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

　　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点把火，可以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

　　讲点这样的意见，我们看了同志们的记录、发言、文件，和一部分同志讲了话，我感觉到有两种倾向，这里讲讲。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跳之势。吴稚晖说孙科一触即跳。因之有一部分同志感到有压力，即是不愿人家讲坏话，只愿人家讲好话，不愿听坏话。我劝这些同志要听，话有三种，嘴有两用。人有一个嘴巴，一曰吃饭，二曰讲话之义务。长个耳朵就要听。他要讲你有什么办法?有一部分同志就是不愿意听坏话，好坏都是话，都要听。话有三种：一是正确的，二是基本正确或不甚正确的，三是基本不正确或不正确的，两头是对立的，正确与不正确是对立的。现在党内外夹攻我们。右派讲：秦始皇为什么倒台？就是因为修长城。现在我们修天安门，要垮台了，这是右派讲的。党内有一部分意见还没有看完，集中表现在江西党校的反映，各地都有。所有右派的言论都出来了。江西党校是党内的代表，有些人就是右派，动摇分子。他们看得不完全，做点工作可以转变过来。有些人历史上有问题，挨过批评，也认为一塌糊涂，如广东军区的材料。这些话都是会外的讲话。我们是会内外结合，可惜庐山上太小，不能把他们都请来。象江西党校罗隆基、陈铭枢。这是江西人的责任，房子太小吗。

　　不分什么话，无非是讲一塌糊涂。这很好，越讲得一塌糊涂越好，越要听。我们在整风中创造了“硬着头皮顶住”这样一个名词。我和有些同志讲过，要顶住，硬着头皮顶住。顶好久?一个月、三个月、半年、一年、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有的同志说“持久战”，我很赞成，这种同志占多数。

　　在座诸公，你们都有耳朵，听麻！无非是讲得一塌糊涂，难听是难听，欢迎！你这么一想就不难听了。为什么要让人家讲呢？其原因，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掉下来。因为我们做了些好事，腰杆子硬。我们多数派同志腰杆子要硬起来。为什么不硬？无非是一个时期蔬菜太少，没有头发卡子，太少，没有肥皂，比例失调，市场紧张。什么人都紧张，以致搞得人心紧张，我看没有什么紧张。我也紧张，说不紧张是假的。上半夜你紧张，下半夜安眠药一吃就不紧张。

　　说我们脱离群众。群众还是拥护我们的。我看是暂时的，就是两三个月，春节前后。我看现在和我们结合得很好。小资产狂热性有一点，并不那么多。我同意同志们的意见。问题是公社运动。我到遽平详细的谈了两个钟头。嵖岈山公社党委书记告诉我，七、八、九三个月，平均每天三千人参观，十天三万人，三个月三十万人。徐水，七里营，听说也有这么多人参观，除了西藏都来看了。“唐僧取经”，这些人都是县、社、队干部，也有地、省干部，他们的想法是河南人、河北人创造了真理，打破了罗斯福“免于贫困的自由”。搞共产主义，这股热情怎么看法?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吗?我看不能那么说。是想多一点，无非是想多一点，快一点，这种分析是否恰当?三个月当中，三十万人朝山进香，这种广泛的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只能劝说：同志们，你们的心是好的，事实难以办到，不能性急，要有步骤。吃肉只能一口一口的吃，要一口吃成个胖子不行。××一天吃一斤肉还不胖，十年也不行。总司令和我们的胖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这些干部率领几亿人民，至少百分之三十是积极分子，百分之三十是消极分子以及地、富、反、坏、官僚，百分之四十随大流。百分之三十是多少人?即一亿五千万人。他们要办公社、办食堂，搞大协作，非常积极。他们愿搞，你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吗?这不是小资产阶级，是贫农、下中农、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随大流者，办也可以。不愿意搞者有百分之三十。总之，百分之三十加百分之四十是百分之七十，三亿五千万人有一个时期有狂热性，他们要搞。到春节前后有两个多月，他们不高兴了，变了。干部下乡即不讲话了，请吃红薯、稀饭，面无笑容。这叫刮“共产风”。也要有分析，其中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是什么人?“共产风”主要是县、社两级干部，特别是一部分干部，刮生产队和小队的。这是不好的，群众不欢迎。要坚决纠正，说服他们。用一个月功夫，三、四两月间把风压下去。该退的退，社与队的账清楚了。这一个月多的算账教育有好处，极短的时间使他们懂得了平均主义不行，“一平、二调、三抽款”是不行的。听说现在大多数人转过来了，只有一小部分人还留恋“共产”，还舍不得。哪里找这样一个学校，短期训练班？使几亿人、几百万干部受到教育。东西要交回，不能说你的就是我的，拿起就走。从古以来没有这个规矩，一万年以后也不能拿起就走。有，只有青红帮，青偷红劫，明火执仗，无代价的剥削人家的劳动，破坏等价交换。宋江的政府叫忠义堂，劫富济贫，理直气壮，可以拿起就走，拿的是土豪劣绅的。那个章程我看是可行的，宋江劫的是“生辰纲”，就是我们的打土豪，劫的是不义之财。“不义之财，劫之无碍”，刮之农民，回到农民。我们已长期不打土豪。打土豪，分田地，归公，那也可以，因为那也是不义之财。我们刮“共产风”，取生产队、小队之财，肥猪、大白菜，拿起就走，这样是错误的。我们对帝国主义的财产，还有三种办法：征购、购买、挤垮，怎么能剥夺劳动人民的财产呢？为什么一个多月就熄下这股风了?证明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不信，有历史料材为证。三、四月加五月，几百万干部加几亿农民受了教育，讲清了，他们想通了。主要是干部，不懂得这个财是不义财，分不清界限，没有读政治经济学，未搞通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按劳分配。几个月就说通了，不办了，十分搞通的未必有，几分通，七八分通。教科书还没有懂，叫他们读。公社一级不懂一点政治经济学是不行的。不识字，可以讲，通几分。可以不读书，用事实来教育。梁武帝有一个宰相陈发之，一字不识，强迫他做诗，他口念，叫别人写。说：你们这些读书人，还不如老夫的耳学。当然我不是反对扫文盲，柯老说全民进大学，我也赞成，不能十五年，得延长。还有，南北朝有个姓曹的将军(注：南北朝时，梁朝的曹景宗)，打了仗以后要做诗：“出师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过路人，何为霍去病”。还有北朝解律金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也是一字不识的人。一字不识的人可以做宰相，为什么我们的公社干部、农民不可以听政治经济学?我看大学可以学，讲讲经济学；不识字可以讲，讲讲就懂了。他们比知识分子容易懂。教科书，我就没看，略微看了一点，才有发言权。要挤出时间，全党来个学习运动。

