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在第十四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

　　今天的最高国务会议是临时召集的。

　　大家不要因为上午八点开会就认为有大事。过去多在下午，这次是我心血来潮，商量一个普通问题。

　　八年以来，讨论预算多是年末，五、六月，这一次是最早的一次。

　　这次人代大会，要开得充分些，要开好一点，多开小组会，多作些准备工作，少开大会，真正把问题搞清楚，修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作报告的人来没来?(答：来了)做了报告不要第二天就发表。报告了，让大家提修改意见，还可修改，再发表。

　　今天讲得普通一点。

　　我们这个民族，我看七、八年了，我看我们这个民族大有希望，特别是去年这一年比过去八年都看出我们六亿人口的民族精神大大发扬。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把问题搞清楚了，把任务搞清楚了，大约在十五年左右赶上英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发表了，给群众很大的鼓励，许多事情过去作不到，现在能作到了，也有信心了。比如除四害，群众劲头很大，我这个人老鼠捉不到，苍蝇、蚊子可以打它一下。

　　平常总是苍蝇、蚊子向我们进攻嘛!古代有这么一个人写了一篇提倡消灭老鼠的文章，现在我们要除四害，几千年来，包括孔夫子在内部没有除四害的志向。现在杭州市准备四年除去四害，提的二年、三年、五年的。所以我们这个民族的发展大有希望。悲观论是没有根据的，不对，要批判悲观论者，当然不要打架，要讲道理，是真有希望，不是小有希望，是大有希望，文章在“大”字，日本人讲：“大大的有”。(笑声)

　　我们的民族在觉醒了，象我们大家在早晨醒来一样，觉醒了。打倒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制度，觉醒了。改变了所有制，现在整风、反右派又取得了胜利。

　　我们的国家是又穷又白。穷者一无所有，白者一张白纸。穷是好的，好革命，白做什么都可以，作文章，画图样，一张白纸好作文章。

　　要有股干劲，要使西方世界落在我们的后头，我们不是整掉资产阶级思想吗?西方要整掉资产阶级思想不知要多长时间，要是杜勒斯愿意整资产阶级的风，还要请我们作先生。(笑声)

　　一谈起来，我们国家这么多人口，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四千多年的历史、文化，牛皮吹得那么大，但钢铁产量比不上一个比利时。它有七百多万吨，我们只有五百二十万吨。总之，我们是个历史悠久、优秀的民族，可是钢是那么低，粮食北方××多斤，南方××多斤，识字人那么少，比这些都不行，但是我们有股干劲，要赶上去，在十五年内赶上英国。

　　十五年要看头五年，头五年要看三年，前三年看头一年，头一年要看头一个月，要看前冬。去年三中全会就在水利、积肥上做了布置。

　　现在劲头鼓起来了，我们的民族是个热情的民族，现在群众的热情好象原子能，释放热能。力量真大，过去做不到的也能作到了。所以我们这个民族有这么一股劲，十五年要赶上英国，那时要搞四千万吨钢，现在五百多万吨。要搞五亿吨煤，现在是××吨。要搞四十万瓩的发电容量，现在是××瓩，要发展×倍，所以要发展水电，不光发展火电，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还要×年，看来不要×年，有的说×年，有说×年，看来×年可以完成。

　　要达到这个目的，在这种形势下，要有一股干劲。我在上海，一个教授和我谈人民日报社论《乘风破浪》，他说：“要鼓起干劲力争上游，”就是从上海上四川，上游得费点劲，不是下游。说得很对，我很欣尝这个人，这是好人，这人有正义感。有人批评“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卑视过去，迷信将来”。什么好大喜功啊！是革命派的好大喜功，还是反动派的好大喜功?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好大喜功，还是实事求是的好大喜功？我们是好六万万人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我们的古人都说：“福如东海，寿比南山”，都是好大喜功，这有什么不好呀！急功近利，也不是不好呀！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这是圣人之长。大禹惜寸阴，陶侃惜分阴，象我们这样人要惜分阴，不能老开会，几个月不散会。

