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云南省委关于召开地州市委书记会议向中央的报告

　　（中央：）

　　我们于11月14日至12月2日，召开了地、州、市委书记和省委、省人委所属各部门负责干部参加的整风会议。通过我省肿病死人问题，进一步揭露了普遍存在的强迫命令、浮夸虚报和不关心群众疾苦等现象，并着重检查了省、地两级领导的思想和作风。在会议期间，由于得到了主席在郑州会议和武汉会议讲话精神的启发，并学习了主席对我省关于肿病死人报告的批语，与会同志进一步认识了问题的严重性及其性质和根源，大家痛切地感到：必须在领导干部中继续深入整风，从而达到真正的“免疫”。

　　一、根据此次会议的初步揭发，各地强迫命令、浮夸虚报、只讲生产不管生活的现象比较普遍。在极少数地区，这种现象已发展到相当严重的地步。

　　干部中的强迫命令作风，较为普遍的是“卡”群众和“整”群众。一般的是采取“辩”、“吓”、“扣”、“罚”等办法，从精神上或物质上对群众施加压力。如戴白条、白手套，门上插白旗，戴尖尖帽、画花脸、背上贴大字报、游营以及以大辩论为名实际形成变相斗争、扣工分、罚钱、扣饭吃、甚至不给饭吃，等等。龙陵县有一个共青团员从铅矿跑回家去，就被戴上尖尖帽，穿上纸衣服走游工地，衣服还写着：“我是逃兵，不愿劳动，大家莫向我学习。”富宁县有一个公社的排长，规定社员一天种一亩地，完不成就罚工分。通海县王马大讲工地规定：“积极劳动的吃三大碗饭，一般的两大碗饭，消极落后的一小碗饭。”宣威县左所乡一个社干部规定：“不劳动者不得吃。”一个女社员因在家照顾病人，两天没有吃上饭。保山县大箭公社一个女社员，因小孩拉屎出工迟到，被该社会计罚立正站着，并罚全家大小不准吃饭一天。

　　用送“学好队”的办法强制群众也是比较普遍的，今春以来，各地采取了组织学好队的形式，对表现不好的地主、富农、坏分子和少数懒汉、二流子集中进行教育改造。但是，后来由于界限不清，敌我不分，好坏人不分，不少地方把学好队当作了强制和处罚群众的一种手段，把出工不积极和作风不好的人，也都送进了学好队。据统计，全省学好队盲目扩大到22万余人，而且许多地方的学好队大多数是农民。龙陵县的一个水利工地上，学好队有408人，其中有248人竟是贫农和中农。景谷县文井公社的一个社员不愿煮狗肉汤为甘蔗追肥，也被送进学好队。在个别地方，学好队里不仅有基本群众，甚至有老人、儿童以及党团员和干部。至于以“送学好队”来威胁群众，则是更为常见的现象。

　　在强迫命令作风发展严重的地方，甚至采取关禁闭、捆绑吊打火烧等违法乱纪的办法对待群众。宣威县乐丰乡从乡干部到队干部都打骂过群众。全乡600多户人，被打骂过的农民即有500多人。在个别组织严重不纯的地方，违法乱纪程度已达到惊人程度。如祥云县3个水库共59个中队，据27个中队中了解，被捆绑吊打的民工就有1200多人，当场打死、受虐待后自杀死亡的共有724人。曲靖县于绍乡干部（已处理）曾把一个有缺点的贫农陈桂生绑去活埋，后来被一个医生连夜救起来。陈桂生跑到水田乡，偷了群众的东西吃，又被打一顿，终于跳水自杀。

