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甘肃省委关于通渭、陇西、和政等县粮食安排情况的报告

　　（中央：）

　　我省的整社运动，截止二月十九日，已有80％以上的核算单位完成了分配。结合整社，已有91％的核算单位安排了粮食。其中平凉、甘南地区和兰州市收益分配与粮食安排已经结束或基本结束，情况很好，生产也很好。天水、张掖地区一般较好。张掖有80％、天水有90％以上的核算单位粮食都作了安排，只有少数社、队还没有完全落实，分配的不很好。定西、临夏有部分地区工作不够扎实。定西专区的通渭、陇西两个县，临夏自治州的和政县，都发生了粮食问题。通渭县的问题较为严重。这个县从去年十二月份以来，人口大量外流，疾病流行，有些地方已发生浮肿病和饿死人的现象。陇西、和政部分社、队也有类似情况。这些地方的社会治安不好，地、富、反、坏分子兴风作浪，制造混乱，他们晚上偷着吃，白天脸上摸黑，拿上棍子闹粮。通渭发现有人故意把死人放在县委书记车子通过的路上。他们煽动群众，说：“中国人口多，粮食不够吃，共产党有意要饿死一批人”。有的地方还发生了无头命案。因此，人心不安，生产处于停顿或半停顿状态。

　　省委发现了上述问题后，立即采取了紧急措施，从省级机关抽调了二百六十多名干部，到这三个县帮助工作。省委书记处书记张鹏图、王秉祥、组织部长李坤润、宣传部队阮迪民、监委副书记孙润华、秘书长陈煦等同志，都到上述地区进行工作。为了迅速稳定群众的情绪，扭转混乱局面，决定采用先安后整的办法，首先安排好粮食。凡是当下没粮吃的，都按每人每天十二两标准先供应一个月，然后摸清情况，发动群众进行全面安排。具体作法是：由省、地工作组同县、社干部，深入群众，挨门逐户访问，把粮食直接交到群众手里。对于病倒了的群众，组织医务人员，进行医疗，干部背粮上门，帮助他们挑水做饭、熬药。对于无依无靠的儿童和老年，以社或队为单位，负责收容抚养。

　　凡因生活问题外流的人口，各地都设有收容站，负责收容和遣返。

　　经过这一时期的大力工作，这三个县的情况已有很大好转。粮食已经安排下去，外流人口已经基本制止，疾病已经停止划算，多数已经治好。群众情绪已经稳定，劳动热情在逐渐高涨，出勤率正在不断的提高。春耕生产已经开始。群众对这一段的工作反映很好，有些群众见干部亲自送来粮食，并给病人做饭，熬药，极为感动。他们说：“共产党把粮食送到家，比自己的爹娘还亲”。“一定要报答毛主席的恩情，一定要听党的话”。“病好以后要好好搞生产”。

　　这三个县发生问题的原因，初步检查大体有四个：

　　(二)整风反右和整社都搞得不好，领导核心中的问题没有解决。突出的如通渭县，以第一书记席道隆为首，从上到下，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县委领导上，有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上，背离了中央的方针、政策和省委的指示。比如，他们规定了人民公社实行四级核算，实际是以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将大量土地实行谁种谁收，牲畜分散饲养管理(实际上是各人牵回自己的牲口)，大农具分配到户，并规定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小队所有制政策，实行所谓“以产定工”、“按土地报酬”的分配办法。这一套恢复单干的作法，反映了富裕中农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在席道隆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指导下，公社的经营管理，极为混乱，对集体生产漠不关心，群众生活和集体福利事业亦无人过问。全县二千八百多个食堂，只剩下十几个。农村形成了一股开倒车的逆流。例如碧玉公社，在公社化前按二十四个初级社分配，公社化后将二十四个分配单位又划分为六十三个小队分配，小队又按专业组进行分配。小队与小队之间连种籽都调剂不动，插花的土地也规划不成。粮食安排采取由富裕中农包干的办法。在夏收和秋收中，地、富、反、坏分子乘机进行破坏(正是去年夏季刮歪风的时候)，抗拒公购粮入仓，到处造谣煽动，混水摸鱼。隐瞒私分，偷盗现象普遍发生，粮食损失很大。由于县委领导上实行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征购任务完不成，粮食安排不下去，分配无法进行。去年十一月省委第二次六干会议期间，在全省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处于高潮的形势下，他们又来了一套“左”的办法，以掩盖其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如召开什么“万人斗争大会”，把贫农、下中农和五类分子放在一起进行斗争。每个公社都组织了千人“整社团”，挨门逐户的搜查，到处翻箱倒柜，见到粮食，不问多少，一扫而光，有的甚至见啥拿啥，大吃大喝。群众见“整社团”如此，也跟着大吃大喝、这样共搞了四十多天，造成了严重的糟蹋浪费。结果，吃亏的是贫农和下中农，而那些真正有粮食的人，更加深藏密窖，造成了普遍的紧张。通渭县委领导上这一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和违法乱纪的行为，在反右整风运动中，没有受到深入的揭发和批判，二十五个县委委员中，没有一个批判对象。通渭县这样严重的情况，地委从未向省委反映过，以致情况越来越严重，几乎弄到不可收拾的局面。

