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关于朝阳公社小红门大队一平二调的调查报告

　　最近，我们会同朝阳区委和市委农村工作部同志调查了朝阳公社小红门大队刮“共产风”问题，并且向区委和公社党委作了汇报。现在报告如下：

　　经过1959年和1960年两次整社，小红门大队（这个大队是基本核算单位）1958年公社化初期到“共产风”的老帐，基本上已经算清还清，但是纠正得不很彻底，去冬今春某些方面又刮了起来，有的还很严重。加以当时总支领导上严重主观主义、强迫命令，群众情绪几起几落，生产受到很大损失。同时今年又受了灾，全年总收入预计只有154.3万元，比1959年的184.5万元减少16.4%。

　　最严重、最突出、群众意见最多的去冬今春大修水利、搞大协作时，大量地、过多地抽调劳动力。初步统计，全大队去年10月到今年4月除了支援密云水库210人、3.1万多工日外，区、社还抽调劳动力7.5万多工日搞大协作（主要修水利），其中第七生产队共有农业劳动力254人，抽调的即达1.4万个工，等于100人干140天，较多时达到150人。

　　大协作大搞水利，对全区和这个大队都很有好处，为今后农业大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但由于抽调劳动力数量多，时间长，并且都是壮劳动力，队里留下来的劳动力又少又弱，没有照顾到菜区冬季蔬菜生产任务较大的特点，从去年11月初砍大白菜时就调人，今年2、3月间应该栽菜时还下不来，使生产受到很大损失。去年砍大白菜时，虽然因为有城里大量义务劳动支援，没有发生大问题，但也是有一部分大白菜入窖，倒窖不及时，受了冻。七队220亩大白菜中，约有80亩受冻，比一般损失率高20—25%。严重的是早春蔬菜大部没有完成栽种计划，而且栽种不及时，产量大减。这个大队在1958年时是一个先进生产单位，公社化初期曾大刮了一阵“共产风”，使群众积极性受到挫折，经过去年上半年整社，群众情绪逐步好转，秋后各队都憋了一股劲，搞好了阳畦，把早春菜都秧了苗，准备今春大发展。全大队安排今春栽种洋白菜、芹菜各1000亩，洋葱800亩，阳畦2500个，由于劳动力减少得太多，实际只种了洋白菜400多亩、洋葱320亩，而且直到5月间还没有栽完，“吃洋葱时栽洋葱，怎么也长不大”。大队干部说：过去一般亩产洋葱七八千斤，今年只有一千三百多斤，七队只有五百来斤；1958年葱头堆得像山一样，叫做“葱头社”，今年还没露头就没有了。六队三十多畦洋白菜秧，长到一尺多高没栽上，只好喂猪了，一部分芹菜秧也烂了。这个大队种大葱原是很有名的，他们叫做“特别葱”，今年到麦收时还没插完。七队队长、劳动模范高天德病后看见阳畦的黄瓜没有劳动力栽不上，开了花，当场急得晕了过去。就这样，这个大队今年上半年蔬菜上市量比去年同期减少了一半。因此，有个时期社员、干部情绪低落，无心生产，意见很大，有的讲闲话、骂大街，说是“干不干不吃劲”，有的责问干部：“家里的活丢了不管，叫我们给人家干，还让我们吃饭不？”有的干脆躺倒不干，有的搞“自搂”。以致一度草荒地多达2000多亩，有200多亩“草高与人齐”。外出搞大协作的听见家里活没人干，也不安心，有些人到了现场就“泡汤”。

　　大量抽调劳动力搞大协作，也增加了这个队的经济负担。外出搞大协作的要自带工具伙食，队里照常记工分，发供给，还要支援物资，在工地大闹技术革命，“要什么给什么”，到现在一直没有算账。大队反映有困难，就受批评，说是“没有共产主义风格”。此外，支援密云水库的劳动力，国家虽然发了补贴，队里还得记工分和负担家属的供给，这虽然是应该的，却也是一个负担。

