了象大军压境的局面。密云不雨的形势，开始明朗起来了。

　　中央的周志分别对西右营、小站镇和幸福之路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作了详细的研究，指出群众运动最根本的问题是把群众发动起来。基层干部有的可以依靠，有的是敌人派进来的，怎么能依靠?同时，根据事实，帮助工作组判明问题的性质，指出姜德玉、张凤琴、张玉仑反革命集团的实质，强调必须放手发动贫下中农，揭开盖子，彻底揭露这三个集团的问题，展开夺权斗争。

　　夺权斗争首先从西右营开始。在西右营大队，从三月下旬开始干部洗手洗澡。张凤琴头一个做“检查”，她不说自己的问题，却说他和副支书王凤春的“不团结”，是西右营的主要问题。实际情形是，张凤琴一九六一年在一队瞒产私分超产粮，她多分了一千二百斤稻谷。她将其中的六百斤，按黑市每斤一元五角，作价九百元，向生产队“投资”，利息百分之二十。在秋收算帐时，生产队按牌价卖稻谷六千八百斤还她。王凤春认为，一个支部书记又是“劳动模范”，做这样的事是欺骗党和国家，张凤琴说根本没有这回事。同一年张凤琴还勾结私商倒卖大队的发货票，王凤春认为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张风琴说这是为“集体利益”。支委扩大会连续开了九次，大家劝她承认错误，她始终无动于衷。在人证面前，她也死不承认，认为工作组和党员、群众对她没有办法。她还说：“不解决支委的不团结问题，工作组不能出村”，“冲破天也要解决”。

　　工作组接受了她的挑战。周扬同志建议，应该放手发动群众，讨论张凤琴的问题：她是不是贫农？是不是劳动模范?经济上清不清?作风正不正?这时群众看到领导上的决心，进一步打破了顾虑，揭发了张凤琴贫农不贫、劳模不劳、四请不清、作风不正的问题，挖了她的“底”，认清了她的反动面目。

　　随着斗争的深入，群众进一步揭露了张凤琴黑帮两个首要分子——赵毓荣、吴凤阁的问题。在一九六二年以前，西右营和东右营、北义辛庄是一个大队。当时张凤琴当支部书记，赵毓荣当副书记，吴凤阁当大队长。群众称他们是张凤琴的“左丞右相”，是张凤琴“裤腰带上的人物”。

　　赵毓荣是个富农分子，当过多年伪军，和我军打过仗。解放后隐瞒成份和历史，混入党内，当了东右营的支部书记。他包庇地富倒算，打击贫下中农。一九六一年，有人告发他有一枝手枪，当时张凤琴给他打保票，没有查出来。直到揭露了张凤琴的问题，才在群众追查下被迫交出来。他说：“共产党长不了，国民党回来，枪还有用”。

　　吴凤阁是北义辛庄的支部书记，小业主出身。外号叫“吴小鬼”，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土霸王”。他随意审讯贫下中农，霸占公共财物。他还包庇坏人，乱划阶级。把十几户地主富农、划成贫下中农，把十几户贫下中农划成中农、上中农。群众说，“再过几年，我们都成地主了”。在区委看来，吴凤阁是一个得力的干部。一九六○年，区里调他到附近的黄家营大队当脱产的专职支部书记，去“改造落后队”，结果使这个原来亩产七百斤的大队，每亩减产四百斤，六个亩土地荒了三千亩。黄家营的群众忍无可忍，把他撵了出来。这次抵抗四清运动，也属他最嚣张。

　　事实很清楚，以张凤琴为首的一伙人，是一个混入党内的黑帮，是一伙披着共产党员外衣的反革命分子。他们的活动反党反人民的。市委根据运动发展的情况，支持群众的要求，打击坏人的气焰，扫除运动中的障碍，先后撤销了张凤琴、赵毓荣、吴凤阁的职务。并把她们开除出党。消息传开，群众振奋。说“解放十五年了，今天才看到真共产党”。有些群众请工作组的干部吃捞面，以示庆贺。

　　小站镇掀起了革命风暴。继西右营之后，小站镇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夺权斗争。

　　在这以前，小站镇工作组做了深入的调查工作，收集到大量的材料，积极分子和工作组的一些同志，对清算张玉仑集团的问题，都有强烈要求。但是，当时工作组指导思想上不明确，工作上拖沓，有人说工作组不象是“战斗工作队”，倒象个“和平工作队”（当时区委书记刘晋峰任队长）。在洗澡时，张玉仑拿着准备好的发言提纲，一讲就是三个钟点，空空洞洞，企图用软磨硬泡的办法蒙混过关。群众很不满意，说他检查的是“一车鸡毛蒜皮”。

