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西北局关于讨论甘肃工作问题向中央的报告

　　西北局书记处会议一致拥护中央对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方针和策略；一致认为以刘少奇同志为首的中共代表团，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在复杂艰巨的斗争中，坚持原则，坚持团结，策略灵活，风格极高，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对我们教育极大。会议一致同志中央和主席关于国内工作的指示，特别是主席对甘肃省委“关于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的第四次报告”的批示，对到会同志启示教育极深，我们将在今后工作中坚决贯彻执行。会上大家对甘肃省委特别是张仲良同志的严重错误进行了讨论，认真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最后由刘澜涛同志作了总结发言。现将情况报告如下。

　　(一)甘肃省各项工作，由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全党全体人民的艰苦努力，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当前人民生活严重困难，几百万群众处于饥寒交迫状态，肿病死亡现象还没有停止，农村生产受到严重破坏。这种局面，主要是近三年来，省委领导，特别是张仲良同志犯了严重错误的结果。甘肃省委的严重错误，张仲良现场负有主要责任。

　　会议对张仲良同志的错误，开展了严肃认真的批评和诚恳热情的帮助。发言的有张德生、王恩茂、汪锋、高峰、张达志、李景林，和甘肃省委书记王世泰、高健君、陈曾固、张鹏图、何承华、王秉祥、王耀华等同志。绝大多数同志都指出：张仲良同志个人主义极端严重，私心甚大，特权思想突出；“左”倾蛮干，对群众生活漠不关心，严重违反党的方针政策；作风恶劣，使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从个人好恶出发使用干部，违反党的干部政策；骄傲浮夸，隐恶扬善，对中央不忠诚，不老实。总之，一私，一“左”，是张仲良同志严重错误的主要特征。

　　他不仅没有认真贯彻执行中央、主席历次指示，切实纠正“共产风”；而且由于他突击的“左”倾蛮干作风，使本来已经相当严重的“共产风”更加发展。除了经验不够的原因外，他为了急于求成和显示自己，提出了一系列的过大过高不切合实际的建设计划。他根本不考虑许多同志关于粮食问题的意见和下边的实际情况，只要下边出了粮食问题，就往往说成是政治问题，就搞反瞒产，搞两条道路斗争。年年这样搞，就大大助长了干部的强迫命令作风，人为地加深了粮食和人民生活的困难。特别难以令人容忍的是，在农村发生了肿病死亡事件之后，他还漠不关心。由于这种恶劣思想的影响，一些人在群众大量饿病死亡的情况下，还坚持“即使每天吃三两粮食，也要完成征购任务”。后果极为严重。

　　他在干部政策上，重才轻德，常常从个人好恶出发使用干部。他信任的，有些是对逢迎捧场、投其所好的人。他认为是好的干部，“干劲大”的干部，不少是吹牛皮、说假话的人。现在犯了严重错误和少数有罪行的人，不少是他原来认为很好的干部。而一些比较实事求是、说真话的人，不少被他认为是“右倾”、“保守”。

　　在过去几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去年庐山会议后的反右整风运动中，对于许多犯有党内性质错误的同志，不是耐心帮助教育，而是无情打击，斗争面过大，处分过多、过严。结果把一大批不应该批判的批判了，不应该伤害的伤害了。甘肃省属于中央管理的干部，参加整风运动的有二百四十六人，其中受到批判的一百零七人，占百分之四十三。天水地区原来在反右整风运动中决定开除党籍的有八百二十四人，经重新审查有七百三十三人不应该开除，错了百分之九十，劳动教养的三百七十八人中，除一人外，都搞错了。在过去拔白旗、反瞒产等错误的斗争中，也不同程度地发生了类似问题。特别是在反瞒产和两条道路斗争中，成批斗争、撤换，以至逮捕基层干部，致使不少地方的基层干部，撤换了一茬又一茬，反坏分子乘机打击报复。党内斗争的错误，造成了不少假案和冤狱。比如把原泰安县委第一书记宇文荣等十四人当作反革命集团，把原天水市委书记刘书银当作反革命分子，都已证明是错误的(已做了初步纠正)。相反地，对一些应该严肃处理的坏分子、严重违法乱纪分子，则反而未能及时处理，或处理的不够严肃。结果，是非不清，损害团结，严重地挫伤了干部的积极性。