　　(二)地、县委领导上没有真正吸取一九五九年上半年“共产风”的经验教训。对反右必出“左”警惕不够。强迫命令、浮夸现象和新的“平调”作风大大抬头。强迫命令在这几个县有很严重的发展。如陇西县在安排粮食中提出：“种籽入库，白面归仓”的错误口号，把群众手里积存下的几斤粮食也拿去。和政县有的地方把种籽、口粮和社员自留地的粮食全部入库，顶作统鈠任务。通渭县采用“按户分摊任务”和“集中劳改”的办法，要群众交出瞒产私分粮食。有些地方已不是一般的强迫命令作风，而是严重的违法乱纪行为，发生乱斗，乱打、乱捆、乱捕等现象。陇西县委第一书记张克勋，竟召开“炒豆子”(把被斗的人围在中间，你推我拉，乱打一起，名曰“炒豆子”)的打人现场会议，向全县推广。该县副县长戴志魁总结经验，认为这是“政治与军事相结合”的好办法。在张克勋等人的错误领导下，“炒豆子”的打人办法遍及全县，有的公社党委书记带头打人，脱产干部打不脱产干部，不脱产干部打群众，由上到下，一级打一级。据检查，陇西县不脱产干部大多数都经过“炒豆子”，有个大队一百多干部，只有三个干部没有被“炒豆子”。文丰公社和平生产队有个医生，见到“炒豆子”时，说不能这样办，就被拉去“炒”了一顿。有一个干部听说要“炒豆子”吓的跳墙跑了，以后拉回来“炒”了三个晚上。和政县已发现打死人的情况。在这些地方，群众与不脱产干部站在一起，对付脱产干部，关系很紧张。浮夸作风，弄虚作假，在这些地区大有滋长。陇西县去年的农业生产实际上没有很好的领导，粮食亩产很低。拿水利来说，是全省的一个死角。该县原报水地五十九万亩，实际只有十五万多亩，不少生产队到现在连一亩水地也没有。福星社，从解放到现在，只修了一百七十多亩水地。新的“平调”从县到基层都有发现。和政县为了财政收入“开门红”，给每个公社摊派了一万元。陇西为了办一个戏剧学校，给每个公社摊派了五、六千元。无偿的调拨粮食、劳动力、牲畜和其他生产资料，各地均不同程度的存在。有的地方又重犯乱扣款和摊派储蓄任务的错误。有的县、公社，向征购任务完成好的生产队一再追加任务，或采取增加征购的办法搞“储备粮”，把社员自留地收的粮食全部收回顶口粮，分的超产粮不给社员。人为地造成了安排粮食中的许多困难。

　　(三)干部队伍不纯，是发生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如通渭县领导核心中，政治思想不纯的情况非常严重和复杂。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与反革命分子搞在一起，互相利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利用反革命分子的造谣、破坏，反对党的领导，推行错误路线；反革命分子，抓住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进行破坏活动。据初步揭发，副县长、县委组织部长、监委副书记、财贸部长、计委副主任、公安局长、兵役局长、粮食局正副局长等，都有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有的是军统、中统特务；有的任过反共团副团长；有的是党团骨干分子、投敌叛变分子。如粮食局副局长马同州，是投敌叛变分子，正牌军统特务。去年江苏新沂县两次来信提出意见捕办，一直未作处理。由于领导核心不纯，使得许多基层组织亦为坏分子所把持。通渭义岗公社吊咀生产小队，共二百六十三人，死了四十七人，外流十二人。情况极为严重。有些人饿的躺下了，干部不但不想办法解决，还趁机煽动群众，说：“你们说共产党好，你看好不好？”群众反映这些干部都是地、富家庭出身，是一些“复仇分子”。现在已经查明，这个队的支部书记段成林，是一贯道坛主，他因偷盗粮食，为了灭口打死农民刘吉娃；为了奸污妇女，以生产为名，组织了一个“姑娘队”。死了这么多人他还说：死几个人没关系。段成林逮捕审讯后，又发现义岗公社党委副书记是过去这个地区的一贯道头子，还发现公安局长与一贯道也有密切关系。公安局长、法院院长一直说段是好人，直到把刘吉娃的尸首挖出后，才承认问题严重。现在看，有些地方确实是遭了灾。粮食减了产，加上安排不当，而发生了问题。有些地方硬是由于干部队伍不纯而造成的混乱。

　　(四)领导工作不深入，只满足于下边的汇报和统计数字。对于发生的问题，既不认真解决，又不向上报告。有些虽然也解决了一些问题，但因方法不对，解决得不好。如在粮食供应中，采用平均分配的办法，一些不应该供应的也供应了，这些人粮食吃不完，而真正缺粮的人却分得很少，饿了肚子。有些地方层层扣压，营私舞弊，规定每人每天吃十二两粮食，到了群众手里只有一、二两。结果粮食供应的很多，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引起群众不满发生外流。