　　要搞平均先进定额，如亩产量，有先进、中间、落后。都搞先进的为定额，以大力士作定额，那不行，是在先进定额中加以平均。

　　至于卑视过去，不是说过去没有好东西，过去是有好的东西，但是，是否对过去那么重视，老是天天想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我不赞成那样看历史。如过去用木船，现在就可以不用了，可以用轮船。郑州的建筑物太古老了，总是新的东西好，北京的房子就不如青岛好。外国的好东西为什么不可以搬来，铁路就是外国的嘛。这个东西(敲扩音器)也是外国的嘛！一定要保存古董，要挖，把它保存起来，推出午门以外斩首，那是老落后。有的认为城墙不要拆，有的主张可以拆。用石头作工具才四千年不到五千年，那时发明细石器，象现在发明原子能一样，是了不起了。那时的英雄可以骄傲得很，可是现在不能用石器，为什么要把古老的东西保持下来?石器起过进步作用，而且很大。是否现在要回到石器时代?我看人类历史是前进的。一代不如一代，前人不如后人。右派分子说：“今不如昔。”应当倒过来，今天比过去好。有的人为了拆城墙伤心，哭出眼泪，我不赞成。但北方的城墙不拆也可以，但南京、济南的城墙拆了我很高兴，但有些老人就伤心啊！伤心哉，秦欤、汉欤，将近代欤。北京的城墙保存一千年，一千年以后还是要拆。你们不要以为我这人什么都轻视，对过去不能过于重视，但不是根本不要。外国的好东西要学，应该保存的古董也要保存。

　　迷信将来，人人都是如此，希望总是寄托在将来。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将来，如开会，现在讲，将来就是散会，老开会不行。人民代表大会，开上十几天就想散会了，我们把希望寄托于将来是对的，但不能迷信。

　　所以上边上海那个教授的话是对的。

　　陈铭枢先生说我“偏听偏信，好大喜功，喜怒无常，轻视古董”。好大喜功我已经讲过了。至于偏听偏信，陈铭枢是要听梁漱溟、陈铭枢的，我不能偏听右派的话。问题就在于你是偏听革命派的，还是反革命派的。是偏听左派的，还是偏听右派的，是偏听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杜勒斯的。所以不偏听偏信是不可能的。孔夫子杀少正卯是因为少正卯同他争学生，孔夫子就给少正卯整了五条罪状(问在座的人：那五条?有人答)我们对右派都不杀。过去的君子群而不党，这是没有的事，“喜怒无常”，对了，我们只能喜好人，陈铭枢你过去好，我就喜欢，现在你成了右派，我就愤怒，这还让我喜什么!？还说我轻视古董，古代的东西都好吗？有些古董，如小脚、太监、臭虫等，不要轻视吗？我劝青年不要搞旧诗，不要那么重视古董。

　　人多好?人少好？人多一些好么，现在劳动需要人，但是要节育。现在是：一条控制不够，第二条宣传不够。人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恐怕将来搞到七亿人口时再说，那时就要紧张起来。现在不要怕人多，有人怕没饭吃，那我们大家就少吃一点。人多一点，士气旺盛。这里我有点乐观，不是地大物博嘛！但我不是说不宣传节育，我是赞成节育的。要象日本、美国那样节育，不要象法国那样节育，越节越少。邵先生之道讲得对，现在不对，达到极点就趋向反面，人多没饭吃，就少吃点。据说东方人吃素，对身体有健康，这是黄道之学(黄炎培)。中国人每月平均吃肉×斤，二人×斤，匈牙利每人吃××多公斤，除匈牙利外，因为这是我们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吃肉多，都肉食者鄙，我们吃××油，××盐，也行。至于提倡吃素，我看不行，因为理论与实际脱节，可见黄道之学不学也可。过去孔夫子很讲究排场，食不厌细。每餐要吃点姜，闹了脑溢血，我看还是少吃点好，吃那么多把肚子涨那么大干啥？象漫画上外国资本家那样。

　　我这都是说的一些问题，请大家考虑。

　　有两种领导方法，一种比较好一点，一种比较差一点，这两种方法，不是说杜勒斯一种，我们一种，不是右派一种，我们一种。而是都搞社会主义，有两种领导方法，两种作风。合作化问题，有人主张快点，有人主张慢来。我认为前一种好。还是趁热打铁，一气呵成好点，不要拖拖拉拉。比如整风好，不整好?还是整风好，整风要搞好。还是大鸣大放好。我们说鸣放，右派说大鸣大放。我们说鸣放是指学术上说的，他们要用于政治，所以“大鸣大放”这个提法是从右派那里借来的。可见小鸣小放不行，中鸣中放也不行，就是要大鸣大放。现在全民利用大鸣大放来整风了。