　　张仲良同志去年在庐山会议后，为了试探省委各负责同志是否支持他，就说他犯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写了十条假检讨，让省委常委讨论提意见。这种恶劣手法，起了极坏的作用。

　　在党的生活和领导工作中，张仲良同志有非常突出的特权思想。他对自己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从不认真检讨。对一起工作的同志，双不以平等态度对待，动辄训斥挖苦，拿大帽子压人。在省委领导核心中，不少同志因为受不了他的“顶碰”，不愿意向他汇报情况，交谈问题。有些省委书记和常委，在会上发言时，也得看他的情绪和脸色行事。他对省委主要领导成员有亲疏之分。何承华(省委书记处书记)、阮迪民(省委宣传部长)、万良才(省委农村工作部长)三人，在他面前很“吃香”(有人称之为三香)。万良才，阮迪民在反右斗争前，曾有严重的右倾言论，在反右整风中并未受到批判，而高健君(省委常务书记)、张鹏图(省委书记处书记)等同志竟因为一些比较小的问题，在张仲良同志主持下，受到了常委会一些同志不正确的批判。

　　张仲良同志同兄弟省、区的关系也搞得很不正常。他对别的地区的成绩不是高兴，而是非常“不服气”、嫉妒。本来甘肃和陕西毗连的一些地区的群众，历来就有到关中赶麦场(在突击收麦季节打短工)的习惯，因为陕西省民政厅去年曾向国务院反映过甘肃人口外流到陕西的情况(也通知了甘肃省)，而他却认为这是“告了他们的状”，伤了他的面子，便决定不许甘肃群众到陕西地区赶场。去年夏天，甘肃省缺粮，部分地区发生了严重疾病死人问题，省粮食厅向陕西提出借粮，陕西省已答应。后来甘肃省委知道了，竟认为向外省借粮“不光彩”，制止了借粮，还批评了粮食厅的负责干部。这种只顾个人荣誉、面子，不管群众死活的极端严重的个人主义思想，是实在不能容忍的。

　　在张仲良同志极端错误的思想作风的影响下，带坏了一大批干部。很多干部浮夸成风，说假话成风，封锁成风，“宁左勿右”成风，对群众死活漠不关心，严重脱离群众；干部队伍很滥，很乱，党内民主窒息，是非不清，思想混乱，党中央的政策不能贯彻执行，党群关系很坏，群众积极性受到很大的挫伤。

　　(二)经过到会同志的热情帮助，张仲良同志作了第二次检讨，他表示欢迎大家的帮助，接受大家的批评。认为自己的错误十分严重，不是一般性的错误，而是罪过。他的极端严重的个人主义思想，已经走到了危险的边缘。他的个人主义思想是一贯的，不服别人，好大喜功；有特权思想，在同志关系上态度恶劣。对干部是从个人好恶出发。他承认对中央不老实、不忠诚，请示报告很少，有些报告没有真实地反映情况，怕暴露缺点，怕影响名誉。由于自己个人主义的发展，对群众死活就不可能那么关心。他自己检讨，“左”的情绪，由来已久，下边干部中“左”比右好的思想同他有关。他表示愿意在党的教育和同志们的帮助下，作进一步的检查，有决心下水救人，舍己赎过。并且愿意在适当时机，向干部公开检讨。同时，他请求中央给以应得的处分。他的第二次检讨比第一次有进步，看起来态度还好，到会同志欢迎张仲良同志的初步检讨。这个问题虽然揭开了盖子，但要彻底解决问题，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省委有的同志反映，他的检讨不深不透，缺乏人民感情。

