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撰“一个教训” —— 对云南省委《关于肿病死人情况的检查报告》的批示

　　这是一个有益的报告，是云南省委写的，见“宣教动态”一四五期。云南省委犯了一个错误，如他们在报告中所说的那样，没有及时觉察部分地方发生的肿病问题。报告对问题作了恰当的分析，处理也是正确的。云南工作可能因为肿病这件事，取得教训，得到免疫力，他们再也不犯同类错误了。坏事变好事，祸兮福所依。别的省份，则可能有一些地方要犯云南那样的错误。因为他们还没有犯过云南所犯的那样一种错误，没有取得深刻的教训，没有取得免疫力，因而，如果他们不善于教育干部（主要是县级，云南这个错误就是主要出于县级干部），不善于分析情况，不善于及时用鼻子嗅出干部中群众中关于人民生活方面的不良空气的话，那他们就一定要犯别人犯过的同类错误。在我们对于人民生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缺少关心，注意不足，照顾不周（这在现时几乎普遍存在）的时候，不能专门责怪别人，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密切有关。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就被叫做“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解决办法：（一）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精力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二）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

　　 毛  泽  东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附：

## 中共云南省委关于肿病死人情况的检查报告（节录）

##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八日）

　　（主席并中央：）

　　在今年春夏之间，云南曾发生因肿病、痢疾、小儿麻疹等病造成严重死亡的情况。据最近核对的数字，至10月10日止，全省累计发病×××多人，死亡×××人；其中因肿病而死者约占半数。以曲靖专区最为严重，共死亡×××人，占全省死亡人数的48％；而该专区又集中在陆良、泸西、曲靖等县。仅陆良县即死亡×××人，占该区死亡人数的67％，占全县总人口的5．6％，因肿病死亡者×××人，占死亡人数的40％。

　　肿病的症状是：发病前，疲倦无力，头晕眼花，耳鸣夜盲，四肢发麻；继则精神萎糜，表情淡漠，有的性情反常，容易急躁；跟着，下肢浮肿，浮肿部分皮肤发亮，神经反射减弱甚至消失，面色苍白；进而肚子发胀，并有腹水，肿胀渐及于手脸；多数病人，开始腹泻。这时，病人心跳减少，血压、基础代谢及体温均降低，身体消瘦，体重锐减，妇女月经停止，小孩哭不出声来，如不及时抢救，数日后即死亡。经解剖尸体及临床治疗判定：这种病属于混合性营养不良型水肿，病因主要是过度疲劳和营养不良。如果病人不夹有其它疾病或过于衰老，只要进行营养疗法，注射维生素乙，并给病人每天吃米一斤，肉二两，黄豆二至四两，蔬菜一斤，经一段治疗，一般即可痊愈。但愈后不注意保养，一旦复发，每每不救。

　　肿病于今年2月初在陆良、泸西等地开始出现，经治疗后，曾一度停止。4月间再度复发，同时，其他地区也陆续发现，至6月下旬和7月上旬发病率猛增，遍及全省70多个县市，并兼有痢疾等病流行，死亡率亦加大。经突击抢救，至7月下旬，发病率和死亡率逐渐下降；8月中，发病已基本停止，目前还有零星发病者和未愈者。在这一过程中，情况陆续有所反映，我们虽曾采取了一些措施，先后4次派遣医疗队伍，多次组织专门检查组和工作组，进行检查和帮助，并调拨专粮专款，力图遏止病势。但是，由于措施不够坚决和及时，以致制止无力，未能迅速扑灭。

