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 (一)

## [１９５９年７月２３日。记录整理，未经审阅]

　　你们睡觉了没有，我没有睡觉，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个把钟头，可不可以？没有睡觉，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想讲几句，讲这样的意见。

　　我看了同志们的记录、发言、许多文件，也和一部分同志们谈了一些话，感觉到有两种倾向，想讲一下。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跳之势。吴稚晖说孙科一触即跳。因之，有一部分同志感到有压力，即是不让人家讲坏话，只愿人家讲好话，不原听坏话，我和一些同志谈话劝慰这些同志们要听话。话有三种。人有一个咀巴，咀巴有两个任务，一曰吃饭，二曰讲话。人有讲话的义务，他就要讲，你有什么办法。长耳朵是听话的。有一部分同志就是不大愿意听坏话。好、坏都是话，都要听。话有三种：一是讲的正确的；二是讲的基本正确或不甚正确的；三是讲的基本不正确或不正确的，无非是这三种或四种，两头是对立的。

　　现在党内外来攻我们。右派讲，民主人士讲我们是秦始皇为什么倒台？就是因为修长城！我们现在修天安门，也要垮台了，搞得一塌糊涂。党内一部分意见还没有看完，看了一部分，集中表现在江西党校的反映，邵大哥你不要着急，全国各地党校都有这种思想，你搞出很好。所有右派的言论都印出来了。龙云、章伯钧、罗隆基的都印出来了，江西党校就是党内的代表，有些人，就是右派；动摇分子，他们看得不完全，作点工作三、四年可以转变过来。有些人历史上有问题，挨过批评。如广东军区的材料。这些话都是会外的讲话。我们是会内会外结合；他们不能参加我们的会，庐山太小，不能把他们都请来，广东军区、江西党校都请来，罗隆基、陈铭枢都请来。我们不负责任，这是江西人的责任，谁叫你搞这么一个小山，房子太小嘛！

　　不分什么话，无非是讲的一塌糊涂，这很好，越讲得一塌糊涂越好，要听，我和有些同志讲过，要顶住，硬着头皮顶住。我们在整风中发明了“硬着头皮顶住”创造了这样一个名词。人有头，头上有皮，硬着头皮顶住。顶好久？一个月、三个月，半年、一年，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有的人说“持久战”，我很赞成。据我看这种同志占多数。　　在座诸公，你们都有耳朵，有义务听话的，我的咀巴也有义务讲话嘛！无非是讲的一塌糊涂，欢迎这些话。难听是难听，你这么一想就不难听了。为什么要人家讲呢？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掉下来。因为我们作了些好事，腰杆子能不能硬。听不得坏话，是腰杆子不硬，做了好事，为什么不硬？我劝我们多数派同志们腰杆子要硬起来。为什么不硬呢？无非是一个时期蔬菜太少，又没有头发卡子，没有肥皂，还有什么叫做经济失调，比例失调，市场紧张，粮食紧张，农业工业商业紧张，交通紧张，以致搞得人心紧张。据我看没有什么紧张。我也紧张，你也紧张，我说我不紧张是假的；上半晚紧张，下半晚不紧张，安眠药一吃就不紧张。