　　他们不晓得作了多少检查了，从去年郑州会议以来，大做特做。有六级会，影响五级会都要检讨。北京来的人哇啦哇啦，他们就听不进去。“我们检讨多次，你们没听到”。我就劝这些同志，人家有嘴巴嘛，要人家讲嘛！要听听人家的意见。我看这次会议有些问题不能解决，有些人不会放弃他们的观点，无非拖着嘛，一年、二年、三年、五年。听不得怪话不行，要养成习惯。我说就是硬着头皮顶住听，无非是骂祖宗三代。这也难，我少年中年时代，也是听不得坏话，就一股气，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也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到现在也不放弃。现在学会了听，硬着头皮顶住，听他一两个星期，再反击。劝同志们要听，你们赞不赞成是你们的事。不赞成，如我错，我做自我批评。

　　第二方面，我劝另外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的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据我观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也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都是正确的，但要看讲话的思想方面站在哪一边？向哪一方面讲?这部分人是第二种人，“基本正确，部分不正确”的这一类人，但有些动摇。有些人在关键时就是动摇的，在历史上大风大浪中就是不坚定的。历史上四条路线，立三路线，王明路线，高饶路线，现在又是总路线。站不稳，扭秧歌。(国民党说我们是秧歌王朝。)他们忧心如焚，想把国家搞好，这是好的。这叫什么阶级呢？资产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我现在不讲。在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党代大会讲过，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的动摇，不戴高帽子，讲成思想方法问题。如果讲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反过来讲，那时的反冒进，就是资产阶级的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泄气性，悲观性。我们不戴高帽子，因为这些同志与右派不同，他们也搞社会主义，只不过是没有经验，一有风吹草动就站不住脚，就反冒进。那次反冒进的人这次站住脚了，如恩来同志劲很大，受过那次教训，相信××同志也会站住脚的。恰恰是那次批恩来的他们那一部分人，这次取他们的地位而代之。不讲冒了，可是有反冒进的味道。比如说：“有失有得”。“得”放在后面是经过斟酌的了，如果戴高帽子，这次资产阶级动摇性，或降一等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因为右的性质，往往受资产阶级的影响，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压力下右起来了。

　　一个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七十几万条都登出来，一个登到头，登得登不完?还有文章长短，我看至少要一年，这样结果如何?我们的国家就垮台了，那时候帝国主义不来，国内人民也会起来把我们统统打倒。你办那个报纸天天登坏事，无心工作，不要说一年，就是一个星期那也要灭亡的。登七十万条，专登坏事，那就不是无产阶级了，这就是资产阶级国家了，资产阶级的章伯钧的设计院了。当然在座没有人这样主张，我是用夸大说法。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

