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湖北省委关于在全省六级干部会议上讨论有关人民公社内部经济关系问题的报告

　　（中央：）

　　我们在4月11日至17日召开了省的第二届党代表大会。会上讨论了王任重同志代表省委所作的“高举毛泽东思想的红旗，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报告，省委提出的“湖北省经济工作纲要四十条（草案）”，以及张体学同志对这一个纲要所作的说明。现将这几个文件和大会的决议送上，请中央审查。这次省委选举的结果，已于上月报中央。

　　接着在4月20日至5月1日，我们又召开了省的六级干部会议。根据中央指示的精神，会议首先着重讨论了阶级观点和阶级路线问题，以此为中心，整顿干部思想作风；其次着重讨论了从小集体到大集体的过渡问题，以批判“共产风”、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为主，调整社队关系。与上述两个问题相联系，还讨论了加强人民公社党的建设和农村干部的学习问题，讨论了进一步组织春耕生产的高潮问题。

　　关于农村整风问题，和这次六级干部会议讨论阶级观点和阶级路线的情况，已于4月25日向中央写了一个专题报告，因此，在这个报告里面，只是着重地把会议上讨论和解决有关人民公社内部的经济关系的若干问题报告如下。

## （一）

　　会议上反映全省的公社中，没有或基本没有刮“共产风”的大约占25％，不同程度地刮了一些“共产风”的大约占60％，刮的比较严重的大约占15％。

　　“共产风”的形式主要有无偿抽调；作价抽调，但是带有强迫性，或者压低价格，或者不给现钱；以“公社农场”或“直属生产队”的形式，将一些生产队直接过渡为公社所有；强迫富队和穷队合并；提高富队上交公共积累的比例；扣留和占用生产队的预购款、贷款等；不讲等价交换，乱搞大协作；乱调劳动力；基本建设费用的负担不合理等等。

　　讨论中，我们首先引导大家分析了刮“共产风”的危害：

　　（1）削弱了生产队的经济，有的富队因此变成了穷队。

　　沔阳县通海口公社四合生产队，1959年上交公社的积累超额3千多元，公社不仅不退，管理区又抽走1万多块钱，结果这个队今年闹春荒，没有钱买口粮和种子，管理区又要别的生产队给这个队凑钱买口粮、买种子，还美其名曰“支援穷队”。

　　（2）不是壮大了社有经济，而是破坏了生产。

　　公社和管理区向下面要的是又多又好，下面给的是又少又坏。统上来以后，群众不支持，又没有基础，管不起来，结果死的死，赔的赔。通海口公社从下面调了100多只船，坏的坏了，丢的丢了，现在只剩下20多只。从下面调了2万只鸭子，一次就死了6千只。从下面调了80多人，组织打猎队，里面有40多人是五类分子，不仅一文钱未赚，公社还倒贴3千多元。

　　均县浪河公社，办了6个养猪场，集中590头猪，一边集中，一边死，两个月死了420头。畜牧场集中的60多头耕牛，死了26头；126只羊，死了50多只。

　　（3）搅乱了干部和群众的思想，损害了党和群众的关系。

　　生产队和小队的干部普遍反映说：“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平均主义？怎样才算共产主义风格？越刮‘共产风’越糊涂。”

　　不少富队因此怕过渡，怕露富。英山县二中公社百丈河管理区天门生产队支部书记詹得元说：“我们队1959年平均每人纯收入达到了106元，现在实行了五供给（粮、盐、油、菜、柴），每月都发了工资，每个标准劳动力每月工资14元，户户有存款。社员现在不想别的，只想四件事：做新屋、修马路、多吃肉、买皮鞋。认为现在已经很好了，就怕过渡。”

　　沔阳县彭场公社三顾生产队小队长许发才反映：“‘共产风’一吹，把群众的干劲吹散了，把党群关系吹坏了，群众不听干部的话了。群众说1958年刮共产风，毛主席发指示纠正了，我们干劲就大了；今年又刮共产风，若不是毛主席领导好，我们是不搞生产的。”

　　（4）“五类分子”和有严重资本主义思想的富裕中农乘机兴风作浪。通海口公社碾盘生产队拆群众房屋23栋办猪场，坏分子罗少玉乘机煽动说：“共产共得好，人不如猪了。过渡过得好，都上烂船了。”贫农王德木听了，也应声说：“是呀！我的房子都拆了，共产共到我头上来了！”