　　说我们脱离群众。我看群众是拥护我们的，不欢迎我看是暂时的，就是两、三个月，春节前后。我看现在群众和我们结合的很好。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并不那么多，我赞成同志们意见。问题是公社，我到遂平县和他们详细谈了两个钟头。嵖岈山公社社长、党委书记他告诉我，七、八、九三个月，平均每天有三千人参观，十天就是三万人，一个月九万人，三个月三十万人。徐水、七里营听说也有这么多人参观。除了西藏都来了，这么一个群众运动，他们都去取经，比唐僧取经的路程还长。这些人都是县、社、队干部比较基层的，也有地、省干部。他们的说法是什么呢？说这可出了真理。河南人、河北人创造了真理，打破了罗斯福四大原则的什么“免于贫困的自由”。想早一点搞共产主义，对这股热情怎么看法？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吗？我看不能够完全那么说有一点狂热，是想多一点，想搞快一点，无非是多快好省一点。这个分析是否恰当？三个月当中，三个三十万，三个地方九十万人朝山进香，这种广泛的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只能劝说，同志们：你的心是好的，事实上难以办到，要有个步骤。要一口吃成个胖子是不行的，肉只能一口一口吃，吃三年肉也不胖，林彪一天吃一斤肉还不胖，我看十年也不行。总司令和我的胖，也非到一朝一夕之功。这么广泛的群众运动，这些干部率领几亿人民，我看至少百分之三十是积极分子，百分之三十是消极分子，百分之四十随大流。他们要办公社，办食堂，搞大协作，非常积极。他们愿意搞，他们看出了这个前途。百分之三十是多少人？是一亿五千万人，你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不是小资产阶级，是贫农、下中农，是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随大流者也可以办，也可以不办，差一点，不愿搞的只有百分之三十。除地、富、反、坏之外，还有部分富裕中农一部分贫农下中农。分析是否恰当，同志们可以研究。总之百分之三十加四十为百分之七十，三亿五千万人在一个时期有狂热性，他们要搞。到春节前后，两个多月，他们不高兴了，变了。干部下乡，不讲话了，请你吃饭吃红薯、吃稀饭，面无笑容。这叫刮“共产风”。对共产风也要有分析，其中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是什么人？“共产风”这是县、社两级，共生产队和小队的。特别是公社一部分干部这是不好的，我们看了不高兴，群众不欢迎。坚决纠正，说服这些干部，用一个多月功夫，三、四两月间把“共产风”基本压下去了，许多账该退的退了，社与队的账有些算清楚了，有些还没有，继续算。这一教育一个多月。极短的时间，使他们懂得了平均主义不行，“一平、二调、三收款”是不行的。现在听说大多数人转过来了，只有一部分人留恋“共产”，还舍不得。那里找这么一个学校？短期训练班？几百万干部、几亿人民都受了教育。东西是要交回的，不能你的就是我的，拿起就走；这从古以来，没有这个规矩，一万年以后也没有这个规矩，不能拿起就走。要有，那就只有青红帮明火执杖或偷偷摸摸，青帮偷，红帮劫无代价地剥削人家的劳动，破坏等价交换。宋江的政府名称忠义堂，劫富济贫我看是可以的，拿起就走，要看是对什么人，拿的是土豪劣绅的。宋江劫的是“生辰纲”，就是我们的打土豪，理直气壮，劫的是不义之财，“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刮自农民，回到农民，我们长期不打土豪。打土豪、分田地、打土豪要归公，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因为那也是不义之财。我们刮“共产风”取生产队、小队之财，肥猪、大白菜拿起就走，这个做法是错误的。我们对帝国主义的财产还分两种。德、意、日没收，其他是：征购、购买、挤垮，怎么能剥夺劳动人民的财产呢？为什么一个多月这股风就熄下去了？这证明我们的党是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不信，有历史材料作为证据，就是三、四月加上五月，几百万干部、几亿农民都讲清了，他们想通了，都赞成了。主要是干部，不懂得这个财是义财，分不清界限，没有读政治经济学，未搞通价值法则商品交换、等价交换，按劳分配。几个月之内就通了，他再不办了。十分搞通的未必有，可能几分通，七、八分通。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没有读，要他们读。公社一级管理不懂一点政治经济学，公社是办不好的。不识字，可以讲，可以不读书。梁武帝有一个宰相沈敬之，一字不识，梁武帝强迫他作诗，他口读，叫别人写（诗略），说你们这些文人学士，还不如老夫用耳学。当然，我不是反对扫盲，柯老讲全民进大学，我也赞成，不过，十五年得延长一点，几亿人口吗？还有南北朝有一个曹什么的将军叫什么，我看你们学问和我差不多，范文澜没来是个损失。（注：南北朝时梁朝的曹景宗），打了仗回来，作诗：出师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这是名诗。当时打到长江，长驱直入，人人担心。还有北齐斛律金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即今大青山），天似穹卢，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也是一字不识的人作的。不识字的可以作宰相，可以写诗，为什么我们的公社社长、党委书记不可以呢？农民不可以听听经济学？他们不是学哲学吗？我看大家可以学，不识字可以讲，讲就懂了。他们比知识分子容易懂。能够看的就看，教料书，我就没有看，略微看了一遍，才有发言权。　挤出时间，全党来个学习运动。