　　(三)甘肃省委同志，一致认为，中央、主席的指示和西北局这次会议，挽救了甘肃省委，挽救了张仲良同志，挽救了大批干部，是扭转甘肃严重局面的关键。其他省、区的同志也认为这次会议，不仅教育了甘肃的同志，也教育了自己。应当把甘肃的教训作为全西北党的财富，作为一面镜子，经常鞭策自己。进一步改进思想作风、兢兢业业地做好工作。同时表示，甘肃的困难也是各省，区共同的困难、一定要从各个方面尽力给以支援。

　　(四)会议认为，甘肃地区救灾工作时机紧迫，形势逼人，省委必须坚决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用下水救人的精神，首先把肿病死亡现象停止下来；切实安排好群众生活，迅速地扭转严重局面。决不要丢下救灾工作，关门检讨。因此，省委应当即刻在适当范围内讲清当前严重形势和省委的要求，动员全党团结一致，同心协力，战胜困难。至于全面、系统地检查工作、总结经验教训的事，需要推迟到明年情况许可的时候再进行。

　　为了加强领导，拟由中央工作组、西北局和甘肃省委的负责同志组成工作组，在省委统一领导下分片负责，切实安排好群众生活，深入生产小队和食堂进行工作。在工作中，要把安排好生活的经济措施和政治措施、组织措施密切结合起来。采取各种有效办法，使广大群众了解我们党一定同他们站在一起克服困难，坚定群众生产自救渡过灾荒的信心。特别注意强调：一切工作都要按照党中央的政策办事，按照党的章程办事。不准反瞒产，不准反偷盗，严禁一切贪污浪费和违法乱纪的行为。除了对现在仍然干坏事、违法乱纪的，必须坚决处理，并向群众公开宣布外，对于犯有一般性错误的干部，都要鼓励他们积极工作，在同人民共患难中改正错误，即使错误严重需要处理的，也不急于作组织结论，可先行调开，集中学习；对于一些不称职、不能贯彻执行党的政策的干部，要适当调动。同时，表扬好人好事，鼓励一批人，调动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在处理这些问题时，要深入细致，方法适当，严格执行批准手续，防止产生混乱现象。至于过去处分错了或处分不适当的干部，暂时一般不动，其中问题十分明显的，特别是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应当按照规定，经过审查，予以纠正。这类问题只能一案一案的处理，不能搞运动。

　　在全国粮食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中央决定调给甘肃省五亿斤粮食，这不仅是使我们克服困难有了物质保证，更重要的是，将使广大干部和群众产生无穷的力量。我们一定要珍惜这些粮食，用好这些粮食。目前灾区先按每人每天六两(十六两秤)安排，明春再逐步增加一点。调派最优秀的干部，担任管理工作，办好食堂。继续开展生产自救运动，大搞代食品，防止依赖思想，不开空头支票。

　　在灾荒严重的地区，把向困难作斗争，向错误作斗争，同向敌人作斗争，在方法、步骤上加以区别，是很重要的。首先集中力量安排好生活，改进作风，把群众巩固地团结在党的周围。不怕反革命露头，也不要把一些有小偷小摸的群众当成坏人，或者给一些有怨言的群众乱戴帽子。同时，要加强必要的保卫戒备工作，安定社会秩序。

　　以上报告如有不当，请指示。

　　(西北局附注：我们这个报告写好后，也送给张仲良同志看了。他表示：报会上所提到的西北局书记处会议上大家对他错误的批评，有些是他应该负有全部责任的；有些问题，如执行政策、干部问题等，他就负主要责任，但不能负全部责任。对于这个问题，经过我们如何有关同志和张仲良同志共同研究的结果，同意把这个问题留待将来省委全面检查工作时再加以解决。)

　　(张仲良同志的保留意见，在一九六二年一月北京中央工作会议时声明取消。)

　　 汪锋(注)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一日(甘肃省档案馆91—18—244卷)

　　· 来源：

　　甘肃省某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