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主席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第二次讲话(记录) ## (1958年过5月17日下午)   讲讲卫星上天吧。上天是好事。这个卫星重量比第二个大一倍以上。也许几个月以后,一年、两年、几年以后,也许再搞大一点,两三千公斤的、五千公斤,我在莫斯科会议上讲搞五万公斤的。搞到五千公斤只是十分之一。突破这一关就可能搞两万到三万公斤,这是很大的好事。   资本主义世界现在乱子很多,我们的世界乱子很少,我们团结巩固。南斯拉夫不算在我们的阵营内。不是我们不要他,是他自己不干。我们的阵营十二个国家,形势很好。我们的阵营从来就好,本来没有那一天不好过。不过有时天上有些乌云。也许有人认为我们不行,人家行。我说我们行。趁着卫星上天,我在莫斯科会上讲十大理由,其中有一条讲中国。证明我们历来就行。蒋介石在南京,我们在延安时,延安只有七千人,还连郊区在内。南京、上海等大城市,在蒋介石手里。他有几百万军队,我们只有几十万游击队。从来就是小的弱的有生命力的战胜大的、强的、没生命力的。因为小的、弱的是有生命力的,他总是爱发展的。总的形势很好。希特勒、蒋介石、美帝国主义,不在话下。我们从来把美帝看成是纸老虎,美帝可惜只有一个,十个也不在话下。因为横直迟早他是要灭亡的。   日本人在北京和我说:很惭愧,过去打过你们。我说你们做了好事情,正因为有了你们的侵略,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使我们团结起来,领导全国人民,打走了你们,打到北京。我们在延安时说那一年才能看到梅兰芳、程艳秋的戏,有的人怕这一辈子看不到。可是,我们看到了。革命形势发展很快,七大以来,全党团结,就把蒋介石推翻。现在我们又取得了很多胜利,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了。七大有个纲领,这次会议,,也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也有个共同的纲领,全党一致制订了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也是全国人民的总路线。全党团结起来,全国人民团结起来,这是国内形势。   国际形势,各地都有乱子。帝国主义内部吵架,世界不太平。法国、阿尔及利亚、拉丁美洲、印尼、黎巴嫩,乱子都出在资本主义世界,但对我们都有关系。凡是反帝的东西,对我们都有利。帝国主义内部吵架,他们压迫印尼、黎巴嫩、拉丁美洲,还争夺阿尔及利亚(不详讲,看材料)。总而言方,有时形势似乎不好,天上有乌云,这时我们要有定见,不要被暂时的现象所迷惑。不要被暂时的黑暗所迷惑,以为我们就不好了,就觉得世界不好了,要倒霉了,没那个事!我们过去最不好的那一段是万里长征,前堵后追,军队少了,只剩下一点点,地方小了,党也不了,十个指头剩下一个。那样的困难我们都克服了,得到了锻炼。以后新机会来了,又发展了,又由一个指头发展到十个指头,一直发展到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全国的胜利。苏共党史第一章,第一页,就讲这个由小到大的辩证法。苏共由几个人开始的小组,发展成为领导苏维埃联邦的大党。他们当时一枝枪也没有,而他们的敌人先是沙皇,后来是克伦斯基政府,都是全付武装的。是全付武装强,还是手无寸铁强?你说那个强?我说是手无寸铁的人强。最后谁战胜谁呢?我们党的情况也一样,从1921年我党成立只有几十个人,第一次大会到十二个代表。董老,就有你呀!你参加了吧!(董点头微笑)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周佛海,是个“好同志”(笑声),有陈公博,又是个“好同志”(笑导报)。