　　他们不晓得作了多少次检讨了，从去年十一月就作起，以后第一次郑州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大作特作，省六级会、县五级会都要检讨。听说我们北京来的人哇啦哇啦，他们就听不进去。我们检讨了你们不知道，他们说你们哇啦哇啦。我劝这些同志，人家有咀巴嘛，要听听人家的意见。我看这次会议有些问题不能解决，有些人不会放弃他们的观点。无非拖嘛！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十年八年。有的可能放弃，有的可能不放弃，听不得怪话不行，要养成习惯。我说就是硬着头皮顶住讲得一塌糊涂，无非是骂祖宗三代。这也难。我少年时代中年时代，也是听到坏话就一股子火。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最近几年我还有个原则，但我现在暂时也不放弃。现在不会听了，硬着头皮顶住，听他一两个星期，再反击。劝同志们要听，你们赞不赞成接受不接受那是你们的事，不赞成无非是我有错误，如我错，我作自我批评。你们错了是你们的事，错误有真，有假，你们能分真假。

　　第二方面，我劝另外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的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据我观察，是有一些同志是摇摆的。大跃进也是有的，总路线也是对的、人民公社也是可以的，但要看讲话的思想方向站在那一边？向那一方面讲？这是我讲的四种人里面的。第二种人：“基本正确，部分不正确”，这一类人我感觉到他们有些动摇。有些同志在关键时刻就是动摇的，在历史上遇到大风浪就是不坚定的。历史上四条路线，什么立三路线，第一次王明路线，第二次王明路线，高、饶路线，现在又一个是总路线。在大风浪中，有些人站不稳，扭秧歌国民党说我们是秧歌王朝，我看有些同志是扭秧歌。他们忧心如焚，想把国家搞好。这叫什么阶级呢？是资产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我现在不讲。在南宁会议、成都会议、郑州会议、党代表大会上讲过，对１９５６年下半年、１９５７年上半年那种动摇，我们不赞成，不戴帽子，讲成思想方法问题。不讲资产阶级，也不讲小资产阶级，如是讲什么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反过来讲，那时的反冒进就是资产阶级的冷冷清清悽悽惨惨戚戚泄气性、悲观性。我们不戴帽子，因为这些同志他们也要搞社会主义，与右派不同，社会主义是方向问题，也是没有经验。一有风吹草动就认为冒了，就反冒进。那次反冒进的人，这次站住脚了，如恩来同志你算不算代表，是乐观主义，因为劲很大，受过那次教训。相信陈云同志也会站住脚的。恰恰是那时批评恩来陈云而感觉高兴的那一部分人，这次取他们的地位而代之。不讲冒了，可以有反冒进的味道。比如说“有失有得”，“得”放在后边失放在前边，是经过斟酌了的。我准备不戴帽子，如果要戴帽子的话，这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或小资产阶级动摇性降一等。因为，右的性质往往是受资产阶级的影响，莫斯科宣言我是这样写的，有些是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压力下右起来了。

　　一个高级社现在是生产队有一条错误，七十万个队（过去的高级社），七十万条错误，都登出来，别的消息一点也不登，一年登到头，登得完登不完？吴冷西你算一算还有文章长短，我看至少要一年。这样，结果如何？不然，你试试看，我们的国家垮台了，那时候帝国主义不来，中国人民也要革命，把我们统统打倒。你办那么个报纸专门讲哇哇，天天登坏事，大家无心工作，不要说一年，就是一个星期停止工作，国家就要灭亡，只要你登七十万条，专登坏事那还不灭亡，那就不是无产阶级了，这就是资产阶级国家，资产阶级的党了，这就是章伯钧的党了，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了。当然在座没有人这样讲，我是用夸大说法。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好的，一件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而且应当灭亡，我赞成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另外组织。我看解放军会跟我们走。

