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北省委批转“梅白同志十月十九日向省委常委的汇报记录”（摘要）

## [此文为中共中央办公厅1960年11月17日所发的中央文件的附件二]

　　荆门县过去的工作是有成绩的。粮食产量从一九五四年的五点五亿斤，增加到一九五八年的七点八亿斤（一九五七年是七亿斤）。这几年群众的积极性很高，抢工分，抢说话。因为工分值钱，不抢工分要吃亏，因为说话算话，不抢说话也要吃亏。但是，一九五八年下半年开始走下坡路了。问题是从干部的思想作风开始起变化的。

　　原来的县委第一书记郭克立同志首先变了。据最近揭发，郭的问题：一是不下乡，靠电话和开会指导工作；二是家长制作风；三是贪图享受。

　　一九五八年下半年到一九六零年上半年，群众反映是四个“两年”，即两年刮“共产风”，两年生产瞎指挥，两年卖过头粮，两年天旱。去年粮食产量是二点八亿斤，只占一九五七年七亿斤的百分之四十，今年粮食产量也是二点八亿斤。

## 从政策作风上检查，荆门县有四个问题

　　一、队伍乱了。每次运动都要垮一部分干部。反右倾没有划清大是大非的界限，却处分了一大批人。全县五百个支部，有百分之十二是坏人当权或富裕中农当权，百分之十八没有领导核心，组织不纯，加起来百分之三十多一点。

　　二、劳动力太分散。连续两年的秋种春耕，大部分劳力不在种植业上，有的小队只剩下一两个男劳动力。

　　三、政策搞乱了。第一是粮食估产偏高，连年卖过头粮；第二是一平二调，来一次运动刮一次“共产风”，刮了两年，伤了元气，伤了感情，也毁坏了一批干部；第三是公社的管理体制乱了；第四是多种经营的生产大大下降，社员的收入大大减少。

　　四、耕作制度乱了。早稻拼命“赶早”，严重烂秧，一千多万斤早稻种，只收到二千多斤稻谷，而晚稻又太晚，群众说：“下雪下秧，割谷打霜，麻雀一弹，叮当子光？！”

　　梅白同志到这个县去接任县委第一书记，工作了五十多天，症侯基本上拿住了，极需对症下药。从这一段工作看，扭转干部作风和反对“共产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作很细致的艰巨的工作。

　　到现在还有当面说假话的公社党委书记。梅白同志和栗泾公社党委副书记一道到田间去转，看到一块田中间没有稻子，问是什么原因，说是“山上掉下来一块大石头打坏了”，田里没有石头，又说是“稻热病”，最后才承认是“掇秧掇掉了”。后来公社党委书记来了，问起一些情况，也是当面说假话。

　　反对“共产风”，搞兑现，每一层都有阻力。生产队长、支部书记反上一级的“共产风”很积极，当小队反到他们头上时，就不行了；小队长也是这样，反生产队的“共产风”很积极，社员找他们兑现也给顶牛。

　　梅白同志亲自在新生生产队帮助他们从县农科所把土地和劳动力“兑现”回来了，支部书记很高兴，可是一“兑”到他头上，他就不行了。小队长和社员问他：“你调我三头母猪死了一头怎么办？”他说：“死了还不算了。”小队长和社员说：“那不行，要赔！”他说：“要赔就赔嘛。”小队长说：“那活着的两头怎么办？”他说：“牵回来嘛。”小队长说“牵回来可以，每头母猪要带上两个猪娃回来。”他说“不行！”梅白同志只好插上来说：“还顶什么牛！不牵两个，牵一个不行吗？”一经说妥，小队长和社员要求马上牵回去，怕梅白同志走了又不兑现了。社员问小队长：“私人开荒有个政策没有？”小队长讲了政策，社员问：“我开的荒地退不退给我？”小队长说：“把你开荒种的粮食没收了我错了，我赔，地不能给你，一个人的自留地是三分到五分，你超过了定量嘛！”社员说：“我开的那两块地共六分，你不能给我两块，就给我一块好不好？”小队长不答话，梅白同志建议退回一块，他说：“群众路线嘛，领导决定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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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了这一段工作，有几点值得注意

　　一、要带头。领导干部提倡什么而不带头，就等于说空话，就简直是寸步难行。这次小队长到县城开会；看到全城种了很多菜，看到县委吃的也是菜饭和菜稀饭，就感觉到县委的作风在改变了。

　　二、要交心。与干部群众谈心能听到许多真心话，上下不交心，不通气，就摸不到真实情况。县委要直接和群众挂钩，减少“中间走漏”。

　　三、干什么工作，就执行什么政策，通过贯彻执行政策来转变作风。用这种和风细雨、不显得有“压力”的办法提高干部，实际上是整风，这样能够提高大多数干部积极性，好人坏人也容易分清。

　　四、要积小胜为大胜。不打几个胜仗群众情绪转不过来，干部也没信心。五十多天来搞了几件工作，通过粮食、秋耕、三包，处理一平二调工作，已收到一点效果。

　　五、还要集中一段时间，系统地总结一九五八年以来的经验。经验是什么？教训是什么？许多干部搞不清楚，他们迫切要求搞清楚，光讲道理不行。

　　已发：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组，总政治部。共印二七、二八九份。

　　来源：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 一九六零年十一月十七日发出

　　· 来源：

　　湖北省某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