陈独秀没有到会,因为他有威望选他当总书记。可是他不成材,他不成器,他是伯恩斯坦主义。民主革命他干,是激进派,社会主义革命他不懂。他不懂不断革命,犯了错误。想一想我们党的历史,我们经过了多少困难,有一段万里长征,还有一段三中全会到四中全会。四中全会在上海开,没有几个人了。危及存亡,党在分裂。二万五千里长征时候,也是党在分裂。那样困难的局面。党经过了分裂,以后又团结。张国焘跑了,党恢复了团结。后来在延安,蒋介石和日本人包围我们,将我们分割成十几块根据地,在延安那样,到底延安强些还是南京强些?我们强些还是蒋介石强些?现在证明是我们强。不然为什么现在我们能在怀仁堂开会呢?他为什么跑到台湾呢?是谁胜利?   中国是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讲国际形势就要讲中国。有生命力的被压迫的劳动人民是有前途的。现在社会主义有很大的同盟军。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独立运动。是我们的同盟军,这些地区是帝国主义的后方,在他们后方有我们的同盟军,我们绕到帝国主义后方来了。列宁说:“先进的亚洲,落后的欧洲。”欧洲、英、法、意、西德、比利时、葡萄牙都落后了,美国也落后了。你看究竟他们先进我们先进。斯大林懂得这一点,1949年6月少奇同志带领我党的代表团到苏联。斯大林在宴会上举杯祝贺中国将来要超过苏联。少奇说:“这杯酒我们不能喝,我们时间太短,中国同志不好意思喝,你是先生,我们是学生,我们赶上你你又前进了。”斯大林说:不对,学生不超过先生那还算什么好学生,一定要喝,僵了一、二十分钟,最后少奇同志只好还是喝了;先生教了学生,学生赶不上先生就不争气,要喝,我现在就喝了。这说明不仅列宁,连斯大林也看出了先进的东方。我们不要狂妄,把尾巴翘到天上去,也不要有自卑感,妄自菲薄。要破除迷信,将自己放到适当地位上。应当敢想、敢说、敢做,基础是马列主义。铁托也敢想、敢说、敢做,但他的基础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而不是马列主义。我们的基础是马列主义,因此我们是正确的,所以敢想、敢说、敢做是不会出乱子的。   讲讲国内问题。国内问题还是一个农民同盟军问题。中国革命始终是农民同盟军问题。工人阶级假如没有农民同盟军,就不能得到解放,就不能建设强大的国家。解放前工人阶级数目只有四百万人(手工业除外),现在有一千二百万人,增加了两倍,连家属在内也不过四千万左右,而农民则有五亿多。中国的问题始终是农民同盟军问题。有些同志对这个问题不很清楚,在农村混几十年也不清楚。1956年为什么犯错误?主要原因就在这里。对农民思想情绪不太懂,因此没有根,风浪一来就容易动摇。1956年我们出了一本农村社会主义高潮的书。搜集了各省、自治区一百几十个合作社的资料,那一省都有几篇文章。只有西藏、新疆没有。其实不要那么多,有一个河北省遵化县王国藩合作社的资料就差不多了。另外冀中有个穷棒子社统统垮完了,中农跑了,只剩下三户不散,他们还是坚持下去,这三户指出了五亿农民的方向,每个省都有许多合作社增了产,一增就是一倍,几倍,你还不相信吗?农业四十条一定能实现你还能不信吗?我看是能够实现的。在1955、1956、1957年上半不相信的人相当多。所谓观潮派很多。秋后算帐很多,从中央到各级都有。现在还有张仲良说的秋后算帐一派,不去找积极因素,只找消极因素。听几个干部说农村不大妙,三、四个人往耳朵内一吹,说合作社不好,眼前一片黑,农民不够吃,说什么不增产,无余粮等。家里人写信为了要钱就说得很厉害,写得苦一点,说什么粮、油、布都没有了,不然你就不寄钱。这些你要加以分析,真的油、粮、布都没有了?柯庆施同志给我讲过,在江苏时做过一个统计,1955年县、区、乡三级干部中30%闹得最凶,替农民叫苦,说统购统销“统”多了。他们是些什么成分呢?这些干部的成分都是富裕中农,或是贫农、下中农上升为富裕中农的。所谓喊农民苦就是富裕中农苦。