　　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问题要注意。话的内容，我看基本正确，部分不妥。　　列宁讲要别人坚定，首先要自己坚定；要别人不动摇，首先要自己不动摇。这又是一次教训。这些同志，据我看，他们不是右派，是中间派，也不是左派，马克思主义的左派是不加引号的左派。我所谓的方向，是因为一些人碰了一些钉子，头破血流，忧心如焚，站到中间去了。他们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是中间派，究竟中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我现在还没想清楚，重复了１９５６年下半年、１９５７年上半年那时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他们不是右派，但是他们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的边缘去了，抛到距右派还有三十公里，因为右派很欢迎这种论调。现在这种论调，右派一定欢迎，不欢迎才怪！不过还有三十公里，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是相当危险。你不相信，你将来看。我这些话是在大庭广众之中讲的，有点伤人，但是我不讲，对这些同志不利。

　　我出的题目本来１３个，后来加了一个团结问题，现在文章内没有，还是单独写一段好。我们拿着团结的旗帜——民族的团结，人民的团结，党的团结。我不讲，究竟对这些同志有益还是有害？我看有害，还是要讲。马克思主义政党要讲，一条是要讲，一条是让人家讲。第一方面的人要听人家讲，第二方向的人也要听人家讲，两方面的人都要听人家讲。我劝许多同志不忙讲，硬着头皮顶住，我为什么现在不硬着头皮顶了呢？我的头皮硬了二十天了，现在快散会了，索性开一个月底会。庐山是蒋介石的地方，马歇尔八上庐山，周恩来三上庐山（包括这一次），我们一上庐山，不可以啊！我看有此权利。

　　食堂问题。食堂是好东西，未可厚非。我赞成这些原则，自愿参加，粮食到户，节余归己。所谓白愿参加有些人就不参加，就在家吃饭，我看争取在全国范围内能保持三分之一，我就满意了。吴芝圃你不要急，我这样一讲不要怕把你的食堂搞掉，云南、贵州、四川、上海有十一个县，有百分之九十的食堂还在，我是就全国来讲的。不是跳舞有四个阶段吗？一边站，试试看，拼命干，死了算。有没有这句话？我是个野人，我这个人很不文明。食堂可以试试看三分之一的人口，按五亿农民，就是一亿五千万，坚持下去就了不起，就是开天辟地了；第二个希望，一半左右，百分之五十，那就是二亿五千万，如果多几个河南、四川、湖南、云南、上海等，有一半左右是可能的，有些散了还要恢复。食堂并不是我们发明的，是群众发明的，不是公社发明的，是合作社发明的，河北１９５６年公社化之前就有办的，１９５７年办的不好，垮了，１９５８年春季没有公社恢复，搞得很好，红旗杂志登了一下。各地还需取得经验。曾希圣同志提出对食堂要求要节省劳动力，我看还要加一条：不仅节省劳动力，还要节省物资，如果没有后面一条食堂就不能持久，可否办到？可以实现，比如挑水，这个地方是自来水，别的地方也可以搞，挖个井，搞个东西把它抽上来，不要人挑，我建议同志们把河南那一套机械化看一下，这样一来可以节省劳力，还可节省物资，节省粮食、蔬菜、油等，还比家里吃的好。现在散掉一半有好处。总司令，我赞成你的说法，但又和你的说法有区别，我说不可不散，不可散的太多。河南、湖南、四川算是左派。我是中间派，可能有个右派出来了，科学院昌黎县调查组说食堂没有一点好处，一塌糊涂，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学“登徒子好色赋”宋玉的办法。登徒子攻宋玉，讲三条罪状：漂亮、好色、会说话，因此建议王不能让他到后宫去，后宫都是女人，他又好色，很危险。宋玉反驳说：“漂亮是父母所生的，自己不负责任；会说话是先生所教的；至于好色，这一条没有。天下佳人不如楚，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增一分过长，减一分过短，擦粉就太白，擦胭脂太红。总之非常漂亮，他每天都要爬在墙上看他……持三年之久，没有来往”你看好色不好色，登徒子不一样，他老婆很丑，生了五个儿子，你看他好色不好色，登徒孙子是大夫，大夫就是今天的部长，是大部，如冶金部长、煤炭部长、还有什么农业部长。科学院的调查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攻其一点的方法无非是猪肉、头发卡子、粮食、肥皂。食堂有缺点，无论什么人也都有缺点。孔夫子也有缺点。我也看过列宁的手稿，改得一塌糊涂，没有缺点，为什么要改？改来改去。食堂应该维持，再试试看，试他一、两年，估计可以办下去。人民公社会不会垮台？这样大的风浪里，没有垮一个。将来可能垮，准备垮一半，还有一半。垮三分还有七分。要垮就垮，公社办得不好，一定垮。共产党就是要办好，办好公社，办好食堂，办好农业、工业、商业、交通运输，办好文化教育，办好各项事业。