　　以后工作组认真检查了前一段的工作缺点，重新作了安排部署。首先，收回了民兵营的枪支（有一挺机枪、两架冲锋枪、十五支步枪）。民兵营的领导权原来掌握在张玉仑集团的手里，群众对这个问题顾虑很大，也担心工作组的安全。在市委决定用检修枪支的名义把全部枪支收回之后，经过重新发动和组织群众，与张玉仑开展面对面的斗争，进一步揭露了张玉仑集团很多严重的问题。群众情绪高涨，斗争非常尖锐。有人说：“我们和张玉仑的矛盾是敌我性质的矛盾”，“他一家都是土匪，怎么能当总支书记。”同时，在群众大会上把张玉仑集团其他重要分子也揭发出来。大量材料说明，小站镇总支委员会实际上成了张玉仑集团统治人民的工具。总支委员会基本上已经烂掉。群众还揭发了张玉仑的爪牙吴凤山、吴寿臣父子的问题。吴凤山是张玉仑的三姐夫，当过土匪，是渔行一霸，外号“西霸天”。吴寿臣是张玉仑的外甥，因贪污案刚服刑期满，就当了基干民兵营副营长。吴寿臣在张的庇护下，欺压群众。作威作福，有很多罪恶。他当基干民兵营副营长时，找了三个人伺候他。一个是炊事员，吴到那里就跟着给作饭；一个是给吴放羊的杂工；还有一个“侍从”，白天泡茶，晚上提夜壶。

　　在这个期间，工作组多次与党内外积极分子进行座谈。根据群众的要求，首先撤销了张玉仑党内外一切职务。但是，群众仍有顾虑。说：“这个人手毒心黑，可不能再让他得势。”“张玉仑有三帮人，势力大，搬掉他一个，解决不了小站的问题。”工作组经过与群众商量，并经市委研究，作出决定：开除张玉仑出党；撤销全体总支委员党内外一切职务；建立临时镇总支委员会，派工作组的一名同志担任代理总支书记；提拔积极分子六人，分别代理有关工厂的支部书记、厂长、副厂长等职务。此外，根据群众揭露的张玉仑的爪牙吴凤山、吴寿臣父子大量的罪恶，决定将他们二人逮捕。

　　向群众宣布这些决定以后，人心大快。群众说：“拔掉张玉仑这面白旗，给小站人民除了个大害，是小站人民的第二次解放。”

　　与张玉仑集团这一场夺权斗争，前后只有九天时间，实际上是小站镇上的一场革命政变。

　　粉碎姜德玉集团，斗争势如破竹。幸福之路大队在干部洗澡过程中，工作组由于没有看清问题的本质，一方面继续发动群众揭发问题，一方面“柔情细语”地向坏干部做工作，反复地“动员”，希望他们“回心转意”。这些人不仅无动于衷，而且千方百计地对付工作组。

　　为了揭露姜德玉集团问题，工作组召开了全公社党员、大队干部、贫协主任大会，会上重新宣读了市委一九六二年清洗姜德玉出党的决定，号召他们进一步揭发姜德玉集团的问题。以后经过与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座谈酝酿，并且通过积极分子串连群众，层层发动，连续召开了四次大会和多次中、小型会议，揭露和控诉了姜德玉及其集团成员的罪行。群众发言踊跃，摆事实，讲道理，秩序很好。不仅打掉反革命集团的威风，而且进一步揭发了许多新材料。会上先后对姜德玉集团的九名重要分子进行了批判。

　　经过调查，取得了姜德玉陷害我地下工作人员的新证据，决定予以逮捕。并撤销了姜德玉集团中重要的当权人物、幸福之路第十一、十二生产队支部书记杨文明、石庄房生产大队支部书记葛传恕的职务。

　　这三个地方的运动，有共同点：都是敌人经过精心策划，有计划地篡夺了领导权，而且统治时期比较长；问题的性质都是敌我斗争，我们的任务是夺权。但是这三个反革命集团的形成过程不同，主要分子的来历不同，他们的活动手法也不完全一样，特别是小站镇和农村的情况有很大的区别。所以，各个工作组的作战部署、工作步骤、斗争方法也各有特点。尽管运动初期有过一些曲折，后来由于得到中央的同志及时指导，政治上有明确的方针，又采取了比较灵活的战术，所以夺权斗争的发展是顺利的。我们从敌人手中把“印把子”夺取过来。现在可以说，这里的天下是我们的了。