　　干部中强迫命令作风，也有几种不同情况。多数的情况是，大多数基层干部，在主观上一般是要求把工作做好的，但是往往把完成任务与发动群众对立起来，比如认为，“强迫命令是为了增产”；“三天一次评比，等开一晚上的会，时间都耽搁了。”“只做同志工作，不加点强迫命令不行”，等等。特别是，在任务紧、重、急的情况下，甚于一些好干部为了完成任务，也有时不择手段。在发生严重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的地方，则大多是由于干部的蜕化变质和组织的严重不纯。如通海县原四区区委副书记曲德周任意打骂群众，其中有6人因伤致死。一个民工脚痛不能出工，也被他用十响枪戳死。被反革命分子所掌握的禄丰县手掌乡学好队，共有23人，其中有农民20人，即有21人被用刑拷打，6人因伤致死，4人被打成残废。违法乱纪现象和死人较多的祥云县，县委领导集团严重不纯，被右派分子所把持。

　　在强迫命令普遍发展的同时，也滋长着浮夸作假现象。有不少地方在中耕夏锄、夏季积肥、秋收秋种、大炼钢铁当中，以少报多，以坏报好。宜良县红光公社一个干部说：“多报数字也是力争上游”。有以“怕辩论”、“怕插白旗”、“怕当促退派”、“怕开除党籍，受处分”等等，因而虚报数字的也不少。晋宁县卫星公社党委书记在中耕夏锄中还告诉会计，在多报薅锄数字的时候，要掌握既不要超过别人（怕得到红旗后被人揭发），也不要落后（怕插了白旗后群众埋怨），争取中间。个别严重的甚至弄虚作假，骗取荣誉。如会泽县者海区原来的一个小社，挑两挑肥料把坟盖圆，就按照坟堆大小估计上报肥料数量。绥江县积肥才9000万斤，虚11亿斤，该县在昭通全区县级评比中曾两次骗得红旗。

　　关于在大跃进中只重视生产而不关心群众生活的现象，在全省则更为普遍，许多地方对于主席关于调节劳逸节奏的指示执行不坚决，有些干部还认为：“任务重，时间紧，不休息都干不完，再休息更完不成任务。”加上农村经过粮食大辩论，不少干部又回避或者简单地对待粮食问题，对属于两条道路斗争性质的富裕农民在粮食问题上的叫嚣与群众中确实缺粮的反映不加区别；对工作基础薄弱，连年减产的落后地区也一般对待。甚至有的地方虽然拨了粮食，却没有发到群众手中。省委和地委9次组织检查团，也是只管生产而没有关心到群众的生活问题。

　　这种强迫命令的作风和违法乱纪的行为已经在政治上和生产上产生了恶劣的效果，打击了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损害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在强迫命令作风发展较为严重的曲靖专区，今年粮食产量据初步估算，仅能比去年增加36．4％，为全省今年粮食增产最小的区。肿病死人最多的陆良县，今年粮食产量仅比去年增加7．4％。强迫命令也是今年边民大量外逃的重要原因。据最近统计，边民外逃人数已达89000多人，其中有干部278人，党员和团员207人，民兵175人，中小头人430人。外逃的边民中，属于农民成分的占70％至75％，更为严重的是还在于，有些地区对于全省普遍存在的干部作风问题长期未能发现，直到会议初期，对于下面的真实情况也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和警惕。在听到曲靖专区陆良等县的揭发材料后才陆续检查，陆续暴露。据最近各地的报告，这些问题正在开始大量地暴露出来。

　　二、今春以来，经过粮食大辩论和反对右派分子的斗争，特别是通过农村整风，我省干部作风有了很大的改进。各地普遍实行干部与群众“同吃、吃住、同劳动”，种植实验田，进一步密切了干部与群众的关系。群众普遍反映良好，说：“土改时期的工作作风又回来了”，“干部都和我们一道苦干，我们也要苦干才行”。大家心情舒畅，更加信赖干部。党的威信大大提高了。这对推动生产大跃进起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在栽种末期，严重的旱灾威胁着满栽满插和幼苗的成长。干部、群众心情焦急。为了千方百计实现跃进的指标，强迫命令作风开始发展，浮夸虚报现象随之出现。领导干部未能及时察觉加以纠正，深入检查与具体帮助更差，只是单纯定任务，这就使强迫命令现象得到了发展。经过此次会议检查，大家感到干部中强迫命令作风的发展，主要的责任在于领导，因此，着重地从省、地委领导的思想作风上检查了以下几个带有根本性质的根源：