　　此外，有许多事，我们料不到。比如讲，计划机关不管计划，不是说党不管党嘛，计划机关一个时期不管计划。所谓不管计划，就是不管综合平衡。计划机关不只是计委，还有各部，还有地方，地方可以原谅，因为他们只搞了几个月；计委同中央各工业部，十年了，忽然在北戴河后开始不管了，名曰计划指标，等于不要计划。根本不去算，要多少煤、要多少铁，就要多少运输力量，煤、铁自己不能走路，要车子搬。这一点我们没有料到，我和少奇、总理根本没有管，不知犹可说也。我不是为自己开脱，也是开脱，因为我不是计委主任。去年八月以前，我和多数同志把主要精力放在革命上头去了，对建设这一套根本没有认真摸，对建设根本外行，对工业计划一概不懂。在西楼（注：中南海西楼）时曾经讲过，不要写英明领导，根本没有领导，管都没有管，我这个人什么也不懂，还能谈到英明吗？但是，同志们，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主要责任在我身上：应该说我。过去我说别人，现在别人说我，应该说我，说的对，所谓说别人就是恩来、陈云，实在有一大堆没有搞。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是没有后，中国人的习惯，女子不算后，男子才算，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大办钢铁的发明权是柯庆施还是我？我说是我。我和柯庆施谈过一次话，他说华东能搞６００万吨，以后找大家谈话，有王鹤寿，也觉得可以。我六月讲１０７０万吨，后来在北戴河就发表在公报上，同志们建议，说是搞在公报上好！我想也可以，一波建议，就写上去了。从此闯下一个大祸，九千万人上阵。所谓始作俑者，应灭子绝孙。九千万人上阵，补贴四十亿，今年二十亿，明年可能十五亿，后年五亿，一共补贴八十亿搞小土群，小洋群，去年搞小土群，今年搞小洋群，“得失相当”“得不偿失”即由此而来。大炼钢铁究竟如何？我看了许多讨论，大家讲都说还可以搞。现在要提高质量，降低成本，要降低硫分，要真正的好铁，努力奋斗，同志们说可以，我看也可以。世界上的有一个办法叫抓，共产党有个办法叫抓。共产党和蒋介石都有两只手，共产党的手是共产主义者的手，一抓就可以抓起来了。钢铁要抓，农、林、牧、渔、付要抓，农内粮、棉、油、麻、丝、茶、糖、菜、还有烟、果（品）、药（材）、杂（乱七八糟）很多东西。这十二样东西。农、林、牧、付、渔中农里面的十二项要综合平衡。王任重给我讲，不能有每个县每个公社都是一个规模。湖北九公山（李自成死在那里）万山之中长竹木，要搞粮食，把竹木不搞了；平地很少北京不长茶，不长甘蔗，我说要因地制宜。十二项不能在一个地方全搞。北方种甘蔗不行。苏联有个故事到回民地区去买猪的事么，公报上还发表了，那不是岂有此理！