## 改组区委的领导

　　在揭露三个集团的斗争中，继续遇到了区干部的抵抗。如区委宣传部长陈喜荣在揭露张凤琴的过程中，千方百计保护张凤琴过关，压制群众批评，对抗工作组。他说：“南郊区四面劳模大旗，孟繁起倒了，姜德玉拔掉了，李吉顺垮了一半，就剩下张凤琴这一面，再要倒了，南郊区的工作不好交代。”所以千方百计地为张凤琴开脱，说张凤琴的问题“绝不是外部问题”。市委决定撤销张凤琴的支部书记的职务以后，由刘晋峰同志到西右营支部大会上去宣布。他曲解市委的决定，说是“暂时撤职”。小站镇工作组发现张玉仑的严重问题以后，曾向刘晋峰同志汇报。他一方面指出张玉仑这个根子也扎歪了（当时张凤琴已撤职），要继续发动群众揭发他的问题；另一方面又强调要依靠基层组织，让干部忆苦思甜，启发他们自觉革命。还说：“不要伤了元气，过去有教训。”市委发现南郊区一些主要领导成员和基层坏干部有比较深的牵连，又发现他们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没有进行革命的决心，有的还想保护这些坏人“过关”。因此决定改组区委的领导，将区委书记刘晋峰同志调职，将陈喜荣、于荫田撤职。现在市监委正在审查、处理他们的问题。

　　 运动的重点转入清算经济问题

　　这三个反革命集团，利用国家暂时的困难，刮起了黑风，大量地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搜刮地皮，剥削群众，猖狂地进行资本主义复辟活动。有不少人已经发展成为新资产阶级分子。因此，在揭露他们的政治问题之后，重点转入了经济斗争，进一步发动群众，揭发他们经济四不清的问题。

　　经过这一段斗争，小站镇初步查出千元以上的贪污分子四十名，西右营等三个村十六名，幸福之路大队八名。他们贪污盗窃的主要方式是：利用职权，贪污盗窃集体的财物。行贿干部，盗窃国家资财。西右营三个村初步计算只行贿送礼就花了一万二千元，粮食三千多斤。他们还大办假公营私的工厂、城乡勾结，大搞投机倒把活动。张玉仑集团，以化工厂、草织厂为基地，倒卖草绳、草袋。在张玉仑主持下，还召开了总支委员会，拟定了投机倒把计划，建立了专门组织。据八个委员初步交代，有七人获利千元以上。吴寿臣勾结外地几十个单位，套购和倒卖了三百余种商品。为了便于进行投机倒把，他私刻镇内和外地供销、采购单位的图章十余枚。西右营三个村先后办起了七个假公营私的工厂。他们在天津“交通旅馆”开了专门房间，套购国家物资，进行倒卖。三年之间，获暴利四十万元。在撤销了张凤琴的职务以后，工作组找她谈话，她说：“我脑子里想的就是钱、钱、钱。弄了钱，区里表扬，自己出名。”北义辛庄的吴凤阁，公然违反“六十条”规定，连续三年非法扣留社员收入的百分之六十，共十二万元，先后办起了五个工厂。吴凤阁自己说，他要抽“社员的三根筋（金）”，即公积金，公益金和社员的投资。而社员劳动一年分到只是大队欠款的“白条子”，群众说这是“白头（条）到老”。幸福之路大队的铁工厂，倒卖各种钢材赚了二十四万元。他们这些工厂，都安插私人，重用坏人。北义辛庄的工厂从城市“招雇”的二十三人，有汉奸、特务、劳改犯、骗子手、被镇压的家属，没有一个没有问题的。

　　他们还利用职权，长期多吃多占，拿高工分、高工资，形成了农村中的特殊阶层。张玉仑集团在小站镇各厂实行“高工资制”，有一段时间，干部每月一百五十元。所有总支委员都在工厂挂名拿薪。这几个地方的村干部都长期拿高工分。西右营有一个队长一个月记了三十五天的工分。原来一个月三十天，天天都记了高工分，这个月开会五天，又外加五天的工分。很多人由于大量多吃多占、贪污盗窃，成了“暴发户”。东右营一个会计，原来生话很困难。当了两年大队会计，“见钱就抓”，盖起了十间新房，还置买了自行车、手表、收音机、毛料衣服，一概俱全。

　　为了彻底揭露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问题，工作组发动群众，有计划有准备有重点地对重大贪污盗窃分子进行小组质问，开展说理斗争。西右营工作组和积极分子商量以后，先从薄弱环节下手，攻破了张凤琴的亲信、会计姜文清的贪污的问题，取得材料，揭露了张凤琴的贪污问题。单从食堂和磨坊，他们就先后贪污了七千多元，张凤琴分得一千八百元。贪污的粮食和粮票、张分得八百斤。一九六○年，群众生活困难，张风琴每月从食堂多拿十五斤白面，二斤香油，一斤芝麻酱，连续拿了十一个月。

　　各个工作组配合群众斗争，组织专门班子，认真进行查帐、查正；同时发动群众特别是“知情人”进行群众性的算帐。根据群众揭发的线索，及时地查帐、查证；又把查帐、查证发现的问题，及时交给群众，发动群众分析、印证；进一步揭发问题。这是四清运动中一项重要的工作。所有重大贪污盗窃分子，在没有掌握他们确凿的材料以前，是不会俯首就范的。

　　这一段斗争情况表明，查清他们的经济问题，也是很复杂、艰巨的。他们与城市投机倒把分子勾结起来，互相串通，涉及的面很广，牵连的人很多。必须城乡紧密结合，内外、上下紧密结合，城市五反运动和农村四清运动大会师，才能搞深、搞透、搞彻底。