　　分析了刮共产风的危害以后，进一步着重检查了重犯这个错误的原因，大家都挖了挖思想。看来，大多数干部还是政策思想水平问题。

　　（1）认为“早比迟好，左比右好。”有的干部说：“只知道要过渡，不知道还要有条件。”

　　有的说：“过渡这条路总是要走的，迟过渡不如早过渡，早过渡又有政府的扶持，又光荣。”

　　有的说：“搞了过渡，自留地一收，消灭私有，从上到下，一心一意为集体，减少很多麻烦。”

　　有的说：“原来我认为基本队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是条小沟，只要把裤腿一卷就跨过去了。”远安县到会的管理区以上干部，比较普遍地认为：公社过渡和合作化、公社化一样，一号召就是一个“大风暴”，并且认为今年秋后就要有这个“大风暴”了。黄梅县城关公社油铺管理区总支书记李春记说：“搞共产主义不怕冒尖，靠在公社这一边总比靠在生产队那一边好。”

　　麻城县中一公社是省委批准的过渡试点，也有“一平二调”。试点单位的这些情况没有及时得到发现和制止，对其他公社也是有一些影响的。

　　（2）对积极发展公社经济的理解片面，丢掉了发展生产这个根本条件，把公社和生产队对立起来，把穷队和富队对立起来，认为“要想早日过渡，就要发展公社经济，要想发展公社经济，就只有缩小生产队的经济，不然就没有别的办法。”枣阳县资山公社有的干部说：“过去我们认为生产队的经济占的比重大了就影响社有经济的发展，只考虑公社经济要50％这个条件，对生产队，只抓以粮为纲，不管多种经营。”

　　（3）对公社自力更生发展社有经济缺乏信心，对穷队自力更生赶上富队缺乏信心。认为：“开荒种树慢得很，自力更生不能应急，从生产队调东西来得快些。”认为富队条件好，发展生产快，穷队条件差，发展生产慢，如果不让富队支援穷队，就无法使穷队赶上富队。错误地主张把富队“砍一刀”，给穷队“帮一把”，“挖肉补疮”。

　　有的穷队干部对赶上富队也缺乏信心，认为，“我们现在每人平均收入只30元，莫说3年、5年，就是10年、8年也难达到过渡条件。”

　　（4）少数干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严重，图虚名，为了个人出风头，搞形式主义，“抢先”过渡。

　　洪湖县龙口公社党委书记杨敦木，为了出风头，将三个生产队合并成一个农场，还感觉不过瘾，又合并了5个生产队，合计1706户，占全社总户数的20．7％。有的队不愿意，就强迫命令。他说：“共产风比资本主义风好。”谁反对刮共产风，他就说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言论”。黄梅县城关公社茨林管理区总支书记梅炎坤说：“公社党委为了出风头，讲排场，要我们管理区做500个大粪窖，每个大粪窖要用两间房的材料做，而且要做到大路两旁，使参观的人都看得到。我们说办不到，公社党委就整风，结果拆了400间房，做了200口窖，钱也没给，账也没记。”

　　在批判和检查刮“共产风”的错误的同时，我们在会上找出了一些好的公社，既没有刮“共产风”，又积极发展了公社经济，以树立榜样。沔阳县西流河公社前年冬季，也刮了一阵共产风，经过去年的六级干部会议和万人大会之后，算了账，兑了现，接受了教训，坚决执行了上级党委的指示，认真听取了群众的意见，发现有刮共产风的苗头，就立即制止了。1959年这个公社不仅没有刮共产风，还用公共积累扩大再生产，拿出了18万多块钱建立抽水机站，3万块钱办工业，3万块钱办农场，3万块钱支援穷队。这一年社办工业纯收入6万多块钱，副业纯收入9万多块钱，都用在扩大再生产上面。现在，这个公社有1个综合农场，11个工业企业，1个农业机械站，1个运输站，1个建筑队，5个养猪场，还有2．5万多块钱的存款。这个公社的社有经济比1958年增加了一倍多一点，所以公社有力量支援各个生产队，给生产队买了20头耕牛，1300头小猪，70万尾鱼苗，17万株树苗，100万块砖，和一些其他的东西。今年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公社又从农场拿出4万块钱给各生产队发工资，社员们说：“这是雪里送炭。”一个生产队的支部书记说：“有了公社大集体经济的帮助，我们的腰杆子硬了。”一个过去闹本位主义、不关心社有经济的小队长说：“今后哪个不爱公社，真是不凭良心。”