　　（一）我们对于自发地、盲目地提高生产指标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及其严重的结果，严重估计不足。今年下达的任务指标虽不过高，但是，在大跃进的气氛下，有些干部唯恐自己的指标低，被视为落后，因而不看条件地加大指标。少数干部则明知完不成，也想图一时痛快，压倒别人。而有些领导干部却喜欢听高指标，只要指标高就认为是先进。这样，上下左右相互影响，各种生产指标层层加大，一再提高，到了基层，则成数倍数十倍地增加，形成了千钧重担。在此期间，我们又着重强调了紧张使人进步，使工作进步的道理。而对由于层层加大任务所带来的过份紧张及其可能产生的副作用，却未能及时发觉，进行纠正。在这种情况下，越到下面，干部越感到压力重，认为“要完成这个任务，不强迫命令不行”；有些人认为“强迫命令也完不成任务”，就谎报情况。在领导干部中只喜欢听好的，不愿意听不好的情况，使虚报情况的人得到表扬，老实汇报的受到批评。群众反映：“虚报的表扬，实报的辩论”；“老老实实的抬白旗，鬼鬼祟祟的抬红旗”。这样就进一步发展了强迫命令和浮夸谎报；在一些思想不纯的干部中，更发展了弄虚作假骗取荣誉的不良倾向。在放钢铁铜的卫星中，金平县用石灰窖炼钢，只产钢32公斤，竟上报29．9吨。同时，在领导上布置任务的时候，只交待任务而不交待政策界限和完成任务的方法，也是强迫命令和浮夸谎报的一个主要原因。至于个别严重的地方，如弥勒当一个县委书记布置任务的时候说：“完不成的把头拿来”，腾冲县委第一书记说：“完成任务的是同志，完不成任务的是敌人”，就更使得基层干部感到“要拼命完成任务，只有不择手段”。虽然流行过“下面订指标高些没关系，可以促进”的说法。现在看来，指标保守是不对的，但是超过现实，超过群众力所能及的指标，是要出问题。

　　（二）在思想方法上严重存在着片面性。对于劳逸的关系，生产与生活的关系，先进的措施指标与尊重科学的关系，纠正缺点错误和保护干部积极性的关系，缺乏正确的统一的理解。在调整劳逸节奏的问题上，大家用不少材料证明：凡是干部既关心生产，又关心群众生活，认真执行主席关于调整劳逸节奏指示的地方，群众情绪更加旺盛，增产也多。如曲靖县自然条件很差的蔡家乡，今年旱象严重，每人口粮只有240斤，保水田也只有20％，栽插中用94道水车车水栽秧，2200个工一天才栽了6亩，但是由于该乡总支书记和群众打成一片，上级指标都交给群众充分讨论，共同执行，口粮不足，支部便组织大家想办法；有30人害了肿病，立即集中治疗，并拨给粮食、肉、油，增加病人营养，组织群众慰问病人和家属；任务紧张的时候苦战2天休息1夜。该乡不仅没有死人，而且增产达6成左右，但是许多地方却把完成任务与关心群众生活对立起来，唯恐照顾群众生活的结果会完不成任务，甚至回避提生活问题。在一个时期内，形成了一种空气，尤其是接受1956—57年片面地讲生活的教训，现在又到另一个片面，仿佛谁提生活问题，谁就是右倾。因此，只强调苦战，不讲或少讲休整。如昭通专区群众反映：“三天苦战，又是三天，苦战不完。”保山县有的地方在苦战中甚至不准群众睡觉。这样造成了群众过度疲劳，加上营养不足，以致发生了肿病。边疆地区外逃的人当中，有人说：“情愿在外国饿死，不愿在中国苦死。”