## 九点体验

　　小站地区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已经历时八个月。在农忙季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给生产让路，停顿了一段。后来开展夏季卫生运动，工作组全力以赴，又间断了一段。实际上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时间不过五、六个月。从总的方面看，反革命集团揭出来了，群众发动起来了，新的领导核心已经初步形成，今年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社会风气也有明显的变化。现在我们把在小站地区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主要是进行夺权斗争的一些体验，综合为九点，加以叙述：

　　一、集中优势兵力，打好歼灭战。这是搞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要保证。我们感到，真正把反革命集团摧垮，并不容易。他们除了有上下左右的根子以外，因为他们长期混入我内部，有与我们斗争的经验。他们多年来培植了一批党羽，并且订有“死盟”，准备作垂死挣扎。所以，必须配备坚强的队伍，特别是要有一批有革命决心、懂得党的政策、有工作经验、作风好的领导骨干。开始，我们对这个问题认识不足，工作组的力量不够强，以后市委收缩了一批点，抽调力量，加强了这个地区的工作组，工作很快起了变化。毛主席关于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原则，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是完全适用的。“这种战法的效果：一能全歼，二能速决”。现在小站镇工作组有一百五十多人（全镇人口一万一千人），西右营工作组二十六人（全村人口一千一百人），坨子地工作组二十五人（全村人口四百九十人），工作组的人数分别为各地人口的百分之一点五，百分之二点五，百分之五左右（参加锻炼的学生未计算在内）。由于工作组增加了新的力量，又有中央的同志的亲自指导，运动的发展就如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不但给了敌人以粉碎性的打击，并且有力地推动了附近村庄的运动。

　　二、工作组要旗帜鲜明，坚持“三同”，才能取得群众的信任。工作组的工作态度和生活作风，是关系到能否取得这场革命领导权的首要问题。一进村就高举全心全意依靠贫下中农的旗帜，反复表明彻底革命的决心，说明“我们是市委直接派来的工作组”。在工作中放下架子，去掉“官气”，以普通劳动者的面目出现，处处虚心向群众求教。同时，在对村干部的情况没有了解以前，一律不到他们家去住宿、吃饭；对区、社干部也要保持一定距离，以消除群众的顾虑。除了公开工作，还要辅之以秘密的调查访问，打破坏分子的封锁和破坏。群众对工作组这种态度十分欢迎，说：“这回工作组，好象是带着‘上方宝剑’来的。”其次，要保持勤劳、朴素的生活作风，坚持实行“三同”。同住的问题还小。同吃，有些人就很不惯，由于这个地区群众生活比较富裕，总还可以吃饱。同劳动的阻力最大，有些人用各种借口逃避劳动。我们认为，只有同劳动，才能在群众中取得发言权，了解到真实的情况，才能和“四不清”的基层干部划清界限，并使自己得到锻炼、改造。有的人不能作重活，可以干轻活，不会的可以学，但一定要坚持劳动。这是能不能取得群众信任的大问题，也是工作组自身能不能革命化的一种重要标志。

　　三、在斗争中组织一支坚强的阶级队伍。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场极为深刻的群众自我解放、自我改造和自我教育的运动。只有以彻底革命的精神，有领导有组织地放手发动群众，并在斗争中组织一支坚强的阶级队伍，才能取得这一场斗争的胜利。象小站这样的地区，民主革命不彻底，社会主义革命更不彻底，群众缺乏革命斗争的经验，因此，组织阶级队伍的任务更为重要、艰巨。我们感到，要把队伍组织好，除了不断地进行扎根串连，进行大量的思想发动和组织发动工作以外，还需要注意以下两点：

　　（一）有事和群众商量。运动中每一项安排、步骤、作法、要求，都要和群众研究，听取他们的意见。工作组刚刚进村时，有的同志片面地强调工作组只给群众作“参谋”，当“助手”。实际上这是不切合实际的。因为在群众没有发动起来以前，很多工作势必由工作组亲自抓。我们不抓，坏干部和他们的爪牙就抓。等到群众起来之后，工作组遇事就要和群众商量，由他们自己出主意，想办法，工作组的同志帮助他们分析、提高，而不要包办代替。有时工作组也要出些主意，想些办法，和群众商量。群众同意的就办；不同意就暂时不办，再作研究，或者就不要办。一切事情，都要通过群众自己的思考，通过群众自己动手。这样，群众才能树立起主人翁的思想；才能在这场革命中，真正取得经验，受到锻炼；才能在党的领导下，名副其实地当家作主人。这一点，对于此次运动以至今后工作，都是极为重要的。

