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北京市关于北京市党员干部学习主席通信的反映向中央的报告

　　主席通信我们在5月3日发下去后，效区各公社立即组织了小队长以上的党员干部学习。有些正在召开党代表大会的并在会上进行讨论。6日、7日全市机关、工厂、企业、学校党员干部也普遍进行了传达讨论。

　　农村小队长以上干部把文件念了一遍又一遍，感到非常痛快，普遍反映：“主席说了我们的心里话”， “主席的指示像一把钥匙，能开六亿人民的心”， “主席的这封信，解决了我们的大问题”。机关、工厂、学校干部也普遍反映：主席通信“写得恳切、谦虚”，“及时、正确地反映了客观现实”， “总结了大跃进中的问题，是对症下药、一针见血”；在主席提出的六大问题里，“贯穿着一条冷热结合、实事求是的红线”，“不仅解决了农业生产中的关键问题，对我们当前各项工作都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很多同志初步联系和检查了自己工作上和思想作风上的缺点，表示要认真学习主席实事求是、有事和群众商量的作风和一竿子插到底的工作方法。

　　大家对以下几个问题，集中地进行了讨论

　　一、关于不要说假话问题，谈的最活跃。有人很感动地说：“毛主席对我们真关心，连不让说瞎话都告诉我们。”延庆县一个生产大队长说：“主席说的都是好话。去年说实话的是坏人，说谎话的是好人，吹牛的受奖！”密云一个生产队长说：“过去社员说瞎话，都是上级让说的，非多说不可，不然就保守。”朝阳区酒仙桥总支副书记刘才说：“去年不说瞎话，就是落后派、保守派、观潮派、算账派。”昌平阳坊管理区千斤队队长刘宝湖说：“我们号称千斤队，去年实际才产300斤。给群众一说千斤队，群众就撇嘴。这回有主席的信，说瞎话就算结束了。”大家认为今后不能再说瞎话了，有人当时就做了检讨。工厂、学校有些人回老家和下放时看到农村里一些一个指头的问题，过去怕戴“保守”、“右倾”的帽子不敢正式反映，这次在讨论会上都畅快地谈出来。有的还检讨，这是“考虑个人得失”，“对党的事业责任心不强”。

　　二、包产问题。大家认为包产必须要落实，留有余地，有产可超，社员的干劲就会大了。生产队干部感到心情舒畅，不担心达不到指标了，也不担心挨群众的骂了。对有些原来的指标过高的提出了批评。昌平区松兰堡生产队长袁保望说：“主席说的实事求是。我们的三包是压出来的，光敢想了，说瞎话，脱离实际。要没主席的话，我也不敢说。去年产190斤，我看今年300斤就不少。让我们包437斤，我看高了。”别人也接着说：“高了！”通州一个中队长马庆辰说：“有块麦田是三类苗，包产300斤，我没敢说话。大家都嚷嚷300斤，我说150，这不是落后吗？有这封信我敢说了。”大兴区黄村公社正在开党代表大会，孙村生产队长在会上说：“主席的信救了我们，可以说话了，否则我们只好搞‘两本账’。”经过讨论，公社提出的指标过高的做了修改。工厂学校许多同志谈到了去年大跃进中订指标、提口号浮夸、不落实的问题。例如琉璃河水泥厂去年提出生活、服务工作要赶上三园：“宿舍赶上中山公园、食堂赶上丰泽园、澡堂赶上清会园（北京有名的饭馆、澡堂）；”宣武区交通运输指挥部在挑战书中提出了要在“1959全部实现运输机械化”口号；师大中文系让没有学过“现在文学史”的一年级学生修改“现代文学史”；有些小学提出“实现百分校、百分班”的口号等。通过讨论主席通信，大家比较深刻地认识到：“鼓足干劲、开展竞赛和浮夸、吹牛绝不是一回事。”

　　三、密植问题。大家认为必须要掌握好因地制宜，合理密植。对今年密植小麦生长良好一般是满意的。但对某些地方密植不因地制宜则提出不少意见，平谷县有的干部提出，去年秋天种小麦，不管地的土质好坏和高岗低洼，一声令下，每亩下种50斤，不执行就是保守、右倾，就得挨“辩论”、受处分，结果有的地方水浇不上，肥又不多，生长不好，可能种子也收不回。平谷峪口公社放光生产队小队长张秀丰说：“叫队长管生产，做活没权力，坌地时有工作人员拿着尺子量，差一点也不行，干劲从哪儿来呀？又布置种谷子八寸播幅八寸行距，连人都进不去，长个屁！”

　　（有个别干部不同意为密植召开老年、中年、青年三种人座谈会。周口店区一个村支书胡景文说：“毛主席说为密植召开三种人座谈会，我看不行，交给他们就没人密植了。”）

　　四、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大家说信里写的符合实际情况。有人对去年农具改革中的问题提出了批评。通州一个生产队支书说：“过去是在屋里造车，不管在外边合辙不合辙。”朝阳公社队干部门德祥说：“1958年是一吹二压三许愿，轴承化胡里胡涂搞，第二天滚珠就坏了。”此外，高等学校有人认为“十年实现农业机械化，时间太长，不太理解”。

　　五、关于粮食、食堂和伙食供给制问题。

　　对粮食要节约，大家一致表示拥护。通州区张家湾公社有的队长说：“去年食堂化时，吃饭也放卫星，结果浪费不少粮食，超过了指标。”

　　也有个别人暴露了错误的看法，如在谈到“忙时吃干、闲时吃稀”时，有的说：“这等于叫人饿着肚子一样。”第三建筑公司有的说：“主席的话句句是好的，但老百姓就是吃不饱，主席是否知道？为什么不早提出这些问题？现在我老家每人一天给4两粮食，还得干活，我对党是意见的，是否进了城就把农民给忘了。”

　　郊区有部分干部认为公共食堂缺点很多，有的主张把公共食堂解散，延庆（山区）椴木沟赵顺说：“食堂化不好，说解放劳力，实际上浪费了劳力，服务人员太多了。”朝阳区红光公社小红门分站讨论中有的队干部认为办食堂“浪费劳力，多花不少劈柴钱，社员还有意见，干脆回家吃去，愿吃什么吃什么！”红光公社小红门分站讨论中有的队长认为“社员劳动不积极，就是让吃饭不要钱闹的”，说：“伙食供给这步走得太快了，嚷嚷出来又不好往回收。”

　　党员干部们学了主席通信后，受到很大鼓舞，增强了搞好生产保证1959年各项工作继续大跃进的信心。也有少数人怀疑去年大跃进的成绩是否那样大，认为现在是纠偏了。也有部分人认为这封信发的晚了，要是早发，就出不了这么多问题。有些人思想还存在着顾虑：有的学校同志担心“农村干部水平低、层层打折扣，主席精神贯彻不下去”；郊区小队的干部则怕上级不执行主席的指示，说：“主席的话是好，就怕上级压。一压，不说假话还是过不去。”另外，也有的担心“算账派抬头”。

　　目前，我们正准备进一步向全市全体党员、干部、农民群众传达、组织讨论，要求通过学习，使全党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树立起冷热结合、实事求是、敢于讲真话、坚持真理的思想作风，从而提高干部思想水平，端正工作作风，改进我们各方面的工作。在农村，要通过正在召开的公社党代表大会和社员代表大会，进一步贯彻主席通信的精神，进一步深入整社运动，切实算好旧账，做到三包落实，调动起全郊区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争取夏季和全年的农业生产大丰收。

　　特此报告。

　　来源：根据《中共北京市委重要文件汇编》刊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