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甘肃省委转发汪锋、王甫同志的报告

　　（各工作组、省委委员，并发各地、市、州委第一书记：）

　　现在将汪锋同志、王甫同志给省委和西北局的报告发给大家阅读。看了这个报告以后，我们深深感到，中央和西北局的同志，给了我们很亲切的帮助。同时，也反映出，我们省委的一些同志，对于中央和西北局的精神仍然体会不深，觉悟不高；个别的人甚至抱着错误态度。我们应该从这个报告中学习到很多东西，学习中央和西北局现场坚决贯彻西北局会议的精神，学习他们的群众观点，学习他们对挽救人民生命的高度责任心，学习他们的工作方法。报告中提出的一些具体问题，我们正在研究。万良才同志，我们已决定调回省委，进行检查。毛振民同志胆敢对中央检查组采取抗拒态度，目无中央，狂妄已极。请秉详同志和地委商量，立即进行检查，严肃处理。

　　 甘肃省委1960年12月17日(甘肃省档案馆91—4—645卷)

　　（附：）

## 汪锋同志、王甫同志给省委并西北局的报告

## (题目是编者根据档案内容拟加的。)

　　（甘肃省委并西北局澜涛、德生同志：）

　　我们十一日离开兰州，当天下午到武威找了些同志了解了会议的情况和仲良、耀华同志交换了一些意见。十二日下午抵张掖，参加了这里的片会。从这几天所了解的情况中，感到张掖的问题，比在兰州开会时还要严重，如果这次片会开不好，这个地区的严重局面是很难扭转的。现在把我们所了解的一些情况和问题简报如下：

　　(一)关于张掖的片会。张掖片会是十号开始的，我们到时，他们已经开了两天半，片会就要在当天下午结束。会上，王秉祥同志照印好的记录传达了澜涛、德生同志在西北局会议上的讲话和仲良现场的检讨提纲。经我们了解，这个会议是没有开好的：到会的同志(包括地、专部局长以上干部和张掖、山丹、高台三县市的一些书记)没有认识当前情况的严重性；两天半中只有四个人发言，而且平平淡淡，对人命关天的大事缺乏感情；山丹第一书记(刘逢皓)甚至还在会上夸耀成绩。我们认为，这种情况是不能容忍的，会议绝不能这样马马虎虎地结束，当时即决定会议再继续开下去。当天下午，我们两人都在会上讲了话。王秉详同志代表省委重新作了检查，以后他又在会上作了发言。我们根据西北局兰州会议的精神，在发言中，一方面指出张掖地区的严重情况，全区二百八十万人民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饥寒交迫，大量死亡；一方面揭开错误的盖子，说明省委的领导负有主要的责任，同时号召全党同志团结一致，克服困难，抢救人命。王秉祥同志的二次检查和发言，态度中肯，打动人心，当他说到：甘肃人民成千上万的死亡，自己看到那种悲惨的景象，真是痛心万分！当他说到：他自己作为一个省委的主要领导成员，认识到这不是犯了一般的错误，而是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感到对不起党、对不起甘肃人民的时候，泣不成声。到会的同志也大部分落了泪。会议的气氛顿时严肃起来。接着，地委书记处的同志也作了比较中肯而认真的检讨。这时候，到会同志的情绪马上不同了，许多人争先讲话，在讲话中，绝大多数都是检讨了自己(表示过去有个人主义，党性不纯，违犯了党的政策，现在才又重新回到党的路线上来)，揭发了问题(对地委、省委均有揭发，其中对何承华同志在这里讲过的“不管群众吃多少也要完成粮食的征购任务”的话，意见最多，认为这是今年死人的主要原因之一)，提出了措施(许多同志表示坚决腾出机关的办公室让群众住，拿出机关的窗帘、桌布和锦旗，制成衣服被褥给群众用；动员机关的一切车辆牲畜，帮群众运粮、运煤；等等)。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一次抢救人命的会议。一致表示：“感谢党中央、感谢毛主席、感谢西北局”，说：“如果问题再拖一年，张掖地区的面貌就不可想象了。”许多同志说：当前是非常时期，再多的话以后有的是机会讲，现在是救命要紧。因而提出要求，结束会议，立即行动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会议便于十三日下午结束了。会议结束以后，地、县同志都是连夜赶回传达布置。十四日，张掖、山丹、高台均有报告，山丹、高台还在开会揭发问题，张掖派下去的干部则已经下到基层行动起来。地委也在十四日下午召开了党内的干部动员大会，大会的气氛是好的，干部的情绪十分激昂。

　　（在同志们揭发中，对以下两事表示特别不满，并要求组织加以审查处理。一件是毛振民(地委书记处书记兼高台县第一书记)对中央检查组所采取的极端恶劣的态度问题，人民群众对中央检查团是热诚欢迎的，称中央检查团是“毛主席派来的救命团”。而毛振民则采取厌恶的态度，竟认为检查团的负责同志不能住在县委机关，对于王昭同志呼吁县委“抢救人命”的说法，极不满意，说王昭不是“地主就是资本家”。公然提出要审查王昭同志的出身和成份。再一件是对万良才这次来这里的传达问题，认为万的传达作用很坏。万在这里传达了三个问题：）