　　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问题要注意，讲话的内容基本正确，部分不妥。要别人坚定，首先自己坚定，要别人不动摇，首先自己不动摇。这又是一次教训。这些同志据我看不是右派，是中间派，不是左派(不加引号的左派)。我所谓方向，是因为一些人碰了一些钉子，头破血流，忧心如焚，站不住脚，动摇了，站到中间去了。究竟中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重复了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一九五七年上半年犯错误同志的道路，他们不是右派，可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距右派还有三十公里，因为右派很欢迎这个论调。现在这种同志的论调，右派不欢迎才怪。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不相信，将来看。这些话是在大庭广众当中讲的，有些伤人，现在不讲，对这些同志不利。

　　我出的题目中加一个题目，团结问题。还是单独写一段。拿着团结的旗帜，人民的团结，民族的团结，党的团结。我不讲对这些同志是有益还是有害?有害，还是要讲。我们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第一方面的人要听人家讲，第二方面的人也要听人家讲，两方面的人都要听人家的讲，我不是说要讲吗?一条是要讲，一条要听人家讲。我不忙讲。硬着头皮顶住，我为什么现在不硬着头皮顶了呢？顶了二十天了，快散会了，索性开到月底。马歇尔八次上庐山，周恩来三上庐山，我们一上庐山，为什么不可以啊?有此权利。

　　食堂问题，食堂是好东西，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粮食到户，节约归己。我看如果在全国保持三分之一，我就满意了。一讲，吴芝圃就很紧张，不要怕。河南等省有百分之九十的食堂还在，那也可以试试看，不要搞掉，我是就全国来讲的。不是跳舞有四个阶段吗？“一边站，试试看，拼命干，死了算。”有没有这四句话?我是个粗人，很不文明。三分之一农民，一亿五千万，坚持下去就了不起了。第二个希望一半左右，二亿五千万，多几个河南、四川、湖南、云南、上海等等。取得经验，有些散了，还得恢复。食堂并不是我们发明的，是群众创造的。河北一九五六年公社化以前就有办的，一九五八年搞得很快。曾希圣说：食堂节省劳动力。我看还有一条，节省物质。如果没有后面这一条，就不能持久。可否办到？可以办到。我建议河南同志把一套机械化搞起来。比如自来水，搞个东西不用挑，这样一来，可以节省劳动力，还可以节省物质。现在散掉一半有好处。总司令，我赞成你的说法，但又和你的说法有区别。不可不散，不可多散。我是个中间派。河南、四川、湖北等是左派，可是有个右派出来了。科学院昌黎调查组，说食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学“登徒子好色赋”的办法。登徒子攻宋玉三条：漂亮好色，会说话，不能到后宫去，很危险。宋玉反驳说：“漂亮是父母所生，会说话是先生所教，好色无此事。天下佳人不如楚，楚国出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云美者，莫若陈东家之子，增一分过长，减一分过短。”登徒子是大夫，大夫就是今天的部长，是大部，如冶金部长、煤炭部长、还有什么农业部长。科学院的调查组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攻其一点的办法，无非是猪肉，头发卡子。无论什么人都有缺点，孔夫子也有错误，我也看过列宁的手稿，改得一塌糊涂，没有错误，为什么要改？食堂可以多一点，再试试看，试他一年、二年，估计可以办成。人民公社会不会垮台？现在没有垮一个，准备垮一半，垮七分，还有三分。要垮就垮，办得不好，一定要垮。共产党就是要办好，办好公社，办好一切事业，办好农业、工业、商业、交通运输、文化教育。