　　造成这一痛心的大量死亡事件，主要原因是省委领导上存在官僚主义，对于这一有关人民生命的重大问题抓得不紧，因而负有严重的责任，我们的错误在于：

　　（一）领导作风不深入，对于今年紧张持续的苦战中需要特别关心群众的生活注意不够；尤其是对工作基础薄弱的地区所出现的新问题估计不足，一般看待。肿病发生和死亡具有几个显著的特点：第一，劳动紧张期间发病多，死亡率大。今年我省遇到了几十年来所未有的干旱，自去年10月至今年6月，多数地区没有下雨。六七月间，是全省拚命抗旱抢栽抢种最紧张的阶段，劳动强度也最大；在此时期，病情也最严重，发病率和死亡率都占总数的一半左右。从地区上看，发病最多的地区，又多数是干坝子，旱象特别严重，在抢栽抢种中劳动强度也更高，但营养单纯。而在一些气候较凉的山区，由于杂粮较多，劳动强度较小，发病很少。第二，发病和死亡的人数中，男多于女，老弱多于青壮。一般是男女死亡比例为三比一；老少衰弱者约占2／3。据陆良马街乡曙光合作社调查，全社死亡102人，其中男76人，女26人；小孩32人，50岁至70岁的老人34人，老弱共66人。因为男人多干重活，劳动强度大，容易发病，而青壮年大多参加野战队，集体吃饭，优先得到粮食供应，抵抗力又较强，所以发病少，死亡亦少。第三，痢疾和流行性感冒曾大量流行过的地区肿痛亦较多。患痢疾之后，消化系统紊乱，肠胃吸收不良，加重了营养不足的程度。我省今年一月，曾普遍发生流行性感冒，部分地区较为严重，感染此病后，心肌受了损伤，苦战中吃盐吃水过多，而心肌排水机能又不良，也易发生水肿。第四，病情最严重的地区，多是工作落后，去年歉收、口粮较少的地区。全省肿病最严重的陆良、泸西等县，一向都是落后县；死人最多的曲靖专区，是去年增产最少的地区。陆良县在历史上是最穷的县分之一，而去年又减产15％，全县除去公余粮外，平均每人只有口粮、种籽、饲料379斤，该县死人最多的几个乡，每人只有口粮200多斤。劳动强度成倍的增加，物质生活没有相应的保证，营养过分不足，是发生肿病的直接原因。据查，每个农民在正常劳动的情况下，每天需要热量200卡，劳动最紧张时，需要3000至5000卡。农民过去一般每月只劳动六七小时；跃进中，增至12小时左右；抗旱中达到十五六小时，甚至连续日夜苦战。而六七月间，青黄不接，口粮较紧；特别是去年歉收地区，有的农民每天只能吃到四五两粮食，而我省大米每斤含热量1700卡，营养补充更显不足。在劳动强度最大，最需要增加营养的时候，不但没有相应增加，反而有了减少，以致大量死亡。不论从粮食供应和医药条件来看，这样大量死人的现象，本来是可以完全避免的，但是，由于我们缺乏深入的了解，和严肃的负责精神，因此，采取措施保证供应不坚决，不及时。特别是对于象陆良这类的落后县和减产县，其工作薄弱的程度和歉收的情况，了解不具体，缺乏特殊的帮助和解决的办法。