有粮不想拿出来,就是想搞资本主义。下边这样叫,地、省、中央一级没有喊吗?没有人多多少少受家庭、农村的影响吗?问题是看你站在那个立场看问题。是站在工人阶级、贫农、下中农立场上看问题呢,还是站在富裕中农立场上看问题。现在比较好些,大跃进还要继续下去。经过整风,反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一部分管理工作,城乡政治空气变了,农业悲观论、“没希望”、“四十条不能实现”,可说一扫而光了,但还有一部分“观潮派”“秋后算账派”,这部分人还没扫光。所以要注意这个工作   谭震林报告中提到要防止华而不实、浮而不深、粗而不细。这话是江苏提出的,就是说要看出自己的缺点,十个指头,九个指头是光明的一个指头是阴暗面。华者花也,不要只开花不结果,粗而不细。张飞粗中有细,张宗昌做寿在他倒霉的时候,有人讲他这一句,他很高兴,因为他们都姓张。我们就当张飞,要粗中有细,不要华而不实,粗而不细,以免秋后达不到指标的要求。各行业各部门同志们都要注意,不论什么工作、工业、农业、商业、文教,写小说……等工作都要注意。   国内形势很好,大家都看到一片光明。过去思想不统一,包括多快好省在内,没有信心,多快好省是讲工业、农业、交通,各项工作,基本问题是农业,基本是对四十条的问题,现在信心高了是由于农业生产大跃进。农业跃进压迫工业,一齐跃进,推动了整个工作。南宁会议上提出一个问题。五年、七年究竟几年地方工业的产值赶上或超过农业的产值。各省就进行规划。这个纲一提起来,1月不算,2、3、4只有三个月,省、县、乡的地方工业就蓬蓬勃勃地搞起来。现在许多同志都了解了,1956年下半年中央有些同志不大了解。经过1956年、1957年上半年,4、5、6几个月,现在解决了。去年6月,恩来同志的报告很好。以无产阶级战士的姿态向资产阶级宣战,很好的报告,那篇文章很可再看一下。那时问题真正解决了,深刻了解还在以后。中央规定中央负责同志一年下去四个月,解剖几个麻雀,几个工厂、几个合作社。把根扎在人民群众身上,把人民群众的根扎在脑子里,不然总不深。扎根串连就扎这个根,感谢河南省长葛县第一书记的发言。这个发言很好,我又看了一遍。一年把一百一十二万亩土地全部深翻一遍,深翻一尺五寸。争取亩产八百斤。这就提出一个新问题,各县是否都能做到。河南长葛县能做到,别的县难道不行吗?一年不行、两年不行、少了?三年行不行?少了,四年、五年就可以了吧?五年总可以翻一次吧?我看五年总可以!他们第二个五年,计划把全县所有的地都翻一遍。没有好工具就用长葛县那样的工具,用他们那种办法。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没有别的办法,就用他的办法。也许还有别的办法。他的办法是:先把表层熟土翻在一边,然后把肥料使在生土上,再用铁锨把二层生土翻开,与肥料搅拌,打碎圪拉后,仍放在下层不动。挨着翻第二行,把第二行熟土翻在第一行生土上。依此翻下去,表层土不变。这是一大发明,山东大山社深翻增产一倍,至少增产百分之几十。增产的措施土壤应当放到前面。水、肥、土、种子,还有密植。深耕细作要单列一项。广东一亩要搞三万垛,每垛插上三根秧。每根秧发三根苗。结二十七万个穗,每穗平均六十粒,共一千六百二十万粒。二万粒一斤,一亩八百一十斤。亩产八百斤不就算出来了吗?北方的小麦、玉米、谷子、高粱、大豆等都可以这样算一算,密植就是充分利用空气和阳光。现在不是反浪费吗?就应反掉对空气和阳光的浪费。空气中的二氧化碳被植物吸收变成碳水化合物,经过光合作用制造植物需要的东西。粮食是热能储藏库。每个团粒机构都是个小水库。   主题是要研究几个合作社、几个工厂,军队搞几个连队,教育搞几个学校,商业搞几个商店。不要多了,总之,各行各业都要搞几个,抓几个麻雀,然后脑子里才有深刻的印象。要尊重唯物论辨证法,首先尊重唯物论。为什么要尊重唯物论。列宁说,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是一个东西。