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

　　（一）在一九五九年七月党中央召集庐山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前，直到庐山会议的一段时间内，在我们党内出现了以彭德怀同志为首、包括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反对党的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的猖狂进攻。这个进攻，正出现在国内外反动势力利用我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伟大运动中的某些暂时的、局部的缺点，向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加紧进攻的时候。在这样一个时机，来自党内特别是来自党中央内部的进攻，显然比来自党外的进攻更为危险。党的八届八中全会认为：坚决粉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活动，不但对于保卫党的总路线是完全必要的，而且对于保卫党的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领导、保卫党的团结、保卫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都是完全必要的。

　　（二）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进行分裂党的活动，由来已久。彭德怀同志在庐山会议前期，即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四日写给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书，和他在整个庐山会议期间的一些发言和谈话，是代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纲领。它们尽管表面上也装作拥护总路线和拥护毛泽东同志，但是实质上却在煽动党内的有右倾思想的分子、对党不满的分子、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起来响应国内外反动派的污蔑，向党的总路线、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举行猖狂进攻。彭德怀同志把那些暂时的、局部的、早已克服了或者正在迅速克服中的缺点收集起来，并且加以极端夸大，把我国目前形势描写成为漆黑一团。他实质上否定总路线的胜利，否定大跃进的成绩，反对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反对农业战线上的高额丰产运动，反对群众大办钢铁运动，反对人民公社运动，反对经济建设中的群众运动，反对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即“政治挂帅”。他在意见书中公然把党和几亿人民的革命热情污蔑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甚至在谈话中一再声称，“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早就要发生匈牙利事件，要请苏联军队来”。很明显，他所犯的错误不是个别性质的错误，而是具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

　　（三）八届八中全会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包括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所承认和他们的同谋者、追随者所揭发的事实，证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在庐山会议期间和庐山会议以前的活动，是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这一活动是高饶反党联盟事件的继续和发展。现在已经查明，彭德怀同志和黄克诚同志早就同高岗形成了反党的联盟，并且是这一联盟中的重要成员。张闻天同志也参加了高岗的宗派活动。在反对高饶反党联盟的斗争中，党中央已经知道了彭德怀同志和黄克诚同志参与这一反党联盟的若干事实，给了他们以严肃的批评，希望他们得到教训，从此悔悟，并没有加以深究。但是彭德怀同志和黄克诚同志虽然表面上作了检讨，实则不但没有认识和改正自己的错误，反而长期对党隐瞒他们参加这一反党联盟活动的某些重要事实，并且继续发展他们的反党的分裂活动。高岗在手法上是伪装拥护毛泽东同志，集中反对刘少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而彭德怀同志却直接反对毛泽东同志，同时也反对中央政治局常委其他同志，同政治局的绝大多数相对立。他对于党和党的中央从来是不尊重的，极少传达中央的指示，应该请示的事情极少向中央请示，把他所领导的部门看成是一个独立王国。他常常向中央要求“民主”，他在自己的工作中却是最不民主的，最专制的，只顾个人的“小局”而不顾党的大局的。他同人民解放军的十个元帅中除他自己以外的九 个元帅关系都很恶劣，而对于下级的粗暴专横更是达到令人难以忍受的程度，他在军事工作中的军阀主义的思想和作风，长期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在朝鲜中国人民志愿军工作期间，由于违背中央的指示，他还犯了大国主义的错误。为了实现他的个人野心，他早就在党内和军队内恶毒地攻击和污蔑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以及中央和军委其他领导同志，采用封官许愿、拉拉扯扯、先打后拉、挑拨离间、造谣扯谎、散布流言蜚语等等方法，进行宗派主义的、分裂党的活动。在一九五 八年大跃进以后，全党全民团结一致，积极工作，而他却处心积虑地阴谋破坏中央的领导，进行反党活动，准备寻找适当的机会同他的同谋者、追随者向党和毛泽东同志进攻。庐山会议就被他看作一个适当的机会。由于彭德怀同志过去曾经作过一些有益于革命的工作，由于他在党中央和在人民解放军的地位，也由于他的一套伪装爽直、伪装朴素的手法，他的活动是能够迷惑一些人并且已经迷惑了一些人的，对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前途是具有很大危险性的。正因这样，揭露这个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的真面目，制止他的反党的分裂活动，就不能不成为党和所有忠于党、忠于人民解放军、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人们的重要任务。

　　（四）彭德怀同志这一次所犯的错误不是偶然的，它有深刻的社会的、历史的、思想的根源。彭德怀同志和他的同谋者、追随者，本质上是在民主革命中参加我们党的一部分资产阶级革命家的代表。彭德怀同志虽然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招牌，口头上也讲社会主，实质上一脑子资产阶级个人英雄主义思想、资产阶级的极端虚伪的所谓“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并且还有某些封建残余思想。他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思想方法是资产阶级的经验主义和唯我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思想方法。他带着“入股”的思想参了党和党所领导的革命军队，从来只愿领导别人，领导集体，而不愿受别人领导，受集体领导。他不把自己所担任的革命工作的成就看成党和人民的斗争的成就，而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他的反党活动，正是中国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企图按照资产阶级面貌来改造党、改造军队、改造世界这样一种阶级斗争的反映。他的世界观既然同革命无产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格格不入，在很多方面背道而驰，他在党内当然就不愿意接受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在党的历史的几个重大关头，例如立三路线时期、第一次王明路线时期、第二次王明路线时期、高饶反党联盟事件时期，他都曾经站在错误路线方面而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党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以后，他在大部分时期仍然反对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并且在党内和军队内进行分裂活动。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把他所负责主持的地区当成独立王国，当成他向党中央闹独立的资本。虽然党已经坚决地批判和纠正第二次王明路线的错误，他仍然坚持执行王明路线的错误的战略方针，并且发扬。八届八中全会号召全党同志，在保卫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旗帜下团结一致，在党中央和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团结一致，领导全国勇敢勤劳的六亿五千万人民，毫不动摇地奋勇前进，贯彻执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为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和共产主义的伟大前途而斗争到底。

　　来源：１９６７年８月１６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