　　今年4月间，大队把生产队养的464口猪都集中到大队饲养，拆了生产队109间小猪圈（生产队共有533间），生产队因为不养猪还自行拆了153间，共拆了差不多一半，另外还调了生产队的檀木、杉槁、铁轮车、大缸、侧刀以至竹竿、洋镐、麻袋、水桶、勺子、叉子等物资，加以当时饲养、管理工作跟不上，死猪较多，一个月死了100多头（最近因粗饲料困难，又下放369头给食堂养），群众意见很多，说“简直不像过日子的”。同时由于生产队不养猪了，也影响了猪的发展，今年1月间，大队、生产队、食堂共养猪825头，现在大队和食堂只养猪566头。

　　分配上“共产风”残余还相当严重。第一，社员在小红门门诊部看病，费用都由大队转个人借支账，过去大队还和医院订有合同，社员进城到第四、儿童等医院看病，也由大队转个借支账，今年7月间感到不行了，取消合同，但又规定经过小红门门诊部介绍的，可以由大队转账，实际上还跟过去差不多。据九队75户超支户的调查，超支4598元，因看病超支的18户，超支2482元，占超支总额的54%。八队59户超支户的超支总额为3819元，因看病超支的5户，超支1127元，占超支总额30%。第二，学生学杂费，也由大队向学校交付，转个人借支账。第三，吃饭除了按供给标准每月3.3元供给外，多吃了的不是由本人付款，而是由大队转个人借支账，并且额外供应吃菜，不要钱。这就形成了大量的不合理的借支和超支。实际支付给社员的钱虽然不少，而许多社员去年的分配却不能兑现，今年正式预分数量也少，影响社员生产情绪。今年头十个月，支付给社员的钱达59万元（平均下来每户有245元），除供给22万元外，借支达到24万元，预分只有12.7万元，因而社员还吵嚷“工分不值钱”，“一分只值一分钱”。1959年分配中有9.9万元没有兑现，“画了烧饼”，其中除了3.1万元是高估的以外，有6.6万元是超支户占用了。全大队2400户中，欠社员的1200户，超支的1000户。由于借支制度极不合理，许多不需要的也借支了，能还的也不还了，有的超支户还买了自行车、毛衣，个别甚至有买棺材存起来的。

　　1958年的老帐也留了一些尾巴：那时公社从小红门大队调走甜萝卜18万斤，白薯3万斤，还有拖车1辆、轮带1副、100千瓦变压器1台，拖到现在没有算账，生产队一直有意见。大队占用社员的房屋，房租虽然算了账，但有一半（3600元）没有还，这次查出房契也忘了发还。

　　从1958年冬到1960年2月，14个月内生产队（包产单位）变动了三次，并且每次变动都很大，使公共财物也变来变去，受到损失。这个大队原来有38个生产队，1958年冬天合并成17个生产队，1959年5月又分为26个队，1960年2月又合并为11个队。应该看到，生产队必要的、适当的调整是需要的，问题是变动过于频繁，而每变动一次，土地、劳力、耕畜、农具也得大调动一次，扯皮很多，纠缠不清，而且社员情绪波动，往往造成无人负责现象，使公共财产丢失、损坏很多。特别是牲口、车辆，由于变动多，使用不固定，有些人就不爱护，损坏严重。1958年底全大队有耕畜582头，1960年初又买来19头，到今年9月底减少到457头，其中还有55头不能使役，需要休养或淘汰。1958年底有车206辆，到目前能使用的只有124辆了。当然，耕畜、车辆损坏减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使用不固定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今年7月以来，朝阳区委和市委农村工作部派了工作组到这个大队进行整顿，现在已有很大好转。今年下半年的收入和去年同期差不多；小麦种了3000亩，比去年种1800亩多了2／3；大田已经普遍深翻；去年大白菜砍下后才打窖，今年没砍时已经打了许多窖；阳畦、根茬菜等，明年早春蔬菜比去年搞得早、搞得多。总的情况是好的，干部、群众对明年生产还是有信心、有干劲的。但是，当时着重抓了生产和一些迫切的问题，对“一平二调”的“共产风”还没有系统、彻底整顿，干部、群众在这方面还有不少意见、疑虑甚至不满，干劲比1958年大跃进时还差。这次征求意见时，有的社员就说：“老实告诉你，该我们的都给了，就有干劲了。”因此，中央指示立即大张旗鼓地开展整社整风运动，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是十分必要的，正确的。

　　来源：根据《北京工作》（第十五合订本第366期）刊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