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市委对奉贤县问题的情况报告

　　（中央：）

　　中央监委转来周总理对奉贤县问题的批示已收到。根据我们初步查证的情况来看，总理批示中所指出的问题是正确的。市委已采取紧急措施，并责成市委监委和政法部门进一步彻底研究这一问题。现将该县的一些主要情况和我们的措施简报如下：

　　该县去年六、七月间，在“扫除残余反革命”和“反击富裕中农进攻”的口号下，就发生了乱关、乱斗现象。到去年十月深耕深翻、兴修水利中，又提出“苦战三十昼夜”，“完不成任务拿头来见”，“要用杀人之心去搞生产”等错误口号，以致在全县普遍发生捆绑吊打、乱罚、乱斗、乱关等严重违法乱纪错误。据调查，被活活打死的群众四人，被逼得走投无路而自杀身死的九十五人，昼夜连续劳动不准休息而累死的一百三十一人，本人生病不准请假医治而致死亡的二百零五人，不准父母请假、使患麻疹儿童失去护理而致死亡的四百一十一人，其他因严重强迫命令而造成死亡的一百一十四人。共计九百六十人。仅奉城公社（县委的重点社）一社，被直接或间接逼死的群众，就达三百六十四人。该县县委与公社党委的领导人，不但是发号施令乱指挥，而且还亲自动手吊打群众，有些人还直接逼死人命。经初步查明，公社党委副书记、正副社长以上的领导干部，亲自动手捆、绑、吊、打、关过群众的，就有五十五人，占上述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五十，被他们亲手捆绑吊打关过的群众有三百二十九人，被他们直接逼死的群众有二十九人。

　　十月间，王文忠、李少峰等又提出“向富裕中农为代表的地、富、反、坏分子作斗争”的口号，普遍发生乱斗中农、乱撤干部的错误，完全混淆了两类矛盾。经县委排队准备斗争、撤职的干部有一千八百余人（占干部总数的将近百分之二十），其中有七百二十五人已被斗争后撤掉。被戴上“富裕中农”的帽子（实际上大部分是贫农或下中农），而斗争或送劳改的群众，约达四千人左右。被斗的群众和被撤的干部，大都是无辜的好人；有些还是深受群众爱戴的好干部，被斗争、撤职后，群众痛哭流涕，说：“奉贤县一定出了高岗、饶漱石”“忠奸不分”；但李少峰等却自以为这是“选拔干部群众路线的伟大创举”，“是马列主义的新发展”。

　　十月下旬，在县的统一部署下，各公社和生产营，都普遍设立了所谓“劳改队”，被劳改的群众即有二千四百多人（此外还集训了二千多人）。“劳改”对象除少数地、富、反、坏分子外，多数是所谓“手巴不干净”、“生产不积极”、“乱搞男女关系”等不应劳改的人。有的“劳改队”还规定了各种“处罚条例”，动辄加以非刑拷打。县公安局举办的”儿童集训班”（集训了二百多名儿童，大都是十岁左右，最小的仅六岁），规定不准哭，不准笑，不准玩，不准讲话，违者就受到吊打、脚踢、罚站、罚跪，用针刺手心、用手铐铐（孩子手小、双手铐在一圈里），用手枪对准脑袋进行威胁等种种摧残折磨。以致有的被打得鼻口出血，有的针刺的伤痕至今未消，个别的则被折磨得神经失常。

　　十一月间，该县在消灭红蛉虫的工作中，认为放过棉花的房子都有红铃虫，遂将放过棉花的房子二千一百三十一间烧掉。在县委部署下，召开现场会议，当场烧毁瓦房一座，以推广经验。此外，“拆屋并村”和解决木料困难，又拆毁房屋二千一百四十六间。在烧毁和拆毁房屋时，对房主的居住，又未妥善安排，以致造成群众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有的淋雨受冻、气愤发疯，有的叫苦连天、碰头打滚。在深耕秋播中，强迫群众将已经成熟、即将收获的棉花七万八千八百九十一亩，山芋、花生、荞麦、小杂粮等六万多亩，统统翻掉，造成损失近二百万元。在修建四平车木轨道开河时，将全县的织布机九千多台全部破坏；有些社连群众的门窗、地板、板壁等，都被敲掉作了木轨（为了解决木轨的木材问题，还掘墓挖棺八千余具，既不征求坟主同意，尸体又未作妥善处理，政治影响极坏）。特别是在积肥中，大搞“什锦汤”，将草屋顶、芦苇、山芋、黄豆、杂粮等，一起投入小河和鱼塘中沤肥，结果搞掉草屋一万二千多间，破坏鱼塘数千条，损失鲜鱼三万多担，黄豆、杂粮、山芋等六万余担，但肥效极差，在经济上却造成了严重损失，大伤元气。群众说：“这那里是积肥生产，简直是公开破坏。”

　　上述一系列的严重违法乱纪行为，严重破坏了奉贤县的生产建设，摧残了人民群众的健康，在政治上、经济上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有的同志反映：“站在高处看奉城，就象鬼子大扫荡后的情景一模一样”，“断瓦残壁、历历皆是，触目惊心、一片凄凉。”有的群众对着天上飞过的飞机说：“毛主席！你在不在上面？你能看到我们的痛苦吗？快来救救我们吧。”群众对县委领导人王文忠、李少峰、张纯行等恨之入骨，说“他们比国民党还坏，比日本鬼子还可恶”，并要“赶走王文忠！法办王文忠！”。