　　据各地委摸底，经过讨论之后，到会的公社党委书记对于不准刮共产风的问题，绝大部分人都弄通了，但是也还有2．3％的人思想不通。

　　会上定出了从小集体过渡到大集体的五个条件、十项政策和正确处理有关人民公社内部经济关系的若干问题的规定（二十条）。

　　对于前一段“一平二调”的错误，会议确定要坚决纠正，严肃处理。账目一定要算清，该退还的一定要退还。1959年以来的“新账”要算清，要兑现，1958年的“旧账”也要算清，也要兑现。算账兑现的原则是有利生产，等价交换。算账兑现的方法是社、队双方商量，能退还原物的退还原物，不能退还原物的作价付款。算账兑现的时间是今年秋前，至迟不得迟过今年年底。个别“一平二调”特别严重的公社，如果今年全部清退有困难，经过地委批准，可以适当推迟。今年秋后的六级干部会议上，准备对处理情况进行一次检查。

　　（我们打算拿出五年左右的时间为过渡创造条件。从今年起到1962年，这三年的主要任务是埋头创造过渡条件，不搞过渡的群众运动，由各市委、地委办一批试点，搞好典型示范。今年我们批准试点的公社有24个。这些公社虽然条件比较好，但是从过渡的条件来衡量，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对这些公社要加强领导，积极创造条件，至于什么时候过渡，还要等秋收以后，看准备工作的情况再决定。）

## （二）

　　批判了“共产风”，制定了处理“一平二调”的具体办法，解决了目前的问题，生产队和生产小队的干部非常拥护，但是他们中间有不少人对将来怎么过渡还有顾虑，他们说：“你莫看现在共产风是煞住了，一到过渡的时候，还不是要开闸门的？‘一平二调’将来总是要搞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会上讨论制定了将来怎么过渡的十条政策规定：

　　（1）过渡以后，公社（或管理区）变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变为包产单位，生产小队变为作业组。

　　（2）过渡以后，生产队原有的生产资料，所有权是公社的，但是公社一般不抽调，仍然固定给生产队使用。不仅如此，公社还要不断地给生产队装备农业机械、新式农具和投放必要的生产资金。

　　（3）过渡以后，生产队、生产小队原有的公共积累，仍然归生产队、生产小队使用，可以用于发展生产和兴办集体福利事业，但是开支计划要经公社批准。

　　（4）过渡以后，仍然执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全公社实行统一的供给标准和工资标准，但统一标准不是把工资高的生产队拉下来，而是将工资低的生产队逐步提起来，逐步消灭差别，达到统一。公社给包产单位发放工资仍然采取基本工资加奖励的办法，对社员仍然采取评工记分、按工分分配的办法。

　　（5）过渡以后，原来生产队、生产小队经营的山林、果园以及其他多年生的经济作物，仍然包给他们继续经营。过渡的时候，公社对于山林、果园经营好的生产队、生产小队，要给以奖励。

　　（6）过渡以后，公社抽调生产队的劳动力，也要合理，也要有计划。公社每年搞“三包”时，就把生产队的劳动力定住，一般的全年不变。

　　（7）过渡以后，生产队和作业组仍可保持部分所有制。公社对生产队要执行“三包”奖赔制度。生产队和作业组在不妨碍公社生产计划完成的原则下，仍然允许经营小型企业和小量副业，收入归本队、本作业组所有。

　　（8）过渡以后，公共食堂实行统一的供给标准，但是食堂自己的生产收入和节余，全部归自己所有，可以用于改善生活和食堂的基本建设。

　　（9）过渡以后，社员自己的房屋、家具、小农具和存款等等，仍归社员所有；自留地仍归社员使用；社员在不妨碍集体生产的条件下，仍然可以饲养一些猪、鸡、鹅、鸭、兔等和经营一些家庭副业；社员房前屋后的零星树木仍然归社员所有。

　　（10）过渡以后，生产队以下的干部，其待遇仍然是采取补助工分的办法。

　　这十条政策规定一出来，反映很好。公社和管理区一级的干部认为对过渡的方法更明确了，贯彻政策的决心更坚定了。红安县永河公社叶河管理区总支副书记向方顺说得好：“这一次算是把‘共产风’割断了筋。”