　　（二）在这一场斗争中，工作组要注意不断地培养、扩大积极分子队伍，并从中选拔出一个领导核心班子。小站镇采取边训练、边使用、边扩大的办法，已经培养出一支四百多名能够密切联系群众的积极分子队伍。西右营、东右营、北义辛庄三个大队，已有积极分子二百七十五人。其中贫农二百三十二人，占三个村贫农整劳力的百分之三十二。积极分子队伍的形成，需要一个过程。真正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在没有看清工作组是否真正来领导革命的时候，在运动没有一定温度的时候，他们往往表现沉默，在会场上只吸烟，不发言，有时还讲几句“落后话”。西右营有几个外号“木头”的贫农，最害怕在会上讲话。经过教育和实践，现在都成了运动中骨干，主持会场，有条不紊，发言有板有眼，表现了很大的才能。

　　这几个地方的领导核心都在运动中进行了改组。新的领导成员，成份和表观一般是好的或比较好的，斗争坚决，坚持劳动，能遇事和群众商量，按原则办事。这是一个好的开端。但整个说来，还需要观察一段，继续给以帮助、教育。没有一支强有力的积极分子队伍，没有一个坚定、正确、团结的领导核心，不但不能有效地进行战斗，也无法巩固运动的成果。

　　在运动过程中，有的工作组还有不敢放手使用积极分子的现象。在这几个地方，工作组的人数较多，稍不注意，很容易形成工作组的包办代替。如不信任他们的工作能力，怕他们不会办事，不敢放手让他们去工作。有的工作组在开群众大会以前，预先“导演”，要积极分子讲什么，不该讲什么；应该怎么讲，不应该怎么讲，引起群众的反感，说“我们斗争坏人，又不是在演戏”。也有的工作组当有些积极分子们思想上发生一点波动，工作中有些缺点，就想把他们撇开。其实，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有人一时表现出某些犹豫、摇摆，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只要经过审查，他们本质上是好的，就应该信任他们，抓紧对他们的教育，放手地让他们工作，在革命斗争中逐渐成长起来。

　　四、判明问题性质，当机立断。能不能对了解到的大量材料，及时地加以分析，判明性质，区别两类不同矛盾，下定决心，不失时机地采取有力措施，是关系到运动能否顺利开展，甚至在一定意义上是关系着运动成败的关键性问题。我们学习了少奇同志给桃园工作组的信，又有中央同志的亲自指导，透过大量的观象，进一步认清了三个反革命集团的性质。决定首先集中力量揭露他们的政治问题，进行夺权斗争，然后清查经济问题。我们知道，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相比，不能不占首要地位。这三个反革命集团都是把持了当地党政大权，是压在人民头上的“石头”。只有坚决把“石头”搬掉，才能进一步把群众发动起来，才能团结、改造绝大多数犯错误的干部，才能扫除运动中的障碍。事实上，一旦把盖子揭开，运动的局面就急转直下，出现了轰轰烈烈的革命高潮。

　　我们也曾经考虑，对于这些坏分子的处理，是否放在运动的后期。但是这里的具体情况证明，这样做是行不通的。小站镇的群众曾直截了当地提出：“我们的任务是夺印!”“小站有经济四不清，但主要是政治四不清问题”。“不解决敌我问题，别的都是白搭”。坨子地的群众说，姜德玉已经开除，但是“姜芽子”还在掌权，姜德玉由前台退到幕后，不挖掉这些“芽子”，我们仍然不得翻身。他们坚决要求把这些坏分子从党、政领导岗位上撤下来。

　　这时，工作组是支持群众的要求，还是不支持群众的要求?我们当机立断，支持了群众的要求。据我们的理解，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几个步骤，正象华北局所指示的，只是一个基本的划法，在实际执行中，许多工作应该是互相联系，穿插进行，不要把每个步骤看成不可逾越的框框。在坚持把运动搞好搞细、搞深搞透的原则下，可以因地制宜，加以安排。在采取组织措施时，必须经过郑重的考虑，认真的审查，并经市委批准以后，再去执行。在这一场空前的大革命中，优柔寡断，失掉时机是不对的。要想制服敌人，必须充分依靠群众，讲求工作方法和斗争艺术。如果不愿做深入、艰苦的群众工作，只想采取简单的甚至粗暴的办法，也会脱离群众，把事情搞乱。

　　五、最大限度地分化、孤立敌人。张凤琴、张玉仑等虽然被撤职，但他们并没有停止顽抗。有的说“死也不缴械”。张凤琴撤职以后，装模作样，一面和人们说说笑笑，打打闹闹，一面散布空气，寻死上吊。张玉仑的外甥吴云甫，到处探听消息，对提意见的记上“黑名单”，叫嚷撤销张玉仑的职务不符合“双十条”，要到市里去告状。工作组分析了这种情况，认为这些坏人虽然受到了打击，但是他们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我们绝不能疏忽大意，陶醉于已经取得的胜利，必须进一步发动群众，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人，最大限度地把敌人孤立起来。