　　许多事根本料不到。不是说党不管党吗?现在计划机关不管计划，一个时期不管计划。计划机关，不只是计委，还有其它各部，还有地方，一个时期不管综合平衡。地方可以原谅。计委同中央各部十年了，忽然在北戴河会议后开始不管了，名曰计划指示，等于不要计划。所谓不管计划，就是不要综合平衡，根本不去算，要多少煤，要多少铁，要多少交通。煤铁不能自己走路，要车马运。这点我没料到。我和少奇、总理根本没有管，不知可说也。我不是开脱，也是开脱，因为我不是计委主任。去年八月以前，主要精力放在革命方面，对建设根本外行，对工业计划一点不懂，在西楼(注：北京中南海西楼)时曾经讲过，不要写英明领导，管都没管，还说什么英明。但是，同志们，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主要责任在我身上，应该说我。过去责任在别人，恩来、少奇，现在应该说我，实在有一大堆事没管。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发了疯)?大办钢铁的发言权是柯庆施还是我?我说是我，我和柯庆施谈过一次话，说六百吨。以后我找大家谈话，有×××也觉得可行。我六月讲1070万吨，后来去做，北戴河搞到公报上，××建议，也觉得可行，从此闯下大祸，九千万人上阵，搞了小土群。看了很多讨论，大家讲还可以搞，要提高质量，降低成本，降低硫的成份，出真正好铁，努力奋斗。只要抓，也有可能。共产党有个办法叫抓。共产党和蒋介石都有两只手，共产党的手是共产主义者的手，一抓就抓起来了。钢铁要抓，粮、棉、油、麻、丝、茶、糖、药，还有烟、果、盐、杂。农林牧付渔中有十二项，要抓，要综合平衡。各地不同，不能每个县都一个模范。湖北有九公山，万山云中长竹木。要搞粮食，打竹木不搞了。有些地方不长茶，不长甘蔗，要因地制宜。苏联不是到过回民地区养猪么，岂有此理。

　　工业计划，搞了一篇文章，写得还好。至于党不管党，计划机关不管计划，不搞综合平衡，搞什么去了？根本不着急，总理着急，他不急。人不着急，没有一眼神气，没有一股热情，办不好事情。有人批评计委李富春同志，是：“足将进而趦趄，口将言而嗫嚅”。但也不要象李逵，太急了，也不行。列宁热情磅礴，实在好，群众很欢迎。口将言而嗫嚅，无非有各种顾虑。上半个月顾虑甚多，现在展开了。有话讲出来，记录为证，口说为凭，以此为证。你们有话就讲出来。你们抓住，就整我吆，不要怕穿小鞋。成都会议讲过，不要怕坐班房，甚至于不要怕杀头，不要怕开除党籍。一个共产党员，高级干部，那么多的顾虑，就是怕讲的不妥受整，这叫“明哲保身”啊！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我今天要闯祸，两种人都不高兴我，一种是触不得，—种是方向有点问题。不赞成，你们就驳，说主席不能驳，我看不对。事实上纷纷在驳，不过不指名。江西党校、中级党校的那些意见就是驳，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一个是1070万吨钢。1070万吨钢是我建议，我下的决心，其结果九千万人上阵，××人民币，“得不偿失”。其次是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建议之权。北戴河决议是我建议写的。当时嵖岈山章程，如获至宝。我在山东，一个记者问我：“人民公社好不好？”我说“好”，他就登了一报。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有一点。以后新闻记者要离开。

　　我有两条罪状，一条叫1070万吨，大炼钢铁。你们赞成，也可以给我分一点，但始作俑者是我，推不掉，主要责任是我。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对，苏联也反对。还有总路线，是虚的、实的？你们分一点，见之于行动是工业、农业。至于其它一些大炮，别人也要分担一点。你那大炮也相当多，放的不准，心血来潮，不谨慎，共产共得快。在河南讲起，江苏、浙江的记录传得快。说话不谨慎，把握不大，要谨慎一点。长处是一股干劲，肯负责任。比那些凄凄惨惨戚戚要好。但放大炮，在重大问题需谨慎，我也放了三大炮：公社、炼钢、总路线。××说他粗中无细，我是张飞粗中有点细。人民公社，我说集体所有制。我说，经集体所有制到共产全民所有制的过程，两个五年计划太短了一点，也许要二十个五年计划。

　　说要快，马克思也犯过不少错误，天天想着欧洲革命要来了，又没来，反反复复，一直到死了，还没有来。到列宁时才来了，那不是性急?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插话：列宁也说过，世界革命形势到了，以后没有来。)马克思开始反对巴黎公社，季诺维也夫反对十月革命，季诺维也夫后来被杀了。马克思是否也杀呀?巴黎公社起来了，他又赞成，估计会失败，看到这是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三个月也好。要讲经济核算，这划不来。我们也有广州公社，大革命失败了。我们现在的工作是否会象一九二七年那样失败?象二万五千里长征，大部分根据地丧失，苏区缩小到十分之一?不能这样讲。现在失败没有?到会同志都说有所得，没有完全失败。是否大部分失败？不是，是一部分失败，刮了一阵共产风，全国人民受了教育。

　　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学问题》，在郑州谈过两遍，就讲学。现在要深入研究，否则事业不能发展，不能巩固。

　　如讲责任，×××、×××有点责任。农业部×××有点责任，第一个责任是我。柯老，你的发明权有没有责任？(柯老：有)是否比我轻?你那是意识形态问题。我是一个1070万吨钢，九千万人上阵，这个乱子就闹大了，自己负责。同志们，自己的责任都要分析一下，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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