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中央转发广西省委关于在农村鸣放的简况报告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广西省委关于在农村鸣放的简报转发各地参考。

　　在地主、富农、反革命和破坏分子活动猖狂的地区，首先给他们一个有力打击，镇压邪气，伸张正气，是需要的。但要掌握火候，适可而止，才有利于大鸣大放的展开。广西省委提出的两点体会是正确的。

　　 中央一九五七年九月十四日

## 广西省委关于在农村鸣放的简况报告

　　（主席并中央：）

　　我们于八月初在全省开展了一次反击地主、富农及反革命分子反攻倒算的斗争。因为我们考虑，如果不把他们的反革命活动打退，就不能坐下来在农民中展开关于两条道路的大辩论。到目前为止，有的地方经过十五天，有的地方经过二十天，即把地富、反革命分子活动压了下去。有几个情况比较严重的县，从二月开始闹迷信，一直闹到八月，少则几千人，多则上万人，此起彼伏，绵延不断，虽然做了不少“说服”工作，并没有受到效果。但是斗争一经开展起来，一切迷信活动就烟消云散了，可谓打中了要害。目前，反击地富、反革命分子进攻的斗争已经停止下来，因为再反下去可能发生左的倾向，而且将不利于农村大辩论的开展。继续追击敌人的任务将在今后的大辩论中通过辩论彻底驳斥他们的谣言，进一步孤立他们。

　　现在各县正在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武装干部，准备开展农村大辩论。早的地方会议已经开到区。在参加三级干部会议的干部中，一反过去自上而下“布置工作”的方法，采取了大辩论的方法。据已知道的材料，凡这样做的效果都很好，也证明了我们干部极需要这样的大辩论，富裕中农思想在干部中很有市场。

　　辩论的方法，就是大鸣大放大争，先鸣放而后争，因为没有放出反面东西来，就没有争论的活的对象，活的题目。从各地放的结果看，几百人上千人的会议，如果分组鸣放分区争论（一区一组或一乡一组，几十个人），两天就鸣放完了，以后就转入争论，如果领导得好，三几天争论就可以解决问题，因为这是会议形式，领导干部又没有做大报告，思想很自由，争起来不受拘束，双方都敢坚持意见，气氛很好。

　　鸣放和争论的焦点，自然地集中在粮食问题上。有人说：“我经历过皇帝见过官，就没见过共产党这样管粮食”“共产党多事，粮食还用管，谁粮食多了不知卖”“统购统销走形式结果都不自由”“国民党不好，粮油随便买，共产党好，吃过头粮，三两油”还有什么“共同享福，种田不见谷”“毛泽东，米缸空”等类的顺口溜。至今留粮不够吃，不但中农叫，也确能带动一部分贫农，形成一片叫喊声。有人主张非有七八百斤、八百斤不够吃，事后证明，越叫得凶的越是粮食比较多而又做黑市买卖的。

　　争论的发展规律是：开始由少数人和多数人辩，再到多数人和少数人（或几个人）辩，因为开始总是少数清醒，多数不清醒，展开辩论后，这个局面就很快起了变化，到这一步就胜利了。方法是摆事实，讲道理，由眼前道理，提高到两个制度的对比。辩论中看到，有些道理很生动很简单，比如有人说“民国三十二年大旱，全村饿死七人，逃荒一七O多户，去年又大旱，那个也没逃荒，还说统购统销不好”“过去粮一天三假，地主投机商贱买贵卖，剥削了农民多少血汗，现在粮价稳定，没有统购统销怎么能行呢”“国民党时代，有钱的自由，没钱的哪有自由”有的就当场就到会的人生活变化算帐，也很解决问题。如邑宁县五塘区的三塘乡，到会五十一人，生活比过去好一倍以上的十九人，好一倍的十七人，和过去一样的十三人，下降的只有二人。沙坪乡算了全乡的帐，一九四八年总产量一二八万斤，地富占五十七万斤，地富平均每人四、一O九斤，贫中农平均每人三二八斤，一九五五年（单干时）总产量一五三万斤，平均每人四四六斤，一九五六年（合作社）总产量二三九、七万斤，除种子、饲料、征购任务，平均每人六七六斤。这些帐一摆，就有力的打垮了那些说合作社不好，统购统销不好和留粮太少的谬论。也有的在会上还揭发了一些做黑市买卖的活动，也有人自动坦白在黑市卖了粮，回头又向国家闹统销的错误行为。如该区那西屯七十四户中，即有三十三户在黑市买卖粮食。五塘乡到会十七个党员中，七个搞黑市。西龙乡十五个党员中，六个搞黑市。经过这样算帐对比，摆事实，揭示出来农村合作化后农民生活真实情况，大大提高了干部的觉悟。

　　但是我们的干部，大部分习惯了自上而下布置工作的方法，不习惯领导这种自下而上的自由争论，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方法。同时也看出许多干部简单化，不会说理，平时只按上级布置机械办事，越来越简单，真是可虑的事。桂林专区全县一个试点乡，辩论失败了，据说是“因为中农太多，说不过他们”，因此，使全省农村大辩论开展得好，还要很大努力。另外展开这场辩论最主要的障碍，是怕乱，实际上是不相信群众的多数，不相信自己的真理。省委也有过这样的顾虑，不敢大鸣大放，怕放出来收不回去，怕干部躺倒，因此，总想来个有限度的鸣放，说法是“我出题目，让人家做文章”或者“边放边争”（即不愿大放之意）。就初步经验看来，这些意见是不对的，只要领导鸣放的干部是清醒的，放出多少问题来也不怕，相反，越放的东西多，就争得越有劲，给人们的教育越深刻。我们正在扭转这种倾向。

　　我们的另一个体会是开展大辩论是最好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也是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如果广大干部学会了这一套，这是作风上的革命，思想上的革命。过去，作风上的通病是：要就是机械集中，强迫命令，要就是束手无策，任邪气泛滥。没有正常的民主，也没有正常的集中，这次大辩论如果领导得好，确实可以造成主席所说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心情舒畅的政治局面，就便于工作的深入。

　　以上简单情况，算做我们向中央的第一次报告。是否有当，望中央指示。

　　 中共广西省委一九五七年九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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