　　工作组为了掌握敌人动态，派人住到张凤琴、张玉仑等人的家里，和她们保持接触，观察动向，促使她们交代问题。同时，工作组和积极分子对这些坏分子的家属也做了耐心的争取工作。吴寿臣弟弟的妻子，是个工人、共青团员，经过工作组的教育，她表示坚决和吴家兄弟划清界限，并能及时向我们反映吴家的内幕活动。

　　在这些坏人长期当权的地方，犯错误的干部是不少的。因此，如何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改造的干部，最大限度地分化、孤立敌人，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在斗争中，工作组注意进行具体分析，区别是集团的首要分子还是一般成员，是现实问题还是历史问题，是严重的贪污盗窃分子还是具有一般性的贪污错误的人。这三个集团的成员和与他们有瓜葛的人员，大体上有三类人。一类是混进来的敌对分子；一类是蜕化变质分子；还有一类虽然有严重错误，但是还没有完全变质，基本上还是好人。我们集中力量打击反革命集团的首要分子，争取其他成员坦白交代，促使他们迷途知返。北义辛庄采购员李振海，过去忠实地为张凤琴服务。在运动中，交代了贪污四千元。经过查证，数字都能落实。考虑到他是贫农出身，复员军人，可以争取。他现在已经站了出来，和张凤琴划清界限，大胆地揭发了她们的问题，我们准备予以宽大处理。至于介乎两类矛盾之间的边缘性问题，一时难以断定性质的，一律先按人民内部矛盾对待，查清后再处理。

　　为了进一步分化、孤立敌人，各工作组宣布了“约法”四章：

　　一、过去跟张凤琴、张玉仑等人跑的，现在能划清界限，坦白交代，揭发问题，不予处分；

　　二、解放前干过不正当事情的，解放以后好好劳动，安分守己，老实交代的，既往不咎；

　　三、解放以后干过坏事，交代改正了的，从宽处理；

　　四、犯有一般性错误的，交代了，不算旧帐。

　　这四条公布以后，形势又有新的变化。前一段时间，有些和坏分子有牵连的，历史上有污点的人，心里忐忑不安，怕有一天“整”到自己头上。西右营的副大队长李汝泉，长期以来跟着张凤琴跑，过去和张有过不正当的两性关系，群众称他“傻狗”。运动初期，还替张凤琴当“枪手”，向工作组告王凤春的状。经过争取，在斗争张凤琴的大会上，揭发了张凤琴的许多问题。

　　各个工作组对群众中的落后层，进一步加强了工作。这是深入发动群众、孤立敌人的重要措施。在幸福之路大队坨子地，姜德玉的同族和同他有亲戚关系的，占总户数的百分之四十左右。其中有不少人与姜德玉划不清界限。有的同志认为，坨子地是姜德玉的“根据地”，群众不好发动。其他村庄，也有类似的情况。陈伯达同志说：共产党员看问题，要作阶级分析。不要把这些地方看成“洪洞县里没有好人”。坨子地工作组在群众中反复进行阶级教育，很多人态度转变了，说过去认为“一个姜字掰不开”，现在认识到“宗族亲不如阶级亲”。这些人往往最了解姜德玉集团的底细，一旦觉悟起来，也最能击中这群坏人的要害。姜德玉的亲信国连先，一九六一年担任会计时，姜德玉的三儿子偷了他保管的钱，姜德玉诬赖是他自己偷的，逼得他上吊自杀，遇救未死。姜德玉看到事情不好，叫二儿子与他拜盟兄弟，并多方拉拢他。在运动中，经过工作组和他多次谈话，他认清了姜德玉的罪恶，在大会上面对面地揭发了姜德玉父子的问题。会后他还主动交代了贪污七百元的问题。

　　六、要学会掌握运动的火候。在群众没有发动起来的时候，要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在群众起来之后，就要掌握形势、头脑冷静，实事求是，防止盲目性。有的工作组干部在前一段时间，瞻前顾后，忧虑重重，甚至按兵不动。经过领导上的批评，做了改正，运动很快进入了一个高潮。后来又有少数同志脑子发热，发生急躁情绪，“群众说怎样办，就怎样办”，把“放手”理解为可以“撒手”，这样就会发生尾巴主义的错误。学会掌握群众运动的火候，并不容易。既不要煮夹生饭，又不要温度过高把饭烧焦。要按中央提出的高标准完成任务，又要尽可能不出乱子或少出乱子。我们认为，要掌握群众运动的火候，根本的一条是看积极分子的态度。因为，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成份好、觉悟高、密切联系群众的积极分子，最能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积极分子的态度，是测量运动火候的温度计。

　　为了及时掌握火候，每逢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高潮，工作组天天分析形势，研究群众的思想动向，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不论是追查这些坏人的政治问题或是经济问题，总会遇到他们的抵赖和顽抗，往往会出现“顶牛”现象，很容易发生过火的行动。这时候，就要耐心地教育积极分子坚持说理斗争，强调攻心斗智，强调只有真凭实据的材料才能制服敌人。运动应该是有起有伏、波浪式地前进，不能一直保持紧张状态。当斗争相持不下，积极分子发生急躁情绪的时候，就要下决心把斗争会暂时停下来，休整队伍。一面总结经验，研究战术；一面收集证据，准备再战。这样就可以使运动有节奏地健康地发展下去。