　　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对于今年大跃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但我们却忽视了教育干部尊重科学，也是造成下面的干部盲目提高增产指标，和采取违反科学的措施的一个重要原因。有些地方甚至把头发、狗肉汤、死尸作为肥料；只强调苦战的必要，而不承认苦战必须和休整相结合；批判了只照前人脚印走的“习惯论”，又无视过去的基础；批判“边疆特殊论”、“条件论”，又不照顾边疆民族地区的特殊情况。有的县一夜之间竟要求群众将头发剃掉用以施肥。

　　对于干部中强迫命令和违反科学的现象，虽然也有一些觉察，但是由于我们把保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与纠正干部中的错误倾向对立起来，因而教育纠正不力，制止不力。在发现强迫命令和违反科学的现象之后，我们不区别是正气还是邪气，唯恐泼冷水，就没有能够以严肃负责的精神来纠正和处理，而是采取了睁只眼闭只眼之态，任其自流。由于这种犹豫，对于少数犯错误干部实际上成为姑息，却伤害了大多数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也坏〔害〕了一些干部。

　　（三）在思想认识上，对主席和中央一再教导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学习很差，体会不深，对基层干部这方面的教育也很不够，以致许多干部实际还不懂得这个问题的重要意义，不善于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取不同的解决办法。不少干部习惯于用对付敌人的方法对待群众。对于群众中的落后教育，不是采取说服的办法，而是采取了压服的办法。对于惯偷、游民与一般的懒汉、二流子，不加以区别地同样对待。如说：“打人是为了一千斤（亩产），为了大跃进”；“国民党打人是为自己，我们打人是为群众”；“增产后再检查强迫命令”；“现在你打了他，增产以后他就会感谢你了。”等等。而各级领导机关又未能及时嗅出干部作风中的这种不良的倾向，迅速加以制止和纠正。在粮食大辩论中，有些地委提出：“两条道路问题是大是大非问题；作风问题是小是小非问题”，省委曾不恰当地表示同意，又来作充分说明，也发生了一定的副作用。主席在郑州会议的指示下发后，各地干部冷静地检查了工作，更加感到问题的严重。玉溪地区各县委书记一致认识到：今年如果没有强迫命令，增产还会更高。

　　同时，对于主席所指示的农民问题仍然是一个根本问题认识不足。大家感到：正是由于党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农民才响应党的号召，出现了大跃进的局面，争先走人民公社的道路，并且在生产运动中很快地实现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和生活集体化。但是，许多人在群众积极性高涨的情况下，头脑却热了起来，好像现在农民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觉悟已经高过了工人阶级的觉悟，错误地理解实现了公社化似乎就实现了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各小社的财产可以无价的调拨了，因而就想不尊重小社的劳动成果而进行统一分配，在人民公社的分配中急于全部或者大部分实现供给制，以致在大战钢铁铜中遗失了许多东西，实现公社化后公共财产无人管理，都造成了损失。有些地方甚至一概取消了群众、家庭自用的小锅灶。玉溪专区有的干部竟至将农民买来的新锅也打了一个洞作废铁收购。因此，有的群众感到：共产党领导这些年，就是这一回整伤心啦。虽然在公社问题上，省委一开始就强调稳进，并不同意许多急躁冒进的办法，但是对于这些本质的问题分析和认识不那么透，所以在实际工作中也就存在许多混乱。许多事实证明，离开了群众的个人利益和目前利益，片面强调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特别是错误地理解人民公社的性质和对于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逐步过渡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认识不足，都只能造成工作中的重大损失。