　　改掉官气，官是可以做的，但要打掉官气，最好是根绝官气。我们都是作官的，都有点官气，官气是一种习惯，不是好习惯。比如北方人吃蝗虫，南方人吃蛇。这次我到广西，第一次吃蛇，不这么好。第二次吃有点味道。第三次到广东吃蛇大有味道，我要与广东人合作(笑声)。现在蛇还出口了，还要有毒的好，曾国藩吃湘味(湖南味道)。不论什么大官，主席也好，总理也好，都应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在人民中出现，使工人、农民感到和他们平等，我们自己说平等靠不住，要使对方感到平等。改掉官气不是很容易的，有官气就要改掉，先从共产党做起，民主党派也可以逐渐改掉。湖北红安县的领导干部过去就有官气。世界上有个中国，中国有个湖北省，湖北省有个红安县，过去这个县叫黄安县，因为黄字不好，改为红安县。这个县的干部以前官气十足，农民看不惯干部，还有三多，说皮鞋多，大氅多，自行车多。是否还有扑克多？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他们改了，穿上草鞋到农民中去，农民就很欢迎。山东干部下放。山东的老百姓讲：“八路军又回来了。”可见这六、七年来官气十足，作了官，有了架子。因此要整风，要整掉官气，民主党派也要整风。写水经注这个人了不起，写得那么好。孔夫子也是官气十足，他有两匹马一辆车，每天坐在车子里摇摇摆摆，得了胃病，叫胃下垂。面且他还要吃细的，类似狮子头之类吧，他吃多了，有砂子，不干净，所以得了胃病。孔夫子到了齐国，人家骂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叫××夫子啦!我看骂红安县以前那些干部也是这样。这几年官气大长。共产党要改，各党派也要改。所以中央机关的干部除了病老的以外，每年要有四个月要离开北京，向劳动人民取经，回来加工制造。这样可以打掉官气。其它党派和民主人士可酌量办理，身体不行的可少去。北京不是好地方，历来出官僚的地方。为什么孙中山先生不建都北京呢?大概是因为这个地方出官僚。北京不出产任何东西，我不是指北京这个地方，是指中央机关，中央机关不生产钢，不出水泥，不出粮食，也不出纸烟，什么也不产生。产生思想嘛?也不产生，思想也是从群众中来的，不是北京出的。我说不产生任何东西是指不产生任何原料，原料是产生自工人、农民。章伯钧要搞政治设计院，那不行，一切都要从群众中来。原材料来自工农，我们是加工，我脑子里不产生任何东西，一跑出北京，就取得了东西，产生出力量。不是要鼓干劲嘛，是鼓舞士气，还是败坏士气，应当鼓舞士气。合作化一搞，有人叫得不得了，十个手指砍掉一个，双轮双铧犁在南方名誉不太好，在湖北等四省还好。大家看过宋玉写的登徒子好色赋没有?就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说登徒子的老婆很丑，别人谁都不要的，脸上有麻子，耳朵很大，还有痔疮，结果生了五个儿子。宋玉以此证明登徒子很好色，因为登徒子原来告了宋玉一状，说宋玉很漂亮，好色，请楚王注意。我这里不是为登徒子翻案，不是讲政治路线。我们大家都要注意，有那么一天，攻你们一点。比如王云五在国民党时期当财政部长时，他说：“我没有研究过财政，还想学习。”结果人家就说：“你没学，你就不能当财政部长”。

　　各省、市、专区要搞试验田，农业要搞，工业也要搞。工厂的干部每礼拜一天、半天，真正当个学徒工，这有什么难呀！搞几个月、半年、一年就行。自然科学、技术都要学习，文学也要学一点，你是科学家，文学也要学一点，由郭沫若当老师。过去我不看人民日报，象蒋介石不看国民党中央日报一样，现在人民日报七整八整好了一点。

　　现在是革命尚未全成，同志仍须努力。我们不能光整风，目标要转向技术革命。我们在地球表面与空间，现在我们抛卫星还不行，要改造地球表面，实现第二个五年计划还差一点，实现第三个五年计划就差不多了。