　　（二）我们的错误还表现在：对一些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严重情祝估计不足。特别是没有估计到，经过反右斗争和粮食大辩论，某些干部有个人主义思想，害怕被人说右倾，“宁左勿右”，不敢正视粮食问题，少数坏分子亦以“左”的面貌出现，制造混乱。如陆良县是去年地主、富农及右派分子反扑和富裕农民带头叫粮闹得最凶的一个县，当时县委思想动摇右倾，不分对象地放手供应粮食，造成干部群众的思想混乱，邪气抬头，以致减产。去年省的四级干部会上，曾严格地批判了县委的右倾思想，随后又把县委第一书记调职。肿病发生时，有些干部发现缺粮是主要原因，但由于怕犯“右倾”的错误，不敢反映真实情况。全省死人大部分集中于陆良、泸西、祥云、曲溪等几个县，这几个县都是去年整风反右派不彻底，县委领导集团不纯；除了已经处理的外，有些还需要进行审查和整顿。吊打群众以至死人，除曲靖专区的泸西、富源、曲靖、罗平等县以外，红河区的曲溪县和开远县，大理区的祥云县，昭通县的会泽县者海区等地，也相当严重。富源黄泥河乡，在病中被打死、吊打后病死、逼死、关死的共24人；一个小女孩子私自扳了一个包谷竟被砍去一个手指。这种情况也与曲靖地委领导作风飘浮，严重地缺乏群众观点，对干部不进行思想工作而依靠压力的作风分不开。而一般地区，干部中的强迫命令，动辄罚工分、戴黑条子，“斗他一台”，“辩你一下”等整群众的现象，也相当普遍。这种强迫命令现象没有得到及时发现和制止，也和我们思想上的片面性有关。大跃进以来，绝大多数干部作风确实有极大转变，与群众同甘共苦，实行三同，艰苦朴素，密切联系了群众，领导了大生产。我们看到了也充分肯定了这个事实和变化，是必要的。但是，在大跃进中，任务艰巨急迫，群众干劲大，听党的话，实行了组织军事化，可能掩盖强迫命令的滋长，容易产生简单急躁粗暴，我们对此警惕不够，没有在这方面向干部及时进行教育，甚至有时只是压任务，表扬完成任务好的，而不去检查完成任务的手段，以致助长了强迫命令的发展。同时，通过反对右倾保守思想，提倡思想解放，敢想、敢说、敢做的风格，确实打破了许多迷信，各项工作都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巨大成绩。但是，我们对于主席和中央早就提示的可能产生浮夸、谎报、报多不报少、报喜不报忧、看好不看坏、说好不说坏的情况，则更加警惕不够。有时虽然有所了解，也曾遇到典型事例，但只把宣当作个别问题来处理，却没有把它当作一种倾向，大张旗鼓地对全党全体干部进行深刻有力的教育。甚至省委本身也有报喜不报忧的错误，这次病情就向中央报告很少。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三）更严重的是：问题发现后，态度不够坚决，没有采取断然措施，及时而又严肃地处理，致使死人现象未能迅速制止。当时，虽然抓了，但是抓而不紧，实际上等于没有抓。病情发生后，省委虽曾派出医疗人员检查病因，进行治疗；但下面干部不承认病因是营养不良，和医务人员争执不休，长期得不出结论。直到7月初省委亲自分析研究病情后，才得出结论和肯定了治疗与预防的措施，但又只更多的注意了突击治病，而对干部作风问题注意不够。在我们的思想上，常常把生产与生活对立起来；把保护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与揭发和批判坏人坏事对立起来。因此，犹豫不定，决心不大。我们对主席在成都会议上关于调节劳逸关心群众生活的指示认识不够，作的不认真。虽然也提出保证群众吃饱睡好和有一定的零用钱等；但是，措施不具体，执行不严格，致使关心群众生活实际上流于空喊口号。事实证明，我们这种认识是错误的：陆良县经过供应粮食，组织医疗，解决群众困难，初步整顿基层组织，镇压了敌人，处理了坏干部，并在群众中作了宣传教育之后，除了少数群众尚有怨气需要继续做工作外，一般反映很好，说：“原来认为毛主席的政策变了，现在毛主席的政策又回来了”；工作随之也大有起色。该县在秋收秋种中，进度与质量在全专区跃居第二位；炼铁炼钢也迅速赶了上去；在全省是第一个完成公粮入库的县份。