　　特别是生产队和小队的干部，情绪更加高涨，普遍反映：

　　“摸到了我们的心”。他们说这一回领导上不光摸到了他们现在的心思，还摸到了他们将来的心思，“一块石头落了地”。

　　“有奔头了”。不少生产队和小队的干部，在会议期间就给家里写信说：“基本建设要大搞，过渡的政策出来了”。

　　“有根据了”。不少生产队和小队的干部生怕他们会后带不到文件，深夜还扒在床头把这十条政策规定抄在自己的小日记本子上。红安县永河公社红光生产队支部书记张大钧说：“去年县里开了万人大会以后，只管了几个月，又刮起‘共产风’来了，就是我们没有拿稳上级党委的政策，手里没有根据，不敢顶。以后再不怕了，合乎十条政策规定的，我坚决的办，不合的，我坚决的顶。”

## （三）

　　生产队经营管理上的问题，据会上初步反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三包”不落实，奖赔不兑现。据全省3万多个生产队统计，到4月中旬，1960年“三包”没有落实的生产队还有30％。不少地方的干部和群众反映“规划是鬼话”，“三包是三哄（哄上级、哄群众、哄自己）”。

　　（2）分配方面的问题，一是决算的时间拖拖拉拉，不少生产队过了阴历年还没有把账算清，二是决算了也不兑现。全省3万多个生产队的统计，到2月中旬，1959年分配没有完全兑现的约占40％。

　　（3）耕牛农具无人负责，损失很大。襄阳县自从去年以来，已死耕牛1．5万多头，这些耕牛的价值相当于全县棉花总产量的价值。该县石桥公社崔岗生产队，原有耕牛231头，1959年就死了116头，全队农副业总收入6．4万元，用于添置耕牛农具的就花了4．03万元，占总收入的63％。社员反映“收的还没有赔的多！”

　　（4）财务制度混乱，手续不严，账目不公开，还有一部分生产队是一本糊涂账。全省94万多个生产队和小队干部中，有贪污多占行为的约22万人，占23％强。石首县检查，1959年各生产队的生产费、行政管理费的开支，一般占总收入的40％。

　　为什么产生这种混乱情况？上级领导和生产队本身都有原因。

　　上级领导的问题是：

　　1．刮共产风，在若干方面打乱了生产队的工作安排和制度。

　　2．主观主义、命令主义，压任务、压指标。

　　郧县十埝公社红旗生产队支部书记朱明喜说：“我们实有耕地面积630亩，比去年扩大了150亩，管理区给我们分配播种面积1180亩，我们只好把一个姑娘许几家婆家，一块地‘种’几种庄稼。以后你要扣我的单产，我就没有那多面积；你要扣我的面积，我就没那高单产；你要面积、单产一齐扣，我只好等着戴瞒产的帽子。”

　　宜都县枝城公社大堰管理区青峰生产队支部书记赵国才说：“三包、分配现在我们一点不能作主。我们要‘两等’，搞三包等上级下达指标，搞分配等上级核实产量。过去我们开会讨论三包、分配，干部颈子争得钵子粗，群众也争论不休；现在开会，干部是看风使舵，群众是打瞌睡。”

　　3．忽视经济工作，放松了领导。来凤县卯洞公社党委书记库崇高检讨说：“分配是个死东西，没有思想性，只有几个比例，哪个不会？所以，我几年没有抓分配，依靠专业班子去解决。由于我有这种思想，全公社11个总支书记，有4个对分配政策都不懂。”

　　生产队本身的问题是：

　　1．对小队的作用认识不足，怕小队占便宜，他们认为：“包产指标要定高点，就是决算时按比例下降，也比让小队沾光要好些。”

　　2．缺乏经济核算的思想，抓产量，抓任务，不注意经济效果，不计算成本。

　　3．主要领导干部对财务工作不懂，又怕麻烦，没有挂起帅来。

　　4．有些干部自己思想有毛病，手脚不大干净，不想也不敢坚持制度。

　　5．有的生产队组织不纯，特别是业务工作的干部不纯。

　　这—问题在六级干部会议上没有搞透（规定了制度），我们打算在各县的四级干部会议上和生产队整风的收尾工作中进一步去解决。方法是发动群众算损失账，查原因，找办法，立制度。关键还是要干部转变思想作风，和充分发动群众加强民主管理。

　　会上根据讨论的结果，制定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公社内部经济关系若干问题的规定”，随同这个报告附上。在这次会议上还起草了“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十二个文件”，修改定稿之后，再行送去。

　　以上报告，请中央指示。

　　· 来源：

　　湖北省某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