　　政治思想革命还要革，不能松劲，技术革命现在不登报，一登有的就会说，整风不要整了。要坚持整风，一鼓作气，再二衰，三而竭，放松整风，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民主党派，不利于改进工作。

　　关于右派分子，我想开个右派分子大会，你们赞成不赞成?今天我们邀了个右派分子参加会议，费孝通来了吗？(应声：来了)请费孝通参加会，我是寄希望于他，最高国务会议请右派分子参加，这象什么样子啊？最高国务会议请右派分子参加不违犯宪法，因为宪法有规定开最高国务会议，主席要请什么人，就请什么人。右派分子做了好事，就是他们说了假话。对右派分子，第一，要感谢，感谢他们向党进攻，引起了人民的愤怒；第二，是要帮助。感谢右派是因为他们当了教员。所谓帮助，是三七开，十个人有七个人可以改造，逐步转变过来，经过五至七年的时间，其中大部分能转变过来的。规定时间，给以帮助，但总有一部分人不变，不变的人只有带到棺材里去。变过来为人民服务。象章、罗，要象鲁迅说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不变，也好，从反面来起教育人民的作用，对提高我们的警惕也有好处。要容许这样的人不变，有他的用处，他的用处就是不变，我们不怕他，因为他人数少。右派对我们的“批评”是全面的、深刻的，对右派分子的斗争是严肃的。但处理要宽大点，不是宽大无边但要给他们留条路，这是为了教育中间分子，也是为了教育他本人。

　　再就是共产党要大改革，说干什么就干什么，说整风就整风，整风就大鸣大放，整得不够就再整。民主党派也要改革，人的思想是可以改变的，整个社会都变了嘛！

　　我主张不断革命论，你们不要以为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革命就要趁热打铁，一个革命接着一个革命，革命要不断前进。湖南人常说：“草鞋无样，边打边像。”托洛斯基主张民主革命未完成就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我们不是这样。如一九四九年解放，接着搞土改。土改刚结束，就搞互助组，接着又搞初级社，然后就搞高级社，七年来就合作化了，生产关系改变了。随着就搞整风，趁热，整风以后，就搞技术革命，象波兰、南斯拉夫建立民主主义秩序，搞七、八年，出了富农。可以不建立新民主主义秩序，还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还要有。民革有人说，民革的右派占百分之十五，十个指头还有八个半是好的，当然不会有半个，十个人有一个是右派，都么有九个不是右派，并且就是右派，也是批评从严，处理从宽。

　　去年七月，我与费孝通谈，他说他那时才感到孤立。你(指费说)现在还孤立吗？(费答：孤立。)知识分子在某一方面来讲是没有知识的，对知识分子的骄傲自满应该批评。知识分子象孙行者一样，不要把尾巴翘得象旗杆那样高。罗隆基说：“小知识分子不能领导大知识分子。”我看工人阶级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这是条真理。工农出知识，除马克思、列宁是大知识分子之外，我不算，费孝通到过英国，我就没有条件到英国。我去年讲过：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张皮都剥掉了，知识分子的毛就要附到工人阶级这张皮上去，有点沾上来了。有时沾上一点，有时在空中，梁上君子，我看知识分子要恭恭敬敬夹起尾巴向无产阶级学习，所说(罗隆基说)“三顾茅庐”、“礼贤下士”，“士为知己者死”，“士可杀不可辱”，“温良恭俭让”都是封建的东西。我们一直讲知识分子要改造，七、八年都这样讲。知识分子一面讲共产党英明领导，一面向我们进攻。英明领导，猖狂进攻，口喊“万岁”！进攻。喊万岁时，总有人在那里骂娘。同舟敌国，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宪法规定，各党派也承认，但是还要搞两套，过去很多人不相信，现在很多人相信了。傅作义先生相信了吗?现在要帮助他们，要互相帮助，要公开讲，不要背地讲，什么结束共产党的领导，搞阴谋，这不行。我们采取和平改变(转变)，国际上没有先例。三反五反是场严重的斗争，资产阶级工商业者，他们谨慎了，比较老实一点。但是知识分子还骄傲得很，一跳跳到一万公尺那么高，这次扑登跌一下，很必要，使他们受教育。我们要右派分子向人民投降，写降表，但他们写假降书是不行的。