　　（四）在组织领导上，在完成今年异常紧张的工作任务中，不是更加坚持执行党的集体领导的原则，反而有所削弱，主要是自大跃进以来，省委成员多数分工下乡帮助工作，党委会往往无法开会，而党委的各个部门又担负了许多日常事务工作，对党的工作强调不够。基层支部由于党员分散到各个战线，加以重视不够，活动也少，许多干部又将分工负责错误地理解为个人决定问题，到了基层活动单位，更动辄以行政命令代替民主讨论，使得许多问题不能及时发现和妥善解决。同时，由于一年来忙于抓生产，跑来跑去，坐下来冷静地考虑问题很差。因而，不仅脑子不冷，而且跟着运动发热，以致嗅觉不灵敏，觉察问题迟钝，对主流中出现的支流注意不够，对反右可能出现“左”的偏向估计不足，对办一个好事可能变成坏事不作预计，因而对自己思想上的片面性也就不能及时觉察。这种倾向的存在，是使我们犯错误的原因。

　　此外，对于彻底改造落后县、落后乡、落后社，拔掉各个角落白旗的措施不坚决。而全省今年肿病死人最严重的地区，大多是工作落后，去年歉收、口粮较少的地区，对于这个问题的重视不足，也是一个重要的教训。

　　三、通过会议的初步检查，大家一致认为：这些教训是令人十分沉痛的，深切感到确有必要深入进行整风，尤其是县以上的领导骨干必须整透，认真地吸取经验教训。现在各地委会正在召开地委扩大会议，吸收县委书记参加，继续开展整风。有的地区地委扩大会议开得较早的，已经有部分县委开扩大县委会的整风。省、地委也将在12月下旬召开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根据六中全会和武汉会议精神，务求把这些问题搞透，并决定立即采取以下几项措施：

　　（一）在整风中，为了贯彻执行既要保护干部积极性又要接受教训的方针，必须对少数人从严而对大多数人强调教育提高。对于从严的少数人，又要区别其不同性质分别对待，对阶级报复分子依法严加惩办，对违法乱纪分子中少数品质恶劣民愤很大的也要严加处理，而对领导干部则要求从思想上严格检查批判，认真地提高思想、改善作风；至于对于大多数有一般的强迫命令，违法乱纪行为的干部则坚持思想教育，一方面通过反面教育使大家提起警惕和得到提高，另一方面要结合表扬好人好事，使大家有一个明确的方向。

　　（二）在严格批判缺点错误，提高思想的基础上，从积极方面努力改善作风，做到既关心群众生产，又关心群众生活。这次会议已根据中央武昌会议精神和我省工作中的问题草拟了十个文件，对于在各级领导干部中继续开展整风的问题，今年人民公社的分配问题，今冬明春大力开展副业生产以增加群众收入问题，各级领导干部每年当一个月农民或工人以进一步加强干部与群众的“三同”问题，检查团和参观团接待工作中防止形式主义和铺张浪费问题，加强劳动安全工作问题以及对地富反坏右分子的社会改造由组织学好队等集中改造办法改为群众监督改造办法问题等都分别作了规定，并对关心群众生活问题作了六十五条具体规定，要求逐级做出具体方案，迅速组织贯彻。

　　（三）基层整风拟和整顿人民公社相结合进行，目前省委和各地委均已组织力量进行试点。鉴于我省自从土改以后直到现在，一直强调对于农村基层组织要从正面教育提高，保护积极性，这在新区的条件下是正确的。但从揭露批判方面去整顿则很差。通过这次问题的暴露，应当把基层组织建设中的这一课补起来。

　　（四）改造落后地区。这是云南整党的遗留问题，我们已决心在今冬明春将它作为一项严重任务组织力量加以解决。

　　会议认为：不论在干部整风或群众整社中，保守派和算账派必然会乘机叫嚣，企图否定今年的成绩，昆明市就已经出现了“反跃进”的论调，这是值得注意的。但是，我们认为：今年的伟大成绩是任何人也无法否定的，只要我们认真地检查缺点和错误，并且通过整风严肃地加以纠正，保守派和算账派是必然会被暴露和孤立起来的。

　　· 来源：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