　　七、公安工作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开展斗争。鉴于小站地区民主革命不彻底，敌情比较严重，市委抽调五十名公安干部，到这几个地方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配合夺权斗争。首先，他们对当地的政治情况作了大量的调查工作。这个地区原有四类分子一百七十四名，最近发现漏划的有一百零五名，漏管的七十四名，共有三百五十三名。顽伪流杂还有四百八十五名。两者合计占当地成年人口的百分之十一以上。紧接着，对这些分子开展政治攻势，向他们讲形势、政策，指出前途。要他们交代违法犯罪活动，与坏干部的交往联系；要老老实实，服从改造，不准乱说乱动，破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运动中，有些人已交出不少的变天帐、地契、赌具和迷信活动的“道具”；并开始交代幻想变天、阴谋破坏、进行复辟等等罪恶活动。

　　同时，公安干部和工作组一道，根据群众揭发的大量的材料，和四类分子交代的线索，用“顺蔓摸瓜”的办法，挖掘这些反革命集团的根子。他们先后访问了三千名群众，并多次到外地调查。现在已经基本上查清了这三个反革命集团篡夺领导权的过程，以及这些集团分子和反动阶级的历史渊源。

　　在挖根子的过程中，公安干部又发现一些新的重大问题。例如西右营现任大队长王凤鸣，在四清运动初期，他说他的主要缺点是“好人主义”。现在查明，他原来和韩玉昆一样，是地主阶级的一个忠实代理人。他当过地主的长工头。解放初期，经地主密谋，操纵选举，他当了农会主任。当时，他接受地主的三担稻米和大量布匹，并和地主订了“互保条约”。十五年来，他始终担任这个村子的重要职务，隐蔽得比较深。不仅如此，在运动中，还破获几起案件，其中有现行反革命活动的重大案件一起。

　　公安干部还协助四清工作组，从政治上审查了贫协积极分子的队伍。这个地区的反动阶级，有比较丰富的统治经验。每当有重大的政治运动的时候，他们都预先在人事上安排“后事”。如果原来的代理人站不住了，就另找一些亲信来接班。这些人在运动中冒充积极，骗取信任，然后一步一步爬上来，继续保持他们的统治。为为防范敌人这种诡计，工作组在挑选贫协积极分子时，作了很多细致的工作，并在运动中不断地加以观察、考验，避免再种下“祸根”。同时，由公安干部对积极分子从政治上进行了审查，发现有的是有现行破坏活动的会道门骨干分子，有的是盗窃分子，有的给坏干部通风报信。这项工作，对于保证积极分子队伍的纯洁，把根子扎正，防止坏人再当权，有很大的意义。

　　我们觉得，在民主革命不彻底、斗争十分尖锐的地方，派一定数量的得力的公安干部，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非常必要的。以群众性的革命运动来推动公安工作，丰富了依靠群众管制和监督四类分子的经验；同时作好公安工作来支持群众运动，充分发挥人民民主专政的威力。这样，不但可以保证运动的顺利发展，而且通过运动可以发现敌人，捞出大鲨鱼来。

　　八、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不断地训练队伍，学好基本功，取得领导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工作组有些同志参加过多次的群众运动，但是对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缺乏经验。过去历次革命运动，敌人都在明处，比较容易识破；现在的敌人经过化妆，混入了我们内部。今天的任务是怎样放手发动群众，把这些画皮鬼识别出来，放在光天化日之下，彻底清查他们的罪恶。工作组中的老干部，尽管有战争、地下斗争和多次群众运动的锻炼，今天却遇到了新的课题。为数很多的“三门”干部（从家门、学校门到机关门），就更需要从头学起了。

　　重要的问题，在于学习。工作组强调要吃透两头。一是要深入学习中央“双十条”和主席的有关著作，把党的方针、政策的基本精神——彻底革命的精神吃透。一是向贫下中农学习，虚心向他们请教，把当地的实际情况吃透。不论新、老干部都有一个重新学习的任务。如果没有一种老老实实的学习态度，要想在这一场大革命中过得硬是不可能的。同时要练好基本功。如宣讲“双十条”，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分别两类矛盾，以及学习斗争策略，学习算帐，等等，这些都是基本功，都需要边学边练，互教互学，在实践中学会本领，取得经验。企图偷懒，或想逞英雄，不肯下笨功夫，不作切实、艰苦的工作，要过硬也是不可能的。