人的思想从那里?生下来就有,还是观察实践之后才有?人的思想不是天赋的,是后来外界事物反映形成的概念。看见狗、看见人、小孩、树木、石头、牛、马、沙子、河流千百遍的反映,然后形成人、狗、牛、马、石头等概念,概念初步形成之后才可推理和判断。问三岁小孩子,你妈妈是狗还是人?他能回答是人不是狗。这就是小孩子的判断。妈妈是个别的,人是一般的,这里面有同一性,这是个别与普遍的对立的统一,这就是辩证法。所以说三岁小孩就懂得矛盾统一,懂得辩证法。你们不信吗?我们的思想是由客观世界刺激感官而形成的。是客观实践所形成。概念是那里来的?是客观世界来的。现在的多快好省的概念是积累了许多的经验才形成的。中国的经验、苏联的经验,根据地的经验,几年建设的经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这两句也是非要不可的。没有这个不行。一个人、一群人、一个党,没有劲,劲不足,就不好办事。力争上游,上游就是四川,想不想到四川一看?我去过了,不争下游,下游是江苏。这是借自然地理来谈问题。要向先进看齐,苏联卫星上天,我们要看齐。卫星的四川是在莫斯科。我们要不要也抛一两个上天?卫星要搞一搞,一千多公斤我们不抛。要抛就是一两万公斤,也许先抛两个小的,但美国那个我们不抛。只有鸡蛋大。   我们的同志要和群众联系。要学群众的感情。要使群众思想感情深入到我们脑筋中来;群众的感情不深入我们脑子,就容易动摇。过去我们打仗也常遇到困难,到半夜十二点还无办法,睡一觉第二天办法就出来了。经常有困难的事,不容易的事。孙中山说积四十年的经验,我们是积几十年经验,深知凡遇到困难的事就和群众商量一下,睡一觉、开个会,就可解决问题。现在没有问题,没有困难吗?不要为一时的黑暗所吓倒。我们经常有两个因素,一是光明,一是黑暗,现在河北北部就干旱不下雨,你说河北同志不发愁?他们去年搞四十亿斤,今年搞八十亿,就是旱也要增产五十亿斤到六十亿。国内形势很好,有黑暗不要怕,有两个侧面,光明与黑暗。犯过错误的同志,过年6月就了解了,现在更深刻地了解了,还有很多“观潮派”,“秋后算账派”,也不怕,多讲点道理,要好好说服他们,摆一摆国际国内形势,进行教育。   讲个除四害。除四害好不好?我很感兴趣。参考消息说印度人也感兴趣,也想除四害。他们有猴子一害,吃很多粮食,谁也不敢打,说它是神。我们不提“干部决定一切”、“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也不提“苏维埃加电气化就是共产主义”。不提好,我们不重复,不提这个口号是否就不电气化?一样的电气化,而且更化的厉害些,前两个口号是斯大林的提法,有片面性。“技术决定一切”——政治呢?“干部决定一切”——群众呢?在这里缺乏辩证法。斯大林对辩证法有时懂有时又不懂。这点我在莫斯科会议上讲过。   我们的口号,多些,快些,好些,省些。我看我们的口号高明一些。应当高明一些。因为先生教出学生,学生应当比先生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后来者居上。他“干部决定一切”我们要干部嘛,他“技术决定一切”我们要技术嘛,他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我们要共产主义嘛。我看我们的共产主义可能提前到来。苏联的老底子在1931年时是四百万吨钢,那是在辛亥革命后两年。十月革命时工人四百万,从1917年到1920年三年内战不算,从难1921年算起到1940年到1941年6月,共计二十年加半年,他们搞到一千八百万吨钢,斯大林在1946年选举会议上演讲,德苏战争是1941年6月开始。就拿这点钢打败了希特勒。苏联二十年半比老底子增加了一千四百万吨钢。我们不要这么多时间,我们有苏联的帮助,有六亿人口,有苏联四十年的经验,从他那里学,他走对的我们学,不对的我们不学。几千万吨钢我兴趣还不大。1962年我们钢三千万吨,一说三千五百万吨,还有一说四千万吨。