　　在这一年当中，省委领导主要精力抓了工农业生产，水利、积肥、春耕、抗旱、田间管理、钢铁铜；但是，对人民群众的生活则关心不够，对于群众的思想和干部作风了解不够。这充分说明我们存在着见物不见人的倾向，是一种没有真正政治挂帅的表现。这次沉痛的经验教训，集中地暴露了，我们在完整的群众观点和正确地区别对待和处理两类矛盾，这两个最根本的问题上，解决得不深不透。说明了我们缺乏完整的群众观点和存在着脱离政治的倾向。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主席最近几年来不断苦口婆心教导我们：对人民内部问题，只能说服，不能压服。但是，由于我们学习不够，体会不深，教育干部不够，以致许多基层干部分不清两类矛盾的性质、区别和正确解决的方法，仍习惯于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来对待人民群众。这些，都是思想上产生强迫命令作风的重要根源。

　　作为一级高级党委，在这样几个根本问题上犯了错误，是严重的，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代价，教训是沉痛的。主席对云南肿病死人事件的关怀，给予我们很大的教育和督促；王从吾同志来云南检查工作也给我们很大的帮助。我们决心通过这一事件，从中深刻地吸取教训，借以教育提高云南省全体党员和干部，从而改进我们的工作作风，促进生产的更大跃进。目前，我们正在召开地、市委第一书记会议，根据主席在郑州会议五次讲话的精神、“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的第五条、“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草案”的第四十条，以及主席和中央的历次有关指示、严肃认真地进行检讨，通过整风的方法，集中检查批判省委和地、市委两级的领导作风和群众观点，认真接受经验教训。并且打算立即采取几项初步措施：

　　1．地、市委书记会议后，立即结合对群众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在全党和全体干部中，进行一次以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中心的整风。在肯定今年大跃进成绩的基础上，采取“四大”的方法，从上而下与从下而上相结合地检查批判强迫命令和不关心群众生活的倾向。并组织专门小组，对肿病死人事件进行认真的检查，根据“三严”（严厉打击敌人，严肃处理严重违法乱纪分子、尤其是极其恶劣的蜕化变质分子，严格要求领导者）的精神，严肃处理死人事件中的违法乱纪和失职问题；属一般强迫命令的基层干部，也要郑重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从正面和反面去使大多数干部受到教育。以便通过这种对少数人要求从严和对大多数人教育提高相结合，着重正面教育与不放松从反面接受教育相结合的办法，达到既纠正干部中强迫命令和不关心群众生活的错误倾向，又继续保持和发扬锐气，保证继续跃进的目的。

　　2．立即具体排队，组织办量，采取有领导地群众运动的办法，彻底改造落后县、落后乡、落后社，拔掉各个角落的白旗。

　　3．从各方面调节群众的劳逸和生活。立即执行郑州会议关于作息时间的规定；立即检查和改善矿山、水利工地和运输等各个战线上民工的衣、食、住和劳动安全情况；加强对公共食堂和托儿所的领导和民主管理，各级党委要有一个书记或常委专管群众的生活问题。

　　4．鉴于农民问题仍然是一个根本问题，许多干部并不真正了解农民。一年来干部和群众三同确有很大进步，但是，领导干部还受一定局限。因此，我们确定，学习解放军的榜样，除了管工业的书记可以下厂当工人外，从县委书记到省委书记等主要干部，从今年12月份起，每年每人分批轮流当一个月农民。推广陆良县和很多地区行之有效的办法，撤销所有区、乡、社的干部伙食团，一律参加群众的公共食堂吃饭，以便更加直接地了解和关心群众生活。

　　5．鉴于多数干部缺乏生理和营养知识，必须加强对干部进行这方面的教育，立即编印一本“食物营养基本知识”的通俗册子和挂图，并要求所有生产队长以上干部，都进行学习。

　　6．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省委及各级党委对肿病死人问题，没有进行集体讨论，是造成这次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使今后不再重犯类似错误，必须在继续坚持分工负责、深入下层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党委的集体领导。

　　地、市委书记会议整风检查情况，容后另报。

　　鉴于省委的失职错误严重，有负于中央和人民的委托；为了教育全党和教育我们自己，请求中央给我们以应得的处分；这样，实际上是给予我们更好地纠正错误的一种支持。

　　 中共云南省委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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