　　通渭、陇西、和政等县发生这样的问题，从省委领导上说，是疏忽了的，也是出乎意料之外的。通渭、陇西去年搞的很糟，和政县去年情况很好。我们以为有了一九五九年上半年的经验教训，又经过反右整风的教育，大家是会惊(警)惕的；同时，对于可能发生的问题和已经出现的一些苗头，从去年九月省委第十一次扩大会议起，一直在敲警钟，要各地切实注意，接受教训。在整社开始之后，八天一个文件，十天一次电话会议，强调生产、生活都抓好，要“两条腿走路”。但是，没有进行深入检查，没有采取进一步防范的具体措施，以致问题暴发后，使我们处于非常被动的地步。另外，通渭县的问题，也暴露出我们以往在了解使用干部上也是有问题的。这三个县的第一书记，过去都认为是好干部，对他们缺乏严格的监督，以致没有及时发现和纠正他们的错误，使工作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这些都是沉痛的教训，是值得我们深刻记取的。

　　为了吸取这个教训，省委在二月六日地、市、州委的第一书记会议上，着重的讨论了这三个县的问题，并对全省的整社、分配、粮食安排、防旱抗旱、农业生产等方面，进行了检查与布置。二月十六日召开了全省电话会议，对以上问题又作了进一步安排。通渭、陇西、和政三个县，目前的情况虽然有了好转，但是由于问题严重，根子扎的很深，还需要进行较长时间的艰苦细致深入的群众工作，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些地区的工作面貌。目前仍采继续安排好群众生活，并尽可能地组织群众大搞生产、防旱抗旱，力争“无雨大增产，大旱大丰收”的口号，在这些地区实现。在安排好群众生活的基础上，必须从上到下，对干部队伍，从思想上、组织上进行一次彻底整顿。我省有少数地区，过去历次运动都是是搞得很不彻底的地区，从县到基层，都混进了一批反、坏分子，他们把持了领导权，经常兴风作浪。这些地方几乎是年年发生闹粮，生产一直搞不前去。如过去的镇原、泾川、秦安、灰成、武威等县，就是这种情况。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这两年内，我们狠狠的抓了一下这个问题，进行了民主革命的补课工作，彻底整顿了干部队伍，工作面貌焕然一新，落后局面根本改变。现在看，这个问题凡是没有解决的，都要下决心解决，不解决这个问题，尽早是要暴发的。通渭、陇西、和政的问题，也要有这个决心。县委以上领导核心，反右整风必须坚持搞彻底，根子挖不掉，明年还要出问题。这些县的整社、分配工作大部分地区也要从头作起，把两条道路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搞深、搞透。通过整社教育，提高干部和群众的觉悟，清除不纯分子。并从贫农、中农、下中农出身的积极分子中，吸收一批党员，选择一些能联系群众、能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政策，能为群众办事的优秀分子，担任基层组织的领导骨干，使农村基层组织的领导权巩固地掌握在我们手里。整社后期，还必须发动群众，对进行破坏活动的地、富、反、坏分子，狠狠地打击一批，以巩固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

　　除上述三县外，全省绝大多数地区，要在做好后期整社工作的基础上，积极开展防旱抗旱运动，大抓春耕生产。后期整社，要紧紧抓住开展两条道路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的纲，以生产为中心。围绕着大搞生产，做好健全领导核心，健全各种制度及其他具体工作，取得整社运动的彻底胜利。要认真地教育干部吸取通渭等县的教训，彻底检查和纠正正在抬头的强迫命令、浮夸作风和平调现象。坚决贯彻既抓生产又抓生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这些地区分配结束了，粮食也安排好了，还要发动群众进行一次普遍的检查验收，真正做到思想、工作、粮食三落实。还要开展计划用粮，节约用粮的群众运动，教育干部和群众细水长流，反对浪费，把日子过好。管理群众生活，是一项经常性的工作，必须从年初一直抓到年底，任何时候都不能疏忽大意。只有经常地进行检查，才能发现问题及时解决。我省大旱局势已定。关于防旱抗旱中的群众生活的安排(另有报告)，省委已责成各地立即采取全面措施，以保证在大旱时，在群众生活方面不发生问题。

　　今年我省虽然有少数县发生了问题，但终究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总的形势非常好，而解决这些问题的有利条件也是很多的。我们认为只要能够正视这些问题，找出原因，迅速的加以解决，扎扎实实地进行工作，千方百计的克服各种困难，改进我们的工作，战胜干旱，保证今年农业生产上的大跃进，是完全能够实现的。

　　妥否，请中央指示。

　　 甘肃省委1960年2月23日(甘当省档案馆91—4—723卷)

　　· 来源：

　　甘肃省某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