八年加五年,十三年,我们老底不是四百万吨,只有九十万吨,这些钢主要是日本搞的,其次是蒋委员长。蒋介石实在不高明,他搞了二十年加满清张之洞的老底子才搞了四万吨,蒋不灭亡实无天理。苏联从四百万吨钢二十年加半年增加了一千四百万吨。我们十三年不是增加一千四百万吨而是三千万吨,所以说事在人为。六亿人口加上苏联经验,几个并举,工农业同时并举,中央工业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中小型同时并举,有群众路线,有真正的民主集中制。列宁讲党群关系讲的很好,列宁讲不管多大的官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分出现。斯大林在这方面不会讲。十三年,三千万吨钢可能超过,数字不着重,总而言之,大大超过。为什么?六亿人口,群众路线,以普通劳动者的资格出现,我们发展了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大家敢想、敢说、敢做。落后阶层、富裕中农、下中农、贫农、工人中一部分落后的人也起来了。   有紧张有休整,常紧张不行,又紧张又松弛,太累了不好。河北、河南大办的又红又专的学校,这很好。可是大家太累了,上课时有人打瞌睡,先生也累了,但不敢瞌睡。我们要有张有弛,张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张文武不为也。文王、武王人家是圣人啊!尚且不能,有紧张有松弛有团结有斗争,只有团结没有斗争不行。观潮派,秋后算账派要斗争,但目的是为了团结,阿Q最伤心的事是不准他革命。不帮助人家改过,一味批评不好。一斗二帮,要有好心,没有好心起心不良不好,无非是打倒你我来。多一个发人好少一个人好,人多一点好,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辩证法在中国应该得到发展。别的地方我们管不着,中国由我们管,我们这一套比较合乎辩证法,比较合乎列宁,不大合乎斯大林。斯大林说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的发展,否认矛盾。死前写了一篇文章否定了自己,说完全适合不是没有矛盾,处理不好也可能发展成为对抗性的,不能说斯大林没有辩证法。有,有几成,有迷信,有片面,但也以他的方法建成了社会主义,打败了敌人,有五千万吨钢,今年可能到五千五百万吨,三个卫星上了天,那是一种方法,我们是不是可以找另外一种方法?都是搞社会主义,都是马列主义。比如阶级斗争我们采用列宁的而不采用斯大林的,斯大林不搞自下而上的阶级斗争,对东欧、北朝鲜搞和平土改,没有斗地主,没有反右,只是自上而下,对资本家不斗争,我们有从上而下,但又加了一个从下而上的扎根串连,阶级斗争,我们要列宁的方法。“三反”“五反”斗争资产阶级,十五个吊桶打水,七十八下,提心吊胆,现在搞建设,搞群众运动,从上而下的要一点,如政府的命令指示,规章制度等等,但大量的要群众自己来搞。东欧和朝鲜的办法我们叫恩赐观点、和平土改,路线不对,遗害无穷。   为什么我们比苏联的建设速度要快?四十年他们搞五千万吨钢,我们可能只要十五年就行,从今年起可能再有七年,到1962年四千万吨,王鹤寿提出很有可能1963年达到五千万吨以上。是否如此,请大家想一想。讲十大关系时讲过,可否比苏联快一些?因为我们条件不同,六亿人口,苏联走过的道路,技术援助,应当比苏联发展的快一些,我们将列宁十月革命的传统,列宁的群众路线加以发挥,依靠群众基础,农村依靠贫农,不过他没有这句话。   昨天有一同志说跟着某个人走就不会错。某个人就指着我,我叫毛泽东。这句话要修正一下,又跟又不跟,一个人有对有不对。对就跟,不对就不跟。不要糊里糊涂的跟。跟字这样用法就不妥当。我们跟马克思、跟列宁,有些东西跟斯大林,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即使掏大粪的、扫街的,只要他有真理我们就跟,糊里糊涂的跟某个人走很危险,要独立思考。