　　工业计划，搞了一篇文章，写得好。问题是那一天适应。至于党不管党，计划机关不管计划，根本不管综合平衡，你干什么去了？富春在不在（有人答病了）请你给他说我批评他了，计划机关不管计划，根本不着急，总理着急，你急，人家不着急，没有一点神气，没有一股热情，那办不好事情。但也不要象李逵，太急了，热了点，也不行。列宁热情磅礴，他能感染群众，实在好，群众很欢迎，“足将进而趦?，口将言而嗫嚅”，口将言而嗫嚅没有声音，我看这些同志要改，这无非有各种顾虑。庐山会议上半个月顾虑甚多，现在解开了。有话讲出来，有人记录，讲错了你们就抓住，就整我嘛！口说无凭，立此为证，不要怕穿小鞋，穿小鞋有什么要紧，成都会议讲过，不要怕坐班房，甚至于说不要怕杀头，不要怕开除党藉，那么多的顾虑，一个共产党员、高级干部，讲错了纠正，就是怕讲的不妥受整，“明哲保身”啊！叫做什么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我今天要闯祸，祸从口出，有两部分人都不高兴，一种是触不得听不得坏话，一个是方向有点问题。你们不赞成，你们就驳，要你们驳，你们不驳，是你们的责任，你们说主席不能驳，我看不对。事实纷纷在驳，不过不指名就是了。江西中级党校的那些意见是驳谁呀！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一个是１０７０万吨钢，１０７０万吨钢是我建议的，我下的决心，结果九千万人上阵，补贴四十亿人民币，“得不偿失”；其次是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但是我有推广之权。北戴河决议是我建议写的，我在河南调查之后，看了嵖岈山公社章程，如获至宝。你说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红旗杂志也登了，陈伯达是不是？发表是我给你的。我在山东，一个记者（当时不知是记者），以后新闻记者要离开，问我“人民公社好不好”？我说“好”，他就登了一报。这没有关系，登了也好，不登也好，我到北戴河总是要作决议的。

　　我有两条罪状，一条叫１０７０万吨钢，大炼钢铁，当然，你们赞成，也可以给我分一点，主要责任由我承担。始作俑者推不掉，主要责任在我。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对，苏联也反对，中国也有人反对。还有总路线，是虚的是个路线；实的，见之于行动的是工业、农业。工业是大炼钢铁，农业是人民公社。至于其它一些大砲，别人也要分担一点，如谭老板，你那大砲也相当多，心血来潮，共产共的快，不谨慎。在河北讲起，江苏、浙江讲的都有记录，传的快，把握不大，要谨慎一点。你的长处是一股干劲，肯负责，这是主要的好处。比那种悽悽惨惨戚戚要好；但是放大砲，在重大问题上要谨慎。你说我不放吗？我也放了三个大砲：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彭德怀同志说他粗中无细，我是张飞粗中有一点细。我讲人民公社是集体所有制性质。我说集体所有制到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过程，两个五年计划，现在看短了一点，也许要二十个五年计划也难说！？这些要快的事情马克思也犯过不少错误，我搬出马克思使同志们得到一点安慰，他天天想着欧洲革命快来了，又没来，隔了几年，又说快来了，又没来，反反复复，一直到死了几年还没有来，到列宁才来了，那不是急性？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少奇插话：列宁也说过世界革命快来了），那时喊世界革命万岁，他也搞和平民主新阶段，后来变了，他希望世界革命，后来不行了就搞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说可以胜利。到底这个事怎么办呢？……。马克思开始反对巴黎分社，季诺维也夫也反对十月革命，这两个是不是一样的？季诺维也夫后来被杀了，开除党籍，马克思是否也杀呀！巴黎公社起来了，他开始不赞成他估计一定失败，后来为什么又赞成？既然起来了，他就看出这是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那怕只有三个月也好。要讲经济核算那就划不来。我们也有广州公社，大革命失败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我们现在的经济工作，是否象大革命那样失败，象万里长征，大部分根据地丧失，苏区缩小到十分之一，不能这样讲。现在失败没有？除了俱乐部同志以外，到会同志都说有所得，没有完全失败，是否大部分失败？不能这样讲，是一部分失败，就是多付了代价，多付了一点钱，多用了劳动力。刮了一次“共产风”把全国人民锻炼起来了，清醒了。那时谁还管那个教科书。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以前读过一遍，根本没味道，在郑州读过两遍，就讲学，我讲了两章。现在要深入研究，否则事业不能发展，不能巩固，不能进步。

　　如讲责任，李富春、王鹤寿有点责任，农业部谭震林有责任，第一个责任是我，始作俑者，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炼钢铁。柯老，你的发明权有没有责任？（柯老插话：有）。是否比我轻一点？你那是意识形态问题，我虽然没有你那么大的气魄，搞八百万吨。我是１０７０万吨，九千万人上阵，这个乱子闹的大了，自己负责。同志们自己的责任都要分析一下，不要讲多了，也不要讲少了，有话吐出来。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就舒服了。