　　第一，中央检查组对河西的结论式的看法，即，河西的问题非常严重；河西的干部没有不说假话的；河西的干部没有群众观点(对于检查组提出的全面情况和措施则根本没有传达)。

　　第二，澜涛同志在西北局兰州会议上的一些指示。

　　第三，代表省委检查了工作中的一些错误，说省委的错误是由于成绩特别突出，骄傲自满而造成的。接着讲了七项成绩：五五年以后由缺粮省变成余粮省；农村社会主义改造进展迅速；反对落后论，取得了胜利，给甘肃带来新局面，对其他省也有好影响；党内斗争是突出的，取得很大成绩；引水上山，在全国是带有方向性的问题；要革大自然的命，必先革人的思想上的命，这是个理论问题；新工业区，底子虽差，发展极快。五个缺点：骄傲自满；群众观点薄弱；主观主义和浮夸作风；党内斗争不开展；整风反右有副作用。(万的传达记录稿另送)有的同志说听了万的传达，说思想越糊涂了，有的同志则怀疑万的传达是否是善意的。

　　对于这次会议的情况，地委将另有报告送省委和西北局。我们认为，张掖片会是开得成功的。开好这次会议的主要经验：一条是领导思想必须明朗，领导态度必须坚定，主要负责干部必须认真检讨，承认错误，承担责任，不如此就不能消除干部的疑虑，就不能使干部心情舒畅，向党交心。再一条是必须抓住当前的关键问题，在张掖地区，干部最痛心的是死人问题，同志们说：“无论如何，死这样多的人，我们总是有罪的”，因而提出“抢救人命”的口号就最响亮，如果回避这个问题，就不能说明问题的严重性，也不足以服人，而只会更加脱离群众；在张掖地区，干部最害怕的是“右倾”帽子，因而必须反复地说明，只有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政策、踏踏实实地工作、诚诚恳恳讲老实话的人，才是党的好干部，实事求是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的工作作风，而绝不是什么右倾，这是一条深刻和教训，每个同志都应当牢牢地把这个教训记在心里。另一条是当同志们的思想认识取得一致之后，就要立即研究制定出具体的措施，教给具体的工作方法。全议根据西北局的一个队一个队、一个食堂一个食堂解决问题的指示，从吃饭、穿衣、住房、取暖、治病等五方面提出了许多条具体的规定，这对迅速摸清情况，开展工作，将有很大的作用。

　　(二)关于每人每天吃六两粮食的问题。西北局关于每人每天吃六两粮的决定，对于安定民心起了很大的作用。群众说：“我们每天如果真的吃上六两粮食，我们就得救了。”但是，目前群众还普遍的没有吃到六两粮食，原因是：

　　第一，六两原粮，除砂去渣后，实际不足六两；

　　第二，有些地方对保证供应六两粮还不放心，不敢吃；

　　第三，前方吃后方粮的情况仍然存在(一些运粮、运煤、浇地的重劳动力吃得多一些)；

　　第四，有些地方还有层层克扣现象。我们已告诉各县、市的同志，要坚决向群众宣布，每人平均六两是最低的标准，国家一定保证供应，要想尽一切办法，使六两粮食全部吃到群众嘴里。对于一些运粮、运煤、浇地的重劳动力和病人，都应当给以适当的照顾。经我们同地委同志研究，运粮、运煤和浇地的重劳动力，每人每天吃一斤，病人每人每天吃八到十两。这些人多吃的粮食，由国家另外拨给，不要再在群众的六两粮中挤吃。

　　(三)病人和死亡现象仍在发展。根据地委不完全的统计，全区现有病人八万五千多。发病率越来越高，死人数字越来越大。如高台县从十月到十二月上旬，共死一千八百八十人，其中十二月份的头四天即死了四百二十四人，目前还有重病号六千三百一十六人。而在病人和死人中，思想好、劳动好的强劳动力，因他们的劳动强度大，消耗体力多，所以占有的比例也较大，这是个极为严重的问题。

　　农场劳改犯人的病、死情况更为严重。全区四万四千三百四十四名劳改犯，今年已死六千一百五十五名，现有病号九千四百三十七人。永昌土佛寺劳改农场，今年元月份有犯人一千一百一十八名，到十二月上旬共死了一百八十二名，自十一月初口粮降为五两(原来八到十两)以后，发病和死亡率显著增加，十一月十四日一天即死了三十二人。据地委同志反映，河西的劳改农场多半是盐碱地而且又是在下游地带，浇不上水，几年来就没有生产什么粮食，完全靠国家供应，实际上是一个包袱；目前由于劳改犯人的衣服、居住和取暖等条件比一般群众还要恶劣，因而估计还会有更多的死亡。我们意见，可以考虑把这里的劳改犯人全部迁往新疆。这样，可以制止犯人的大量死亡，可以增加新疆的农业劳动力，在政治上对我们有利，还可以减轻这里的粮食负担。如果组织好随去新疆运粮车辆运往南疆，在运输方面也不致增加很大困难。这个意见，地委的同志也均表示同意。

　　以上情况和给重劳动力、病人增加粮食以及调农场劳改犯去新疆的问题，是否妥当，请予指示。

　　另，王甫同志于十三日下午去酒泉。酒泉会议情况将另行报告。

　　 汪锋王甫1960年12月14日

　　· 来源：

　　甘肃省某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