合作化我们跟贫农和下中农,多快好省是群众中出现的,这个厂这个社多快好省,为什么别的不行?   我们同志对十个指头,往往搞不清,一出事,忘了十个指头。劳动人民内部有缺点是九个指头的问题。我们同志犯了错误也是如此。我这不是讲古大存、李世农、潘复生、陈再励、李峰。吴芝圃同志发言很好。安徽发言为什么不讲李世农。浙江讲沙文汉也讲少了。要献宝让大家见识见识,为啥不讲。他们这些人不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沙文汉是十个黑指头,陈再励也是十个指头黑了,李世农九个黑指头,只是一个指头干净。我讲的犯错误同志九个指头一个指头的人是在大风浪中有动摇,现在又持清楚了,不是指那些人。要团结、要保护,要坚决保护各级积极分子,虽然有错误,但他们积极,他们怕大鸣大放,怕下不来台。坚决保护就下了台了。他们的错误只有十分之一,在整风中要坚决保护这些干部。青岛会议文件上就讲了保护干部的问题,以前也有。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一般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个别例外。资产阶级中间派、中中,是五个指头与五个指头(五个指头是资本主义,五个指头是社会主义),中左是六个到七个好指头,中右是六个到七个黑指头。资产阶级东西他们长期反对人民的脑筋一下洗不干净,需要几次反复。资产阶级还会反复,大的没有,小的可能。罗瑞卿说,反革命还要反复的,还提到群众路线,讲得好;资产阶级也会起风浪,12级台风面前我们有些同志还会摇摆的,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反复。但有了去年这一年的经验,全党经历了一次锻炼,就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波匈事件我们没有问题。去年那么大的风我们的船没有翻。有人说“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写早了一点,也不早。再下去有些左派也要烂掉。实际上去年12月以后还在小学教员中搞出十几万右派,占全国30万右派的一半,他们还是猖狂进攻,你说章罗划了右派就不进攻了吗?他照样进攻,只要温度适宜达37度到38度,那些东西照样会放出来的。不要忘记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1956年反冒进就是丢了这个问题,不从本质问题,要从中吸取教训。   现在讲点黑暗,要准备大灾大难。赤地千里无非是大旱大涝,还要准备打大仗,战争疯子要甩原子弹。疯子要甩原子弹就甩吧,我有什么办法?不对我说,又没和我商量,我也不是他的参谋长。还要准备党搞的不好,要分裂,我们搞的好不会分,那件事搞的不好也会一分为二。现在这样搞不会吧?但在某种情况下有可能。苏联还不是分裂了吗?莫洛托夫分裂出去了,苏共中央有两派,莫洛托夫一派,赫鲁晓夫一派。赫鲁晓夫有缺点,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我和尤金谈过,说我们有分歧,对斯大林问题、和平过渡问题都谈过。我们有些事如大鸣大放问题你们也不一定赞成,有意见,但都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在莫斯科和赫鲁晓夫、米高扬、伏罗希洛夫等同志谈话,我们这有小平同志,单独谈,把这些问题都提出来了。和平过渡问题这次才解决了。去苏途中,波斯伯洛夫到伊尔库斯克来接我们,说起这个问题。莫斯科宣言起草会上少数人谈到斯大林问题、和平过渡问题,公开场合不谈,法宝留一点,个别谈都谈了,谈斯大林欠我们的债,我们有一肚子气,气拿出来帝国主义就高兴。