　　每个人要把心交给别人，不要隔张纸，你心里想什么东西，交给别人。鲁迅的作品很好，他把他的心与读者交流。不能象蒋介石那样，总是叫人不摸底。“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轻抛一片心”，这不适合今天的社会的。我有点东西就先卖出去。

　　我开了支票在，人代会上再讲讲。我这支票也不一定兑现，如果代表们有兴趣，就讲讲，还讲这套。

　　知识分子失败一次没有坏处。

　　我们当年红军有三十万人，走了二万五千里，剩下两万多人。蒋介石把我赶到山上，他没有料到，他办了好事。我当时一看蒋介石手里有枪，我也要有，我要从你手里拿枪，蒋委员长就当了运输队长。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清党，赶我们“上山为寇”。后来抗日战争时期，我们要求当一家人，大公报王云生写了个“不要另起炉灶”。我们请蒋委员长封官，就可以不另起炉灶，你得给饭吃嘛！我说得加个但是，要是不给饭吃，就另起炉灶。你不封，我就自己封自己，上山为寇，落草成王。

　　第二次王明路线，害得我们两只脚，走了二万五千里。陈独秀是右的，王明是“左”的，你们听说过吧！唐朝有个什么诗人写的诗：“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

　　再一次是二万五千里长征，严重的挫折才教育了我们。

　　知识分子不受严重的挫折是教育不过来的。你们民主党党派，民主，很高明，我过去就说过，共产党还出高岗、饶漱石，你们就没有?你们总以为我说这句话是怕你们出奸臣。以为看你们不起(一人插话，没有啊！)。也许我是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我把心交给你们了，你们没有交给我，现在我抓住你们的小辫子了。摆在人民面前的右派就不少。我们都是旧社会来的人，在座的恐怕都是清朝人吧！我看这里我们清朝人占优势哟！

　　十五年赶上英国是可能的，要鼓起干劲，力争上游，我就偏听偏信，看听谁的，要节省，要反浪费。我们一方面要提高生活，一方面要节省，反对浪费。一万年也要节省。反浪费，大有文章可作。作官可以，不要官气，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主要干部要四个月离开北京，去求神拜佛，到工农群众中去。工农群众出钢铁、出粮食，弄点东西回来就加工，成为政策法令。不要老爷姿态出现。你们看过四进士的戏没有，四进士的戏，是我们毛家的一个毛朋，就是神气十足，巡按出朝，地动天摇，四进士的戏没有看过呀！

　　劲，可鼓而不可泄，有了缺点错误，用大鸣大放的方法来纠正，不要泼冷水。有人批评好大喜功，那么能好小喜过吗？能重视过去，轻视将来吗？要好大喜功，讲这话的是好人，要鼓励士气。

　　检查工作，一年四次，有些可以一年检查十二次，一年十二个月嘛！老鼠、麻雀、蚊子，一年检查十二次，看你干不干。

　　革命尚未全成，同志们仍须努力。

　　政治和业务要配合，要又红又专，红讲的是政治，专讲的是业务。要红色的业务家，不能要白色的业务家。你说你不是白色的，那么是灰色的，也不行，是桃红色的，也不行。搞政治的人，就红而不那么专，红也不那么红，空头政治家。当然有些人情况不同，比如年令大，凡情况许可的人都可以专，同时要更加红起来。在我们这个国家要有几百万、上千万的知识分子，苏联知识分子就那么多，美国就搞他不赢。据说美国博士也有很好弄的，当然也是有用功的，如杨振宁。

　　我们是搞上层建筑的，不出原材料，要到下边去取，我们加工。

　　要改造右派，要帮助，要改革，这是激烈的改革，各民主党派要注意。

　　要把心交给人。

　　要采取不断革命的方法。

　　公私合营，敲锣打鼓，黄炎培你没料到，我也没料到。抗战后民主革命在三年半的时间就把蒋委员长赶到台湾，我也没料到。世界是变化的，两个卫星上了天，谁也没料到，我就根本不懂，现在那边很被动，我们这边很主动。过去苏联面上有灰，两个卫星上了天，脸上也光采了。双轮双铧犁能用，我要为恢复名誉而奋斗。什么合作化不行，四十条不行，双轮双铧犁也擦黑了，这跟斯大林一样倒霉。

　　不讲了，大家讨论讨论，提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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