　　根据现有材料看，奉贤县的问题还不仅是严重违法乱纪问题，其中有些政治问题尚须继续调查清楚。例如县委书记王文忠是一个政治上曾两次动摇和因贪污和严重强迫命令先后受过两次党纪处分。他公开对干部说：“群众象狗一样，只有手里拿着竹棒，它才不敢咬人”，“象猪似的，不扯耳朵不叫”。第一副书记李少峰的父亲是贩卖毒品的赌棍，并与日本宪兵有过联系。本人也曾向日本宪兵的翻译找事干，这一段历史至今弄不清楚，最近还发现他蓄意包庇反革命分子。第二副书记张纯行，祖父在土改中被群众砸死，父亲是被判处剥夺公民权的分子，本人在奉贤曾被武装匪特俘去又放回，其中情节大可怀疑。李少峰和张纯行的老婆，都是大地主陈静忠的女儿。（陈与伪县长钟灵、特务方伯超关系密切。李少峰的老婆曾与两个美国特务一起拍过照。）该县有一个地下党南桥支部是一九四九年春正式建立的，在十五个党员中，几乎全部是特务、反革命和其他坏分子。其中有些镇反、肃反中已逮捕判刑；现在奉贤任职的四个人，也都有政治问题。农业局局长戴纪群（他父亲曾任伪奉贤县长），副业局局长赵时桃（父亲是奉城著名的恶霸、伪区长），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傅浩（家庭大地主，父亲是被判处死刑的反革命分子），实际管宣传工作的陈瑞华（家庭是大地主，与国民党特务关系密切）。他们都在一九四八年前后参加过国民党或三青团，过去都与特务分子有过密切联系，而且都是在解放前夕突然变为“共产党员”的。而这些分子在奉贤去年的严重违法乱纪错误中，也都是出谋献策的狗头军师；而赵时桃还乱斗、乱关过四十多个群众，并逼死六条人命。县委办公室另一个副主任吴木君，过去参加三青团，姐夫是中统特务，与吴关系极为密切；县委的广播站站长阮立，是国民党的少校台长、特务分子，过去戴笠曾亲自接见面授电报密码。这些分子在政治上都需要认真进行审查。

　　奉贤县问题，去年十一月（当时划归上海的消息在内部刚刚传开），会有人写信向市委和苏州地委反映有逼死人的现象，市委当即要王文忠进行认真调查处理。但王文忠、李少峰等非但不认真调查处理，反而封锁消息，批评“这样反映情况，是别有用心！”并在社党委书记会议上市置“以后不通过书记，不允许随便向上反映情况”。一月份，市委发现该县奉城公社严重违法乱纪的问题后，又派农委副主任马万杰同志前去查处，并撤销奉城公社党委副书记谢保根的职务；但王文忠、李少峰等都阳奉阴违。五级干部会议后，市委派工作组到该县各公社帮助工作和检查工作，他们则散布是“故意找岔子”整他们。在王文忠、李少峰等纵容、支持下，有些公社的党委书记公开排挤、打击工作组，布置违法乱纪分子包围工作组的干部，并威胁着要把工作组“赶跑”、“扎起来”。这些问题，在最近市委扩大会议上进行了彻底揭发后，引起到会同志极大的震惊和愤慨，并作为典型进行了批判，给到会干部极深刻的教育。在这次市委扩大会议彻底揭发以后，市委采取了以下紧急措施：

　　（1）对该县的领导人王文忠、李少峰等七个严重违法乱纪分子，公开宣布撤职查办，进行隔离反省，其他一些严重违法乱纪分子，已集中到市委，以奉贤县委整社干部会议的名义进行揭发和审查；

　　（2）派徐德建（市委农委副主任）、纪乐天、杨锐、郭振东等同志组成新的县委，并抽调了近一百名领导骨干，去加强领导，掌握生产，并处理某些善后问题；

　　（3）由陈丕显同志代表市委前去作了广播讲话，宣布了市委决定，向全县人民进行了慰问和动员，以安定群众情绪，并鼓励奉贤的广大人民在新的县委领导下，努力搞好生产。该县群众听到王文忠等被撤职查办、新的县委组成以后，都振奋感动，人心大快，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纷纷议论：“这次真正出了头，翻了身”，“是重见了天日，第二次解放”，并表示“要拿出当家作主的态度，积极搞好生产”。

　　为了进一步彻底查明此案，市委已责成市委监委与政法部门会同奉贤县委与有关单位，积极进行调查核实，研究分析，作法分为两步：第一步，首先将违法乱纪的情况搞清：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对有关人员作出结论，分别提出处理意见；第二步，对某些政治上可疑的分子，进行彻底审查，弄清该县反革命、坏分子的破坏活动，以便彻底弄清问题的性质，作出最后结论。与此同时，对因干部严重违法乱纪而致死亡残废或遭受严重损害者，查明事实后，进行必要的抚恤和救济；对过去被关、被捕、被撤职的党员、干部进行复查，受冤的，应该平反，并恢复名誉；对于干部队伍和组织状况，进行审查与整顿，以纯洁、巩固党的组织。

　　详情以后续报。

　　 中共上海市委员会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二日

　　来源：（上海市委机要科五月二十七日发）

　　5月28日22时30分印完

　　中央收电

　　来电机关  上海  等级  特急  室号  辰124  刘澜涛同志  辰265

　　已抄  常委和书记处各同志，必武、鼎丞、瑞卿，中办、中监委、中组、中宣，国务院、国一办、公安、人民日报、新华社。（监委存档）

　　中央办公厅机要室  1959年5月28日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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