什么气,两笔账,一王明路线,二不许革命。王明实际是斯大林路线,抗战时,第二次王明路线也是如此,以后则不计我们革命,不准打内战。雅尔塔会议上谈定,罗斯福劝蒋介石,斯大林劝我,说打内战我们民族有毁灭的危险,说的过分。怎么能毁灭呢?有那么容易?打原子仗我们死一半还有3亿人口。在12国会议上讲,气不多了,什么气我不讲;我们阵营要注意,要支持赫鲁晓夫,帮助他稳定下来,要以苏联为首,在南斯拉夫问题上赫鲁晓夫与南斯拉夫搞好,是对的,现在我们已做到仁至义尽,南斯拉夫你又搞一套,就输理了。主动权在我们手里。   战争与和平。和平的可能性大于战争的可能性。现在争取和平的可能比过去大,社会主义阵营力量比过去强大,苏联强大,和平的可能性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大。民族独立运动是我们强大的同盟军,西方世界不愿意打仗的人多,工人阶级受欺骗的人不多,资产阶级一部分人也不愿打仗,美国人也不愿打仗,和平的可能性大于战争的可能性。但也要准备有疯子,也有战争可能性,帝国主义为了摆脱经济危机,现在不如过去,打原子战,时间会缩短,不要四年只三年就可以了。要准备,真正打怎么办?要讲讲这个问题,打也好,把帝国主义扫光,然后再来建设,从此就不会再有世界大战了。我也不是杜勒斯的参谋长,他也没请我去,我还是住在北京啊!有可能打,打起来也不要大惊小怪,打起仗来无非也就是死人,打仗死人我们见过,人口消灭一半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有过好几次。汉武帝时五千万人口,到三国两晋南北朝,只剩下一千多万,一打几十年连连续续几百年,三国两晋南北朝,宋齐梁陈。唐朝人口开始是两千万,以后到唐明皇时又达到五千万,安禄山反了,分为五代、十国,一两百年一直到宋朝才统一,又剩下千把万。这个道理我和尼赫鲁讲过,现代武器不如中国关云长的大刀厉害,他不信。对不对,范文澜同志你研究研究。第一、二次世界大战死人并不多,第一次死一千万,第二次死三千万。我们一死就是四千万,你看那些大刀破坏性多大呀。原子仗现在没有经验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二十几亿人口剩九亿,换来一个资本主义全部灭亡,取得永久和平,这不是坏事。   假如党分裂,就要乱一阵。假如有人不顾大局,和莫洛托夫、高岗一样不顾大局,党就要分裂。他就要走到自己的反面。不平衡走向反面就是平衡。那时你们要注意一下。中央委员更要注意顾全大局,谁不顾大局,谁就要跌跟头。莫洛托夫不让赫鲁晓夫革命。他不看中国小说,未看过阿Q正传。你们看过阿Q正传没有?这是本好书,没看的要看。高岗不准中央个别同志有个别缺点。莫洛托夫他们把一个指头的缺点变成十个指头,闹分裂,搬起石头打了自己的脚,张国焘闹分裂有什么好处?不应闹分裂,搞分裂是不对的,只有象第二国际时代,德国社会民主党是投帝国主义战争的票时列宁才和他们决裂。在以前列宁和他们有斗争但不决裂。我们要作合法斗争,争取多数,不要搞分裂,不顾大局,山东的李峰、广东的古大存。冯白驹比古好一些,有进步,河南的潘复生,中央候补委员,不要学他们。潘不是闹分裂而是右的问题。是实行、鼓吹机会主义的问题。古大存、李世农、沙文汉是闹分裂问题,广西陈再励也是,冯白驹稍好一点。他们站在错误的立场上,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新疆也在一批干部闹分裂,不是各民族团结起来,而是要分裂出去。西藏也有人在闹,想闹分裂,不讲合作,闹分裂的人都是会失败的。   我们是要调动六亿人民的力量,连右派我们都要作工作,分化他们,你们开了右派分子会议了没有?右派十个有七个,十年八年改好了,会站到我们方面来,摘掉右派帽子,再三、五年,再搞右派,再戴上。   · 来源:   甘肃省某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