　　工作组还应该认真学习解放军的三八作风。现在，党中央和毛主席号召全国都学习解放军，学习解放军的三八作风。四清工作组处于阶级斗争的最前线，就更应该认真学习解放军的优良作风。有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才能立场鲜明，意志坚强，不至于在斗争的风浪中迷失方向；有了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才能和群众打成一片，取得群众的信任；有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才能团结最广泛的群众，有勇有谋地战胜狡猾恶毒的敌人。树立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作风，也是保证这一场斗争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因此，四清工作组必须以解放军为榜样，认真学习三八作风，通过斗争实践，真正把自己锻炼成一支战无不胜的革命工作队。

　　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过程中，几乎每前进一步，工作组内部总有不同程度上的分歧和争论。大家的出身、经历不同，政治经验和工作能力也有差别，特别是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这样尖锐的阶级斗争，在工作组内部也不能不有所反映。分歧总是不可避免的。有了分歧，就拿到桌面上，放手讨论，辨明是非。有些工作组坚持这样做了，对于提高干部、加强团结、推动运动，都大有好处。

　　各个工作组都比较重视积累和总结经验的工作。有的逐日做工作大事记，整理和编写有关的调查资料，并随时总结经验、检查工作。这些作法，对于练兵练将，提高工作组的战斗力，对于指导运动，避免发生大的偏差，以及比较系统地总结经验教训，都是必要的。

　　九、一面抓运动，一面抓建设，以阶级斗争为纲，促进生产和其他工作。在集中力量抓运动的同时，我们始终注意安排好生产。在插秧季节，为了给生产让路，运动暂停，工作组进行整训，进行调查研究，保证了运动和生产两不误。但是，对生产有最大促进作用的，还是由于群众普遍提高了社会主义觉悟，干部转变了作风。这个地区春天多雨，春耕较晚，整个生产过程推迟了，但进度比往年还快。过去社员插秧，一边插一边说：“这一撮是书记的，这一撮是队长的，这一撮是会计的”，最后一撮，才是社员自己的。今年大小队干部都参加劳动。社员出工不用催，没有跑到城市搞“小自由”的。集体庄稼，比自留地庄稼长得好。队长们说：“今年队长好当。”今年水稻生长很好，最近因为连日下雨，发生了病害，只要加强管理，可望有一个较好的收成。

　　在运动过程中，应该有破有立，一面打破旧的，一面着手建立新的。工作组除了抓生产、抓干部参加劳动，还重视群众的思想教育工作。整个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过程，也就是重新教育人的过程。在张玉仑、张凤琴这些豺狼当道的地方，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思想泛滥，聚赌成风，偷盗成风，迷信活动成风。运动初期，群众中有一些人在学习“双十条”时要记工分，在帮助干部“洗澡”时也要记工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十分模糊。工作组从宣传“双十条”开始，通过斗争实践、就反复地对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不断地提高了群众的政治觉悟。在揭露张玉仑集团时，群众说他们是假共产党。这时工作组提出了辨别真假共产党的四条标准：是否为人民服务；是否有事与群众商量；是否吃苦在先，享受在后；是否参加集体劳动。发动群众讨论了这个问题，不仅有利于揭露张玉仑的问题，也大大提高了党员和群众对党的认识。在西右营，工作组还组织积极分子和领导骨干收听“九评”的广播。大家很自然地从苏联修正主义集团，联系到张凤琴这群黑帮。群众说“张凤琴早已是‘修’字号了”，经过学习，对于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危险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不少人表示不但要推倒张凤琴集团，还要挖掉她们的资本主义根子，栽上社会主义的根子。

　　党支部和共青团、妇联会、民兵、治保委员会等组织也经过初步整顿，工作出现了新气象。这些地方的党支部，过去常年不开会，不学习，不收党费。有的党员，忘记了自己是党员。支部也没有民主的选举制度，张玉仑这些人都是“终身书记”。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支部领导成员作了调整，建立了一些必要的制度。这几个地方的支部领导权，过去虽然掌握在坏人手里，党内还是有一批好的和比较好的党员，成为运动中的重要依靠。现有的不够党员条件的，计划在运动后期进行处理。我们还准备在运动过程中，经过严格选择，吸收一批党员。共青团、妇联会过去处在涣散状态，现在又恢复了活动，在运动中起了很好的作用。原来的民兵组织不纯，有些被坏人掌握着，现已逐个进行审查，作了较大的调整。

　　今年在夏季卫生运动中，这些地方的面貌大为改观。群众修了厕所，苍蝇基本绝迹，还打了很多水井，改变了长时期喝河水的习惯。

　　这几个地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虽然取得很大胜利，但是，三个集团的问题特别是经济问题还没有完全查清，今后的任务还很繁重。搞好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在农村建立起一系列完整的社会主义的制度，更需要进行大量的细致的工作。尤其是小站镇，政治情况和经济情况比农村更为复杂。根据小城镇的特点，如何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小城镇，我们准备继续摸索，逐步地取得比较成套的经验。

　　以上报告，是否妥当，请指示。

　　 天津市委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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